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每年清华大学毕业典礼时，据说台下学生中颇为可观的一部分都已获得了留学签证，其中多数是去美国。有人戏称清华“果然是留美预备学堂”——这句话语带双关，因为该校历史的最初二十年，确实就是为学生去美国留学而开设的预备学堂。罗素1921年到访时还说，清华“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而其校长“也就像一位在美国小城镇的校长一样”。当时清华属外务部而非教育部管辖，美国驻华大使对其重要事务拥有决定权，其宗旨就是帮助中国学生在美国顺利留学，学校里除儒家经典外所有课程都使用英语，因而其学生常被嘲笑是“洋学生”。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清华的早期历史，都是中国留美学生史的一个最佳缩影。

1991年的高考作文题是看图写作。图上妈妈在孩子幼年时一直将多肉的鱼身留给孩子，自己吃鱼头，说是“妈妈爱吃鱼头”；而等孩子长大成人后，也将鱼头夹给妈妈吃，因为他也觉得“妈妈爱吃鱼头”。——无论是漫画还是作文命题，其用意都是再明显不过了：妈妈并不是真的爱吃鱼头，她只是把更好的食物让给孩子，而这个傻乎乎的孩子却不幸以为这就是母亲真实的想法。这倒也是典型的中国式道德观的场景。

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篇章，无疑是俄罗斯-苏联的兴衰。没有哪个大国像它这样，在这短暂的世纪中屡屡大起大落，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那段震撼世界的岁月，令无数后人回顾时，时而感觉可歌可泣，时而又为之黯然。要再现这样曲折跌宕的历史长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工程，确实，这一最终成形的作品也是值得敬畏的：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红轮》。

大学里我有个同学是山西人，偶尔谈起家乡时总是满腹牢骚——不过他和很多人一样，多多少少都把批评家乡作为留给自己的一项特权，即“我们可以说它不是，你们就说不得”。它那无法令人满意的现状无疑有很多历史原因，比如山西人很实诚地做了许多无私奉献，输送到上海的煤，那是源源不断，“要是没有我们山西的煤，你们上海……哼哼！”

一个2岁的孩子，每每总是自称“宝宝”。妈妈教他：“不要说‘宝宝’，要说‘我’。”他就记下了。过了一段时间，爸爸无意中说起：“我要……”他就急了，哭着说：“爸爸不是‘我’，宝宝才是‘我’。”

世博会确实是全市人民的世博会。听母亲说，即便是在崇明乡下，这也成了一个公众话题。五月回老家时，看到爸爸书桌的玻璃底下压着一张纸，是村里发的一张保证书，党员签字确认自己在世博期间不去闹事——这倒也是很中国特色、很有喜感的一件事。最近的话题则是世博大礼包，每户村民都发到包括1张160元的门票、1张200元交通卡及地图在内的一份套装。但麻烦的是该怎么处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礼包呢？

整整六十年之后，朝鲜半岛正再一次逼近战争边缘。自3月底韩国海军的轻型护卫舰“天安号”在西海岸爆炸沉没之后，关于朝鲜是肇事元凶的指责已使双方的争吵持续升级，彼此都“将刀剑弄得格格作响”，相互发出动武威胁，朝韩关系已降至十多年来的冰点。局势的紧张也使周边有关国家再也无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或战略模糊，而必须有所表态，这就将各大国都拖了进来。

未能免俗，日前还是去看了世博——因为浦东和崇明家里发到的票都是6月的，再不去也快作废了。虽然几乎一整天都阴雨绵绵，但客流量仍有四五十万，想想也可以理解，因为绝大多数游客都是远道而来，只怕几周前就计划好行程了，不可能因为小雨就呆在宾馆房间里。我和Suda都没什么非去不可的场馆，我们只有两个原则：尽量不排队（通常意味着去一些冷门馆）、看一些值得看的演出。

2004年，向来喜好作惊人之语的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新著《中华联邦》中断言：两岸将不断走向融合。尽管书中有些预言不免太惊世骇俗（两岸将在2005年统一、新加坡未来也可能加入中华联邦），但他确实抓住了一个要点：不论喜欢与否，台湾将与大陆进一步结合，并由此重返国际社会。这一点眼下似乎正在成为事实——不出意外的话，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将在本月签署，数十年来，台湾海峡从未这么窄过。

在福州外婆家呆了整整一个月后，小毛昨天回到了家里。白天四处张望、拨弄玩具时大概还似曾相识，但晚上黑灯时毕竟还是觉得床铺有些陌生了（也难怪，这张席子是第一次睡），在小床上趴着四处巡视了一圈领地，妈妈又抱着哄了近一个小时，还是哭闹着难以入睡，睡下后又哭醒了三四次，到凌晨三点多再次醒过来。还好，今晚黑灯后拍两下就睡着了，似乎恢复了往日的习惯，但愿他仍能一觉呼呼睡上十个小时，这样至少给爹妈留一个安生的夜晚。

崇明岛可能是最体现“沧海桑田”一词的地方。过去的一百年间又正是这个岛屿有史以来变迁最为剧烈的时代，甚至连岛屿本身的面积、地貌、河流都发生了改变，除少数建筑遗存外，一切有形的旧迹都已荡然无存，而可查询的文献资料又是如此稀少，以至于后人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祖先的生活，都几乎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所幸，时间并未冲刷走所有一切。

在苏联崩溃之后，美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意识形态最为浓厚的国家：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前提下，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熔炉”必须依靠某种超国家的认同，那就是一整套以民主、宪政和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一切对美国来说实在再重要不过了：在国外，它为此不惜一战；在国内，两党常常围绕着相关议题反复辩论。这一整套体现美国精神核心的价值观，事实上就是这个共和国的圣杯，而看护这一圣杯的，历来都是一小群精英：即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在动用武力之后，泰国局势终于恢复了平静（也因此迅速淡出了媒体头版和公众视野），但借用丘吉尔的名言，“这并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泰国这一场政治大戏的幕布可能只是刚刚拉开。被驱散的红衫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心服口服地自动离开，他们是带着愤懑和怨恨回到故乡的，不可能在被阿披实政府打了一记耳光之后反而投票支持他。不过他们激烈的行动已经传达了一个足够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他们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被统治了。

现代文化主要是一种青年文化。各种新潮、流行、先进的事物，大多都是青年的创造和趣味，面对突飞猛进的最新科技和先锋文化，中老年人大多只能承认不懂，或者“越活越年轻”，去模仿年轻人的行为。在每个现代国家，全社会的话语和趣味或多或少地都由青少年文化支配，以至于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是成年人文化的完全失落”（甘阳语）。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来的？

你工作正忙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刚接起来说了几句，手机又响了；与此同时，email邮箱里几封邮件进来，电脑屏幕上还有MSN和QQ的几个对话窗口弹出，都在提醒你尽快作出答复。——这种情形如今城市普通白领都并不陌生，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不断被打断和切成零碎的许多片段，不知不觉中渐渐感到莫名烦躁，听到手机响就心惊肉跳，更不必说进行连续深入的思考了。这个现代场景典型地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矛盾：人类发明技术本来是为了便利，但最终自己的生活却被技术无情地改变甚至主宰了。

半年多前，村里开了个舞场——我也不知该如何指称它，说是舞场，其实只是村人们自发地聚集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放着音乐，跳一会舞而已。每到黄昏，在寂静的乡村里，这个正对着乡间公路的院子里传出的音乐能飘出很远，来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好奇围观的人也不在少数。不过听母亲说，最近主人家为此闹出了一些家庭矛盾。

日本一直是我们中国人不大了解的一个邻国，最能说明这种不了解的明证是：许多中国人都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了解日本。一生痴迷日本文化、并入籍日本的小泉八云曾说，他的一位日本朋友在临终前对他说：“再过四五年，当你发现自己根本不能了解日本人的时候，那就是你了解日本人的开端了。”确实不妨这么说：对来自异文化的人来说，日本人一直像是“熟悉的陌生人”，乍一看似乎并无不同，越深入却越觉得自己原来并不了解对方。

在这个时代，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世博就是它的缩影。虽然上海世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真正将驱使绝大多数国人前来的内在原因，恐怕并不是展品本身，而在于它提供了一扇窗口，既让中国看到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中国。就此而言，另一句旅游口号“不出国门，看遍世界”及世博主题歌名《世界看中国》更契合这种潜在的群体心理。各种展馆都急于展出自己最富特色的事物，使这次世博更像“锦绣中华”——通过一种浓缩和集中的方式，把世界当作展览会来表现出来。面对这个视觉世界的观众就是每个人自己，这种方式会使观看者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是展览会上的展品，因此这个展览会不是别的，正是世界本身。

乡下总有许多事令人唏嘘。五一期间，本村一对老夫妻担心自己在上海开出租车的独子吃得不好，做好了菜送到上海去，老头途中在码头不慎摔了一跤，开始也没在意，到上海后剧痛难忍，儿子遂开车送他们回村，去医院一查，才知脚趾已骨折。——这本来倒也还好，匪夷所思的是接下来的事：他们内疚于因此误了儿子一天的生意，于是掏出四百块钱给他作为补偿；而儿子居然也收了，还对躺在床上的老父亲说：“你要给我，四万我都收。”

[维舟按：点评和问答部分许多要点很有水平，不过很多时候越出了本次演讲所谈的范围。我原先演讲的重点其实并非民俗学，田兆元教授做了不少补充，予我颇多启发，但在我们立场并非完全一致，例如：我不赞成把风水和民俗学判定为“科学”——也不是说他们“不科学”，我是根本不赞成用“科学”作为判定它们的尺度。]

时间：2010年3月21日 14:00-17:00
地点：上海 季风书园徐汇店

先讲一个故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连几天不见人影，几天后回来，父母责问她去哪了，她答：自己飞往罗刹国，用法术烧掉了其京城莫斯科，并称父母不得阻拦，否则将有血光之灾。换作我们中的任何人，要是听到这样的应答，多半会很生气：你个小太妹，不学好，出去野了几天，还敢撒这种谎恐吓父母。——然而她的父母却相信了，真的从此不再阻拦她的活动。因为这事发生在1900年的天津，这个女孩子据说是一个红灯照——也就是义和团下属的一个女性团体。

这些年每次回乡下，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隐隐感觉：在这个变迁缓慢的地方，有许多东西看起来仍然如此熟悉，但却一点点变得陌生了，有某些隐秘的细节已经在时间中改变。昨天黄昏经过小桥回家时，在桥中央停了一下，从这里向北望，与我少年时看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景色，但它对我的意义却已大为不同。那是一种无法确切描绘的感受，只有一点是确定的：让我感到陌生的其实是我自己。正如同样一篇日记，多年后重看也已完全不同。

这个问题乍一看令人骇异：世上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欧洲吗？然而，地理意义上虽然只有一个欧洲，但在政治意义上就远非如此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头疼的也是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每个欧洲国家，甚至每个欧洲人，对于“欧洲”应该是怎样一个欧洲，都有着不同的、难以协调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从来就有许多个，单数的“欧洲”除了地理意义上之外并不存在。

心情很坏。最近压力不算很大，但不知怎么的总觉得心里纷乱。上周五阴历生日，中午阳光灿烂，很高兴了一阵，但黄昏就有个刚入职两周的女孩子跟我提出辞职（当然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周末原本打算写一篇的，最终除了整理了一点札记外却什么也没下笔；工作上还能承受，但日程表也总是很满，好像也忙忙碌碌的。今天开了大半天回，黄昏回家，又听说有人可能有去意，得知消息真是烦燥莫名；吃完晚饭，外面下起大雨，母亲开门走到阳台去看看，但这样气流涌动，厨房门“砰”地一声猛然关上，当时正在哄小毛入睡，父亲便怒喝了一声，责怪她不该开门——这下可好，又吵上了，搅得我心里又乱起来，试了几次，还是放弃了写童话的打算。

中国人在回顾历史时，最喜欢称引大唐盛世，但真正影响后世至为深远的，却是两宋奠定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借用严复的名言：“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而宋朝的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理学：一定程度上正是它形塑了此后甚至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隔着一道山梁，可以远远地看到那个只有三间房子的村庄。他静静地眺望了一会，感到自己和村庄一样孤独。离乡太多年了，回来一次，就像是迫使自己重新面对以前的那个自己。而村里的所有人，也早已迁移一空，只剩下那些房子矗立在无边的时间中。有时他情不自禁自问，究竟为什么要回来；有时又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也许等回到老宅，就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来了。

和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常常被认为缺乏公共空间：不但没有广场、教堂、体育场等供不同人群聚集以交流意见的公共场所，而且也没有一个活跃、自治的市民社会。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现在越来越的例证表明，虽然中国城市有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同样存在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社会共同体，人们自发地维护公共福利，并分享着共同的社区空间。大体上，这也是本书想要证明的，因为在王笛看来，茶馆就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缩影——茶馆不再仅仅是人们去喝茶的地方，而是这座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人们常常有一种不自觉的倾向：把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小型社区看成是世界本身。在我们乡下，每当谈起县城，大家都习惯说“城里”，这表明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它与其说是a city，不如说是the city；同样地，“去镇上”指的是特定的那个镇子；而当人说起“大河”时，每个人都清楚它指的其实是镇东一条普通的运河。这一语言现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使用通名（城、镇、大河）来取代专名，虽然它们事实上确实另有专名。

在过去的五百年里，欧洲一直深深推动和影响着世界其余部分的历史进程，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了解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事，即便对中国人来说也近乎一种义务，否则就不免被视为对世界潮流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在1945年后受到了冲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元气大伤，在新的全球格局中被边缘化了，欧洲发生的事对欧洲以外的世界，其意义似乎多少是有所下降了——但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人们尚未足够清楚地意识到其意义有多么重大。

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在1170年的漠北草原上遇到这个九岁的孩子，根本无法预见到他未来震惊世界的成功：那一年他父亲被仇敌毒死，孤儿寡母被亲朋抛弃，被迫面对极端困苦的生活，依靠掘草根、拾果子、打土拨鼠来度日，用他母亲的话说，“我们除了影子之外无伙伴，尾巴之外无鞭子”。此外，他是个文盲（终其一生都是如此），甚至不算特别勇敢（他怕狗），也没有有力的追随者，因为争夺一条鱼的纠纷，这个野蛮少年还残忍地射杀了家里唯一敢反抗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仇家的追杀和迫害。在战乱频繁的漠北高原上，他所带领的小家族处于绝对劣势，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机会。

2月底中日两国分别公布了本国2009年度经济数据，这解答了长久以来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悬念：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否在2009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这种超越事实上又是没有悬念的，因为事前几乎每个预测者都认为那仅仅是时间问题，这个历史性时刻即便不是在2009年，那也一定会在2010年的某个时间点发生。

末了，终于到了这一刻。当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一场诀别仪式就此展开。从小在乡下，这样的场景早已看了不下数十次：穿着寿衣的死者、披麻戴孝的丧家、奔丧的亲友、围观的邻人，以及演奏丧乐的吹鼓手，两个世界的人意识到彼此割断的时刻终于来临，聚会在一起远送死者踏上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旅途。

公众对武侠的持久兴趣表明：那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江湖社会仍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无疑也令社会学家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相关研究成为可能之前，它就已经永久性地消逝了。如今我们只能依靠武侠小说这一带有局限性的文献，来重建当时的社会交往情形。

接下来要谈到一个晚明出现的重要人物，是中国海盗史上最值得一说、也是现在最被忽略的人物——郑芝龙。我们现在知道郑芝龙多半只因为他是郑成功的爸爸，也许还有些人知道他曾是海盗。但你如果仔细看他的简历，会发现这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当年可以说是独霸一方的海上霸主。

有许多国家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国人的视野里——例如乌克兰，虽然以国土面积和人口计算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但估计95%的中国人都不清楚这是怎样一个国家，也无法举出该国任何一个历史名人。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不重要，乌克兰近年来的政治事件正说明了，在一个社会偏好二元对立的国家（当下中国无疑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中，民主制度所可能遭遇到的困难。

是人就可能出错，史学家岂能例外，虽然历史书写向来强调细节的正确核实。即便是被公认为中国史学开山祖的司马迁，其所著《史记》中错记、前后不一的漏洞也所在不少，事实上后人反复订正二十四史这件事本身，就已证明即便是被奉为经典的史学著作，常常也逃不开“无错不成书”的诅咒。

有这样一个村庄：人们总是随地乱扔垃圾，这事从来没人管，直到有一天全村人都终于忍无可忍，觉得长此下去整个村子都会被垃圾吞没。所有人都觉得应当做点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们坐下来讨论如何减少垃圾。然而没有人愿意主动作出大于自己权利的牺牲，讨论渐渐演变成相互指责：富人指责人口众多的穷人乱扔垃圾，而穷人则反驳说之前几十年都是富人在扔垃圾，而且至今富人丢的垃圾人均来算仍是穷人的4倍。在大吵一番之后，他们最终达成协议，重申每个人都意识到垃圾问题的严重性，需要做点什么，但没有具体说谁来做、谁出钱出力，也没说该怎么做。大体而言，这就是我们在气候政治元年看到的一幕——政治家们坐下来为拯救地球而争吵。

所谓“历史”，无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长期以来传统史观均倾向于认为，著史便意味着对这些事件确切、客观的记述，强调秉笔直书。然而人毕竟有着主观意志，任何“事实”总是受到人们观念和立场的制约，根本没有完全客观的事实“摆在那儿”——电影《罗生门》已经揭示了这一点：每个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都有一套自己的叙述，有着不同的细节和强调，以至于根本无法判断谁说的才是真相。而史学家同样是人，纯粹客观叙述的史学也是不存在的。

先讲一个故事：1989年夏天，两位已成为对手的波兰政治家在格但斯克重逢，瓦文萨提醒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别忘了，是我使你成为总理的。”马氏答：“是的，但现在我是总理。”——如今同样的政坛恩怨，似乎正在俄罗斯重演。

因为坚持处决一名英国毒贩，去年底中英两国爆发了一次外交纠纷，北京的一份外交声明颇能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共鸣：它声称中国民众对毒品走私“极为憎恨”的原因之一是“痛苦的历史记忆”。是的，虽然已过去整整170年，但人们很难忘记中国是在鸦片战争的屈辱中被拖进近代的，而正是英国当时强迫中国进口鸦片。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好像仍是昨天发生的事。

在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项进口是什么？答案肯定是：佛教。佛教在中古早期传入中国，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胡适语），也全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审美、语言，其渗透之强迄今仍能明显地感受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则对东汉以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了解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且对其他部分有着强烈的渗透和影响。

和不少人一样，我也亲身经历了一次幻灭：本来blogbus终于恢复了，一阵高兴，但当你提交时却被友好地提醒系统将替我设置为不公开，当真是“满纸敏感词，一把辛酸泪”。虽然在眼下的气氛中这并不意外，但也不能不说，有时这种文字游戏到了荒诞的程度。上周四晚间写的那篇原本在提交数小时后过了，只是我一时思虑不周，又做了一点点改动——其实只是打了两次回车，分了下段，结果，这篇迄今未能解禁。也罢，我知道忌讳的只是那篇上半部分对一场争论的叙述，有兴趣且有耐心的人不妨自己直接去看吧：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21271099/

行走江湖的人向来都深知“印象控制”（impression management）的重要性：和其他社会一样，江湖也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故老相传在道上遇到僧道、尼姑、女子等装束打扮的人都要小心，因为这种人往往不好惹。侠客全身上下的服饰、武器、坐骑等，事实上都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郭靖身上的异域色彩与小红马、白雕、蒙古装束及摔跤功夫紧密相连，正如杨过的形象与断臂、瘦马、重剑、丑雕不可分，两人的符号装备无法互换。

传统上当人们谈到“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无论是战争、贸易、开垦、远航，历史事件的主角都是人本身，而整个自然环境只不过是这一出宏大戏剧的舞台背景罢了。但随着人们对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了解逐步深化，这种认识也渐渐起了变化。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结构性长期约束历史进程的倒是例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看起来没有主角但却更深层的因素。确实，如今无人能够否认：气候和环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它的微妙变动正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出访东南亚后回来，洋洋得意地声称：“亚洲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先进的老大哥。”当时就有观察家讥讽：“其实他应当再加上一句：听得更多的批评是：老大哥可没有把更多的实物给他的小兄弟们。”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首次政党交替之后的首相鸠山由纪夫再次来到东南亚，不过与池田这位“半导体推销员”（戴高乐语）不同的是，如今他要向小兄弟们推销的是“东亚共同体”这一乌托邦构想。

提起吴晗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联想到他的《海瑞罢官》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这一符号性事件确实浓缩体现了他一生形象的许多方面：既是一个史学家和文人（海瑞又在他最熟知的明史领域），又卷入政治风浪；他的史学论著经常隐含政治批评倾向（所谓“影射史学”），而最终遭难也是因为《海瑞罢官》被认为别有所指。他一生徘徊于书斋与政治现实之间，两者彼此纠结难解，以至于在回顾他一生的治学时，不得不同时将他的政治关怀也考虑进来。

看了一篇网文，大意是说：某人累死累活工作许久后，到欧洲旅游，惊讶地发现当地人生活的悠闲，老外表示很难理解中国人那种无止境的忙碌勤奋，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此言犹如醍醐灌顶，顿时使他感慨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并进而反思自己原有的人生经历。

人们常被某些偶然性力量打动，并假想在一些重要历史时刻，某个轻微的关键细节的变动也许就将改变随后的所有历史。这也就是帕斯卡说的，“假如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都会改变。”如果不是两次莫名其妙的夏季暴风雨摧毁了忽必烈远征日本的庞大舰队，日本很可能在13世纪已被蒙古帝国所征服——至少是部分。虽然严肃的历史学家大多不愿意去考虑这种“未曾发生的历史”，但这种反历史的假设却常常是通俗文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题材，而这也使得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在实际发生的历史中哪些才是真正的决定性条件。这就像是电影《蝴蝶效应》中的实验：通过更改某个细节，来确定哪些因素能导向最好的历史结果。

多年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头自称是关西电通的，名叫纸村隆之，“你可以叫我Panda”，负责中国的广告业务，他语气非常有礼（这我倒也不意外，日本人似乎都这样），请我帮忙查找和分析一些资料给他。挂上电话和同事说起，有个已做了多年的同事笑起来：“原来是他，这人很有意思的。”不过事后又听说，有些日本同事私下里说他是“八嘎”（傻瓜）。

周末和母亲一起去福州看小毛。即将第一次看到孙子，她不免有些激动，一路上又谈起许多我幼年时的事。所有这些故事，我都早已听过好几遍，但我知道她每讲一次的时候，心情都不一样，我当时的感受也不同，以至于每次都像是她在讲一个昨天刚发生的新故事，仍然那么历历在目；她的声音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回荡，构筑起一个罗网，让人陷入其中——确切地说，回忆是一件让人上瘾的事；越是艰难的往事，越能从中获得满足感。我清楚地知道她将来还会讲述这些故事，但对我来说，她每一次都不是在简单地复述和唠叨，那是一种生活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