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主战
时间:2005-04-05

一、

夜读Joseph Grew的《使日十年》。在1938年3月31日的日记中,这位美国驻东京大使写道,在侵华战争爆发9个月后,日本内部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直捣汉口,纯用武力结束战争;一派则认为要巩固已占有之地,靠时间和财政压力迫使中国屈服。“说也奇怪,倒是首相和广田(弘毅)领导的众所周知的文职派宁取前一种,而陆军头目赞成后者,理由是兵力不足以征服和保住更大的地区。”

这看来的确和我们常识背离:好战黩武的人物,通常难道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精力充沛的武人形象吗?

郭嵩焘在其文集中,曾再三谈到,南宋以前是武将好战,到南宋以降,却一变而为儒生好战,和武人更换了立场。——郭注意到这个问题,大概也是有感而发:身为洋务派,当时和书生“清流”甚为对立。晚清书生往往放言高论,如翁同龢、张謇、文廷式等,都极力主战。双方主战主和,矛盾最为激烈者,即为甲午战争时期,而当时主和的,却是武人出身的李鸿章。

悖论的是,往往时局危难、需要武人镇定局面时,书生却表现得尤其好战,慷慨激昂乃至痛哭流涕者并不鲜见。南宋以降的儒生都好言兵,但这以下八百年直到晚清,却一直是汉人武力不振的时期;而其中最危难的南宋和晚清,书生好战特别突出。

汉唐是中国武力最强盛期,在那一时期也出现过书生好谈兵的风气,但却并不像后世那样表现为放言高论,而是直接投笔从戎、从军边塞,其主要动力是封万户侯和功名,而非名节。概括地说,南宋前,书生多直接行动,注重功利,南宋后却往往试图在政策和军事行动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更关注的是名节,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不论是否有利国家,但求和一定是耻辱和必须否定的。

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在南宋后,战争的战略控制权不再由武将决定,而由文人争辩决定。这些人对名节等抽象概念的关注/熟悉度通常远过于具体的战争条件,因而会不顾实际军事力量的条件而强行求战,而武将此时的情形反而接近于技术官僚——但他们基于技术限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往往被贬斥为懦弱、卖国。

明朝中期(正统年间)以后,“文臣的地位渐高,出征时由文臣任总督或提督军务,经画一切,武臣只负领军作战的任务。”(吴晗《明代的军兵》)这一点甚至当时欧洲人也注意到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明朝时“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只不过,结果却未必如他说的那样“凡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

文人主战的情绪往往在军事和政治上给武将造成制肘,因为其看待军事问题的角度是非技术层面,而往往是道德层面的。这通常使军事行动更缺乏回旋余地,例如江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虽然守势有利,但迫于“卖国求和”的压力,不得不采用军事冒险进攻,结果遭致惨败。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中谈到1962年的那场边境冲突时说,虽然印度内部资深的将领普遍不赞成和强大的中国开战,但尼赫鲁受到议员们狂热爱国情绪的煽动,并屈服于这种压力而不得不执行“前进政策”。而当印军溃败后,新德里却又一片恐慌,先前好战的议员们纷纷指责印军将领的无能,先前他们不肯多拨预算给军方,而此后则“几乎想要多少就给多少”。

主战的文人在战前指责武人怯懦;战败后又指责武人作战不力——这不独印度如此,甲午战争中的晚清“清流”也是如此。虽然文人时常昧于形势,并不真正懂得军事,如明末史可法守扬州,虽然他是忠臣,却可惜并非名将,以军事观点看,他当时的部署是完全失败的。所谓“临危一死报君王”,死节便是失败的文人主战派能免于愧疚和指责的最后避难所。

二、

文人何以主战?概括来说,大概出自以下几种原因:

一、认为军事将领不值得信任,需要以气节砥砺,并且往往无谋;

二、不能从纯军事技术的角度考虑战略,而坚信战争中意志比物质重要;

三、多数未经历战争,不理解战争的残酷程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人对军人的不信任,往往更加弱化军事力量。原因无他,文人对军事问题的主导,基本会使预言自动发生:即按照这一思维方式,则最佳军人就是能完全执行文人战略者,而他本人不需要有此战略思维。一战之前,英国军队中战地军官轻视参谋,认为他们“既无头脑,又要故作姿态”,而他们又都讨厌“大礼服”的文官大臣的干扰;文官们则反过来把军人称为“笨蛋”。

第二/三条则是双方常有的根本分歧。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布什政府中强硬的鹰派如赖斯是研究苏联冷战的学者出身,而主张温和的鸽派鲍威尔反是军人出身。前者往往侈谈民主等价值观,而后者要务实得多。

1870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德国上下都信心百倍,议员们鼓吹好战的论调,希望能称霸欧洲。然而德意志统一的功臣、军事家毛奇,却在1890年他去世前一年在德国国会严厉警告这些侈谈战争的文人政治家,认为现在欧洲各国军备都很强,不可能在一两次战役中被击败投降,因此一旦开战将是极大灾难。他甚至用诅咒的悲观口气说:“那个放火把欧洲付之一炬的人,那个首先把火柴丢进火药桶的人,真是罪该万死!”——他所预言的事,果然在24年后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1867年,当俾斯麦谈到“一次德法战争在不太远的时间内就会发生”时,也曾满怀忧虑地表示,他希望竭力避免战争的到来。他不无讥讽地暗示他的一些同胞过于狂热地鼓吹民族荣誉,以驱使人上战场,但战争其实远比他们想的要残酷,“要是任何时代的外交大臣都追随其君主或最高统帅去出征,历史上的战争就一定会少一些。”

俾斯麦这里所讥讽的,正是文官对军事的无知。“许多文官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要发动的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文官政府的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到战争中去。”(Alfred Vagts《军国主义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刚爆发时,微分几何之父Gaspard Monge(1746-1818)登上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慷慨激昂地宣布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最先受伤的两个士兵,他要看到贵族们的人头落地,等等。——但实际上他却是十分文弱的书生,不要说看人头落地,他甚至不愿意人们当他的面杀一只鸡。

这看来奇怪,其实却再正常不过。希姆莱在纳粹德国时期主持灭绝犹太人的计划,但他在东欧参观一次枪决现场时却呕吐起来,并说厌恶看到鲜血,希望以后以略微不那么恐怖的方式处决之——于是有了毒气室。

这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当远离杀戮现场时,对这种行为就变得麻木起来,伤亡只有数字上的意义了。1960年代末期,日本兴起“海军热”,因为日本陆军在二战中的残忍(对敌和对内部)成为可怕的象征,而海军却有传奇浪漫的梦想。同样,坐在飞机上扔炸弹的人,心里肯定没有当面用刺刀杀死一个人所受的冲击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伊拉克战争中“杀戮的一代”的原因之一。


  发表于  2005-04-05 09:45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供参考)看到一篇文章<上海历史研究概况>http://www.historyshanghai.com/shanghai/file/gaikuang.htm
lukesun ()   发表于   2005-04-05 1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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