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兴起
时间:2005-04-01

一、

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居于边缘地区的力量,能够突然兴起并统一整个中心地带的文明。

古希腊历史可能是绝好的事例: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剧斗后,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成为希腊城邦的霸主。但它这一地位只维持了23年,便被文明水准偏低的北方城邦底比斯取而代之;而底比斯同样又在仅仅9年后就被一个甚至不能称之为希腊文明地区的马其顿击败。

以当时希腊的标准来衡量,马其顿这个人种部落复杂(现代法语中“马其顿”一词也指“大杂烩”)、半开化、近乎野蛮的军事城邦,居然会征服全希腊,恐怕是从未想过的事。然而,希腊/欧洲文明的本身,如果把眼界放宽一点来考虑,也是在埃及、两河等中东文明的外缘生成的——也因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爱与美之神阿芙罗蒂德都是在爱琴海远离希腊本土的岛屿上出生的。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如罗马帝国之灭亡于日耳曼蛮族、中古时埃及/波斯/拜占廷三大帝国竟被从沙漠深处冒出的阿拉伯人征服、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不是由一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奥地利公国完成,却是由土地贫瘠边远、被讥笑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的普鲁士完成。

此外,1860年代统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国,以及7世纪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本来也都是局促于一角的边缘小国——新罗曾是朝鲜半岛三国中最偏远、弱小的一个。当然,以上两个例子的统一兴起,都有借助外力的背景,但仍可视为一个辅例。

二、

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来说,马其顿、普鲁士和战国时代的秦国,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处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却又是和蛮族接触斗争的前线,文化相对落后,几乎唯一能自足的就是军事人才,统治者往往精力充沛、专制、强大,而最后也都是依靠军事力量逐步统一全国。

张光直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中评价殷商末期相对落后的周的兴起时说:“如果几个邻国实力相当,可能会给扩张带来政治障碍;但周代的史料告诉我们:在远离国家边界的无人地区建立新的城邑,可以实现政治的扩张。”

从正统的观念来衡量,实际上进入战国时代时,上古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带(晋南、豫北一带)已经衰落。代之兴起的七国不再是像春秋时代郑国那样处于中心地带的小国,秦、燕、楚、齐、赵等国无一不是竭力向外扩展,而地当中央的所谓“四战之国”魏、韩,必然将是最弱的。这一趋势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吴越争霸就是一例,只不过在战国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后世兴起的游牧民族中间,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接触文明比较早的、汉化相对比较深的一支,反而会被相对野蛮的一支灭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乌桓/鲜卑是同源民族,慕容/拓拔则均属鲜卑,北齐/北周都继承自北魏,前者比后者文明得多,但却都被后者击败。唐末之后数百年中,东北边境兴起的奚、契丹、女真、蒙古几个民族,总是后继的来自更边缘地带的野蛮的一支战胜前者。灭亡辽朝的女真,并非是开化的“熟女真”,而是在王化之外的“生女真”。

中国历史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奏,通常也都是在当时政权统治中心地带之外发生的,例如秦末项羽、刘邦起义的地点,均非秦和前六国的中心地带;元末朱元璋的根据地也远在江南,和蒙古人统治的中心北方相距遥远;明末威胁统治的李自成、满清,一在西北,一在东北;太平天国战争起事地点则僻在广西;国民政府北伐根据地是在广东,而之后共/产/党的根据地,无论江西井冈山还是延安,也都是极偏远的、统治最薄弱的地带。

三、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战国时除了秦国之外,那么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或许是楚、齐、赵之中的一国。这三个国家无一例外的处于边缘地带。

这和上面大量列举的事例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边缘之所以能兴起并进而进入到整个文明中心地带,其边缘的地理位置恰恰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一地理位置通常在经济上并不理想,是贫瘠或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在政治意义和战略上,却有很大的好处,即:

1,不必担忧过多的敌国觊觎侵略;

2,通常因为贫瘠而民风剽悍;

3,一般是与蛮族接触的前沿,时常在斗争的前线;

4,通常只有一面受敌,地形往往易守难攻,敌人通常也不会花大力气来攻占一个对他们来说价值不大、又难以守住的地区。即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最佳战略位置:“敌人难以入侵,己方易于出动”。

当然,以上只是一些基本的线条,而且一个边缘的势力之所以能兴起,并非完全由于以上原因,其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否则,我们据此只能局部地解释秦国为何可以统一全国,却不能解释为何它没有发生在同样处于边缘地带的楚、燕等国。

附带说一句,近代以来美国的兴起,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带有这一性质——它是旧世界的边缘:新大陆上发展起来的。其地理位置如果以欧洲传统的眼光来看,无疑是遥远的海外边陲,也正是因此,英国人至今仍会鄙夷美国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贫穷的英国人的后代。然而其边缘位置也正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以至于它在911袭击之前,几乎不必认真地考虑国防问题——即使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也不过和1898年的缅因号事件一样,是美国的一个海外军事设施遭到袭击,如此而已,他不必如德国和中国那样,担心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

四、

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往往一个边缘地带的居民,比处于文明中心的人更易于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六国不得志者都可以去秦国碰碰机会的原因。法家学说最早起于中原,在魏、韩、楚等国也都施行过,但却只有在秦国才得到最彻底的推崇和执行。

Gustave Le Bon《革命心理学》中说:“如果一个民族是由那些半野蛮的部落组成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法律和习俗,也就是说,没有稳定的民族精神,那么,政府就能够成功地实施新的制度。”他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通常正是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组织简单,因而也容易被改造,并接纳新制度。美国人接受工业革命远比英国顺利,因为“新国家有这么一种好处,就是很少人会去抵制工厂革新”(《绿金》)。

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为他知道,假如自己的学说在本地难以得到推广,那么去海外,未必是一个坏的选择;实际上出于“本地无先知”的著名悖论,通常事实就是如此。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以及秦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曾表现出一种边缘地带者对文化的高度尊重。同样的,正如1946年国共战争中钱邦楷说的,“中/共要的都是中央不要的弃才。”

这一点看起来奇怪,但实际上却是合乎情理的:在一个文明下诞生的新观念,往往被牢固的正统势力视为异端,这个异端通常在一个广义上的边缘地带才能比较易于被接受,因为这里很少或根本不存在阻力。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其本土发源地实际上都是作为异端兴起的,但在中国,不但得到接收和兴盛,有时甚至其教义在本土绝灭之后,仍然能在中国流传。

同样,作为西方文明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如最初预言的那样,将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建立起统治地位,相反,却是在落后的、甚至非西方文化的俄国、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其中不少国家甚至工人阶级还未形成,但他们的姿态却远为虔诚、激进。

这在思想史或科技史上也是一再发生重演的,毋宁说是一种“接受阻力”的问题,正如现在不少惊讶,为何在西方尚处于争论阶段的磁悬浮、转基因水稻等等带不确定性的东西,中国却不顾其隐忧,首先采用甚至大规模推广。这,说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对一个“文明中心”而言,防止边缘挑战的最好办法或许是维持一个多元开放的秩序,接纳而不是镇压,才是最好的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学说/势力,一旦达到天下独尊的地位,也就往往意味着它丧失了最珍贵的自我更新的活力。


  发表于  2005-04-01 08:14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觉得维舟先生的文章确实很不错的,收获很多
skyking (http://www7.blog.163.com/-2RAT.html)   发表于   2006-09-27 22:25:55

about your point on geographic location:

have you played a board game called "RISK"? (or similar strategic conquest gam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sk_(game)




 回复 sun bin 说:
wiki的页面国内是打不开的,我也没玩过这个游戏。
我只对两个游戏熟悉:《帝国时代》和《英雄无敌》,其中的教训就是:1,时间是致命的;2,一个远离强敌的地理位置是重要的
(2006-04-28 10:39:04)
sun bin (http://sun-bin.blogspot.com)   发表于   2006-04-27 23:07:40

这篇文章给我的震动极大,引为圭臬。茂哥以此文当可定鼎。
 回复 沉睡边 说:
过奖。一年多前写这篇时比较随意,思维也不够严密,不过换了今天,也许就不敢轻易下笔了。也算勇气来自无知吧。
(2006-04-26 12:05:24)
沉睡边 ()   发表于   2006-04-26 10:10:19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学说/势力,一旦达到天下独尊的地位,也就往往意味着它丧失了最珍贵的自我更新的活力。应该给某些人提个醒了。
bluejudy ()   发表于   2005-04-06 23:36:40

历史很棒啊,老兄。讲的挺有道理的,看你的文章总是很有收获,善于总结,从独特的角度看待问题
asiapan (http://www.cathome01.com/asiapan)   发表于   2005-04-03 0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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