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去北京出差。抵达时天色已晚，雪后的大地上有点起雾，看上去空气有点浑浊，又弥漫着一股煤烟味，两个女同事颇不能习惯，一阵掩鼻疾走。在去宾馆的车上，她们不停地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这样子还办什么绿色奥运啊，幸亏我没来北京工作，这样呆下去可要死人的”），进而说到北京的土气及种种不便之处，成为这全程十几公里唯一的话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聊斋志异》不仅被视为一部想象力奇特、充满狐鬼的虚构作品集，而且向来还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固定评价，即认定它是作者满怀“孤愤”，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不幸，这也是一种无法成立的假说。
《聊斋志异》中充满各种超自然现象，现在惯常的论调是认为作者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充满想象力，一种“积极浪漫主义”。这一论点的前提是作者不信鬼神，只是将鬼神作为小说的虚构元素，作为寄托自己理想与孤愤的工具，但通读全书，我认为结论正相反：蒲松龄的鬼神观与这一现代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长期以来围绕着《聊斋志异》的种种争论，至少都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即聊斋是一部小说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蒲松龄是在写小说吗？或者，他意识到自己写的是小说吗？
十二月。阴湿的秋雨早已结束，一路上我注意到岛上的河流都下降到了枯水期的水位。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以往这时正是开河挑岸的季节。
朋友说了一件令她啼笑皆非的事。她发现下属把“不胜感激”写成了“不甚感激”，当她指出这一点时，对方却坚持认为自己的写法是对的。她又好气又好笑，说：“我中小学可做了12年语文课代表呢……”对方怪笑了一声：“那是什么可怕的title？”
在中国的省会城市中，南昌一向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回顾八一起义，全国新闻中也很少谈到它。不过最近半年多来，它却进入了国际新闻的视野。今年7月，南昌出人意料地入选联合国《城市发展报告书》中“全球十大最有活力城市”之列，此事引发美国《新闻周刊》和《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并将之视为二级城市新兴浪潮的代表。
好莱坞近两年据说一直在闹片荒，不得已把先前的老片子又拿出来翻拍——最近的一条消息是《无间道》要出好莱坞版本了。编剧们绞尽脑汁，把讲故事的路子改一改，新瓶装旧酒，贴上美国制造的商标，也能卖一批货。
西藏的政治归属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它也和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态度一样：无论维护还是反对，双方都是以西方观念作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官方与***主义者都可以找到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却并不妨碍他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原因是他们都套用了西方主权观念来解释古代东方的宗藩体系，这就像用西医来解释中医一样徒劳。
不管怎么说，《世界是平的》至少是个成功的出版业营销个案。已经有无数围绕着它的书评和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在这个坏消息接连不断的世界上，全球化将给所有愿意跟上这一潮流的人带来机会。这个面向未来的蓝图的确振奋人心，不过，关于全球化的书早已汗牛充栋，这是否仅仅是“又一本”这样的书呢？
读《我的名字叫红》。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很容易注意到书中时常出现的中国器物：时而是威尼斯总督送给苏丹的中国丝绸和瓷器，时而是细密画中中国式云彩勾勒，那个时代的土耳其人当然还会喝茶——尤其因为伊斯兰教严厉禁酒，而书里还有一些原教旨的教长反对喝咖啡。不过最使我意外的是：那个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居然深信只有中国女子才是真正的美女：
阅读宇文所安的文章，正如他的一本文集所喻示的，时有深入“迷楼”的感觉。他似是一个世故而又不动声色的引路人，步步进逼地将我们引入森林中最幽深的秘境。他所意图追求的，则是通过所谓“娱思”（entertain an idea）与读者一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快感——这一切看起来仿佛是一次暗潮汹涌的游戏。
在刚落幕的两次国际峰会中，中国一口气请到了59个非洲、东南亚国家首脑或代表。除了敦睦“国际友谊”，这无疑也是“展示国力”的绝好机会。在会议的间歇期间，东道主安排各国代表和记者去参观南宁、北京的市容，新闻报道中特意指出“国际友人”对于这些最新建设成就的赞叹。
郑和下西洋的首航日7月11日，去年被正式定为中国航海日。这一不幸的决定显示出中国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对历史按现实政治意义重塑的过程：增强民族自豪感及大唱中国的和平高调。历史被打扮一新，如《1984年》年所说的，党控制了现在，接下来就是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
出榆林城北不远就是古长城遗址。这一带地处沙漠边缘，远望去一片干旱的旷野，令人无端感怀。长城一线基本沿所谓“15英寸雨量线”砌筑，可视为农牧两种土地利用方式数几年拉锯战的有形实体。
终于还是到最后这一天了。雨前的黄昏颇有点阴沉，在公司的四个楼层里上上下下，和老同事们一一告别。说起来在ZO也只呆了22个月（我一直以为自己会至少呆3年），不过已经是我个人七年来职业生涯的最高纪录了，超过原纪录一个月。
晚清时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写过一个乌托邦故事：在乱世中无处容身的中国志士，都想乘气球飞往月球。作者似乎对时局完全丧失信心，因此描述了“一种去而不返的单向旅行”，而且他设想的月球类似天堂：金壁玉阶，各种花草禽兽均是地球上所未见。
这次陕晋行前后十一日，前半程六日在陕北、吕梁，后半程五日在西安、华山。如今回想起来，前半程实在很少有“旅游”的愉悦，倒更类似实地考察，尽管走马观花，也有不少感触了。
一向对西北干旱地带有兴趣，终于决定去一次陕北。也许因为今年国庆、中秋二节合一，出行前车票极难买，最终被迫推迟一天出发，而且买到的还是火车硬座。从上海到西安16小时，车厢一直极拥挤，只能不吃不喝，因为去倒开水、上厕所都成了极艰难的事，真是一次噩梦般的旅行。
无意中看到老同学的blog，看得出来她生活在自己所理解的幸福之中，这或许也是她对自己童年经历的一种补偿。中学时她本就以温柔善解见称，可想一直暗暗下决心要做个贤妻良母，如今也满足于相夫教子。在一篇《小女人的幸福》里，她说，所有幸福“都抵不过拥有一个爱你疼你的好男人”。
近来渐渐觉得，翻译中的错误，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专深的学术著作，兼备专业与外语素养、同时又肯花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的人，毕竟太少了。一个做编辑的友人说，相比起来，她宁可叫一个英文好的人翻译学术著作，再请人把关其中专名的译法；而不要请一个固然专业对口、英文却欠佳的人来译，因为对句意理解错更麻烦，却更难看出。
听说了一个故事：20年前，邻村某人因为在外骗财骗色，最后债主逼门，走投无路之下上吊自杀。寡妻无以谋生，带着9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改嫁了一个北沙人。他们没有再要孩子。五六年前，为了供养儿子读同济大学，他在白天打零工之外，每天三更起身杀猪、卖猪肉。孩子们时常被母亲叮嘱：“将来如果我早走一步，你们千万不可亏待了爸爸！”
现代汉语中“盲目”、“瞎了眼”都是含有贬义的隐喻，英文中也是如此：blind兼有“失明”和“缺乏判断力和眼光”两层意思。这些字义的形成，与人们对身体和精神统一的意识是分不开的，不过似乎有些矛盾的是：在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中，盲人通常却又是智慧的象征。
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媒体。不必翻阅艰深的历史文献，从每天浸润其中的媒体之中，我们不难察觉到国家的性格：哪些得到报道，哪些被掩盖、忽视或扼杀。媒体的确是喉舌，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谈话的重点和语气，我们就不难想象他是怎样一个人。
第一次使用Google Earth找到我曾生活了18年的小村庄时，我恍惚感到这是自己从外太空俯瞰这片土地。我从未尝试用这个角度观察它，因此觉得熟悉又无限陌生。
近日韩国外交官对中国“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发表措辞强硬的谈话，认为中国方面在高句丽、渤海国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史观是“歪曲历史或侵犯领土主权的问题”，并指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并非普通学者，而是国家工作人员”。更激烈者认为中国是在“否定韩民族的民族性，问题极为严重”，是“试图否定整个韩民族5000年历史的行为”。
近代的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所谓“冒险家”，实际上是对一群来源混杂、出身卑微、而又野心勃勃的亡命之徒的委婉称呼，这里之所以成为他们的乐园，原因是他们在那里有暴发的机会。多少让人有点好笑然而并不意外的是：当时的一些英国人在本国原是边缘性人物，到了上海却处处装出贵族的派头，特别英国——即使大热天，男士也都西装笔挺，女士则贵妇人架势十足。
中夜枯坐，惟赖琴书换日。聊检旧章，沉思前事。当余弱冠之年，困兽于溽暑之时，虽事已十有一年，犹历历在目。静言思之，躬自悼兮。此中况味，无以名之，姑抄少作数章如次。
去年曾与老灰深夜长谈，他感慨如今人文教育的缺失。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往往志满意得，“最可怕的是工科生”，往往以一种机械实用的线性思维对人文学科不屑一顾。他认识的一个工科博士，喜自命为“知识分子”，使命感颇强——但在他看来，不但这种自命无以成立（因为这不是一个学历问题），而且没有人文基础的这种使命感本身也是破坏性的。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去年在《中国往何处去》的报告中7次提到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这一术语随即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新的热门关键词。多数国人的反应多少有点沾沾自喜——这不但听起来不像普通的外交辞令那么乏味，而且暗示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听起来比“战略伙伴关系”还悦耳一点。
黄昏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家里一切都安好，不过他略微抱怨了一下母亲过分的节俭，“你妈简直把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酷暑季节难得开空调，老怕用多了电费。他这么嘲讽了几句，然后又照例抱怨母亲把他管得“一点自由也没有了”——他的意思是母亲不让他打麻将。
晚上淮海路塞车。司机试了几次后不得不屈从于缓慢的车流，这时旁边有几辆出租车插前去，这使她的烦躁终于爆发出来，骂了一声：“崇蟹！”这句骂辞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不过立刻就明白是专骂崇明人的——因为崇明方言著名的特征和笑柄之一是“啥”和“蟹”读音完全一样。
两天前，韩国国土地理情报院宣布将把绘制了标记争议地名“东海”和“独岛”的世界地图，向全世界散发。尽管这一国际争端再度升级，对大多数局外的中国人来说，却多少有点莫名其妙：一个海洋到底叫“东海”还是“日本海”，真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近日重读纳训译的六卷本《一千零一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其中时常提到中国，不过这个“中国”却与我们常识所了解的中国，根本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是荒诞离奇和令人啼笑皆非的。
今天blog页面终于恢复正常了，自上月19日blogbus服务器硬盘故障以来，已过去四周。最初发现丢失了几篇7月的稿子，很沮丧，因为我平时既不打草稿，也没有备份的习惯，稿子不见后就没有一点留底了。随后在网站主页通告上发现事故的原因和处理进程，略感安慰——不幸的是这次的崩溃如此严重，修复的截止日期两次推后。
近日上海出梅了。黄昏回家的路上，狂风吹荡，然而一场预料之中的雷雨却迟迟不下。我在北窗口看到风中不安的树木，无动于衷。这似乎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认真地等待一场雷雨。
近日北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7枚导弹，引起的骚动尚未平息。各大国的反应种种不一，事实上，它们对多年来的朝鲜危机，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地方就是这种不一致性。
赵冈著《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近日先睹为快。其文立论高远，虽是薄薄一册，读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意犹未尽之余，草成数章如次：
这本书有一个十分讨巧的选题，以迎合一个现代观念：即研究艰深问题的学者或科学家往往性情乖戾、思维甚至性取向不正常，通常还会在笔下或实验室里不经意地制造出一些祸害人类的怪物。以庸常的道德观去裁定一个哲学家的行为是否恰当（在我看来，这套标准下不可能有完人），姑且不论，这至少满足了一些人的好奇心，以资谈兴。就某些标准而言，这是一本适当的中产阶级读物。
1999年7月5日凌晨，我从地下室旅馆的硬板床上醒来。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的第一个早晨，我被街头一团浊热的空气包围，心底坚硬、陌生、和古怪。早早拎着两大包行李去上班，站在楼下仰望这个即将进入的城堡，不免略感荒谬。由于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流寓不定，所以我在公司的柜子里常年放的不是文件，而是行李：衣服、书籍、甚至刮胡刀。
正在沿着经济轨道全速前进的中国，常常使西方人想起日本：只不过这一次是“十倍大的日本”。不过似乎还没有人指出，中国也将面临日本所曾经历过的那种满足与虚无。
就在数年前，西方还习惯将台湾的国民党人称之为“民族主义者”，而国民党人本身反而对自己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者”而吞吞吐吐；与此同时，对岸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却越来越依赖于民族主义，俨然以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保护者自命，这无疑是颇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中国人现在逐渐熟悉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面是红色资本主义的好学生，另一方面又是无法无天的盗版和窃取技术。面对这头庞然大物，西方有点拿不定主意，所以时而和它调情，时而又大叫大嚷敲打一番，以满足不同人的生理需要。我们也将日渐习惯间歇性发作的“胸衣大战”或“鞋子大战”，不过全面贸易战争不至于爆发，毕竟十三亿人是个不小的市场，“我们总还得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