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中日两国分别公布了本国2009年度经济数据，这解答了长久以来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悬念：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否在2009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这种超越事实上又是没有悬念的，因为事前几乎每个预测者都认为那仅仅是时间问题，这个历史性时刻即便不是在2009年，那也一定会在2010年的某个时间点发生。
末了，终于到了这一刻。当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一场诀别仪式就此展开。从小在乡下，这样的场景早已看了不下数十次：穿着寿衣的死者、披麻戴孝的丧家、奔丧的亲友、围观的邻人，以及演奏丧乐的吹鼓手，两个世界的人意识到彼此割断的时刻终于来临，聚会在一起远送死者踏上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旅途。
公众对武侠的持久兴趣表明：那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江湖社会仍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无疑也令社会学家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相关研究成为可能之前，它就已经永久性地消逝了。如今我们只能依靠武侠小说这一带有局限性的文献，来重建当时的社会交往情形。
接下来要谈到一个晚明出现的重要人物，是中国海盗史上最值得一说、也是现在最被忽略的人物——郑芝龙。我们现在知道郑芝龙多半只因为他是郑成功的爸爸，也许还有些人知道他曾是海盗。但你如果仔细看他的简历，会发现这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当年可以说是独霸一方的海上霸主。
是人就可能出错，史学家岂能例外，虽然历史书写向来强调细节的正确核实。即便是被公认为中国史学开山祖的司马迁，其所著《史记》中错记、前后不一的漏洞也所在不少，事实上后人反复订正二十四史这件事本身，就已证明即便是被奉为经典的史学著作，常常也逃不开“无错不成书”的诅咒。
有这样一个村庄：人们总是随地乱扔垃圾，这事从来没人管，直到有一天全村人都终于忍无可忍，觉得长此下去整个村子都会被垃圾吞没。所有人都觉得应当做点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们坐下来讨论如何减少垃圾。然而没有人愿意主动作出大于自己权利的牺牲，讨论渐渐演变成相互指责：富人指责人口众多的穷人乱扔垃圾，而穷人则反驳说之前几十年都是富人在扔垃圾，而且至今富人丢的垃圾人均来算仍是穷人的4倍。在大吵一番之后，他们最终达成协议，重申每个人都意识到垃圾问题的严重性，需要做点什么，但没有具体说谁来做、谁出钱出力，也没说该怎么做。大体而言，这就是我们在气候政治元年看到的一幕——政治家们坐下来为拯救地球而争吵。
所谓“历史”，无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长期以来传统史观均倾向于认为，著史便意味着对这些事件确切、客观的记述，强调秉笔直书。然而人毕竟有着主观意志，任何“事实”总是受到人们观念和立场的制约，根本没有完全客观的事实“摆在那儿”——电影《罗生门》已经揭示了这一点：每个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都有一套自己的叙述，有着不同的细节和强调，以至于根本无法判断谁说的才是真相。而史学家同样是人，纯粹客观叙述的史学也是不存在的。
先讲一个故事：1989年夏天，两位已成为对手的波兰政治家在格但斯克重逢，瓦文萨提醒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别忘了，是我使你成为总理的。”马氏答：“是的，但现在我是总理。”——如今同样的政坛恩怨，似乎正在俄罗斯重演。
因为坚持处决一名英国毒贩，去年底中英两国爆发了一次外交纠纷，北京的一份外交声明颇能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共鸣：它声称中国民众对毒品走私“极为憎恨”的原因之一是“痛苦的历史记忆”。是的，虽然已过去整整170年，但人们很难忘记中国是在鸦片战争的屈辱中被拖进近代的，而正是英国当时强迫中国进口鸦片。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好像仍是昨天发生的事。
在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项进口是什么？答案肯定是：佛教。佛教在中古早期传入中国，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胡适语），也全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审美、语言，其渗透之强迄今仍能明显地感受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则对东汉以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了解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且对其他部分有着强烈的渗透和影响。
和不少人一样，我也亲身经历了一次幻灭：本来blogbus终于恢复了，一阵高兴，但当你提交时却被友好地提醒系统将替我设置为不公开，当真是“满纸敏感词，一把辛酸泪”。虽然在眼下的气氛中这并不意外，但也不能不说，有时这种文字游戏到了荒诞的程度。上周四晚间写的那篇原本在提交数小时后过了，只是我一时思虑不周，又做了一点点改动——其实只是打了两次回车，分了下段，结果，这篇迄今未能解禁。也罢，我知道忌讳的只是那篇上半部分对一场争论的叙述，有兴趣且有耐心的人不妨自己直接去看吧：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21271099/
行走江湖的人向来都深知“印象控制”（impression management）的重要性：和其他社会一样，江湖也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故老相传在道上遇到僧道、尼姑、女子等装束打扮的人都要小心，因为这种人往往不好惹。侠客全身上下的服饰、武器、坐骑等，事实上都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郭靖身上的异域色彩与小红马、白雕、蒙古装束及摔跤功夫紧密相连，正如杨过的形象与断臂、瘦马、重剑、丑雕不可分，两人的符号装备无法互换。
传统上当人们谈到“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无论是战争、贸易、开垦、远航，历史事件的主角都是人本身，而整个自然环境只不过是这一出宏大戏剧的舞台背景罢了。但随着人们对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了解逐步深化，这种认识也渐渐起了变化。布罗代尔在“长时段”理论中甚至提出：战争、政变之类的事件大多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而结构性长期约束历史进程的倒是例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之类看起来没有主角但却更深层的因素。确实，如今无人能够否认：气候和环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它的微妙变动正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出访东南亚后回来，洋洋得意地声称：“亚洲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先进的老大哥。”当时就有观察家讥讽：“其实他应当再加上一句：听得更多的批评是：老大哥可没有把更多的实物给他的小兄弟们。”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首次政党交替之后的首相鸠山由纪夫再次来到东南亚，不过与池田这位“半导体推销员”（戴高乐语）不同的是，如今他要向小兄弟们推销的是“东亚共同体”这一乌托邦构想。
提起吴晗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联想到他的《海瑞罢官》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这一符号性事件确实浓缩体现了他一生形象的许多方面：既是一个史学家和文人（海瑞又在他最熟知的明史领域），又卷入政治风浪；他的史学论著经常隐含政治批评倾向（所谓“影射史学”），而最终遭难也是因为《海瑞罢官》被认为别有所指。他一生徘徊于书斋与政治现实之间，两者彼此纠结难解，以至于在回顾他一生的治学时，不得不同时将他的政治关怀也考虑进来。
看了一篇网文，大意是说：某人累死累活工作许久后，到欧洲旅游，惊讶地发现当地人生活的悠闲，老外表示很难理解中国人那种无止境的忙碌勤奋，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此言犹如醍醐灌顶，顿时使他感慨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并进而反思自己原有的人生经历。
人们常被某些偶然性力量打动，并假想在一些重要历史时刻，某个轻微的关键细节的变动也许就将改变随后的所有历史。这也就是帕斯卡说的，“假如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都会改变。”如果不是两次莫名其妙的夏季暴风雨摧毁了忽必烈远征日本的庞大舰队，日本很可能在13世纪已被蒙古帝国所征服——至少是部分。虽然严肃的历史学家大多不愿意去考虑这种“未曾发生的历史”，但这种反历史的假设却常常是通俗文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题材，而这也使得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在实际发生的历史中哪些才是真正的决定性条件。这就像是电影《蝴蝶效应》中的实验：通过更改某个细节，来确定哪些因素能导向最好的历史结果。
多年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头自称是关西电通的，名叫纸村隆之，“你可以叫我Panda”，负责中国的广告业务，他语气非常有礼（这我倒也不意外，日本人似乎都这样），请我帮忙查找和分析一些资料给他。挂上电话和同事说起，有个已做了多年的同事笑起来：“原来是他，这人很有意思的。”不过事后又听说，有些日本同事私下里说他是“八嘎”（傻瓜）。
周末和母亲一起去福州看小毛。即将第一次看到孙子，她不免有些激动，一路上又谈起许多我幼年时的事。所有这些故事，我都早已听过好几遍，但我知道她每讲一次的时候，心情都不一样，我当时的感受也不同，以至于每次都像是她在讲一个昨天刚发生的新故事，仍然那么历历在目；她的声音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回荡，构筑起一个罗网，让人陷入其中——确切地说，回忆是一件让人上瘾的事；越是艰难的往事，越能从中获得满足感。我清楚地知道她将来还会讲述这些故事，但对我来说，她每一次都不是在简单地复述和唠叨，那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由于贴近世博园区，过去两年半里，小区一直被工地四面包围，如今终于日趋尘埃落定。虽然人人都清楚完工后的好处，但却总希望任何变革过程最好都是无痛手术，这些年不免啧有烦言，正如广州市民也因为亚运会同时开工100多项工程而怨声载道。无论“世博”、“亚运”还是“奥运”，作为幌子其功能都是一样的：使当地政府得以在此名义下实施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在美国近代史上，博览会也曾被人讥讽为“城市促进主义的氢弹”——这就好像有人以请客人来家里吃饭为理由，借机将自己家整个重新翻修了一遍。
在访问中国前夕，奥巴马接受了一顶桂冠：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事实证明这顶桂冠上布满荆棘。选择在这个时刻迫不及待地为他鼓掌，反倒普遍激起了一种至少是错愕不解和怀疑的情绪，全球媒体用“难以置信”、“荒谬”来形容这一评定，奥巴马的主要智囊David Axelrod面对记者直言：“别说你们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鉴于他年初就职时离诺贝尔奖提名截止仅有两周时间，这意味着奥巴马在总统宝座上屁股还未坐热，就已被视为有资格获取这一殊荣的人选。这一“预授”的决定看起来与其说是对事实贡献的认可，倒不如说是一种鼓励。奥巴马本人表示对此感到“意外和惭愧”，这一谦辞或许倒是实话。
林语堂一贯以清通流畅的文笔著称，即使是《中国新闻舆论史》这样的著作也不例外。严格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倒不如说是一份政治宣言，以表达林氏作为一个新闻人，对新闻自由的呐喊与捍卫。他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主要是政治性的，即媒体能否准确传达民意，伸张舆论这一“第四权”。由此在他看来，一部中国新闻舆论史也就成了“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一个绝对精神展现的过程——这一基本判断标示出全书的基本特点和价值，但同时也正是其局限和缺陷所在。
中国人对济公这一传奇人物都很熟悉和喜爱：他的智慧以疯癫的形式出现，其善良和纯洁正直则隐藏于蔽破污秽的外表之下，有时他几乎像是一位令人发笑的小丑，但其所为则令人敬服为“圣僧”。令人费解的不仅是这几组矛盾都能协调地统一在同一个人物形象之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人们为何会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并对他的事迹如此着迷？
内人Suda于今日下午14:24产下一子，重6.98斤。较预产期晚了4天，硬是拖到了天蝎座。现母子平安。
取名沈秉心，语本《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之句，取其“用心踏实深远”之意。名字倒是比孩子本人更难产。
夏天过去了我依然在这里八月 会有人在大街上看到光滑的树阴里有鱼 睁着眼睛贴紧大地
如果现代艺术和现代科技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也许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也许是：它们都变得越来越抽象和艰深难懂。早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理解它，而今它们却似乎成了一群专业人士所专有的领地，因而对大众造成了两种特别不幸的后果：一是因不懂所以敬而远之，二是因不懂所以盲目崇信。王尔德有一句名言：“我常常担心不会被误解。”——他本意是指公众应该为新艺术震撼困惑，而非简化消解为他们已理解的东西。但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担心的也许是现代艺术被人过于误解。
崇明方言里有一个让我困惑多年的词：即将午饭称作“点心”。吃午饭叫“吃点心”（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较正式的词“吃中饭”，但决不说“吃午饭”），提早（例如11点）吃的午饭叫“早点心”，下午在午饭和晚饭之间的加餐（相当于下午茶）则称之为“小点心”。虽然自己操这种方言多年，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何午饭会被称为“点心”——这其中似乎隐藏着某个不得而知的历史根源。这些年读得书略开阔了些，才意识到：我的困惑只是因为自己现在生活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一日三餐的，而在发明用“点心”来指代午饭的那个年代，每个人却都是一天只吃两餐的。
即使在她逝世多年之后的今天，西蒙娜·波伏娃仍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仿佛她仍以某种方式继续活着。她被称为“第一个女哲学家”——不仅因为她是女性且关注哲学，还因为写的《第二性》已经成为女权主义的圣经，以至于不论喜欢与否，无人能忽视她的影响力。她那句著名的格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成的”至少震动了全人类的一半人口，而这也恰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
毕业十年回厦门。在这个南国校园里转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是一个重拍老照片的游戏：每到一个地点，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首先浮现出它在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然后拿它和眼下的场景相比。这种对已逝细部的敏感，促成了心头一点感伤。应该说，现在我们进入的不再是当初那个校园，正如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里。
传统上中国有两个对外出口：西域和南海；而前者尤其重要，在欧风东渐之前，中国所接受的主要外来文明影响来自印度和波斯，它们大抵都是通过穿越中亚沙漠的丝绸之路而来。中国汉唐各朝对中亚均采取积极干预的姿态，使得在讨论中亚古代史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中国因素——正如谈论战后的东亚局势，也必须将美国计算在内一样。
在朋友推荐之下看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在豆瓣上看过的人很多，而且评分很高，但之所以如此并非人们赞赏它的观点，而是当作“史上最雷人/彪悍之书”或笑话集来看的。1982年此书出版时，正义凛然地撰写这些战斗檄文的音乐家们决不会想到，仅仅一代人之后，他们的著作会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经典。这种转化几乎是有哲学意义的：同样一件物品，当人们用新视点重新安排和观察它的时候，它原有的意义就消失了，正如杜尚拿着一个普通的陶瓷小便池并标上“泉”的题目拿去参加美术展时，它就代表了一个艺术哲学上的新思想。
歌德有一句看似费解的格言：“谁不懂得外国语，谁也就不了解本国语。”他的本意无非是说：只有理解外语的特性之后，才能在两相比较之下更深刻地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本国的语言文字往往是一个人所继承的无法察觉的遗产——就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母语的语法一样，我们对汉字在中国传统及现实中的作用，也常常停留在一种“创造性麻木”的状态之中，而那却是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如果与欧洲文明作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愈加清晰明显。
说来惭愧，我是前不久才无意中得知刘浦江先生所著《松漠之间》一年前就已问世。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他治辽金史二十年来的17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细读这本集子，字里行间令人感动的不仅是对一千年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洞见，还有一位学人的学术关怀和严格自我要求——因为历史毕竟都是人写的，我们读史不仅关心“史”，更重要的还有“人”。
和Suda一起去看了《飞屋环游记》，片子很热门，差点没买到票。看来童话总是受欢迎的，即便这一次男主角已经78岁高龄。林奕华曾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感动和思考，为什么香港人更喜欢前者？”但看来不止香港人，也许绝大部分人都是喜欢感动更多于思考的，因为童话和梦想对不少人来说是一种生活力量的来源，是一种需要。豆瓣上关于这片的最受欢迎的影评都冠以诸如“最华丽的冒险是与你相守”、“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回忆是一座囚牢，只有爱能赦免”、“你是我一生的冒险”之类的标题。不过这片也并非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与好莱坞以往的动画不同，这片并不是孩子所能完全看懂的。
生活中某些最习以为常的普通事物，也许和我们所属文明最根本的地方相连。汉语中的方位词及其所带来的一整套观念，就是这样一类事物。“东南西北”、“面南背北”作为方位描述，是操汉语的中国人最普通的词汇，甚至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但这背后隐藏的却是中国文明在宇宙论上的独特性。
在美国电影中我们很熟悉这样的情节：警察一边实施逮捕，一边对当事人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论这个当事人多么不受欢迎，律师都不得拒绝为他辩护。在英美法系中，前者（沉默权）是对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而后者则是律师从业的圭臬。这两个堪称伟大的原则，最初都是17世纪一个英国律师约翰·库克提出来的。然而他的名字在今天几乎已被遗忘，因为在英国这样一个君主体制国家中，他却是一个弑君者——他起诉国王并将之送上了断头台。
很多旅游地我们一辈子只去一次：根据一些间接信息和想象，我们旅行去远方，这次亲历所带来的直接经验正是出发之前我们想要知道的，但以后很可能再也用不着了。因此关键的问题正在于“人们来之前都想了些什么”。不管怎样，事实是：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印象都是通过各种媒体或个人的信息渠道有选择性地建构出来的，最后经过大脑的过滤，形成一套高度简化的画面。正因为这种想象往往最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它太过重要，因此渐渐地不再是个人的事了。
对我来说，关于棉花的记忆总是温暖的：不仅因为小时候喜欢的新棉袄，还有每年夏天棉花盛开时，阳光下它们灿烂的黄白色花朵构成了村庄永恒的景象之一，秋天又和母亲一起在棉田里采棉花。长大后很少再看到种植的棉花，然而我知道它仍然无处不在：人们穿的棉布、每天用的纸币、医用的棉签……无不取材自棉花，甚至有一部电影和一间酒吧都叫“棉花俱乐部”。这是棉花构成的小宇宙，用本书作者的话说，每个原料都是一个世界，“有她的秘密，她的语言，她的战争，她的居民”。
说到“关系”，每个中国人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不论是喜欢还是痛恨，人人都意识到“关系”是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客观存在，有时甚至非常重要。人们凭借这种非正式的、不对外公开的网络获得一些机会和利益，而且常常伤害了其他潜在竞争者获得同等机会。由于它总是在隐秘状态之下运作，它令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人感到费解和头痛，自改革开放以来常有外国投资者抱怨他们因为关系不到位而莫名其妙遇到了一些挫败和麻烦。但中国人却也并不见得就能说清楚什么是“关系”——就像我们虽然都会说母语，却未必能阐明它的语法规则一样。
在人们的记忆中，记者这个职业几乎总是和“真相”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大众的观感和期许，也常常是新闻从业人员自我认知和使命感的根基，即作为一个除真实之外无所畏惧的人，他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目击、揭露、追寻、报道一切事实，而对他们最大的指责通常也就是未能反映事实甚至歪曲了事实。“真相”仿佛是一个被他们永恒守护的圣杯——他们也不得不如此。
[被和谐了一篇，兹贴一篇旧作以免开天窗]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人们对许多历史情境的了解，通常不得不借助于口头转述、文字记叙、绘画，以及大量的主观想象；而照片则能极直观、精确且以庞大的数量真实地反映某些历史场景，给人的视觉和心理以极大冲击，“老照片”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由于材料的昂贵和时局的动荡，现存的晚清民国时期老照片数量很少，且通常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因此一百年前莫理循沿丝绸之路所拍摄的照片更可谓弥足珍贵了。
一切要从“李约瑟难题”说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穷尽数十年心力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科技如此辉煌，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方，那么最终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文明呢？这个难题引发了无数争议，爱因斯坦的一句著名评论很适用于此：中国没能走出这两步是不必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进展居然在西方出现了。
在南方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和Suda一起在海边坐到了天亮。沉寂而潮热的海边几乎没有一丝风。该说的早已说完，甚至该哭的也哭过了，这时候只剩下我们和午夜的大海沉默对峙。潮水持久而单调地拍打着这一片海岸，迫使我们平静下来。凌晨四点多从咸咸的海风中睡醒过来，看到海平面上深蓝的天际线一层层迷迷茫茫地起着变化，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时间的陌生海岸。天荒地老。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那是一件寂寞的事。
六月是多事之秋。从月初的二十周年到月中有争议的信息过滤程序“绿坝”，到月末google被打压，中|宣部大概也忙坏了。知识分子无疑是对此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因此反应也最为强烈。知识精英不受审查的心态本来就已在增长，如今更难以忍受被和谐的压力，许多人纷纷引用《1984》里的语句作为私下的抗议。这大概也是和谐的代价：按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和谐由对抗力量造成，正如弓与琴”，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内部张力，作用力的增强引起了对立成分的增强。中|宣部很难为自己本月的行为争取到知识分子的公开支持，而且我感到周围的知识分子似乎正在丧失耐心。
回想起来大概是1983年，我们这个小村子有史以来第一户人家盖起了楼房。它所激起的示范效应令许多人坐立不安。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家家户户都卷入到竭力赚钱攒钱盖楼的浪潮中去，以至于1990年代初的高潮期泥水匠和建筑材料的价钱猛涨。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这个村子的空间布局和居住模式都已经起了一定的变化：原本居住离公路较远的村民在盖楼选址时大多尽量向公路两侧靠拢，在36户居民中有10户都作了类似的空间位移，以至于村南原先倪姓的一个小型聚居区陆陆续续搬迁到只剩孤零零的一户人家。
必须承认，这是我第一次读林奕华的书。不过在读完后，我已经在期待他的第二、第三本书了。他的书很“好看”——作为对阅读体验的描述，“好看”在意味着“行文流畅不生涩”的同时，似乎往往也表示“易懂”因而深度不足，但他的文字却有一种回味带来的深度：虽然第一遍看不难懂，却能让人再想上一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因为他是作为知识分子在写专栏，而不是由写专栏逐渐变成知识分子，加上他的敏感和克制，终于避免了将这些文字放纵为心灵鸡汤。
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仅仅一年前，全球的经济学家中又有几个能预料到这一次金融危机竟会波及全世界？去年秋天，北京奥运会的热情还未消散，经济危机这一盆冷水已经兜头浇下。所幸一切都是公平的：人人感受到危机就意味着解决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因为解决危机首先就是要公开承认危机的存在。
电话里母亲照例问起Suda近况如何，得知一切安好，腹中胎儿反应也不大，她大为宽慰，又叮嘱了一些。我耐心听完后笑问：“你儿媳妇怀孕的事，现在大概全村都知道了吧？”她说：“那当然，早就知道了。”
和三国一样，二战也将是永恒的：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回忆、复述、重构、再阐释那一段历史。事实上，有关这一场空前（所有人都希望它也是绝后的）大战的书籍和影像资料，早已到了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也读不完的程度。即使我们只关注这一悲剧最核心的冲突形式：战争，相关的书籍也已汗牛充栋。如果只能读一本二战战史的书，那么本书不失为最佳选择之一——我们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