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和Suda一起在海边坐到了天亮。沉寂而潮热的海边几乎没有一丝风。该说的早已说完，甚至该哭的也哭过了，这时候只剩下我们和午夜的大海沉默对峙。潮水持久而单调地拍打着这一片海岸，迫使我们平静下来。凌晨四点多从咸咸的海风中睡醒过来，看到海平面上深蓝的天际线一层层迷迷茫茫地起着变化，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时间的陌生海岸。天荒地老。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那是一件寂寞的事。
六月是多事之秋。从月初的二十周年到月中有争议的信息过滤程序“绿坝”，到月末google被打压，中|宣部大概也忙坏了。知识分子无疑是对此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因此反应也最为强烈。知识精英不受审查的心态本来就已在增长，如今更难以忍受被和谐的压力，许多人纷纷引用《1984》里的语句作为私下的抗议。这大概也是和谐的代价：按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和谐由对抗力量造成，正如弓与琴”，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内部张力，作用力的增强引起了对立成分的增强。中|宣部很难为自己本月的行为争取到知识分子的公开支持，而且我感到周围的知识分子似乎正在丧失耐心。
回想起来大概是1983年，我们这个小村子有史以来第一户人家盖起了楼房。它所激起的示范效应令许多人坐立不安。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家家户户都卷入到竭力赚钱攒钱盖楼的浪潮中去，以至于1990年代初的高潮期泥水匠和建筑材料的价钱猛涨。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这个村子的空间布局和居住模式都已经起了一定的变化：原本居住离公路较远的村民在盖楼选址时大多尽量向公路两侧靠拢，在36户居民中有10户都作了类似的空间位移，以至于村南原先倪姓的一个小型聚居区陆陆续续搬迁到只剩孤零零的一户人家。
必须承认，这是我第一次读林奕华的书。不过在读完后，我已经在期待他的第二、第三本书了。他的书很“好看”——作为对阅读体验的描述，“好看”在意味着“行文流畅不生涩”的同时，似乎往往也表示“易懂”因而深度不足，但他的文字却有一种回味带来的深度：虽然第一遍看不难懂，却能让人再想上一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因为他是作为知识分子在写专栏，而不是由写专栏逐渐变成知识分子，加上他的敏感和克制，终于避免了将这些文字放纵为心灵鸡汤。
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仅仅一年前，全球的经济学家中又有几个能预料到这一次金融危机竟会波及全世界？去年秋天，北京奥运会的热情还未消散，经济危机这一盆冷水已经兜头浇下。所幸一切都是公平的：人人感受到危机就意味着解决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因为解决危机首先就是要公开承认危机的存在。
电话里母亲照例问起Suda近况如何，得知一切安好，腹中胎儿反应也不大，她大为宽慰，又叮嘱了一些。我耐心听完后笑问：“你儿媳妇怀孕的事，现在大概全村都知道了吧？”她说：“那当然，早就知道了。”
和三国一样，二战也将是永恒的：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回忆、复述、重构、再阐释那一段历史。事实上，有关这一场空前（所有人都希望它也是绝后的）大战的书籍和影像资料，早已到了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也读不完的程度。即使我们只关注这一悲剧最核心的冲突形式：战争，相关的书籍也已汗牛充栋。如果只能读一本二战战史的书，那么本书不失为最佳选择之一——我们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
陆川执导的电影《南京！南京！》在上映之后，立刻引发了一种“榴莲效应”：赞赏者很赞赏，厌恶者也极厌恶，豆瓣上关于该片的2942条评论，也大抵分为两个阵营。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感慨果然文艺无定见。一如冯象曾说的，“越是专家，往往意见越是偏颇，标新立异，脱离大众趣味（否则他的专业知识就有与人雷同而平庸之嫌）；同一部作品，专家之间的分歧要比常人大得多。”当然，这片之所以引发如此剧烈的争议，并不仅仅在于文艺问题。
在所有中国传统习俗中，缠足也许是最难以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的：它被普遍视为一项令国人难以启齿的尴尬遗产，即使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也不会为之辩护，更不用说倡导延续这一旧俗了。人们对缠足有着鲜明的道德判断——它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项“好”的传统，最好不要去提它（偶尔不得不提起也总是以厌恶的口气），以至于很多国人看到本书时第一反应恐怕是：“怎么还会有人研究这个？”
常常有一些重大的变革因为太为人熟知而遭到忽视：现在看到公共场所中的女性，大概没什么人会感到惊奇，然而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城市的大街上却是极少看到女性的——前现代的城市公共空间几乎都是单性别的。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反常而难以理解的空间隔离，在那时却是常态。现代社会当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隔离（如富人别墅区和贫民窟），这种空间政治反映着阶级关系或性别，因而被遮蔽、被遗弃、被隔离的一方也在同时揭露和定义着这一社会形态。
小区外有一对拾荒的中年夫妇，在这安营扎寨多年，早已是我们平日里“熟悉的陌生人”。每回有什么旧报纸、大纸箱、泡沫塑料，乃至旧家电要处理，我们便在进小区时在门口和他们打声招呼，然后他们就依约上门来按一定单价收取，完了自己扛下六楼去。偶尔和他们攀谈过几次，得知他们是安徽蒙城人，在老家务农收入微薄，又没有什么技能，相比起来在上海拾荒度日也不算难以忍受，甚至算是一种自我改善——至少是可接受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小区已经多年，不仅是习惯，也觉得这里人好，因为上海一些小区是拒绝拾荒者入内的。他们也早认识我了，“下次有废品卖，打我手机就好了，随叫随到”，不过我还是习惯过去找他们，反正也不远。
电视剧《无悔追踪》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解放初，公安肖大力怀疑邻居冯静波就是他所想要调查抓捕的潜伏特务，虽然多年里冯的表现看来始终无可挑剔，抓不到任何把柄。期间肖甚至因为研究潜伏的联络暗号而被打成特务，多难时刻冯伸出援手，两家儿女也感情甚好，但肖对冯始终抱有极深的怀疑，30年后要求正式立案调查冯，遭到嘲笑，而白发苍苍的冯静波最终自动承认了自己的确是特务。
像任何灾难一样，一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人不免产生了同样的质问：为什么它没有被阻止呢？当然人们都理智地意识到我们无力控制地壳运动，因此质疑随即变成一种朴素的愿望：如果地震能预报就好了，更进一步说，为什么没能预报呢？由此引发了一场以连岳和土摩托为代表的激烈辩论，虽然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不过双方至少有一点共识，即预报地震能够减少损失——但事情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眼下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论著，如果参考书目中没有列入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那么我们基本已经可以判断：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会高到哪里去。因为瞿著是这一领域必读的参考书，如果此书都没读过，论文作者的基本功就值得怀疑了。
“从纯正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维持社会与文化的稳定而又同时促进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易言之，维护与滋养自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个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可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与泛滥。……这是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发展的最大矛盾之一，也是过去中国自由主义内在的最大困扰之一。”
名词的统一常常最容易掩盖所指事实的分歧、含混与变迁。例如，北欧人、中国人和古巴人虽然都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但对他们来说，这个词语所指的事实其实相去甚远，甚至中国人对它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而且如今的国人与三四十年前的先辈对它的解释也是差别极大的。许多概念正因为被用得太多、太为人所熟知，才到了几乎无法使用、也难以被人确切理解的地步——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一个词。
很少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这样，将自己的感情那么深地与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伊斯坦布尔对他来说就像是历史和记忆本身。的确，这座“亚洲和欧洲在此交汇”的永恒之城当得起这样的礼赞，因为它是人类史上为数不多的那种城市——仅凭一座大城就能单独支配和代表一个辉煌的文明，对当时生活在这个帝国中的人来说，它几乎就是宇宙的中心和缩影。正因此，人们才习惯将中世纪那个定都于此的千年帝国按其古希腊名字称为“拜占庭帝国”。
朋友从婺源踏青回来，除了江岭的油菜花，另一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个“中国最美的乡村”有几处景点那种令人望而却步的商业味。尤其是晓起，“看起来已经和周庄没什么区别了”。的确这也并不意外，虽然让人略感怅惘。回想起来也不过七八年时间，而她与我在当初经历的婺源几乎像是隔了半个世纪...
理论上说，一个自由主义者似乎不能同时又是个威权主义者，因为按照其定义，这两者在理念上存有内在的矛盾。但现实中威权型自由主义者却并不鲜见：他们自认已经找到真理（他们并非第一批产生这样错觉的人），因此他们很难忍受对这一理念的偏离，更不用说反对了。对他们的说法，你可以自由地赞成，但不能自由地反对——这是选择悖论的新翻版：选择的自由是以正确的选择为前提的。
对前代政权的崩溃原因作反复总结并引为殷鉴，向来是中国史上一个悠久的传统——正是秦、隋两朝短命的统治所蕴含的深刻教训，才开创了汉唐的辉煌。六十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全面崩溃，则是一个最新的事例，对它的深入检讨，可能是永远也不为过的，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大败局都将体现为不同意义，从而提供相应的警示。
我这么说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人类思维都具有原教旨倾向。所有理论都倾向于造成一种自我完善的体系，可以运用它来解释和把握整个世界，最终它成为一个人看待和衡量世界的眼镜和尺子。在辩论中最容易看出这一点：大部分人参与对话、辩论之后的收获只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自己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们一无所获，因为他们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激烈辩驳只是得知了一个他早已确认的信息：我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观点和话语的巴别塔——虽然名义上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但却彼此听不见、听不懂。
政治学家并不是政治家，他们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但塞缪尔·亨廷顿是个例外，他创造出来用以说明其观点的一些词汇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日常词汇，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也总是令人无法忽视。确切地说，他已经不仅仅被视为一位政治学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其影响之大，使得他的辞世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秘密社会是一个永远呈现为动态平衡的混沌秩序。在这个舞台上，以各种帮派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展现着不同动力的社会戏剧，其中最典型的冲突元素即所谓“正邪之分”，总是有两个秉持不同道德意识形态的力量，试图在一次决战中压倒对方——但通常不可能成功。鉴于秘密社会一贯被认为独立于国家法律秩序和政治控制体系之外（他们也经常以远离官府自我标榜），其内部的这种争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清楚地表明了道德的社会功能。
不同民族与月亮相关的传说都隐藏着一个基本的观念：月亮是某种神秘力量的源泉。这一宇宙力量本身是看不见的，但它可以通过不同的生物和奇迹来自我呈现，而人必须调整自己以顺应天地之间的秩序，因为“宗教意味着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感情、行为和经验，使它觉得自己与他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尽管中国的神话早已被史学侵蚀得支离破碎，但其月亮神话仍透露出来同样的意味，显示着原始东亚人的生活有节律地受着这一力量的主宰和调节，也包含着他们的愿望和恐惧。
人总是有一种矛盾的心理：虽然人人都向往和平，但最能令人荡气回肠、追怀不已的时期却总是乱世。战乱不息的三国可能是普通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古代史，至今仍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同理，人们对晚清民国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因为秩序总是出自混沌，也因为在那变幻莫测的历史舞台上所体现的无限可能性。
听母亲说，黄伯已于上月中去世。临终前他神智一直很清楚，叮嘱家人不必另买寿衣作无谓的浪费，穿得破烂一点去另一个世界就好了，身后的遗物可散给老家的穷苦人，不过“事体（丧事）要做得漂亮”。卧病了半年多，这68年来的往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虽然我肚子里已经烂掉了（他患的是膀胱癌），但脑子并没有坏”。春节前后最冷的那段时间，他好像总在念叨“十八、十八”，也不知什么意思——最后这个细节被神秘地与他的死期联系了起来：他走的那一天是正月十八，不久全岛就陷入了连绵三周的冬季阴雨。
翻译是件有风险的事：它常常无异于一次对自己学识的招供。尤其是那种涉及深刻专业背景的书，最容易暴露出译者在外语水平、知识结构、耐心细致三方面的漏洞。译事本就艰难，一旦有缺陷的译本在成书后白纸黑字呈现于世人面前，再没有比这样难以改正的错误更让人悔恨的了，同时还为批评者提供了一整个武器库。因此我常觉得接这样的书来译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因为需要忍受和克服的困难很多，而出错的几率却很高。
上周六下午4点，知名博客钱烈宪在北京单向街书店被人持刀刺伤。大凡这类事件发生，有两点必定是人们最关心的：当事人的生死，以及事件的真相。对公众来说，前者往往倒还在其次（同时也因为他们不必焦虑很久就能得到确切信息），后者才是他们强烈关注的——因为他们有时等上数十年都未必能知道事实真相，迫切想知道答案却又无法知道的状态，对人的精神而言委实是一种折磨。这一次也不例外，人们很快得知钱烈宪本人并无生命危险后，就将他抛在一边；然后，虽然真相未明，却纷纷急于去揭露真相，抨击指责各自心目中的凶...
北京余怒未消。自去年法国总统萨科奇不顾中国的反对，高调会见达|赖以来，北京接连出重手对法进行惩罚性反制，其力道之猛延续之久，令许多观察家颇感费解；萨科奇本人在最不受中国人欢迎的外国政治家名单上，可能早已名列榜首。这个案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文化隔阂和性格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只不过它恰巧出现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外交风波。这一事件也为所有的旁观者展示了中国的国家性格，指明了如何与巨龙打交道的基本法则。
爱情大概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戏剧性的事件，与之相比，婚姻生活常常被认为像坟墓一样令人绝望。这一过程的变迁曾令无数人为之辗转反侧，对社会之和|谐有莫大影响，但看似费解的是：这样一个普遍而重大的社会现象却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也许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通常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知”。现在看来，爱情和婚姻的质量及相关现象都取决于双方扮演自己这一角色的成败，很多悲剧性后果都是人们未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引发的。
像以往一样，不久前的落幕的加沙战争成为相关的各种政治力量的一次舞台展示。在这个“力量的场所”（field of powers）中，各种力量的剧烈互动引向暂时性的稳定，它们彼此间的牵制、斗争、敌视、联合和重组，可被视为一系列戏剧，而它的结局永无尽期。虽然旁观的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谁是这次战争的赢家和输家，但一时的输赢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不过是这场百年战争中的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重要的是在剧场重获平衡之后留下的是什么。
在福州过年通常都是如此：大部分时间在走亲戚，以及和岳父母聊聊家常、甚或陪着搓几盘麻将娱亲。福州本就不大，十年来每年总要至少回来一两次，早已感觉没有陌生感，似乎也没什么去处，春节除了会亲友，往往也只窝在家里。唯一还惦记着想去的便是三坊七巷。一年前回榕时南后街正值拆迁改造，尘土飞扬，看报说重修好的南后街将在除夕亮灯，于是赶去看看福州这唯一一处孓遗的老街现况如何。
有些事件的爆发就像宇宙诞生的那一次大爆炸一样——忽然之间，世界从此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正因为这种鲜明的分水岭意义，世人在震惊之余，也常常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通过追根溯源来解释它们因何爆发。珍珠港事变、肯尼迪总统被暗杀、9/11事件都曾激发起人们对真相的极大渴求；尽管这类重大变故往往迷雾重重，但公众对此的探求永远也不会停止。
日前西藏人大通过决议，将3月28日确定为西藏农奴解放日。这一举动背后的象征意义颇为复杂微妙，清楚地表明在现代政治中，集体记忆的刻写已成为所有政权塑造自身合法性的根本手段。北京再次提醒潜在的政治对手：它将与时俱进，变得更难对付——不仅在政治操控技巧上变得像西方一样更为柔软，同时立场上又能显得更为强硬。这个纪念日的确定也预示着达|赖回国的日期将愈加遥遥无期。
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张承志算是大器晚成的。文革结束那年他三十岁，此时才刚刚发表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而这部短篇小说他后来认为“顶多是一篇中学生作文”。1981年《黑骏马》和《北望长城外》的问世标志着他创作水平的提升，但主题上并无大的突破，延续着他对内蒙体验的那种激动，也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1984年《北方的河》发表，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家已经横空出世。
武林故老相传中国古代经济不景气时，曾有大量人口以乞讨为业，以至于他们的行业工会丐帮竟成为江湖上最庞大的组织。传统上各种社团组织经常寻求神灵的外部力量来增进本团体的稳定、凝聚力、及威望，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准宗教组织，神是行业内部群体的纽带。尽管据金庸等人的可靠记载，古代丐帮并不存在“丐神”崇拜，但如果就此得出“丐帮无宗教”的结论也是不严肃的，因为丐帮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超自然力量主要附属于一件现已失传的神圣器物之上——即传说中的打狗棒。
有句歌词说：“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这句话如果用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的概念来解读，那就是：星星对现代人来说，不再是一种“神显”，也就是说，星星不再被认为体现了宇宙的神圣性；人们可能对星星怀有一些浪漫的想象甚至航天征服的理想，但却并不觉得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换言之，现代人对日月星辰难以产生一种宗教性体验，也因此，我们不容易感受到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