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里的这次甘南川西之行，在藏区一共16天，经停15县。沿途高原、牧场、湿地、森林、草甸、梯田，随着山势而变化，除了这些可在游记和照片中可略见表白外，还有一些感慨是只能用文字来另加归纳的——尽管不免走马观花。

晚上去居委会参加会议，这于我还是第一次。最近一个月楼下日夜施工，噪音很大；起初还不知是什么工程，几天前收到施工单位信函，才知是地铁盾构井工程。此事切身相关，我们这样极少参加社区活动的，昨天接到今晚聚议的通告，也想去看个究竟。

伊朗总统内贾德日前对纽约进行了一次有争议的访问。1963年，为德国大众汽车代理广告的BBDO深切地意识到，在纽约这座“犹太人的城市里推销德国车”是多么困难，如今，一位多次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政治人物来到这里，所激起的浪潮就更可想见了。纽约的一些小报甚至以“恶魔登陆”或“伊朗疯子大王”这样的标题来欢迎他。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之前，遭到校长博林杰的公开羞辱：“总统先生，你表现出了心胸狭窄且手段残忍的独裁者形象。”

在现代文坛上，张承志几乎是一个“现象”。他极难被归类——他独自构成一个类别，既不追随谁，也不被追随。其文风像他本人一样难以理解，造词生涩奇崛，经常夹杂着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他虽然以汉语写作，却使汉语读者有一种从未获得的陌生感。

严格来说，这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其中所收录的有关中国与西欧交流的论文，无一例外都是在抗战前后的十年之内写就的，另外占全书五分之二篇幅的，则是一系列的档案材料和笺注——它们本应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有待利用的原材料和草稿，但由于作者种种遭际的变故，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始终未能完成这一愿望。

第一次去德格印经院，吃了个闭门羹。说是今天正逢活佛出关，会做法事，所以雕版、印刷的工人们全都放假一天。德格是个坐落在山谷中的狭长小城，并无多少地方可去，在更庆寺转一圈也不过三小时，因此接下来的半天时间，我们也去河边的草地上，无所事事地和当地藏民一起参加那场漫长的法事。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似乎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情绪，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要逃离现在的世界，不外乎两种手段：远行到一个与现代文明绝缘的社会，或者自己动手建立一个乌托邦。乍看起来，前者是消极的避世，后者是积极的社会改造方案，然而它们根源都在于内心的不满，只不过一个指向过去的维度，一个则常伴随着强烈的未来感。

色达是这一路我感受最复杂的地方。这个偏僻的川西北小县近年来暴得大名，主要都是因为其境内的五明佛学院。藏区的寺庙，通常远较内地禅寺、清真寺、道观等宗教场所为大，但五明佛学院的规模还是令我瞠目。那几乎就是一个城市。

清晨从郎木寺往南，宽阔的草原上绵亘着一层云雾，太阳已破土而出，渐渐高升，远近青草尖上的露珠都奕奕发光。前方的日尔郎山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穿过隧道后就是更为宽广的若而盖大草原，整个草地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之中，无尽的苍穹之下，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帐篷和牛羊。大草原逐渐展露着它的秘密。我望着窗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八月里去了一趟甘南川西，这也是我有史以来费时最长的一次旅行。之所以能有三周的长假，是因为我between my jobs，出发前，看起来Suda对出游的兴奋完全压倒了对我失业的担忧，当然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解脱。这是我第一次深入藏区，在回程之前，我已经可以确定，还将有第二、第三次。

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百年前的美国郊区，却可以看到当下中国的缩影：作为中产阶级乌托邦的城郊小区，人们的焦虑感，甚至他们彼此的向往和恐惧，都是那么一致。

新闻界有句名言：“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发生了的新闻。”这句话用来形容威廉·夏伊勒的两本名著，再也合适不过了：《柏林日记》记载的是他在驻守纳粹德国的七年中亲历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是。

1991年，张承志发表《心灵史》，这本书集合性地体现了作者的身份：既是内陆亚洲史研究者，又是文学家；既是回族穆斯林，又是前红卫兵。毫不意外，它的出生正如作者本人一样，很难被归类；这种看起来孤独、尴尬、但却傲慢的姿态，看起来似乎也是作者的一贯立场，他甚至大概对此不无享受。

看了电影《香水》。主角是一个执迷于气味几近癫狂的极端分子，作为对他短促命运的反衬，他居然是出生在巴黎一个恶臭的鱼市里。他那魔幻似的一生，倒是很好地印证了动物行为学家Konrad Lorenz的观点：哺乳动物大多都是“用鼻子思想的”，所以它们用气味来表示占有权，而且这种权利归属不仅受空间限制，还受时间影响。最终他研制成的香水威力犹如原子弹，几乎毫不费力地通过人们的鼻子征服了所有人。

中国古史北方三大族系：蒙古、突厥、东夷，以东夷系历史最为晦暗难明，盖因此系民族支派颇多，又僻居东北营渔猎生活，初期于中原威胁远小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史书记载因之也少[1]。除日韩而外，对这一系关注的学者也较少，聚讼纷纭，而难有定论。姑不揣谫陋，聊为补证如下：

童年时总觉得夏天是最乏味的一个季节。南方的盛夏午后，除了窗外十万蝉声，村庄里一片沉寂。平原岛屿毫无起伏，也并无可以登高避暑的地方，盛夏对我而言，主要是一个忍受的季节：它那过分炽热的阳光、让人疲软不振的空气、繁盛的蚊虫和喧闹的蛙声蝉声。或许唯一的乐趣就是捞河。

按照民间故事分类学的理论，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新故事其实是极少的，更多的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及文本的不断自我变异。由于某些母题深入人心，故事的讲述者或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都很容易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模式化倾向之中——如许子东分析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叙述模式。武侠小说就其叙述结构而言，更接近英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具备一些相似的母题，如英雄冒险、寻宝等。

晚清民国的一百年，属于那种“迷人的乱世”，在一个失序的社会里，充满了各种极端。这种混乱的丰富，对那一时代的人来说，或许是极度的悲欢，但对后人来说，则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提供了中国史上罕见的实验室环境，所有政治思想都可以在此酝酿、试验、冲突。

1985年的高考作文题，现在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命题要求以“澄溪中学学生会”的名义，致信《光明日报》编辑部，反映化工厂排污问题。在那个年代，环境污染对大部分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空中楼阁般的话题，至少长江三角洲的农村地区仍普遍在河里淘米洗衣。这就像当年要求农民出身的红军想象大工业形式下的剥削体制，大抵只能高谈阔论地唱唱高调。 

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中东问题向来被认为是最复杂难解的，而其核心症结则是巴以冲突。数十年来，地中海东岸这块面积还不及海南岛的半沙漠地带上演的悲欢离合，长期占据着世界各大媒体国际新闻版面的主要位置。它的棘手在于集宗教、政治、民族、历史、文明等诸多冲突于一身，由此也成为任何外交官的梦魇：所有的和平调解，最终都只是短暂的停火；试图公正中立的任何人，最后发现问题变成仅仅是：你究竟愿意相信哪一方？

文学中的历史错误，本极常见，历来名著中也所在多是，不过人们往往习焉不察。金庸小说经过数十年的经典化，现在也已俨然跻身名著，树大招风，“宋人唱元曲”这样挑出的刺也不少。金庸本人在《射雕英雄传》后记中曾说，“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因此虽然“歹”是汉语受蒙古语影响才有的字词，他写的宋人对话中也“不去故意避免”——不过这恐怕不是不去刻意避免，而是实在很难避免。

别尔嘉耶夫曾说，有两种能在人民生活中成为动力的神话：关于起源的神话和关于终结的神话。俄罗斯思想中占优势的是第二种，所以他们关心在人间建设天堂；而它的冷战对手美国，看来感兴趣的则是第一种。在美国，关于建国诸杰或殖民地时代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因为起源最有助于说明“我们为什么是美国人”。

这一阵看到不少西双版纳人象冲突的报道。野象经常大摇大摆地下山，视村寨的田地为食堂，甘蔗、玉米、稻谷、香蕉都是它们采食的对象，偶尔甚至攻击人。对这一国家级濒危物种，村民既不能报复，甚至无力驱赶，树起来的电网篱笆又很容易被它破坏，数年来几近束手无策。虽然电视上接受采访的村民都显得深明大义，表示不会也无法怨恨大象——但这么说恰恰表明人们都是深深怨恨大象的。

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前后共有四次浪潮：唐代的景教、元朝的教廷东使、明清之际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西方势力、以及鸦片战争后的全面冲击。其中前两次影响都极有限，谈不上碰撞，最后一次则人所共知——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在近现代遭遇到西方文明的颠覆性影响，才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头审视三四百年前的那次相遇：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彼此错失了这次对流的机会？

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大概五月才是“最残忍的月份”——本月在十天之内，北京有五名大学生自杀，据说大抵都是因为就业压力。此事上海未见报道，社会和谐如恒，但在当地，可想会引发激烈争议。一位北京朋友毫不掩饰她对这些人的鄙夷，“这也算优胜劣汰了，心理素质差的人以后活不下去”，因为在她看来，逃避问题就是无能。

1994年严绍璗在日本担任客座教授时，吉川幸次郎的弟子小南一郎特地来看望他，谈起当地“新闻电视会经常来请你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请先生尽量少一点与他们接触。学者就是学者！”小南转述先师律己的话，本是出于知己才不避嫌疑，不过看起来严先生却不免将此当作日本学界精英式的“学院意识心态”，不见得如何领情。

1793年，乾隆帝拒绝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并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答复，表示天朝根本不在意“外夷货物”。现在这被普遍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愚蠢、傲慢的姿态，今人往往将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时机与它联系在一起，甚至暗示若非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满族入侵所打断，中国本可避免锁国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这无疑也是一种典型的“从后往前读”的史观，事实上以当时正统的观点来看，乾隆帝的答复可谓深合儒家政治哲学，非但不愚蠢，且贤明之极。

根据金庸的记载，距今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雁门关外曾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暗杀。该悲剧的表面原因是知识产权纠纷，即中原武林人士试图以暴力手段来阻止契丹武士夺取少林秘籍，不过从事件发展的过程来看，当事人萧远山的汉语水平乃是使这一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

中午母亲打来电话。他们五一假期可能不过来了，因为父亲经本村邻居介绍，可能节前就会去安亭打工。这消息初听下来让我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和辛酸，现在家里也不缺这个钱。“这不是钱的问题。”母亲说。——当然，一般来说，当有人辩称“不是钱的问题”时，那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大概很少有像中日关系这样奇怪的了：两个重要的地区大国，来来去去谈的政治问题，始终不能把眼光集中于具有建设性的方向上，而是纠缠于历史旧恨——无论靖国神社、慰安妇、遗留化学武器、历史教科书，还是南京大屠杀。这场战争并不是60多年前就结束了，它的怨毒还在继续。大学时我一个同学曾咬牙切齿地说他将来如有可能“要来一次东京大屠杀”，只剩两人不杀：酒井法子和铃木保奈美。

黄昏走得早，这是多日来我第一次在天黑前下班。车子在早春修剪过的梧桐树下穿过时，看到天色慢慢地暗下来，街道上有一阵令人陌生的暖意。人们在车站的东风里神色茫然地候车。有一阵我似乎回想起了很多，但忽然间似乎又好象什么也没抓住。

15世纪欧洲兴起的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将地球表面孤岛式的各文明连接起来，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开端。而尾随这一巨变而来的，则是欧洲文明宗教、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扩张，给予各孤立文明以史无前例的冲击和压力。这一浪潮最遥远波及到东亚，结果以中国、日本在16-17世纪的抵制/锁国政策结束第一阶段，然而这却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两百年后，西方文明以更猛烈的浪潮袭来，最终在鸦片战争中破门而入。

江湖社会，在人们的印象始终和各种帮派联系在一起——它们既是这个社会非法暴力泛滥的原因，又是人们得以避免遭受暴力侵犯的庇护组织。当然，武林团体千百不等，有一些看起来带有黑社会性质，另一些却似乎唯一的宗旨就是纯学术研究，不过毫无疑问，这些组织所追求的共同目的之一就是不断维持甚至提高本团体在江湖中的竞争力。

聚会时抱怨各自的客户，是我们这个行当中最普遍的共同语言。下午聊天，做了八年文案的老同学悲愤地说现在的4A是“客服枕边睡，创意床前跪”。话也许是过了点，不过这种辛酸的确也是这个服务性行业中的事实。通常来说，本土的客户对待广告公司的态度尤为恶劣，大概中国人潜意识里都把“服务”理解为“服侍”。

现已结束的20世纪无疑是历史上人类文明曾达到过的最辉煌时代，但它却也是暴力冲突登峰造极的一个世纪。说来可悲的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经常对同类实施暴力。暴力似乎是一个很令人不快的话题，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对待性的态度：虽然普遍发生，但长期以来却被视为肮脏和难以启齿。然而它的确是人性的一部分，既然无从回避，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它。

很久没写校译文章了，既然翻译之错在所难免，偶然看到几处破绽也不以为意。不过这本书实在是例外，其译文错误之多，简直是现成的箭靶。此书本是俄罗斯早期汉学的论文集，但翻译的主编者却不懂俄语，找了一位俄语言文学博士来翻译，看前言及译后记，主要的翻译工作却是两名学生完成的。主编者说他“再三强调翻译的质量，他们三位都非常尽心”，译者“业务水平很高且治学严谨”，并且翻译质量得到了一位大学俄语教师的肯定。当然我本人也不懂俄语，但书中的好多错误，只懂中文也应可看得出来的。

去年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到北京考察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建设，这次经历无疑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设法给外人留下深刻印象本来也是国人的传统强项之一。其中一位后来回忆说：“他们简直就像是在准备一场战争。”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拖沓的建设进度比，北京的场馆建设可说是光速前进，以至于国际奥委会不得不提醒北京奥组委放慢进度——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首次。

周末的天气始终暧昧不明。连着两天，雾气都是直到下午还迟迟难以消散，让进出岛的船客吃尽了苦头。早晨起来，平原上的草木持久地笼罩在面纱一般的薄雾之中，湿润的空气中依稀可辨认的是桃红柳绿。最近几年乡下地表风貌的变迁，使我对这种典型的江南早春景致忽然一阵陌生，它不是唤起了我的记忆，而是重构了我的记忆。

1944年夏，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之一访问了延安，一周后，这个传教士的儿子发回报道：“在怀疑派看来，延安总的气氛可以和一个很小的教派村庄——或者和一个宗教夏令营的气氛相比。那里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高尚的味道，人们是自觉投奔那里的。”

网上看有好事者推举金庸群侠参加奥运会，群以为长跑最佳选手是青翼蝠王韦一笑。此人在沙漠里三次抱着人和灭绝师太等高手赛跑，别人还是望尘莫及。其中第三次和张无忌比试时寒病将要发作，抱着殷离穿过沙漠奔向光明顶，还是将张无忌远远甩开了。据张无忌回忆，从正午到半夜，在黄沙之中跑得“口干唇燥，全身汗如雨下”，前后足有十二个小时，可谓中国极限运动的先驱。按这样的速度，又极少补给（张只中途喝了点泉水），大概徒步穿越罗卜泊也不难。

多数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听说有巫婆每年选取一个民女嫁与河神为妻，为百姓所患苦，西门豹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巫婆等投入水中，最终革除了这一陋俗。按我们的教育经历，这通常被描述为一个贤良有胆识的清官，坚决反对迷信、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一被高度简化的理解，实际上与事实有着巨大的偏离。

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一代蒙古天骄铁木真加号为成吉思汗的800周年。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位传奇般的“世界征服者”的兴趣，因为蒙古帝国的突然崛起，是历史上少有的那种能引发人们持久兴趣的历史奇迹之一：一个只有100万人口的民族，何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成功征服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中心，并建立起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

除夕陪父母看春节联欢晚会。基本换汤不换药，这也是中国特色所决定的，想改头换面也决没有那么容易。当然与历届相比，变化也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可以相声的明显没落：在33个节目中，可称为相声的只有1个，即使这一个，也是大不如前。

两年多前[2004-10-01]写的一篇旧文，既逢猪年，重翻出来修整一遍。当时可谓无知者无畏，随意命笔，之后才逐渐发现关于猪足可写一篇相当长的文化史，这两年来对此文所作的修改也可算见自己思想演进之一斑。

近来又屡屡看到有人倡言复兴汉服，甚至成立了不少互相链接的专门网站——这倒又一次证实了网络虚拟串联的群体极化特征。和历史上几乎所有“复兴”事件一样，这一尝试实际上是以复兴的名义对传统的一次重新创造，它并非返回原典，而是在发明原典。在我看来，它成功的几率是极低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徒劳的，因为它并不具备声称的那些意义。

不久前日本厚生大臣柳泽伯夫失言称女性是“生育机器”，顿成众矢之的，引发国内海啸般的抨击。是否歧视女性姑且不论（柳泽本人很惧内），此言也可说是这位大臣巨大压力和焦虑的折射——中国的计划生育号称“天下第一难”，可在日本要劝人多生，比在中国劝人少生还要难。

在家看了《伊拉克恶狼谷》。这是我第一次看土耳其电影，不是因为电影本身，而在于其政治意味。这部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的电影带有摩尼教式的善恶二元对立观念，美军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而伊斯兰教徒则勇敢、善良、正直，即使恐怖分子看来也不过是一些情绪暂时失控的愤怒青年罢了。

历史常常给人这样的印象：即这门学科是在时间向度上展开的。不过现代史学正在逐步打破这种观念，尤其是城市史，其研究的重点往往就在于城市空间配置和城区结构上的演进、变化，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空间内，对人们生活画卷的重现。因为城市首先就意味着空间。

和L通了个电话。每次都是这样：匆匆谈下工作的事，回避个人的近况。谈什么私生活，似乎不免有点婆妈——男生大多都是“孤独的大动物”，毕业后本就远不如女生间那么密切，相谈本就寥寥，烦恼没什么可讲，开心的事却也不多。渐渐地，即便大学时代的哥们，仿佛也陌生起来。

今年暖冬。不过上海阴雨绵绵不绝，室内还是相当阴冷。以往在乡下，每到这样的隆冬季节，我最喜欢的就是蹲在灶口，烧着柴禾，顺便烤烤火——在一个没有暖气和空调的阴冷漫长的冬季中，这很长时间里被我视为很大的享受，其程度大概仅次于睡懒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