从表面上看，2012年乃是平平淡淡的一个地球年；然而当我们事后回顾，却不能不感受到那是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
在动身去越南前夕，刚去过那儿的同事告诉我：岘港乍一看还不如国内的三四线城市，会安“跟朱家角差不多”，至于古都顺化，“越南的皇城比故宫一比，也就相当于一个地主庄园吧”。我们常常是参照本国来评价在异国的经验的。尤其像越南这样曾深受中国影响的异国，在很多国人眼里，“他们”两千年来都是“我们”的追随者，以至于其诸多事物看起来都只是中国同类事物的一个次一等的山寨版本而已。但我怀疑这是否就是事实，或是事实的全部。
在北京不好找路。小住京华，和当地朋友约了吃饭，乍看到她发给我的地址时不免有点懵：“中关村中八楼”。但中关村那么大一片，我一个外地人怎么知道“中八楼”在哪儿呢？问她具体街道路牌，回答也很干脆：“那不好记……而且，告诉你路牌，你也找不到。”
有很多国家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儿事实上是另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未免太乏味了），理解那儿的事需要想象力。有时真心怀疑这个世界的人能否相互理解，或者那只是一个愿望？
《铁甲钢拳》属于这一类影片：尽管看完后你会理性地觉得它所实现的那个梦想有点不合逻辑，但还是不免感到血脉贲张甚至热泪盈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它在商业上的成功。
近来的南海争端使很多国人知道了一个事实：南海诸岛中有不少岛礁其实插的并非五星红旗。许多人将之归咎于中国海洋意识薄弱，但这一争端之所以旷日持久，就在于所涉及的各方在传统上其实都缺乏这种意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之前大多认为只有陆地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但即使陆地边界也很少明确划定），陆海交界的地方就构成了天然的清晰边界，无人居住的岛礁并不值得为之争夺，而海域更是对所有人都开放的空间。
算起来这是我第八次来南京了。回想起来，这就像是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第一次是1997年盛夏，我从厦门坐了一趟慢车去南京，沿途在烈日和暴雨中走走停停，原定33个小时的行程开了46小时。抵达南京是清晨7点多，大雨瓢泼，狼狈不堪地坐了一辆摩的去找同学，一路有些颠簸，雨蓬遮着又看不清外面雨中的城市。坏消息是：同学都已放暑假回家了。那年头没拷机更没手机，他们联系不上我，还以为我不来了。一时两手空空站在中山东路，道旁梧桐树巨大的树冠里雨水滴滴答答，望着中山门的城墙，构成了之后一段时间我对南京的印象。
现在提起唐朝，人们常常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曾达到过的一个巅峰，而与之相连的则是一个外向、自信、开放、文化多元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唐朝在对外交流中的行为，塑造了今天人们所感知到的“盛唐气象”。但“巅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达那个顶点之后，发现很难在那里长期停留，唐朝事实上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国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见证了辉煌、见证了变迁，也预示了此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败。
近年来你可能听到周围的人（或许你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越来越频繁地质问：一味追求GDP增长究竟有何意义。至少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话语。以前清贫时人们向往着早日实现现代化，而如今当物质繁荣已触手可及时，人们却开始怀念当初的时光，把它假想为一个失落的乐园——“那时虽然穷，可日子过得很开心”。
眼下的各种百年纪念活动中，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所有的焦点都指向辛亥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清亡一百周年”。虽然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但显然人们认为只有前者才是有价值的遗产，并被赋予历史意义，前者则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历史观的产物，它敦促人们将“革命”当作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中国从此将之前那个黑暗的时代留在闸门后面，而开始向“新中国”进发。
人要衣装——政治家自然也不例外。在前现代社会，衣着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社会地位的标识，国王总要穿得和任何人都不一样；那时很少有人能知道统治者究竟长什么样，人们之所以能辨认出他，靠的是他身上象征权力的服饰。现代社会政治家的衣着通常没有那么繁复到几乎过剩的图案和符号，但这并不是说衣装变得不重要了，恰恰相反，也许是更重要了。
离开克什克腾时天空开始飘雪，心里有些郁闷；虽然不免遗憾未能在这里看到秋日晴空下的景色，但行程已不容我们在这里过多停留。Suda心有不甘，一度想去左近的多伦县或桦木沟继续看这一带的秋色（她对人文景点基本无感），不过最终她还是同意了南下去承德，因为我想把这一片的农牧混合地带、避暑山庄、长城、清东陵连起来看。
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曾回忆：文革时他第一次喝到咖啡，发现味道全然没有想像中那么好，皱着眉笑说，难怪说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原来整天喝这么苦的东西。这种反应倒也是人之常情，四百年前欧洲人刚开始接触到咖啡时，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感受。奇怪的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半成瘾性饮料（不论是茶、咖啡、巧克力、可可）都有点苦味，但通过文化的包装，任何苦涩的味道都可能成为令人趋之若鹜的风尚。
乡下老家有一张雕花木床，正面四块围栏和床额都是精致的镂空木雕，刻着鸟兽花木等吉祥图案。这是1975年父亲新婚前夕，我那做木匠的爷爷亲手打造的；不过当时的用意倒不是为了什么纪念意义，而只是出于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既然自己会做，那总比买合算。此后这张老床虽然也曾床板断裂，但结构完好，现在也还能用。平日里木雕镂空处落满灰尘，不过稍作拂拭仍能光洁如新。
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在旅行前，人们就对想要看到的景色有了期望和预判，因此一个让所有人都赞同的旅游目的地总是很难确定——当然，除了那种“去哪里不重要，跟谁去才是关键”的人。即便一群人去同一个地方，如果翻看他们拍摄的照片，你也不难发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仍然是不同的世界。
在我少年时的记忆中，镇上那个远房的大姨可谓异类：她的公寓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乡下亲戚到她家做客，坐过的地方她事后都会用开水烫过擦洗；丧事在乡下是大事，但她从不吃素饭，因为怕脏；难得到乡下（通常是必不可免的婚庆）来，她入席后会先用随身的酒精棉花把碗和筷子都仔细擦一遍。当然她这样极端的洁癖即使在城镇人中也并不多见，但我们这些乡下亲戚每次谈到她的卫生习惯时往往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这么爱干净的人，体质却很弱。
深夜里，一头老虎沿着村外的土路孤独地蹒跚走来，敲开了村东头独自居住的那个老太婆的家门。它的声音很低沉：“妈妈，请你不要惊慌。虽然你已经无法认出我，但相信我，我是您儿子。是的，这些年我流浪四方，吃了很多苦，最后还在一场悲惨的战争中，被一个巫师变成了老虎。现在我无处可去，但还记得回家的路，请不要赶我走。”它说着说着，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近日，第九套广播体操选在“全民健身日”这一天正式公布。这是自1951年以来现代中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的国家仪式，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身体政治内容；吊诡的是，正因为广播体操早已成功地渗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才使得其意义经常被低估和忽视。
每个人可能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某个自己也未曾注意到的举动，给人留下了很好或很差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朝代也一样：它可能因为某些难以消除的片面刻板印象而主导了后人对它的感知。盛唐虽然不过几十年，但如今一提起“唐朝”，总是和“盛世”联系在一起；而对于倒霉的清朝，它给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主要是由晚清那衰弱的70年决定的。
乡下原本是没多少隐私空间可言的。尤其在夏季，常常前后门敞开通风，主人家卸下门板在风口午睡，也不担心会有什么生人闯入，白天有人在家时，通常没有哪个房间是上锁的；邻里串门时为图方便，从后门进屋也是常有的事。在1980年代初家家户户大多还只是平房时，房屋结构也比较简单：我家的厨房、客厅、书房在同一间，两侧一边是我和父母同住的卧室，一边是堆放粮食、柴禾、农具的所在，角落里还打了个洞通往外面的鸡窝。有客人来时，他在中间的客厅里稍稍走动一下，几个房间的情形也就基本一览无余了。
在古代，人们普遍按辈字取名；书生模样的人通常总是手摇折扇；他们读四书五经或《三字经》；有身份的人家需要称呼“老爷”、“小姐”，另一类人被称为“太监”，而圣旨的开头一句总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家里有时放置着花梨木太师椅和紫檀木茶几；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通常总是掏出银两付账；经常有人到关外去采掘人参；在节日或出于联络需要时，还会施放烟火；他们会吹唢呐，或拉着胡琴唱戏；能喝到碧螺春、祁门红茶、铁观音和普洱茶；玉米、花生、南瓜、辣椒、蕃薯也是他们常有的食物……
1950年秋，当军队从东面攻入昌都的时候，看到这个布满乞丐和污水坑的狭小城镇，许多年轻的战士颇感意外。有人事后回忆：“看看周围破烂不堪的矮小的房屋和狭窄的街道，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地图上划成一个大圈的昌都。我们想象中的昌都一定是个像样的中等城市，各种建筑鳞次栉比。谁知它竟是这个模样。”
在开设一年多后，姑妈家的棋牌室迎来了一拨特殊的客人：镇上的警察出现在牌桌前，彬彬有礼地告诫在场的所有人“不要玩了”，因为有人举报这里聚众打麻将影响休息。这个戏剧性的插曲是村里麻将娱乐史上的一个事件，将许多原本隐藏在背后的纠葛推向了前台。
母亲说，桥头的谢川梅死了。死在养老院里，时年九十整，走时并无痛苦，也算老喜丧。临终前还神志清楚地一一叮嘱：四间房屋一半归孙子，一半归外孙女；攒下的两万元办后事，不收受任何人情；骨灰撒入运河里，不留痕迹。
2011年真是乱象环生。朋友在美国，说起近日德州州长率三万人集体祈祷“上帝保佑美国”，颇有末世的绝望气息。隔洋相望的这一边，虽然关心的重点不同，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那一套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其它如欧洲（尤其近日英国）、日本，似乎也没好到哪里去。说到这些不免和他感慨：似乎大危机之下，人所设计出来的制度都出现了问题，真不知道还有哪个能运转自如。他笑说：“当然还有。那就是——别人的制度。”
一项新发明常常会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后果。当多年前时空旅行（俗称“穿越”）成为可能时，许多人欢呼这是人类史上又一重大进步，然而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参与（看看坊间充斥的穿越小说就知道了），事实表明它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麻烦。对许多领域来说，它并非“又一项”发明，而是一次革命，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的话说，它使许多相关研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起初，人们甚至为之感到高兴：当在楼下花园里看到树巅的松鼠和草地上的梅花鹿，许多人都庆幸这些年来城市环境的持续改善终于有了好的结果。在这种乐观情绪下，很少有人去追问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但渐渐地人们开始感到有一点不对劲了，因为他们越来越频繁地与动物不期而遇：早晨一路堵车，最后发现是因为前面高架路上有两头大象对一片喇叭声听而不闻地缓缓散步；去便利店买早餐时惊骇地发现门边蹲着一头狮子；下班坐公交车时，几头灰熊也彬彬有礼地排在人们后面，它们上车后喀喇一声坐坏了一张椅子。
日前CNN在一项评比中将皮蛋列为“全球最恶心食物”，这不免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的全家来华旅游，他们一家三代都很喜欢中国文化，但当我们点的皮蛋豆腐、泡椒凤爪、串烤虾端上来，这一家人都面露惧色地不敢下筷，那时我才意识到了那种活生生的文化差距。
南苏丹今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一个国家。最能表明这个新国家重要性的是：可能只有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事件（大概知道它首都是哪里的人也不多），更不用说登上媒体头条了，而这可能已是当地人在斗争了数十年后最受世人关注的一刻了。
在一年前还无人能预料“红歌”竟会超出一座城市的范围，成为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国家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对此人们的种种本能反应是并不令人意外的，但真正的问题是：歌儿红不红为什么这么重要？
日本大地震是一个最新的例证，表明在现代的风险社会中，政府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能力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合法性和支持率。对菅直人政权来说，地震可说是个机会：震前已摇摇欲坠的内阁重新获得了国民的支持（因为所有人都觉得现在不是罢免它的时候），尽管具体表现仍遭到诸多指责（那几乎是必然的，救灾中很难做到完美），但地震发生十天后，菅直人的支持率仍然从谷底的20%飙升到了36%。难怪事后小泽派传言，菅直人在地震发生后说：“这样一来，（政权）就可以维持两年了。”
最近一年来我经受着一种奇怪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问我“你有没有微博？”，然后便是诧异的追问：“你为什么不用？”这其实是个毫无道理的问题，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但直接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用？”似乎显得很无礼，所以我通常总是另外找个理由来推脱。
“中国的海上扩张”以往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话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内向的大陆国家，在海外的扩张似乎是英国之类的海洋国家才具备的一项特征。在历史上，海洋首先意味着一种进取和开拓的精神，它是对外的：如果仅仅固守海岸，你所看的世界是封闭和有限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们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如果你是一个航海民族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意味一个开拓进取的方向。
现在还不清楚，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超级大地震将意味着什么——是一场短期的灾难、一次兆示着日本衰落的重击，还是一个新日本分娩的阵痛？
3月里因日本核泄漏事故导致的恐慌性抢盐早已平息，但其背后的谣言现象仍值得反思。许多人将这一事件中国人轻信谣言看作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国民素质，并寄望于启蒙的理性之光驱散这些迷雾。《南方周末》上一篇时评《信息通常是最好的谣言粉碎机》认为“有真相，则谣言不攻自破”，而“信息要充分供给，政府责任重大”，最终“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会内生出强大的信息鉴别机制……这便是自由竞争的力量”。——这一颇有代表性的论点，体现了作者对谣言的无知和低估所导致的自信：乐观地坚信必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能有效地应对谣言。这本身就是我们对谣言的认识还有待加深的证明。
君主制的好处之一，就是能满足人民对传奇、童话以及盛大场面的向往心理。这一点英国王室自然也心知肚明：对它来说，威廉王子婚礼远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成人仪式，它还安抚、满足和补偿了许多人对自己生活的缺憾（无论他们看到的是白马王子童话还是灰姑娘童话），这种关注和认同又会转化为王室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巩固了王室作为英国象征的地位，甚至还顺便拉动了英国的经济。
好莱坞电影的一个问题是：哪怕我是第一次观看，但心里总感觉似曾相识。新故事太少了，很多时候只是老故事的一种新讲法。《里约大冒险》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也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它的一系列前辈——里面的Blu就很像《驯龙高手》里的小男孩：一个有点书呆子气、和异性交往时木讷甚至容易出丑的雄性（而那个异性乍看上去更像雄性），但最终总要回到正常的模式上来，主角不但克服了那种无用的印象重获“我能”的力量，而且能运用自己的智慧让异性为之折服。
美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看来已胎死腹中。不久前，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Rick Scott断然拒绝了23亿美元的联邦高铁补助，理由是州政府难以承担该项目的潜在超支或补贴资金。按中国人的观念，恐怕很难理解这种“中央给钱却不要”的行为——计划中的这条全美首条高铁，只需州政府出10%强的份额，剩下全部由联邦财政出钱，但却仍被坚定地拒绝了。
关于北大“学生会商制度”的争论正在激辩中。尽管细节可以再讨论，但反对者看重的其实并非细节，而是其象征意义——不管它事实上是什么，人们只想抵制任何对自我思想实施控制或干预的潜在意图。对此作出的激烈反应是一个最新征兆，表明中国人（至少是一些知识群体）对于实现个人自治的强烈渴求，并在不经意间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标示出这个社会已经发生的精神变迁。
过年不外如此：天天不断地走亲访友，几乎每一餐都是满满一桌的菜，到后来每个人几乎都吃怕了。我岳父还特别喜欢劝菜，时常不由分说将一个个菜夹到每个人碗里——你刚刚硬着头皮吃完鱼丸、鸡翅、鸭腿，他又塞过来一个卤蛋。有时晚辈们忍不住皱着眉头抗议：“我不要，实在吃不下了。”他瞪起眼睛：“干嘛？这味道很好啊！快吃掉！”
“你既然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只是在过程当中，那么你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假若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可是你如何晓得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呢？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来鉴别那是正确的答案呢？”
虽说这个时代正日趋多元，但人们的思维方式常常仍是一元的。在网上的争辩中就能看出来，许多人实际上强烈地秉持着一种信念：世上有且唯有一种真理（通常也就是他自己所持有的那一种）。这种真理并不是许多信念中的一种，而是衡量其他所有信念的标准，被用作绝对有效的价值判断。差异被视为低劣、错误、有害——这里的二元其实是一元，因为只有正确的一元才被容许存在。
利比亚最近的局势可算是“一月三变”：2月16日反对派在东部起事，其迅速推进使很多人预期在18天内变天的埃及模式将重演一遍，但到月底形势陡转直下，政府军站稳脚跟后转入反攻，到3月中已进逼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城下，令此前匆忙而有争议地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政权（3月10日）的法国不胜尴尬。此时要再介入利比亚内战似乎为时已晚，但联合国却通过了设立禁飞区的决议，3月20日（八年前伊拉克战争也恰在这一天爆发）法英美联军开始轰炸比利亚政府军控制地区，战局看起来再度逆转。
今天的关键词无疑是“抢盐”。听母亲说，我老家的小镇上也已经买不到盐了，“就一天时间，昨天还好好的”。这个传播蔓延的速度确实惊人：何止是崇明岛这样的郊县，据说连距离乡政府还有28公里路的偏远贵州乡村（这样的地方，一百年前恐怕要过了几个月才会知道大清灭亡的消息），今天早上都已将盐抢购一空。手机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恐慌情绪传播的效率，在这样汹涌的浪潮面前，任何劝说或制止事实上都是无力的。
四天来，日本的超级地震已激起了中国人（读作“中国的中产阶级”）诸多复杂的情绪。起初是同情（“日本人好可怜”）以及偶尔夹杂的憎恨（“活该”），随后是如滔滔江水般（或海啸般）的钦佩（“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居然还是镇定有序，要是在中国，哼哼”），并由此衍生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敬畏（“这个民族太可怕了”），这两天又完全被一种忧虑和恐惧感所压倒（“核辐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2012真的要来了吗”）。从这一点来说，官方新闻说得没错，日本地震确实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
就像一次猛烈的地震，原来隐藏在地下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中东的政治地图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改变了。
小时候在乡下没什么书可读，但或许正因为见识少，所以那时敢于大胆地梦想将来当一个作家——那时我还很幼稚，甚至无法分清文人与学者之间的区别。当然我也没能成为其中任何之一，反倒在高考失利后陷入了长达近两年的自我怀疑，怀疑读书到底有何意义。不过回头想想，这也是好的，因为这种自我怀疑恐怕是迟早要来的；而且那段时间还以严峻的现实帮助我更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现实：自己决非一个天才。
“中国妈妈”最近在美国成了热议的中心，其争论之激烈，表明这个话题刚好戳到美国人的痛处：担心自己的下一代将输给中国孩子。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为何中国妈妈们更胜一筹》中声称：在中国妈妈的严厉管教下，能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这几乎像是一次宣战，在短短几天内，这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的浏览量已超过100万人次，收到多达7000多条评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方式争论的地震。
有些人称赞他是英雄，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恐怖分子、罪人和强奸犯，对他发出全球通缉令；支持者把他视为击败巨人哥利亚的大卫，而反对者则谴责他像本•拉登一样使用卑劣的不对称攻击。从来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全球性意见领袖，当一些企业宣布不再向他提供支持后，全球黑客自发进行报复。他既受到疯狂崇拜，又遭到刻骨憎恨，但两边都认为他发动了“第一次信息世界大战”。当然，你已经猜到，他是阿桑奇。
所有的传统节假日，追溯起来往往都具有宗教色彩，是为庆祝或纪念鬼神而特别设立的神圣时刻，但在现代人眼里，假日多半只剩下世俗的色彩——那只是为了工作之余进行休闲、放松而已，休假乃是一种个人权利。看看英语中“假期”一词含义的演变就知道了：holiday原本出自holy day（神圣之日），但现代英语中holiday已经完全没有了“神圣”的意味。作为调节人们生命节律的特定日子，假日的演变也折射出了社会自身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