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川西见闻
时间:2007-10-02

八月里的这次甘南川西之行,在藏区一共16天,经停15县。沿途高原、牧场、湿地、森林、草甸、梯田,随着山势而变化,除了这些可在游记和照片中可略见表白外,还有一些感慨是只能用文字来另加归纳的——尽管不免走马观花。

教育

在德格的更庆寺里我们看到一所破败的小学,学生们读课本,小喇嘛们则夹杂其中诵经,十分喧闹。那天碰巧有一个成都的团体前来献爱心,上楼时一群孩子读得格外高声。在寺院里看到小学,使Suda略感惊讶,不过这实际上颇为平常,日本江户时代的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就是依附于寺庙的。郎木寺小学听说本也是寺院办的,所招收的全为男生,与之相比,更庆寺的这所还相对开明,杂录不少女童;只不过条件不免太简陋——从跳神那天看,更庆寺并非没钱。

藏族与汉族在教育观念的传统上本有着鲜明的对比。汉人的教育系统自古就缺乏神职人员的参与——除了近代外来的基督教,而藏族则与维吾尔族或中世纪欧洲类似,教育一向由神职人员垄断,他们也几乎是唯一的智识阶层。以往穷苦藏人家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当喇嘛,这在一个教育系统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里显然是相冲突的观念。

正因为这种冲突,以往藏族和维族是抗拒汉化最顽强的两个少数民族。《雪域求法记》中谈到1930年代的康定一带,藏人乐于与汉人交往,但却不习惯读汉文,“把上学当作苦差使,因此西康教育采取强迫制,凡有子女的家庭,必须督促孩子上学”,其结果是出现一种荒唐的现象:富人雇穷人子弟代替入学。鲍大可1948年在川西一带所见仍是如此,他所见的藏族和汉人都告诉他,很多藏族父母觉得读书是浪费时间,“在他们眼里,逼他们送孩子上学如同政府征兵一样”。这在边远地区是很普通的心态,光绪末年绥远一带的家长普遍“害怕学堂上洋操、讲洋话,把孩子征拔到外国去同洋人打仗”,甚至有家长对老师跪倒恳求,嚎啕大哭。即使现在,这种心理只怕不同程度上仍存在着,我们在唐克遇到的一个藏族老师索科告诉我们,牧民对送孩子上小学很抗拒,觉得上学学了一堆无用的东西,在家则可帮忙放牧。

抗拒入学的,有时却乐于去做喇嘛。在色达五明佛学院遇到一些孩子,5岁就随父母到这里修行,已经呆了五六年。在新路海遇到的一个52岁的木匠道登,他的三个孩子,长子做了喇嘛,长女是觉母(尼姑),只有小的还在家;在八美帮我们开车的司机,也顺便送他十几岁的孩子去惠远寺,而且和上学一样,费用也需要家里供养。从甘南到川西,一路经常看到各种标语,例如“少生一个孩子,多供一个学生”、“受教育的代价大,不受教育的代价更大”,基本主题都集中在教育和计划生育政策上,但这些标语大多是汉语,很少藏语,那本身就需要受过教育的藏人才看得懂,所以我对其起到的作用十分怀疑;它们的价值只是反映了哪些是当地政府突出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唐克住的家庭帐篷旅馆里,我们遇到索科。他在若尔盖教藏文,兼及历史、地理,这次是回乡帮妻弟(他说“小舅子”)照料一下旅馆的生意。他家本在数十公里外的辖曼,那是个牧区,高寒湿地,可以想像,出他这样一个大学生极不容易。知道我们从上海来,他也谈到一点对上海的观感——他大学时去过北京、上海;和我们第一次看到草原日落一样,他第一次看到上海也同样震惊,只不过这迅速转化为一种紧张感和压力。他年龄比我们稍长,应该是70年代末入小学的,那时他们先读汉语,到初中才读藏文,因此现在他的汉语十分流利。对于这个家里少有的知识分子,亲友们都不赞成他做老师,觉得政治系统出路比较好——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最初的目的和驱动力的确也是为了培养民族干部,即选拔一批当地精英。他算是“见过世面的”,看得出来也很现代化,无论他的服装、眼镜、名片(印有email地址)、甚至还有数码相机;这一家人虽然有好几个不会说汉语,但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很微妙了:这户原先的牧民人家,全家吃饭都吃的是米饭,用筷子。

这肯定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教育意味着藏族实现现代化的机会,但同时,对他们来说,现代化往往就意味着汉化,正如汉族的现代化也必然意味着西化。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语言政策也曾有激烈争论,批评者一度指责对印第安人的教育是以“消灭灵魂”代替“消灭肉体”。印第安人在被白人征服后成为“不情愿的少数民族”——在这一征服发生前,他们本来并非少数民族。克劳族印第安人对白人学校深恶痛绝,竭力反对将子女送到白人学校里读书,发明了各种阻止和阻挠印第安儿童上学的办法。那使整整数代印第安人都深感痛苦,受英语教育的印第安人变成了“苹果”(外红内白),教育的结果是把印白厮杀转移到了家里,“美国社会凭借所能提供的个人发展和成功的机会等因素迟早会把这些民族的后代吞没”(Kloss Heinz,1977)。

汉族最初受西方教育的几代人其实也有过类似的痛苦冲突,而现代化一经启动,向来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减轻这一过程中的强迫性带来的痛苦——虽然这或许又要被冠以“阴险的潜移默化的汉化”。就目前来看,川西藏区的普及教育仍有很大改进余地,前些年启动“十年行动计划”以来听说在改建学校、提高师资上做了不少事,但儿童入学率未见明显提升。

教育发展程度与汉化程度往往也有关联性。在丹巴,听人说,近年上民族班的孩子日渐减少,信仰也很淡漠;当地人本就被其他藏人称为“嘉绒”(“汉人”),如今更是彻底。丹巴也属藏族自治州,但法院的公告等完全使用汉语,不用藏文。由于很多科技词汇在藏语里根本没有对应的词,一项调查说,西藏85%的小学生、68%的初中生、和84%的高中生都希望数理化使用汉语教学(《西藏的语言与社会》)。在比较靠近汉地的丹巴、道孚两县,我们看到不少藏族家庭成员之间也都是用汉语来交流的。在道孚偶然看到一群小学女生在盛装做游戏,但所唱的却都是汉语歌,玩的也是“丢手绢”、“老鹰捉小鸡”等每个汉族孩子都玩过的游戏;甚至一群中老年人在旁说笑时也不时夹杂汉语,从旁人大笑的反应来看,他们无疑都听得懂这些汉语,并且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双语式谈话。社会生活中更多使用汉语、家庭中使用藏语也可理解;如果藏语被从家庭生活中排挤出去,且不是通婚的结果,那无疑标志着一个大的断裂,语言本是传统中最保守的部分。按普遍规律,民族接触和交往越频繁的民族地区,人们对国家共同语的接受度越高,当然丹巴的例子也有特殊性:该县五个流域彼此难以通话,只好说汉语,汉语的作用一如英语之在印度。

在以往的传统中,神职人员往往垄断教育和医学两大职能,50多年来,他们逐渐从这两个领域退出,让位给新的世俗机构,而国家也总是倾向于替教师和医生加上神圣的光芒。尤其是医生,往往易于赢得人们的尊敬,中亚当地人最尊重的俄罗斯移民就是医生,这种尊重甚至会遗传给下一代(《中亚的斯拉夫人》)。这两个职能的丧失是宗教对社会控制权的重大挫败。藏传佛教本来全面控制着社会,包括娱乐和艺术都无不带有宗教色彩,随着年轻一代在教育、医学、娱乐、艺术等领域全面转向,宗教的各种功能就将被逐渐剥离,最终只剩下纯粹的精神导向。

我有搜集地图的习惯,这一路每到一地,几乎都会抽空去找书店看下。当然并不意外,每个县城唯一的书店都十分冷清,在阿坝、甘孜、德格等地,书店里一般藏汉书店各一半;到丹巴等较汉化的地区,藏文书籍就大为减少。四川虽管辖三个自治州,但成都的书店里有关民族学的书可说极少,通常远不及所有书架的1/300,这一点还不如兰州做得好。西南民族大学内也根本看不到任何民族建筑形式,周围也无卖民族学书籍的书店,无怪美国研究彝族的学者郝瑞舍弃nationality,而用汉语拼音minzu来指称中国的民族问题。这种指导精神不是为了更谨慎地保留各民族的传统,而是“主要着眼未来”。中|共虽很少公开谈论“同化”,但却向来不是从“单纯的消极意义”角度来说的,1957年周恩来曾说:“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现在这个党做的,正是领导各族人民“共同走向繁荣”。

变迁

这次是我第一次进藏区,但从不少迹象还是可以看出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这次经停的县城面貌差异极大:丹巴、泸定的建筑已极严重地汉化,只是公式性地加了一些藏族建筑常见的色彩、花纹作为点缀;有些县城的建筑正在经历大规模的藏化,如色达偶然见到的几栋老建筑都是文革时期的汉式,现在新盖的全部带有鲜明的藏族特点,夏河、阿坝也是如此,一眼望去,90%的建筑似乎都是五年内建起来的。进甘南州时,因靠近回汉地区,这一代的藏族房子多是红砖坡顶的汉式平房,直到合作以下才见到藏式民居,由此也可见汉族影响早已长驱直入,现在则不论是出于旅游业的目的或尊重自治,开始了一轮修建藏式房屋的浪潮。

从表面上看不出人们对社会的新变化有什么担忧,而那通常是人们对不知晓的新事物抵制的源泉。然而现在的国家机器和媒介都在反复重申:在新变化中,你的地位、收入或权力不会丧失或受威胁,而是将得到。这是减少抵制的有效途径。在甘南和川西,汉文化基本上垄断了大众传媒:电影(有藏语配音的香港电影)、网络等新传播形式很少用藏语,更未见到藏文广告。在所有县城及较大的镇,如今都有网吧,2-3元一小时,出入网吧的人除喇嘛外极少还有人穿传统藏族服装,而且看来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惊人,德格一年才一次的法事,不少少年也毫无兴趣,仍在网吧里打游戏——这可说是现代化的一个缩影:总是以破坏性的面目出现,传统社会往往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电视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一项调查称,西藏林周县春堆村有80%以上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人)经常不辞辛劳地去乡政府看电视,而电视上大多是汉语节目。这一比例在甘南、川西只怕更高,因为更接近汉地。

虽然仍有不少牧民穿传统的袍子,但汉化也相当普遍。不止一次,我看到家长(主要是母亲)穿着藏式服装,而旁边的孩子却从头到脚穿得与汉人无异。最显著的是鞋子,除了拉卜楞等大寺还有一些僧靴外,几乎所有人包括喇嘛都已改变;女子衣着的改变尤其值得注意。在德格与人谈及这个问题,同行的一个北京人也注意到了,不过他猜想原因是汉式的衣装设计“更科学”——这一点我是极怀疑的,这从来不是人们改变服饰的原因,倒有可能是汉式服装的廉价。

当然,廉价也不是人们采纳新事物的唯一原因,很多时候恰是贵的才好。因为“在当代社会,声望越来越多地依靠追求某些看得到的物质符号来获得。……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声望因素在产生社会变迁上是多么的重要”(《社会变迁》)。家电、手机也许昂贵,也未见得多么实用,但能获得邻居的羡慕;藏人放弃马匹改用摩托车大概也是类似原因,在藏族牧区本来马匹也是一种声望符号,一种炫耀性消费。另一面,人们常常在接受新事物时,仍难以放弃原有的习惯,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阿坝县城花坛里的草地,经常看到有喇嘛躺在上面,显然在他们看来,既然是草地,就没有理由不能这么做。

人类学家Mead曾说,有时全盘接受一种全新的、更有意义的、整体性更强的文化,比把两种文化揉在一起要容易得多。就像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完全接受美国生活方式,要比他从容出入中美两种文化更容易,后者往往使人经历痛苦挣扎。尽管现代给传统社会带来交流压力的正是旅游业,但很多游客却都作出极其担忧藏人汉化的姿态,在我看来,绝大部分藏人的汉化仅仅是心理学上说的“静态适应”,即一种模式上的适应,采纳一种新习惯,并不伴随性格结构的内在变化,犹如拿着西餐叉子吃饭的汉人,并未就此变成西方人。否则根据这些浅薄的观察家的论点,汉人也几乎整体西化了,其程度的危急要远高于藏人,但实质上我们仍认为自己有别于美国人或日本人。

现代中国在思想、信息和发展方向上对西方的依赖,只怕比藏区对汉地的依赖更深。当然,人们更多担忧的是藏文化中神圣意义的消失,尤其当这种消失是由外来者所造成时,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困扰的事情。但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具有一种极保守的、抵制变迁的倾向,看不出来人们现在接受了所谓现代性。现代社会是一个临时的社会,“具有临时的系统、不永固的关系、动乱、灭绝、不连续、流动性,以及最重要的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而藏人的思想向来寻求的却一直是永久的、稳固的的关系及其不变动性。这当然还需要更多时间的检验。

交通:地理条件的克服

青藏高原号称“第三极”,在这个星球上有人类居住的区域,其通行难度可能仅次于丛林密布的热带雨林地区。藏区的河流大多湍急,既无通航价值,古时又不可发电,因此无法利用,主要是隔绝而非沟通了不同区域的人群。在现代公路系统建立之前,从拉萨出发到阿里、青海或川边,普遍都需要3-4个月,其交通线移动的缓慢艰难程度世所罕见,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它不受外敌的入侵。川西一带人口密度还不及邻近的成都平原的1/50,却始终没有成为这些人口的迁移方向,原因也不外在此。《雪域求法记》中,作者1941年从德格步行到拉萨花了71天,沿途除雇佣驴马外,无任何公共交通或驿站设施,他正确地注意到“西藏当局不重视公共交通的建设,也不想改进落后的交通设施,生怕道路畅通以后,外人就会涌入”。

但道路终究还是畅通了,外人也终究还是涌来了。近二十年来的旅游业也是藏区第一次暴露在潮涌般到来的外人目光之下,相比起来,清朝时拉萨的汉人长期只有两三千人,此外就只有少量穆斯林:他们经常是藏区唯一的贸易力量,现在郎木寺和拉卜楞寺附近仍都有清真寺。1951年前,除了朝圣者以外,藏区的人口流动是极少的。等到地理条件被现代技术所克服,空间的纵深就不再能保障它免遭外部影响了。这种外部影响,以往是通过战争和贸易实现的,而那都极少能撼动藏文化的整体性;现在这种影响则体现为旅游业和大众媒介,以及物质输入,并且它是日日夜夜持续密集发生的。

交通说明了太多问题,因为它是那些事情发生的基础和载体。川西的交通仍以艰险不便著称,除了阿坝州一带较好外,一路经常颠簸,泥石流也遇到过不止一两次。就交通条件而言,这次旅行只能说是忍受,而非享受。但不管如何,各县基本都有发往邻县、州府、成都的定期班车,即使是路况最差的白玉也不例外——虽然是两天一班。这些班次既反映了当地与外界交往的程度,又限定了这一程度。

可能是川西路况较差导致汽车折旧相对快些,车费普遍不便宜。如甘孜-道孚165公里,45元;炉霍-白玉350公里,112元。大抵1元3-4公里,这个价格比东部还贵,如上海郊区一般是1元5公里;福州-厦门的普通大巴,280公里55元,豪华高速大巴才80元。至于火车就更便宜了,一般空调快速车硬座1元7-8公里。考虑到川西藏区的收入水平,人们出行所承受的车费要比东部高得多,而出行便利又是人口流动提高的先决条件。阿坝县等地还在搞公路的“通村工程”,显然,一旦毛细血管补充完全,血液的流动也将加速。

川西藏族自治地区面积超过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川的一半,但人口不及1/50,也没有一寸铁路和一个机场。拉萨和中甸机场似乎仍是目前藏区仅有的两个机场。听说四川有意开建稻城机场以与云南加强旅游业上的竞争,但更根本的转变:拟建中的川藏铁路仍是遥不可及的远景。对很多游客来说,这也是让他们极矛盾的一个议题:如果他们想更便利地造访当地,也就意味着随门槛的降低,将有更多人涌来,而这最终将造成他们所看到过的那个藏区的消失,似乎是一种不容怀疑的预言。

宗教

在藏区无从回避宗教。除了自然景色外,一般游客所参观的就只有寺庙,基本上,那些形制壮观而最具有艺术性的建筑物都是宗教场所。本来中世纪欧洲、伊斯兰教地区,乃至1949年前的中国,情形都是如此,只不过其他地区不同程度上都已经改变了,独有藏区仍最大程度上保留着中世纪的残余。

在夏河的甘肃佛学院院子里,墙上刷着十世班禅的话:“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本民族、热爱信仰”。在这里读到这话,的确让人颇感讽刺——对藏人来说,现实中恐怕顺序正相反。藏人受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在藏传佛教里,唯一关注的是个人救赎;本民族、祖国、党之类根本就不是值得牵挂的东西,对其功德和转世不产生任何影响。当然这种几乎无视现实的态度,最终也被迫要面对现实。

在唐克时,索科也曾谈到他对佛教的态度。他还是尊重佛教的,认为那是维系藏文化、民族统一的因素(这句话也可见他作为一个受到现代教育的人,对佛教不是从个人救赎的角度来理解,而仅把它视为社区凝聚力的因素);他也说到“现在的年轻人都轻视宗教,觉得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这种现象在西北穆斯林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藏族不用计划生育,那么多喇嘛、尼姑。”但僧侣阶层的过分庞大也是藏族衰弱的历史原因之一。

在拉卜楞寺外长达3500米的转经廊墙上,我无意中看到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四(2)班的大旦和卓玛是好朋友”,看来是藏族孩子自己写的。使我略感诧异的是它是汉语写成的,而这种类似的做法与我小时经历如此相似,那个10岁左右的书写者看来也根本未意识到这个宗教场所的神圣性——她看来还比不上某些神经质的汉人游客虔诚。我并不想谴责说这是汉式教育的毒化,因为这种对本民族遗产的麻木实际上极常见,柬埔寨人也常常不如外人更珍视吴哥窟。但在拉卜楞转经的人群里,50岁以上的老人明显占多数,年轻人和孩子即使参加,态度常常也显得漫不经心。

很多人喜好侈谈藏人信仰的虔诚,这一点与迷信实际上极难区分,只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判断。以往汉地也有很多老太太极崇拜神灵菩萨,深信因果报应,可他们却常被讥讽或批评为迷信及不可救药的落伍者,但她们与这些藏族老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麻烦在于:一个人的信仰有时正是另一个人眼里的迷信。

和汉人一样,藏人对宗教的祷告常常也是为了增加功德——其目的实际上是自私功利的,即让自己或家人在此世或来世更幸福,而不是寻求作为真理的教义本身。正因为人们相信多念经文就能获得功德,藏传佛教才出现“一个奇怪的演变”,即“人们认为在进行宗教仪式时,数量比质量更重要”(《现代西藏的诞生》),所以人们手上一刻不停地在转经,经幡和风马旗的出现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他们相信风能代人诵经。转神山圣湖更是万物有灵论的残余,其实本非佛教教义。好多藏人根本不管教义的分歧,决定他们皈依哪一派的主要是精神导师(《藏边人家》);藏区活佛很多,估计不到万人就能有一个活佛,人们一般也不分辨其中的差异。如果只看外观,藏传佛教各派寺庙或苯教寺庙之间也没什么区别。

另一种常被人称道的现象是藏人的磕长头,即三步一磕头地朝着拉萨或神山圣湖进发,有时竟会历时一年。这次一路也看到许多,坦率地说令人心悸,我不免又会想到一些现实的问题:即他们在无人区域怎么解决食宿。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我们都知道他们所求的其实终究是空无,当然宗教的特点就是“正因为荒谬我才信”。在这种自虐式的受难中,个人能获得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乃至快感,但这种苦修果真值得吗?

过雀儿山时,我注意到司机在窗前挂着两个小像框,一个正反面是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另一个正反面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我问他为什么同时挂这几个人,他不解地反问:“为什么不可以?”达赖的影响的确仍可很明显地感受到,道孚灵雀寺内公开摆着很多十四世达赖像,喇嘛们也毫不避讳地告诉我,该寺现任活佛15岁,正在印度随侍达赖,我忍了一下,终于没问他小活佛是几岁时、怎么去印度的。由于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都曾至此盘桓三天,还专有一个庙堂供奉他们的照片,这两人生前是死对头,如今倒被不加区别地放在了一起。车经八美惠远寺一带时,司机说十一世达赖就出生于此,旁边一个中年汉人问:“那达赖现在哪里?”“印度。”“印度?他怎么会在印度?”

藏传佛教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的神灵往往都塑造得十分狰狞。如吉祥天母,形象恐怖,与其名很不相符。在道孚灵雀寺,我们看到很多喇嘛们跳神时用的面具,大多狞厉可怖,有些是骷髅,个别神灵头部一周还环绕着五个小骷髅。当然,也许神灵形象的恐怖程度,反映了人类精神紧张的程度。但藏传佛教的现象也并非孤例,汉人宗教里的金刚也常是怒目形象,传统上甚至文曲星,也被雕刻成面貌残暴、目露凶光的形象,这大抵都是想说明神力量的强大罢。对异文化而言,有时也许某些形象是很难理解的,一如明清时国人看到基督教符号竟是十字架上的一个死刑犯,总觉得阴森可怖。

藏族的艺术基本都是宗教艺术。无论唐卡、雕塑、酥油花,均无例外。不过现在在少数旅游地区已出现一些非宗教题材的旅游纪念品,不过所占比例仍很小。欧洲艺术史的演变也大抵如此,Pitrim Sorokin1957曾研究欧洲绘画的变迁,统计出现存的欧洲绘画作品中,10-11世纪94.7%是关于宗教的,14-15世纪宗教主题下降为85%,17世纪降到50.2%,19世纪则为10%,20世纪变成3%。藏区绘画现在看来更接近10-11世纪的欧洲。

在甘南川西,喇嘛随处可见。喇嘛的多少大抵可反映汉藏文化力量的对比:向西偏多,而较东的道孚、丹巴、泸定就很少见到喇嘛。我们在丹巴大街上晃荡了一圈,只遇到一个喇嘛,当地连寺院也不多。道孚、丹巴的藏族人家,都贴汉字写的红对联,甚至有红灯笼,脸上的高原红也不大见到,汉文化的势力基本已向西推进到大雪山山脉一线。在丹巴,连牛也不是牦牛,气温较高原热得多,居民还种梨、苹果、茄子,甚至有蔬菜大棚。大雪山一线以东在历史上想来也非纯粹藏人,而是羌人藏化的结果,如今两侧文化力量对比逆转,他们遂又率先汉化。

不管如何,现在的喇嘛数量是大为减少了。《雪域求法记》记录1940年左右,甘孜寺喇嘛三千多人,全县42所喇嘛寺,有喇嘛及尼姑6929人;德格全县9744人,喇嘛有2823人,几占全县人口1/3;道孚灵雀寺有900余人,拥有许多枪支,控制七八所喇嘛寺,势力庞大,县政无他们同意都没法推行;炉霍县城居民不过百户,寿灵寺却有喇嘛1700多人,300多支来福枪,是该县民间武力最强大的集团。这四县及主要寺庙,我们这次都拜访过,喇嘛数量基本都不到上述的一个零头;寺院大于县城的现象也基本不存在了。甘孜县城向川藏路靠近后,甘孜寺如今已显得僻在郊外,也未听说如今哪些大寺能下辖那么多寺院了——在以往的年代,这一僧院联系本是当地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在阿坝、甘孜、德格三县,还常有喇嘛过来求施舍。汉人自然第一反应就将之归为乞讨,大多颇为反感,尤其他们常常不断念念有词,还并不离开,有时吃顿饭竟会遇到三四拨。一次在甘孜Suda给了1毛钱,那喇嘛看了一眼,也不拿就转身走了。但前两年她在拉萨遇到的乞丐,是只要1毛钱的,你给多了他还会找钱。如今看来也是市场经济了。


  发表于  2007-10-02 18:3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电视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一项调查称,西藏林周县春堆村有80%以上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年轻人)经常不辞辛劳地去乡政府看电视,而电视上大多是汉语节目。这一比例在甘南、川西只怕更高,因为更接近汉地。

能否给出以上资料的来源及调查时间?
就我个人在牧区生活及对教育等方面的了解,这个数据出入非常大!
林周县位于距拉萨市区70公里左右的东北部山区,整个地区的汉语普及率并不高;如果说80%的人不懂汉语,应该不足为过。
目前在西藏牧区,藏人看的基本为藏语电视;西藏有自己的藏语台,颇受欢迎——有藏语新闻、翻译的电视剧和电影(国内外都有)、藏语联欢晚会、藏族民间说唱(以格萨尔王为主)等等很多节目。(当然,如果说‘文化繁荣’,还是很有距离的)
藏人去乡政府或者村文化室(尤其是牧区)看电视的很多,可的确少见汉语节目(几乎没有)。

另,非常喜欢看您集合各种资料所进行的分析。
 回复 nirvana 说:
谢谢,资料来源:周炜《西藏的语言与社会》P235,调查时间为1998-99年。关于藏语的媒体,此书也有相当详尽的介绍,但所反映的情况也许陈旧,近十年变化甚巨。作者1958年出生于西藏昌都,对西藏的状况相当了解,应非信口开河。
(2008-07-21 22:06:42)
nirvana ()   发表于   2008-07-21 21:26:00

希望您多写一些关于西藏问题的想法。

两点补充。

一,藏区的机场不算少,西藏有拉萨贡嘎、昌都邦达、林芝三家民用机场。在阿里地区还有在建的狮泉河机场。青海藏区有格尔木机场,四川藏区有九寨沟黄龙机场,云南藏区就是中甸机场了。

二,磕长头的人都是结伴而行的。每天有一人负责运送补给到下一个宿营点,并在等候其他人时搭帐篷做饭等等。我见过的运输工具有手扶拖拉机和两轮板车。
 回复 锡兵 说:
多谢你这两点补充。我对藏区相当有兴趣,但还只去了一次,读了几本书,还谈不上系统的思考,以后有机会再整理出头绪来。
(2008-07-21 17:37:12)
锡兵 ()   发表于   2008-07-21 16:22:49

藏区的活佛现有大约1700位,不止是如文中所说“不到万人就有一位”,而是平均每三千藏人中就有一位。不过现在藏人信仰的淡化的确与教育有关,如达哇才仁说的:“这同社会变迁有关。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是在传统的寺庙学习经文,他们的生长跟上一辈大不相同,因此宗教意识也相对淡化。”
参见此: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10/dayoo071021a.html
旁观 ()   发表于   2007-10-21 15:32:52

过去看到的一个故事,法国在非洲的一个殖民地。当地贵族也是不愿意上学,让穷人孩子去读书;法国撤离的时候,扶植的新政府全部是贱民的后代。好像也引发了社会阶层间的矛盾。
湖人附近 ()   发表于   2007-10-20 22:17:54

每次看到维舟的文章,总觉得知识渊博的可怕。
s ()   发表于   2007-10-04 20:20:26

我去西藏的时候碰见甘孜的一个道行极高的大活佛,是汉族,真不容易。同行的一个小喇嘛是蒙古族,家里三个儿子全都当了喇嘛,他的哥哥本来在拉萨修行,后来还俗娶媳妇当了兽医。而他则死活都要经尼泊尔偷渡到印度学佛法。
西藏是片神奇的土地,很高兴有“高反”阻隔了大批人的进藏。。:)也算做一次“筛选”吧。
Ashlynn ()   发表于   2007-10-03 08:25:37

去年在拉萨所见的情景,街边上店铺前就有写作业的小学生,旁边有家人监看,还见到有什么写错的,家长直接就是两巴掌上去;同行的朋友讲这在以前藏族人家是不可想像的事。现在他们也明显感觉到竞争的压力,家长们也会说不好好读书,以后怎么活?也许拉萨是要特殊一些。
cathayan (http://blog.cathayan.org)   发表于   2007-10-02 20: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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