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去世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人们关注他的离世，大抵也是因为某种象征性意义。这位以激烈批评“丑陋的中国人”著称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以前已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使命，因此他的政治生命早已终结。对柏杨来说，莫大的欣慰也许就是一个不再需要柏杨的中国。

“中国意识”的起源是一种被蛮族环绕的思想状态，华夏族与这些不受欢迎的邻居在不同时期进行互动，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消长构成中国边疆史的基本架构。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是：北方民族对中原政局的影响远大于南方民族（古所谓西南夷），也没有任何一个南方民族曾像游牧民族那样进占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王朝。直至民国，中央所关注的满蒙藏维回五个少数民族都属于北方系。中国史的叙述中也很少提及南方民族，他们被认为在历史之外，是没有历史的。

所有人类社会的统治者，都曾是神“在大地上的影子”。到了近代，神渐渐远离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统治者开始被塑造成活着的神。他不再仅仅是神的代言人，他就是神本身。支撑这个全新角色扮演游戏的，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话语，以及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而这一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人民的想象，从而制造认同。

黄昏的路途渐渐暗下来。一个行人急匆匆地从森林边缘的小路穿过，显然他想在雨点降落之前赶到下一个村庄。远远地雷声隐隐滚动了一下，一阵长风吹来，他不由自主地想去按住自己的帽子，但它还是呼地一下被吹飞了。他懊恼地回头看了一眼，跺了跺脚继续向前赶路。

一个月来的西藏问题证实了Michel de Certeau的那句名言：“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作为后现代政治的一个典型场景，双方的冲突集中围绕着一系列象征和符号（旗帜、火炬、口号等），他们所争夺的其实是对历史的阐释权。为事件下定义已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权力。

与几年前的超级女声一样，《士兵突击》也创造了横扫全国的记录，以至于有必要将它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认真的思考。但相比起来，它的成功似乎更加令人意外和费解，没有什么华丽的布景、只是一个傻小子的成长小说、故事的价值观也很主旋律……它为什么竟赚到了那么多的眼球呢？

金庸小说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人物和情节数量都十分惊人。但从故事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与所有神奇故事一样，在功能项或母题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重复。其中反复出现的母题就是寻宝（而寻宝的关键秘密通常是一张藏宝图），这一目的时常赋予主角一个使命，全书的情节和人物性格则围绕对宝物的争夺而展开。作为故事结构的“宝物定律”一般包含以下三个命题：

1）寻获宝物（财物、武功秘笈等）涉及到一个关键秘密（藏宝地图、秘诀、刀剑、关键人物等）；
2）宝物总是给它的主人带来厄运：极力想成为它主人的，最终往往变成它的奴隶；
3）主人公总是无意中寻获宝物，但只有对宝物不在意，他才能得到和保有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变迁中的每一个时代都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迫使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往的事件，进而再写历史。近两百年来中西方史学潮流重点的转移都与社会本身的发展密切关联：从政治史依次转向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到上世纪末轮到了环境史——因为失去预见和自制力的人类本身，正被视为人类文明最后和最大的威胁。

2008年对中国而言真是多事之秋。二月的大面积冰雪刚刚消融，三月拉萨街头又开始烈火熊熊。鉴于这是近二十年来西藏第一次出现类似景象，很多国人震惊之余，难以在感情上接受这一幕事实。与上次不同的是：如今网络提供了一个“意见自由市场”的博弈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全国人民进行吵架。

我已有16年未到小姑家来了。我父系的亲戚大多近在咫尺、甚至同村，惟有小姑“远嫁”在十公里外，少年时常常只有新年时才长途跋涉过来，隆冬季节的阳光融化了冻土，道路泥泞难行，被我视为畏途。此后自己在外读书、工作，他们全家平时也都早住到上海北郊的新家去了。这次回乡，是因为她女儿的订婚。

三月路过东边的斜坡时，他遇到了那场熟悉的雨。“你好啊，”他像老朋友一样笑着跟它打招呼。一阵风吹来，雨雾轻轻地转换了一个姿势，似乎在呼应他的问候。毫无疑问，那就是结束去年夏天的那场雨，就是曾经覆盖了整个平原深处的那场雨。凭借着它的气息、外形、和滴落的速度，他辨认出了它。雨水不紧不慢地下着，以便使他可以不紧不慢地赶路，在这缓慢的步幅中更加接近安详。

历史向来有很多种读法。如果把聚光灯从那些大人物的头顶移开，换一个显微镜来打量那个过往世界的尘埃，其呈现的图景就显得截然不同了：它纷繁复杂，琐碎但丰富。现代新史学乐于强调那些日常小事的总量对历史的全景，比政治人物一时的举动对人类精神、文化、政治生活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新史学家们的一句名言是：“比起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理解1930年代，米老鼠事实上也许更重要”。

在亢奋地准备了六年多之后，中国人迎来了奥运会最后数月的倒计时。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刻，北京奥组委踢到了一堆绊脚石。其中有一些是意料之中的老面孔：人权问题、新闻自由、空气污染、食品安全，还有一个却是北京在事先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达尔富尔问题。

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的指标性意义，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

1951年之后，西藏的公众形象曾长期与“翻身农奴得解放”及控诉旧社会黑暗联系在一起。但近三十年来随着外在文明令人晕眩的大跃进，人们逐渐厌倦了进化论，“新西藏”毫无吸引力，能够满足人们想象的恰是一种退化论建构，即作为最后净土的藏区，进而是作为个人救赎之道的藏传佛教。

晚明时期的中西交流浪潮，今天已成学术热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问题实质上与当年的“资本主义萌芽”论战一样，奠基于一个反历史的设想：“为什么我们期望它发生的，历史上最终没有发生？”因此主流观点向来是不无遗憾地谈到那是一次友好的文化交流，甚至不失为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而最终双方大门的关上，则要归结于顽固派的愚蠢。这只怕太低估了中西文化碰撞时的深层相斥因素。

从黑龙江森林到爱尔兰岛，独眼巨人的传说曾横贯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如今流传下来的已只有一些零碎而孤立的片段，它的历史真实性和本来面貌，都成了一个模糊的云团。但它也许正是远古亚洲腹地文明仅存的微弱光芒，因为神话往往就是原始人的历史。

如今家喻户晓的马拉松赛事，据说最初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公元前490年，雅典陆军在马拉松平原之战中战胜波斯大军，随后派士兵奔回雅典报喜，而此人将消息送达之后，也随即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这个故事我一直习以为常，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希腊军当时为什么不派人骑马回城报信呢？那样不但可以更快送达，信使无疑也不必劳累致死。

江湖社会并不是一个依靠法律来调整的社会，相反常常是一个非法暴力泛滥的世界，所谓“侠以武犯禁”，暴力是无政府状态、无法律状态的基础。江湖使人向往和痛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原因：即私人暴力成为最后的仲裁手段；这样，一方面是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也大可以快意恩仇，实现“立刻获得正义得直的快感”。

一早看到沙门兄对刘皓明指钱钟书为杂耍艺人的批评，指出刘此举仅显示其自身“堕入了某种无药可救的知见障”，“抒发的其实不过是他因为读不懂《管锥编》而产生的困惑”。此语深获我心。对谈之余，仍未尽兴，故就此引申话题再行梳理，以就教方家。

误读和变异是民间故事不可避免的命运。小学课本中《李寄斩蛇》的故事，无数人大概都曾像我一样，认为它主要是讲述一位无畏的少女，勇于破除迷信的事迹。然而吊诡的是：最初记述它的却是一位坚定的有神论者，他为什么要赞美一个无神论的小英雄呢？

近代日本的开国起于1853年夏的“黑船事件”。当时这四艘通体漆成黑色的蒸汽动力战舰像怪兽一般发出轰鸣，震撼整个岛国，其心理冲击之大只有我们目睹外星战舰突然降临地球时，才可相提并论。这种压力随即转化为强大的动力，促使日本成为近代东亚各国中，对欧洲科学的信仰最忠实、也最极端的一个国家。在通俗文化中，它就表露为格外发达的推理小说和动画中的工业浪漫主义。

未能免俗，还是强忍着失望看完了《投名状》。和1973年张彻版《刺马》比起来，它更像是一条长达135分钟的广告：广告寻求的不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瞬间的视觉震撼、简短有力的语句、以及能直接诉诸感官神经的各种元素的紧凑组合（而非有机融合）。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商业大片常常空洞、简化脱节的根本所在，对广告原理的理解是理解这类片子的必要前提。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它有关中国；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故事，中国仅仅是故事的特定背景，芭芭拉·塔奇曼以此获普利策奖就是一个证明：该奖只授予美国史的著作。读完全书，人们很容易获得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天真而典型的美国大兵在古怪的东方充满挫折和苦闷的漫长经历，不幸的是：他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个泥潭里。

金庸著作基本以全中国为舞台（西藏可能是其中唯一一个没作为舞台背景的地方），书中武林人物也出自各地，杂彩纷呈。但总体上看，偏重北方（例如《倚天屠龙记》中作为白道中坚、围攻明教的中原六大门派，全在长江以北的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则其故乡浙江是最重要的舞台和人才产地，南方两广、福建很受忽视。后来温瑞安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其《神州奇侠》系列便以“两广豪杰”开篇。

金庸十五部小说有不下两千个人物，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不乏国外来的异族高手），以天下为自己活动的舞台，这种开阔的地理背景及其包含的多元性，无疑也是金庸小说引人入胜的要诀之一。但武林人才的地理分布颇不均匀，且常与地方性特色结合在一起，细究下来可知金庸也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在虚构想像时所带的刻板印象。

12月9日总是让我为难：它同时是Blogbus和我另一老友的生日。去年此日，我是中途离开饭局，从张江赶到龙华那个冰冷的大仓库里，接着参加bus的四周年庆——我非常喜欢那个仓库，能唤起人很多的记忆和想像。今年幸好朋友有事，否则我不可能再来一次赶场了：今年blogbus开到了乌镇。

金庸有四部作品未设定确切的年代。其中《笑傲江湖》金庸为突出其寓言性质，有意掩盖掉历史背景，以显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好事者因而聚讼纷纭，推断其可能的年代，或说南宋，或云明朝中叶隆庆年间，还有一口咬定是明朝万历年间。这当然只是笔墨游戏，如果一定要认真，那么到头来也只发现金庸给出的“历史背景”根本就是互相矛盾，不可据以为信的。因此下面所谓“考据文字”仅意图表示：在诸多限定条件下，这些故事在什么年代出现最有可能。

在世界历史上，中亚是除了东地中海以外另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数千年来，一波波操着不同语言的族群浪潮一样不断涌入到这一地区，各自带来不同的文明，形成万花筒一般的历史，诸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的最著名结果之一，就是世界上唯一融合了四大古文明的遗址：敦煌。中亚处于中国、印度、伊朗、欧洲的中间地带，接受同时也施予以上四处政治、文化上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地带。

清晨在村外的土路上散步时，我才想起今年自己回岛只有三次。在这一年里，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变化要比这个村庄多。的确，它看起来仍然十分平静。远近的土地在今秋第一波寒潮的压力下缓慢呼吸。

出差去了趟泉州。距我上次到访已整整十年。重到闽南，浑身被一种莫名的气场所包围，略带咸味的海风、路边的宫粉羊蹄甲、口音、海蛎煎、红砖古厝双曲燕尾檐……每注意到一点，心底就有一小块地方的记忆苏醒过来。一切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些在厦门四年里熟知的闽南元素，不可磨灭的印记；陌生的则是它与厦门不具有共性的东西。我似乎已是一个来过多次的故人，随即又想起自己仅仅是第二次来到这座城市。

史学界有句名言：“敌对的政治需要敌对的过去。”从这个角度来说，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正是由于决定性地改变了参战的各个政治力量，对于它的论述才出现那么严重的分歧，以致任何一个学者如果试图客观中立地进行研究，首先就必须检证以上立场。

中午和Z一起吃饭。之前我已有将近一年没见到他了，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有时觉得上海不像是一个城市，而更像是一个世界。

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与其余前现代的人类文明不同，宗教并不是中国社会运作的根本机制，甚至也不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必要前提，这种独特性一直是诸多争议的核心。杨庆堃先生的这本现已成为经典的著作，正是为了厘清这一事实：不论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多么模糊，宗教的存在及其社会功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同学来上海出差。年底是各大媒体的会议季，忙下来累得半死，她很久以来积攒的人品看来也快耗尽了。不过她向来的长项之一就是善于将枯燥得令人绝望的工作绘声绘色地当故事讲出来，总是使悲剧看起来更像是与她本人无关的一场喜剧。这一次她又成功地让我们把快乐建筑在了她的痛苦之上，笑得我们人仰马翻。

十二月 隔夜的平原初雪
丛倾斜的树枝上下来
高坡下的麦子
在道路两边
梦见好月亮

 近五百年来的各国历史，基本上就是它们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海洋型国家的转变完成得比较顺利，而三个大陆型国家法、俄、中，则都是在经过长期痛苦、代价高昂的流血革命之后，才最终脱胎换骨，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重新组织。

八月里的这次甘南川西之行，在藏区一共16天，经停15县。沿途高原、牧场、湿地、森林、草甸、梯田，随着山势而变化，除了这些可在游记和照片中可略见表白外，还有一些感慨是只能用文字来另加归纳的——尽管不免走马观花。

晚上去居委会参加会议，这于我还是第一次。最近一个月楼下日夜施工，噪音很大；起初还不知是什么工程，几天前收到施工单位信函，才知是地铁盾构井工程。此事切身相关，我们这样极少参加社区活动的，昨天接到今晚聚议的通告，也想去看个究竟。

伊朗总统内贾德日前对纽约进行了一次有争议的访问。1963年，为德国大众汽车代理广告的BBDO深切地意识到，在纽约这座“犹太人的城市里推销德国车”是多么困难，如今，一位多次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政治人物来到这里，所激起的浪潮就更可想见了。纽约的一些小报甚至以“恶魔登陆”或“伊朗疯子大王”这样的标题来欢迎他。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之前，遭到校长博林杰的公开羞辱：“总统先生，你表现出了心胸狭窄且手段残忍的独裁者形象。”

在现代文坛上，张承志几乎是一个“现象”。他极难被归类——他独自构成一个类别，既不追随谁，也不被追随。其文风像他本人一样难以理解，造词生涩奇崛，经常夹杂着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他虽然以汉语写作，却使汉语读者有一种从未获得的陌生感。

严格来说，这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其中所收录的有关中国与西欧交流的论文，无一例外都是在抗战前后的十年之内写就的，另外占全书五分之二篇幅的，则是一系列的档案材料和笺注——它们本应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有待利用的原材料和草稿，但由于作者种种遭际的变故，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始终未能完成这一愿望。

第一次去德格印经院，吃了个闭门羹。说是今天正逢活佛出关，会做法事，所以雕版、印刷的工人们全都放假一天。德格是个坐落在山谷中的狭长小城，并无多少地方可去，在更庆寺转一圈也不过三小时，因此接下来的半天时间，我们也去河边的草地上，无所事事地和当地藏民一起参加那场漫长的法事。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似乎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情绪，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要逃离现在的世界，不外乎两种手段：远行到一个与现代文明绝缘的社会，或者自己动手建立一个乌托邦。乍看起来，前者是消极的避世，后者是积极的社会改造方案，然而它们根源都在于内心的不满，只不过一个指向过去的维度，一个则常伴随着强烈的未来感。

色达是这一路我感受最复杂的地方。这个偏僻的川西北小县近年来暴得大名，主要都是因为其境内的五明佛学院。藏区的寺庙，通常远较内地禅寺、清真寺、道观等宗教场所为大，但五明佛学院的规模还是令我瞠目。那几乎就是一个城市。

清晨从郎木寺往南，宽阔的草原上绵亘着一层云雾，太阳已破土而出，渐渐高升，远近青草尖上的露珠都奕奕发光。前方的日尔郎山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穿过隧道后就是更为宽广的若而盖大草原，整个草地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之中，无尽的苍穹之下，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帐篷和牛羊。大草原逐渐展露着它的秘密。我望着窗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八月里去了一趟甘南川西，这也是我有史以来费时最长的一次旅行。之所以能有三周的长假，是因为我between my jobs，出发前，看起来Suda对出游的兴奋完全压倒了对我失业的担忧，当然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解脱。这是我第一次深入藏区，在回程之前，我已经可以确定，还将有第二、第三次。

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百年前的美国郊区，却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缩影：作为中产阶级乌托邦的城郊小区，人们的焦虑感，甚至他们彼此的向往和恐惧，都是那么一致。

新闻界有句名言：“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发生了的新闻。”这句话用来形容威廉·夏伊勒的两本名著，再也合适不过了：《柏林日记》记载的是他在驻守纳粹德国的七年中亲历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是。

1991年，张承志发表《心灵史》，这本书集合性地体现了作者的身份：既是内陆亚洲史研究者，又是文学家；既是回族穆斯林，又是前红卫兵。毫不意外，它的出生正如作者本人一样，很难被归类；这种看起来孤独、尴尬、但却傲慢的姿态，看起来似乎也是作者的一贯立场，他甚至大概对此不无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