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贴近世博园区，过去两年半里，小区一直被工地四面包围，如今终于日趋尘埃落定。虽然人人都清楚完工后的好处，但却总希望任何变革过程最好都是无痛手术，这些年不免啧有烦言，正如广州市民也因为亚运会同时开工100多项工程而怨声载道。无论“世博”、“亚运”还是“奥运”，作为幌子其功能都是一样的：使当地政府得以在此名义下实施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在美国近代史上，博览会也曾被人讥讽为“城市促进主义的氢弹”——这就好像有人以请客人来家里吃饭为理由，借机将自己家整个重新翻修了一遍。

在访问中国前夕，奥巴马接受了一顶桂冠：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事实证明这顶桂冠上布满荆棘。选择在这个时刻迫不及待地为他鼓掌，反倒普遍激起了一种至少是错愕不解和怀疑的情绪，全球媒体用“难以置信”、“荒谬”来形容这一评定，奥巴马的主要智囊David Axelrod面对记者直言：“别说你们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鉴于他年初就职时离诺贝尔奖提名截止仅有两周时间，这意味着奥巴马在总统宝座上屁股还未坐热，就已被视为有资格获取这一殊荣的人选。这一“预授”的决定看起来与其说是对事实贡献的认可，倒不如说是一种鼓励。奥巴马本人表示对此感到“意外和惭愧”，这一谦辞或许倒是实话。

林语堂一贯以清通流畅的文笔著称，即使是《中国新闻舆论史》这样的著作也不例外。严格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倒不如说是一份政治宣言，以表达林氏作为一个新闻人，对新闻自由的呐喊与捍卫。他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主要是政治性的，即媒体能否准确传达民意，伸张舆论这一“第四权”。由此在他看来，一部中国新闻舆论史也就成了“民意与专制斗争的历史”，也就是一个绝对精神展现的过程——这一基本判断标示出全书的基本特点和价值，但同时也正是其局限和缺陷所在。

中国人对济公这一传奇人物都很熟悉和喜爱：他的智慧以疯癫的形式出现，其善良和纯洁正直则隐藏于蔽破污秽的外表之下，有时他几乎像是一位令人发笑的小丑，但其所为则令人敬服为“圣僧”。令人费解的不仅是这几组矛盾都能协调地统一在同一个人物形象之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人们为何会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并对他的事迹如此着迷？

内人Suda于今日下午14:24产下一子，重6.98斤。较预产期晚了4天，硬是拖到了天蝎座。现母子平安。

取名沈秉心，语本《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之句，取其“用心踏实深远”之意。名字倒是比孩子本人更难产。

夏天过去了我依然在这里
八月  会有人在大街上看到
光滑的树阴里
有鱼  睁着眼睛
贴紧大地

如果现代艺术和现代科技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也许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也许是：它们都变得越来越抽象和艰深难懂。早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理解它，而今它们却似乎成了一群专业人士所专有的领地，因而对大众造成了两种特别不幸的后果：一是因不懂所以敬而远之，二是因不懂所以盲目崇信。王尔德有一句名言：“我常常担心不会被误解。”——他本意是指公众应该为新艺术震撼困惑，而非简化消解为他们已理解的东西。但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担心的也许是现代艺术被人过于误解。

崇明方言里有一个让我困惑多年的词：即将午饭称作“点心”。吃午饭叫“吃点心”（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较正式的词“吃中饭”，但决不说“吃午饭”），提早（例如11点）吃的午饭叫“早点心”，下午在午饭和晚饭之间的加餐（相当于下午茶）则称之为“小点心”。虽然自己操这种方言多年，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何午饭会被称为“点心”——这其中似乎隐藏着某个不得而知的历史根源。这些年读得书略开阔了些，才意识到：我的困惑只是因为自己现在生活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一日三餐的，而在发明用“点心”来指代午饭的那个年代，每个人却都是一天只吃两餐的。

即使在她逝世多年之后的今天，西蒙娜·波伏娃仍是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仿佛她仍以某种方式继续活着。她被称为“第一个女哲学家”——不仅因为她是女性且关注哲学，还因为写的《第二性》已经成为女权主义的圣经，以至于不论喜欢与否，无人能忽视她的影响力。她那句著名的格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成的”至少震动了全人类的一半人口，而这也恰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

毕业十年回厦门。在这个南国校园里转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是一个重拍老照片的游戏：每到一个地点，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首先浮现出它在十年前是什么样子，然后拿它和眼下的场景相比。这种对已逝细部的敏感，促成了心头一点感伤。应该说，现在我们进入的不再是当初那个校园，正如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里。

传统上中国有两个对外出口：西域和南海；而前者尤其重要，在欧风东渐之前，中国所接受的主要外来文明影响来自印度和波斯，它们大抵都是通过穿越中亚沙漠的丝绸之路而来。中国汉唐各朝对中亚均采取积极干预的姿态，使得在讨论中亚古代史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中国因素——正如谈论战后的东亚局势，也必须将美国计算在内一样。

在朋友推荐之下看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在豆瓣上看过的人很多，而且评分很高，但之所以如此并非人们赞赏它的观点，而是当作“史上最雷人/彪悍之书”或笑话集来看的。1982年此书出版时，正义凛然地撰写这些战斗檄文的音乐家们决不会想到，仅仅一代人之后，他们的著作会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经典。这种转化几乎是有哲学意义的：同样一件物品，当人们用新视点重新安排和观察它的时候，它原有的意义就消失了，正如杜尚拿着一个普通的陶瓷小便池并标上“泉”的题目拿去参加美术展时，它就代表了一个艺术哲学上的新思想。

歌德有一句看似费解的格言：“谁不懂得外国语，谁也就不了解本国语。”他的本意无非是说：只有理解外语的特性之后，才能在两相比较之下更深刻地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本国的语言文字往往是一个人所继承的无法察觉的遗产——就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母语的语法一样，我们对汉字在中国传统及现实中的作用，也常常停留在一种“创造性麻木”的状态之中，而那却是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根本性区别之一。如果与欧洲文明作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愈加清晰明显。

说来惭愧，我是前不久才无意中得知刘浦江先生所著《松漠之间》一年前就已问世。这本自选集收录了他治辽金史二十年来的17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细读这本集子，字里行间令人感动的不仅是对一千年前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洞见，还有一位学人的学术关怀和严格自我要求——因为历史毕竟都是人写的，我们读史不仅关心“史”，更重要的还有“人”。

和Suda一起去看了《飞屋环游记》，片子很热门，差点没买到票。看来童话总是受欢迎的，即便这一次男主角已经78岁高龄。林奕华曾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感动和思考，为什么香港人更喜欢前者？”但看来不止香港人，也许绝大部分人都是喜欢感动更多于思考的，因为童话和梦想对不少人来说是一种生活力量的来源，是一种需要。豆瓣上关于这片的最受欢迎的影评都冠以诸如“最华丽的冒险是与你相守”、“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回忆是一座囚牢，只有爱能赦免”、“你是我一生的冒险”之类的标题。不过这片也并非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与好莱坞以往的动画不同，这片并不是孩子所能完全看懂的。

生活中某些最习以为常的普通事物，也许和我们所属文明最根本的地方相连。汉语中的方位词及其所带来的一整套观念，就是这样一类事物。“东南西北”、“面南背北”作为方位描述，是操汉语的中国人最普通的词汇，甚至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深思的地方，但这背后隐藏的却是中国文明在宇宙论上的独特性。

在美国电影中我们很熟悉这样的情节：警察一边实施逮捕，一边对当事人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论这个当事人多么不受欢迎，律师都不得拒绝为他辩护。在英美法系中，前者（沉默权）是对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而后者则是律师从业的圭臬。这两个堪称伟大的原则，最初都是17世纪一个英国律师约翰·库克提出来的。然而他的名字在今天几乎已被遗忘，因为在英国这样一个君主体制国家中，他却是一个弑君者——他起诉国王并将之送上了断头台。

很多旅游地我们一辈子只去一次：根据一些间接信息和想象，我们旅行去远方，这次亲历所带来的直接经验正是出发之前我们想要知道的，但以后很可能再也用不着了。因此关键的问题正在于“人们来之前都想了些什么”。不管怎样，事实是：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印象都是通过各种媒体或个人的信息渠道有选择性地建构出来的，最后经过大脑的过滤，形成一套高度简化的画面。正因为这种想象往往最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它太过重要，因此渐渐地不再是个人的事了。

对我来说，关于棉花的记忆总是温暖的：不仅因为小时候喜欢的新棉袄，还有每年夏天棉花盛开时，阳光下它们灿烂的黄白色花朵构成了村庄永恒的景象之一，秋天又和母亲一起在棉田里采棉花。长大后很少再看到种植的棉花，然而我知道它仍然无处不在：人们穿的棉布、每天用的纸币、医用的棉签……无不取材自棉花，甚至有一部电影和一间酒吧都叫“棉花俱乐部”。这是棉花构成的小宇宙，用本书作者的话说，每个原料都是一个世界，“有她的秘密，她的语言，她的战争，她的居民”。

说到“关系”，每个中国人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不论是喜欢还是痛恨，人人都意识到“关系”是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客观存在，有时甚至非常重要。人们凭借这种非正式的、不对外公开的网络获得一些机会和利益，而且常常伤害了其他潜在竞争者获得同等机会。由于它总是在隐秘状态之下运作，它令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人感到费解和头痛，自改革开放以来常有外国投资者抱怨他们因为关系不到位而莫名其妙遇到了一些挫败和麻烦。但中国人却也并不见得就能说清楚什么是“关系”——就像我们虽然都会说母语，却未必能阐明它的语法规则一样。

在人们的记忆中，记者这个职业几乎总是和“真相”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大众的观感和期许，也常常是新闻从业人员自我认知和使命感的根基，即作为一个除真实之外无所畏惧的人，他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目击、揭露、追寻、报道一切事实，而对他们最大的指责通常也就是未能反映事实甚至歪曲了事实。“真相”仿佛是一个被他们永恒守护的圣杯——他们也不得不如此。

[被和谐了一篇，兹贴一篇旧作以免开天窗]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人们对许多历史情境的了解，通常不得不借助于口头转述、文字记叙、绘画，以及大量的主观想象；而照片则能极直观、精确且以庞大的数量真实地反映某些历史场景，给人的视觉和心理以极大冲击，“老照片”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由于材料的昂贵和时局的动荡，现存的晚清民国时期老照片数量很少，且通常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因此一百年前莫理循沿丝绸之路所拍摄的照片更可谓弥足珍贵了。

一切要从“李约瑟难题”说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穷尽数十年心力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科技如此辉煌，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方，那么最终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文明呢？这个难题引发了无数争议，爱因斯坦的一句著名评论很适用于此：中国没能走出这两步是不必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进展居然在西方出现了。

在南方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和Suda一起在海边坐到了天亮。沉寂而潮热的海边几乎没有一丝风。该说的早已说完，甚至该哭的也哭过了，这时候只剩下我们和午夜的大海沉默对峙。潮水持久而单调地拍打着这一片海岸，迫使我们平静下来。凌晨四点多从咸咸的海风中睡醒过来，看到海平面上深蓝的天际线一层层迷迷茫茫地起着变化，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时间的陌生海岸。天荒地老。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那是一件寂寞的事。

六月是多事之秋。从月初的二十周年到月中有争议的信息过滤程序“绿坝”，到月末google被打压，中|宣部大概也忙坏了。知识分子无疑是对此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因此反应也最为强烈。知识精英不受审查的心态本来就已在增长，如今更难以忍受被和谐的压力，许多人纷纷引用《1984》里的语句作为私下的抗议。这大概也是和谐的代价：按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和谐由对抗力量造成，正如弓与琴”，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内部张力，作用力的增强引起了对立成分的增强。中|宣部很难为自己本月的行为争取到知识分子的公开支持，而且我感到周围的知识分子似乎正在丧失耐心。

回想起来大概是1983年，我们这个小村子有史以来第一户人家盖起了楼房。它所激起的示范效应令许多人坐立不安。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家家户户都卷入到竭力赚钱攒钱盖楼的浪潮中去，以至于1990年代初的高潮期泥水匠和建筑材料的价钱猛涨。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这个村子的空间布局和居住模式都已经起了一定的变化：原本居住离公路较远的村民在盖楼选址时大多尽量向公路两侧靠拢，在36户居民中有10户都作了类似的空间位移，以至于村南原先倪姓的一个小型聚居区陆陆续续搬迁到只剩孤零零的一户人家。

必须承认，这是我第一次读林奕华的书。不过在读完后，我已经在期待他的第二、第三本书了。他的书很“好看”——作为对阅读体验的描述，“好看”在意味着“行文流畅不生涩”的同时，似乎往往也表示“易懂”因而深度不足，但他的文字却有一种回味带来的深度：虽然第一遍看不难懂，却能让人再想上一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因为他是作为知识分子在写专栏，而不是由写专栏逐渐变成知识分子，加上他的敏感和克制，终于避免了将这些文字放纵为心灵鸡汤。

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仅仅一年前，全球的经济学家中又有几个能预料到这一次金融危机竟会波及全世界？去年秋天，北京奥运会的热情还未消散，经济危机这一盆冷水已经兜头浇下。所幸一切都是公平的：人人感受到危机就意味着解决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因为解决危机首先就是要公开承认危机的存在。

电话里母亲照例问起Suda近况如何，得知一切安好，腹中胎儿反应也不大，她大为宽慰，又叮嘱了一些。我耐心听完后笑问：“你儿媳妇怀孕的事，现在大概全村都知道了吧？”她说：“那当然，早就知道了。”

和三国一样，二战也将是永恒的：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回忆、复述、重构、再阐释那一段历史。事实上，有关这一场空前（所有人都希望它也是绝后的）大战的书籍和影像资料，早已到了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也读不完的程度。即使我们只关注这一悲剧最核心的冲突形式：战争，相关的书籍也已汗牛充栋。如果只能读一本二战战史的书，那么本书不失为最佳选择之一——我们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

陆川执导的电影《南京！南京！》在上映之后，立刻引发了一种“榴莲效应”：赞赏者很赞赏，厌恶者也极厌恶，豆瓣上关于该片的2942条评论，也大抵分为两个阵营。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感慨果然文艺无定见。一如冯象曾说的，“越是专家，往往意见越是偏颇，标新立异，脱离大众趣味（否则他的专业知识就有与人雷同而平庸之嫌）；同一部作品，专家之间的分歧要比常人大得多。”当然，这片之所以引发如此剧烈的争议，并不仅仅在于文艺问题。

在所有中国传统习俗中，缠足也许是最难以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的：它被普遍视为一项令国人难以启齿的尴尬遗产，即使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也不会为之辩护，更不用说倡导延续这一旧俗了。人们对缠足有着鲜明的道德判断——它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项“好”的传统，最好不要去提它（偶尔不得不提起也总是以厌恶的口气），以至于很多国人看到本书时第一反应恐怕是：“怎么还会有人研究这个？”

常常有一些重大的变革因为太为人熟知而遭到忽视：现在看到公共场所中的女性，大概没什么人会感到惊奇，然而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城市的大街上却是极少看到女性的——前现代的城市公共空间几乎都是单性别的。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反常而难以理解的空间隔离，在那时却是常态。现代社会当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隔离（如富人别墅区和贫民窟），这种空间政治反映着阶级关系或性别，因而被遮蔽、被遗弃、被隔离的一方也在同时揭露和定义着这一社会形态。

小区外有一对拾荒的中年夫妇，在这安营扎寨多年，早已是我们平日里“熟悉的陌生人”。每回有什么旧报纸、大纸箱、泡沫塑料，乃至旧家电要处理，我们便在进小区时在门口和他们打声招呼，然后他们就依约上门来按一定单价收取，完了自己扛下六楼去。偶尔和他们攀谈过几次，得知他们是安徽蒙城人，在老家务农收入微薄，又没有什么技能，相比起来在上海拾荒度日也不算难以忍受，甚至算是一种自我改善——至少是可接受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小区已经多年，不仅是习惯，也觉得这里人好，因为上海一些小区是拒绝拾荒者入内的。他们也早认识我了，“下次有废品卖，打我手机就好了，随叫随到”，不过我还是习惯过去找他们，反正也不远。

电视剧《无悔追踪》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解放初，公安肖大力怀疑邻居冯静波就是他所想要调查抓捕的潜伏特务，虽然多年里冯的表现看来始终无可挑剔，抓不到任何把柄。期间肖甚至因为研究潜伏的联络暗号而被打成特务，多难时刻冯伸出援手，两家儿女也感情甚好，但肖对冯始终抱有极深的怀疑，30年后要求正式立案调查冯，遭到嘲笑，而白发苍苍的冯静波最终自动承认了自己的确是特务。

像任何灾难一样，一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人不免产生了同样的质问：为什么它没有被阻止呢？当然人们都理智地意识到我们无力控制地壳运动，因此质疑随即变成一种朴素的愿望：如果地震能预报就好了，更进一步说，为什么没能预报呢？由此引发了一场以连岳和土摩托为代表的激烈辩论，虽然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不过双方至少有一点共识，即预报地震能够减少损失——但事情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眼下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论著，如果参考书目中没有列入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那么我们基本已经可以判断：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会高到哪里去。因为瞿著是这一领域必读的参考书，如果此书都没读过，论文作者的基本功就值得怀疑了。

“从纯正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维持社会与文化的稳定而又同时促进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易言之，维护与滋养自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个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可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与泛滥。……这是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发展的最大矛盾之一，也是过去中国自由主义内在的最大困扰之一。”

名词的统一常常最容易掩盖所指事实的分歧、含混与变迁。例如，北欧人、中国人和古巴人虽然都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但对他们来说，这个词语所指的事实其实相去甚远，甚至中国人对它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而且如今的国人与三四十年前的先辈对它的解释也是差别极大的。许多概念正因为被用得太多、太为人所熟知，才到了几乎无法使用、也难以被人确切理解的地步——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一个词。

很少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这样，将自己的感情那么深地与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伊斯坦布尔对他来说就像是历史和记忆本身。的确，这座“亚洲和欧洲在此交汇”的永恒之城当得起这样的礼赞，因为它是人类史上为数不多的那种城市——仅凭一座大城就能单独支配和代表一个辉煌的文明，对当时生活在这个帝国中的人来说，它几乎就是宇宙的中心和缩影。正因此，人们才习惯将中世纪那个定都于此的千年帝国按其古希腊名字称为“拜占庭帝国”。

朋友从婺源踏青回来，除了江岭的油菜花，另一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个“中国最美的乡村”有几处景点那种令人望而却步的商业味。尤其是晓起，“看起来已经和周庄没什么区别了”。的确这也并不意外，虽然让人略感怅惘。回想起来也不过七八年时间，而她与我在当初经历的婺源几乎像是隔了半个世纪...

对前代政权的崩溃原因作反复总结并引为殷鉴，向来是中国史上一个悠久的传统——正是秦、隋两朝短命的统治所蕴含的深刻教训，才开创了汉唐的辉煌。六十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全面崩溃，则是一个最新的事例，对它的深入检讨，可能是永远也不为过的，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大败局都将体现为不同意义，从而提供相应的警示。

我这么说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人类思维都具有原教旨倾向。所有理论都倾向于造成一种自我完善的体系，可以运用它来解释和把握整个世界，最终它成为一个人看待和衡量世界的眼镜和尺子。在辩论中最容易看出这一点：大部分人参与对话、辩论之后的收获只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自己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们一无所获，因为他们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激烈辩驳只是得知了一个他早已确认的信息：我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观点和话语的巴别塔——虽然名义上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但却彼此听不见、听不懂。

政治学家并不是政治家，他们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但塞缪尔·亨廷顿是个例外，他创造出来用以说明其观点的一些词汇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日常词汇，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也总是令人无法忽视。确切地说，他已经不仅仅被视为一位政治学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其影响之大，使得他的辞世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秘密社会是一个永远呈现为动态平衡的混沌秩序。在这个舞台上，以各种帮派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展现着不同动力的社会戏剧，其中最典型的冲突元素即所谓“正邪之分”，总是有两个秉持不同道德意识形态的力量，试图在一次决战中压倒对方——但通常不可能成功。鉴于秘密社会一贯被认为独立于国家法律秩序和政治控制体系之外（他们也经常以远离官府自我标榜），其内部的这种争斗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清楚地表明了道德的社会功能。

不同民族与月亮相关的传说都隐藏着一个基本的观念：月亮是某种神秘力量的源泉。这一宇宙力量本身是看不见的，但它可以通过不同的生物和奇迹来自我呈现，而人必须调整自己以顺应天地之间的秩序，因为“宗教意味着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感情、行为和经验，使它觉得自己与他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尽管中国的神话早已被史学侵蚀得支离破碎，但其月亮神话仍透露出来同样的意味，显示着原始东亚人的生活有节律地受着这一力量的主宰和调节，也包含着他们的愿望和恐惧。

人总是有一种矛盾的心理：虽然人人都向往和平，但最能令人荡气回肠、追怀不已的时期却总是乱世。战乱不息的三国可能是普通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古代史，至今仍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同理，人们对晚清民国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因为秩序总是出自混沌，也因为在那变幻莫测的历史舞台上所体现的无限可能性。

听母亲说，黄伯已于上月中去世。临终前他神智一直很清楚，叮嘱家人不必另买寿衣作无谓的浪费，穿得破烂一点去另一个世界就好了，身后的遗物可散给老家的穷苦人，不过“事体（丧事）要做得漂亮”。卧病了半年多，这68年来的往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虽然我肚子里已经烂掉了（他患的是膀胱癌），但脑子并没有坏”。春节前后最冷的那段时间，他好像总在念叨“十八、十八”，也不知什么意思——最后这个细节被神秘地与他的死期联系了起来：他走的那一天是正月十八，不久全岛就陷入了连绵三周的冬季阴雨。

翻译是件有风险的事：它常常无异于一次对自己学识的招供。尤其是那种涉及深刻专业背景的书，最容易暴露出译者在外语水平、知识结构、耐心细致三方面的漏洞。译事本就艰难，一旦有缺陷的译本在成书后白纸黑字呈现于世人面前，再没有比这样难以改正的错误更让人悔恨的了，同时还为批评者提供了一整个武器库。因此我常觉得接这样的书来译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因为需要忍受和克服的困难很多，而出错的几率却很高。

上周六下午4点，知名博客钱烈宪在北京单向街书店被人持刀刺伤。大凡这类事件发生，有两点必定是人们最关心的：当事人的生死，以及事件的真相。对公众来说，前者往往倒还在其次（同时也因为他们不必焦虑很久就能得到确切信息），后者才是他们强烈关注的——因为他们有时等上数十年都未必能知道事实真相，迫切想知道答案却又无法知道的状态，对人的精神而言委实是一种折磨。这一次也不例外，人们很快得知钱烈宪本人并无生命危险后，就将他抛在一边；然后，虽然真相未明，却纷纷急于去揭露真相，抨击指责各自心目中的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