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时间:2011-03-28

“你既然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只是在过程当中,那么你如何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假若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可是你如何晓得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呢?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来鉴别那是正确的答案呢?”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这段话,如果把“人生的意义”替换为“真相”,大概也一样成立。确实,假如某件事有唯一的真相,我们如何才能鉴别哪个才是?

一种情况当然是:你本身就有确切的信息可资判断。《天龙八部》中萧峰和虚竹原本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但都留有亲生父母留下的痕迹——狼头青记和香芭,这些隐秘的信息就像《盗梦空间》里那个陀螺,会告诉他哪个才是真相,而哪个才是幻象。但在《侠客行》中,石破天的例子表明,连这种赖以判断真相的信息也可能会是别人刻入的假象(他身上的伤疤是贝海石制造出来的),在那个时候,他彻底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

当人们难以判断事实真相(尤其如果真相让人难以接受)时,心理上的内在冲突更会加剧。仍以《天龙八部》为例,当段誉听说自己的真实身世时,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否认机制,大叫“我没听见,我没听见!我只要我自己的爹爹、妈妈。”不肯承认段延庆这个天下第一大恶人是自己生父:“不认,不认!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但最后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仍然表示出接受这一事实,理由是“妈妈不会骗我”——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例子,表明当真相与人们原有心理期待冲突时,人们的那种强烈拒斥心理(不愿相信),而最终使他接受的,与其说是理性自制,不如说是权威(妈妈)的力量。

在这样的个人事件中,或者借助某些真实信息,或者借助某个可信赖的权威,人们毕竟还能不那么困难地作出判断;但在更多的那些我们没有直接经验的事件中,以上两个条件有可能都不会存在。说到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绝大部分都来自于间接经验——电视上说酒泉发射了一艘飞船进入太空,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你为什么觉得那是真的/假的呢?这样追问下去的结果,是一种极端的阴谋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怀疑美国1969年阿波罗登月和911事件真实性的根本出发点:除了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是一个骗局。

但这些怀疑同样也是基于间接经验而来的一系列推断,人们会设法找出在他们看来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漏洞。尽管这些看起来都是“客观”的证据,但事实上最终其说服力常常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而这又有赖于两个方面:这些信息和人们原有的观念相合;值得他信赖的某个权威所持有的立场。

人们实际上都是根据一系列不言而喻的信念生活的,并时常不由自主地抱有这样一种基本信念:世界应该符合我们对正义的看法。这暗示了一种宇宙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生命、有灵魂的整体,世间发生的一切应当符合人们的基本信仰——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信条可能千奇百怪,但总之都认为世事应当与人们的信条合拍,否则人们就会在心理上感到难以承受。伍迪·艾伦有一部电影,讲某人深信优秀基因的遗传性,他领养的孩子智商极高,让他断言其生母必定也应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结果没料到居然是个非常粗俗的妓女。

这也是一个真相——世上偏偏就有许多岂有此理、莫名其妙的事。一个一生行善的人,可能在走路时突然被一个跳楼自杀的人撞倒而死,他的家人心底里也会感到无法接受这一真相;他们想不通,是因为这事在逻辑上根本不符合他们原有的对正义的看法,似乎“事情不应该如此”。在这种无法解释的事件上,因果报应倒是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来使他们安心。也就是因为这样,T.S. Eliot才说“人类这种东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因为真相很可能就是:世事的演变常常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当原有的信念与真相居然无法吻合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都不是去质疑自己的信念,而是怀疑那并非真相。尼采说“信仰意味着不想了解真相”,无非是指人们常常会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而过滤掉那些与之矛盾的事实。正是这决定了不同的人们愿意相信不同的“真相”。这也是为什么911事件之后,科威特仅有11%的人相信那真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干的。1967年在底特律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谣言,传闻一个孩子被另一些少年残忍对待,但在白人社区流传时,故事中的受害者是白人,加害者是黑人;在黑人社区流传时,双方的肤色却恰好相反。

在很多这样的大事件中,人们实际上是在说:真相是某个“我期望应当发生的事”,是“在我看来合理的事”,否则人们就倾向于怀疑它并非真相。但在一个多元而观点分歧严重的社会,很难有一种解释让所有人都觉得合理。在这种社会,往往没有真相,只有各种说法——或说,每个人群都有一套他们符合他们信念的“真相”版本。关于何谓真相的争执有时只是加剧了双方立场的对立,充分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分裂是不可化约的(试想想台湾319枪击案中蓝绿双方的立场)。Joseph Heller的小说Good as Gold中,白宫助理说:“即使是必须说谎,我们也想说出事实真相。”——这句看似荒诞的话,其意大概是说:不管如何,都要使有关真相的叙述与我们原有的信念更贴合。

正如《罗生门》已充分证实的,即便同样是当事人,对真相的叙述也会相互歧异。事件已经流逝,永远不可重复,我们所能依凭的“真相”,实际上只是对真相的各种叙述。这造成了一种令人尴尬、纷争不已的局面:人们总是假设曾有唯一的真相,它“摆在那里”或人们的记忆中,等待一个严峻的侦探去揭示,但事实上人们却无法对真相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其中的基本悖论就在于:那个唯一的“真相”早已不在,而对它的再现(representation)则因人而异,变成了一种复数存在。真正的复原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只能承认:那些再现、传播、变化的叙述才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话又说回来,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人们真正感兴趣的也不是寻获那唯一真相本身(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是通过这个查证过程达到其他目的——质疑官方说法或权威叙事的合法性、捍卫知情权,等等。虽然人们那种“事件发展应当符合我对正义的看法”的观念也不完全可靠,但这毕竟是人们判断力和怀疑精神的重要来源。当人们感觉事件与自己的原有观念不符时,首先就会怀疑有人在撒谎。用阿德勒的话说,“我们一听到撒谎的事情,必定会看到说谎者有严厉的家长。除非觉得说出真相会有危险,否则撒谎毫无意义。”在人们眼里,处处“破绽”也就是处处“隐瞒”。就像近两年来的许多公众事件,人们根据常理就会自然地产生怀疑;而官方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