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时间:2005-08-27

有时回想起来使我略感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所谓“名师”,更不必说震撼我灵魂以改变人生道路者。就我受教育的经历而言,和多数人一样,遇到的是一些他们本人也自认为普通的老师:

一、小学

我小学时代的四任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现在回想起来,这一点或许也助长了我的偏科:我从小就喜欢语文更甚于数学,虽然班主任教授的科目未必对我有影响,但至少得到的鼓舞对于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是黄亚娟,她是一个极平常的小学老师,后来听说是顶替父亲就任的,她嗓音有点沙哑。多年后我发现她是我爸爸单位里一个叔叔的老婆,夏天有时坐在丈夫的后车座上,去厂子里洗澡。

对我而言,八岁之前最重要的老师是我母亲,在她的严厉督促之下,上小学时其实我已经学会了200多个汉字和100以内四则运算。不过她也同样严厉禁止我在外和别的男生一起玩闹,加上小学一年级的体育老师是个特别严格的老头,致使我长期对体育课抱有一种畏惧心理——我受教育经历中第一次被惩罚就是一年级时因为学不好跳绳,被老师像小鸡一样拎起来,在空中转了一圈放下时,我腿都已经有点软了。

母亲对我的学业从不假以辞色。考试成绩如果低于95,通常已经需要检讨,只要不是满分,她总是会流露出不快的神色,问我:“你为什么买豆腐总是缺个角呢?”有一段时间,我情绪上十分沮丧,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她设下的标准。这种儿童式的焦虑感,在三年级时得到了短暂的宽慰。

当时的班主任是张理琴,一个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上海老妇人。她似乎永远是一副微笑的神情,以至于我回想起来,只记得一种持久的慈祥表情。大概是年事已高,她只做了我们半年班主任,接下来的一年半,由吴鼎菊老师接任。

我向来不是一个突出的学生,即使是自己一向所钟爱的文史,那时也不过平平,只不过在“看图说话”的作文中略微表露出一些儿童式的幻想罢了。一次家长会后,她毫不客气地对我母亲说:“你儿子成绩不坏,但性格过分内向,以后看样子大概也就只适合做做实验室之类的工作。”我母亲当场并未发作,但私下对这一评语极为不满,耿耿于怀,认为一个老师作出这样严厉的断语,是十分不负责任的。四年级时,一次因为迟到,她又罚我立壁角一节课,这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深以为耻,此前此后再未有过上课迟到。

大概是由于男生的发育迟缓,我的人生记忆,实际上直到小学五年级才开始清晰起来。那是1987年夏天,在西北工作了15年的父亲回到了故乡,有一段时间,我无法摆脱他带来的巨大陌生感,仿佛家里突然多出来一头大象。几个月后,我进了镇上小学最后一排教室读五年级,并在那里遇到了几个少年时代重要的朋友。

小学最后两年的班主任是沈雅兰。在她的鼓舞下,我参加了县作文竞争,得到一个三等奖——当时对我来说珍贵无比。晚上县广播站“青少年园地”朗诵我的作文时,我兴奋无比,又跳又叫——在母亲的管教下,我一般在家十分节制,极少表现得这么疯狂。

我到她家去过多次,次数大概不比经常去她家补课的所谓“差生”少。她和我讲过不少故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她认为一个人的良心与知识无关。她多次谈到,以前她非常喜欢的成绩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往往杳无音信,而早先严格管教、学习不好、毕业后也只是修车卖菜的学生,却常常还惦记着她。后来我知道,杜威说过,知识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想就此而言,她是第一个使我明白这个道理的老师。

二、初中

1989年,我进入镇西的中学读书。此时,一个漫长的夏天刚刚结束,我的缓慢生长的冗长童年也就此结束。

全年级一共六个班,我被分配在尖子最集中的3班。整个三年里班主任一直是汤祖祁。他的家族是远近闻名的教研数学的世家,我父母因此而十分高兴,然而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个瘦削而严厉到极点的老师心存疑忌。

他儿子汤晨本是我小学时的玩伴,比我调皮捣蛋得多,但初中在自己爸爸管束下,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变了一个模样。他有一次出黑板报时因为一个字总是写错,被父亲当场打了个耳光——当时我和另两个一起出黑板报的女生大气都不敢出,心里大概和汤晨一样充满恐惧。

在那个男生逆反的年纪,我心里积蓄的对这种严苛方式的不满终于在此后慢慢爆发出来。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后排的男生在他的课上不大听话,甚至故意做些鬼脸之类的小动作。——对一个少年的把戏,他当然心里清楚。

初二的冬天,他宣布了我们班第一批入团的6个人名单,其中没有我。我正在郁闷之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点了一支烟,训斥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为什么没让你入团?”他训了我足足一个多小时,发誓要打掉我的傲气,宣称我这样的学生干部和差生混在一起向老师捣乱是不可原谅的。他说,我很后悔当初把你调到我班里来——这次我才知道,汤晨固然是他特意要调到自己班的,而我也是,因为他原本觉得我语文成绩比较好,可以和儿子相得益彰。“你想不想我把你的这些劣迹都告诉你父母?”他平静地说。这时我屈辱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的成绩下滑到班里第十左右,甚至破天荒出现了英文测验不及格的事。只不过在一番痛苦的反省之后,终于又反弹了回来,并侥幸直升了县重点——那年我们学校全年段6个班250人,只有四个人直升,其中三个都在我们班。那段时间也是班主任心情最好的时期之一。

不过他显然仍记得我当年的桀骜不驯,高中回家,路遇到他。他看过我的成绩单上班主任写着:“为人诚实正直”,冷笑一声说:“诚实正直?看来你高中的班主任不了解你呀。”

他的严厉使我们初中班上的多数学生,尤其是男生在暗地里十分痛恨他,他本人也知道,但毫不在意,因为他坚定地认为我们将总有一天为此感激他。他毫不手软地禁止一切在他看来对学习无助的东西,有一次班上女生生日,一些男女同学一起出去春游——其实无非男生骑车载着女生,在乡下转转罢了——他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参与者,认为这是必须杜绝的早恋。

那时我们都很羡慕隔壁班,他们的班主任钱惠英年纪和汤老师差不多,但观念却极为开明,同学聚会不但不加禁止,还十分鼓励,因为在她看来,初中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之一。就算有早恋,也没那么恐怖,“只要是正常的人,谁心里对异性没有想法?”——她的话当时引起我们哄堂大笑。

不过汤为人是十分正直的。在他对我的批评中,至少有一次我是如他所说,“将为此感激”他的。那时语文老师赵华下课后把课本遗忘在教室里,被几个男生藏起来,并叫大家不要泄露。赵同样以严厉著称,但更重要的是大家普遍认为她十分懒散,对大多数学生的语文成绩并不关心——作为语文课代表,我是唯一的例外。但在这次冲突中,我和同学站在一起,没有泄露秘密。她最后找到了藏匿的课本,但十分生气,对我也显然颇为失望。汤事后向我们了解此事时,我还说起语文老师日常的表现使大家失望,他听后显得颇为震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就算别人都这么说,你也不能这么说赵老师呀?你难道不知道她日常对你有多么好吗?”这句话是使我羞愧的。

的确,赵对我一向是很好的,这一点与她对全班其他同学的态度相比,更显得十分突出。这是我在整个中学时代都有点尴尬的一个问题:我遇到的语文老师是遭受全班非议的对象,但我却是最不应当批评她的人,即使仅仅因为她对待的态度。

三、高中

进高中时我的心情不必说是十分激动的。第一堂课,老师告诉我们,崇明中学去年的高考成绩,在全上海81所重点中学中名列第27,并不低于一些市重点。因此,“你们进来后,一只脚已经跨入大学的门槛,现在要考虑的,并不是能否考上大学,而是要考哪个大学。”

这样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带有一种高度的傲慢,但在当时,却对我们有一种激励的作用,仿佛自己真的已经成了“少年先锋队”。不过也并非所有老师都怀抱有这样的高度自信,其实多数的老师十分平和。

班主任是个十分年轻的老师陆朝晖。他教物理,不过并不像一些理科出身的人那样不拘小节,相反,他板书总是一笔不苟,在家还是一个模范丈夫——据说女生经常透过后窗看见他在家里阳台上给师母煮饭洗衣服。他脸上也一向笑眯眯的,带着一副似乎要问候你“昨晚睡得好吗”的神情,不过严肃起来也颇为吓人,因此被一些男生暗地里叫“笑面虎”。

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他一向从容不迫的样子,在某些自己可承担的范围之内,他还愿意为学生多争取一些自由。学校评比卫生、佩带校徽之类的形式主义活动,他一向不放在心上,后来搞“星级班集体”,不少班都是四星五星,我们只有二星,他也只笑笑:“还好,两颗也不少了。”有次他跟我们宣布,本班被评为“一级班集体”,我们还十分诧异,心想大家平素散漫无稽,一向厌恶这些行政官僚搞出来的花样,怎么居然还成了一级?正此时,他又说:“以后还要争取做甲级!”大家一怔之下,哄堂大笑,才明白他刚才说的其实是“乙级”。

高考成绩出来,我们全班42个人,全部录取。其中26人重点大学,只有3个是大专。他好象也松了口气,十分高兴,笑着和我们说:“这才是真的,平时什么大扫除评分,用不着在乎!”——这个逻辑颇得当时高考下压力强大的学生的喜欢,当时大家都是高度实用主义,而厌恶这些行政制度的。

隔壁2班的班主任王春凤也教授我们班语文。平心而论,她看待我是十分青眼有加了,但在她教我们的三年,也是一段相当令人郁闷的经历。她讲课的失误有时令人简直匪夷所思,比如说“滚”不是形声字,甚至说到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说的是清兵南下,在扬州遇到史可法的事。有时温顺如老灰,也不免沮丧地说:“不知她四年师范是怎么读的?”

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教数学的施斌,他思路活跃,又是个大帅哥;唯一的缺憾是他脱式经常太快,理科尖子上他的课格外入味,像我这样脑筋笨一点的,就觉得跟上有点吃力。——而且,他教完高一一年,就下海从政去了。在随后的一年里,我们数学老师走马灯一样换了六个代课老师,其中一个还因为我们的强烈不满而以联名上书的方式罢免掉了,从而使我们每次怀想起他,不免带有一种怨愤心理,总觉得我们是被他遗弃掉了。

到高三开学时,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已经降到全年级组倒数第一。数学教研组组长顾鹏九过来上我们的课。他是个“手持大棒,说话温柔”的人,以至于有人暗地里叫他“东方不败”,因为他有时说话显得有点阴阳怪气,但批作业却毫不手软——“错了就是错了!”这是他的名言。就算推理脱式正确,最后计算结果失误,在他那里也是一分都得不到。并且他有个极好的优点,就是十分耐心细致,再笨的学生也能跟上和理解他上课的节奏与逻辑。无疑,我们最后高考全班数学平均115分的成绩,是必须有一部分是归功于他的。

就我本人而言,高中时期还有两个老师是十分难忘的,其一是化学老师滕培德。他是个矮胖老头,说话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他选课代表的方式据说也极为特别:在3班,他进教室逡巡了一番,最后看中一个和他个子差不多矮胖的学生,问:“你叫什么名字?愿意做我的课代表吗?”——不过后来他在我们班并没有采取这种方式,否则以我和他差别悬殊的外形,是无法做上课代表的了。他上课是十分风趣的,虽然有些尖子学生议论他水平不够——他后来很伤心的一点也是,班上四个化学最好的学生,最后高考选加的都是物理,而不是化学。

相比起来,我们的历史老师俞建彬大概从未想我们选加历史——他从第一堂课起,就告戒我们以后别选历史。因为选加历史每年都只有不足十人——每班不到一人,为了这样少的人还要备课,实在太不值得。历史是高中时期最受轻视的一门学科,只学了一年(其余8门至少二年),他又对高中教材割裂历史,只教近现代史的方式极为不满,认为完整的历史必须有来龙去脉,不能如此实用主义。一年后,他仍然教下一届的历史,但显然意兴阑珊,承包了学校的小卖部,因为卖的东西略贵,而被男生们称为“奸商”。也许让他失望的一点是:我和老灰最后还是选加了历史,全年段9个班级近400人,那年选加历史的只有4个人。

四、大学

大学是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刚到南方的一段时间,我甚至十分不惯;但当适应之后,又对这种自由习以为常,以至于大三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我们班主任的名字,原因是她极少出现。

大一时班主任是罗萍,常州人,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教我们画石膏像。对我来说,美术的根底仅限于小学以来画黑板报练习出来的那一点。当时甚至还略感轻松,不仅因为我的绘画曾得到初中老师(久远以前了!)的肯定,也因为在我看来,当时大学同学画得极慢是一种笨拙和故作姿态。一整上午只画一个头像,于我是一种可怕的煎熬。不久,我的这点骄傲也被击溃,罗萍看了看我的画,正当我以为她要肯定我的时候,她认真地说了一句:“你必须摆脱你这种幼稚的绘画方式。”

虽然只是轻轻的一句,于我是个重击。好在我也并不谋求在这方面的发展——大学时代,我对新闻系内本专业的课程几乎全无好感,也因此没有什么老师使我觉得特别值得纪念的。

中小学时那种与老师之间紧密相知如家人的感觉,如今不再有了。当时知道可以选修第二专业,我还一度想选中文/历史之类,结果后来才发现,所谓二专,多是一些热门的科目如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之类,统是我避而远之的。大学四年于我是个荒芜的青春期,处在一种自我存在的高度迷茫之中,如果说当时有什么老师激发起一些我对学者的景仰和学术的乐趣,那也是在两门选修课上。

其中之一是“花卉栽培”,如今只记得是生物系一名姓钟的老师,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极为认真的一个人。我去听课的起因只是因为想多识草木之名,因为对厦门的植被太过陌生,以至高中同学南来问起,瞠目不知以对。上这堂课每周一次,听课的每有二百多人,底下往往嘈杂,不过他仍极认真。当时我已读了一点《中国植物志》,有次下课问他一点问题,他显得十分愉悦,乐于解答,等知道我是新闻系的,又更为惊喜。期末考试时,旁边同学因为知道我每课必上,在我做完后就在旁抄袭,他过来时看到,显得极为痛心疾首,我深自羞愧,赶紧交卷出门。

另一门“东南亚经济”其实是偶然之选,因为听说这门课和“普通天文学”并列为最容易过的科目之一。而“普通天文学”据说只要知道太阳比月亮大就可以过了。等我上了“东南亚经济”的课,我仍不知道为何这门课被称为“容易过”,等到期末考试时才发现,平素只有不到20人来上课的教室,竟坐满了200多人,才算知道一点究竟。

上“东南亚经济”的老师是个50来岁的瘦削男子,头发稀疏,眯着眼睛,听同学发言的时候总是侧着耳朵。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名叫廖少廉的人,是厦大南洋所的所长、教授。而南洋所是全国研究东南亚的屈指可数的研究所之一。

他上课极深入浅出,不时穿插一些有趣故事以助谈资(他去过东南亚所有国家)。他上课从不点名,所以我一直以为选修的人只有我们上课的那十几个人。有一段时间我对东南亚真正产生了兴趣,去图书馆找了一堆书看。有两次有同学提问东南亚的一些历史问题如摩洛人、掸邦问题之类,他问:“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我举手发言后,他侧耳听着,不断点头:“说下去,说下去……”开始我还略感得意,最后腹中仅有的存货全部卖光,不禁窘迫,他这时才好象醒过来,说:“嗯,很好,我再补充两句好吗?”

我大概也是为数不多的时常来听课的学生,以至后来他似乎有点认得我了。一次没去上课,下一周去,他便照例笑眯眯地问:“你上周有事?”不过这种印象终究没有深刻到留下足够印象的程度。大学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黄昏,我看见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外套,在白城那里的斜坡上与我擦肩而过,随后骑上他的老坦克,从斜坡上顺流而下。

离开学校前,我查了他在南洋所的地址和电话,但至今也没有勇气写过一封信,打出过一个电话。


  发表于  2005-08-27 21:3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你记性真好
dn ()   发表于   2005-09-02 22:49:07

宁波说得有道理
jinying ()   发表于   2005-09-01 14:33:22

突然想起来。我也修过普通天文学。。。
木瓜 (http://2)   发表于   2005-08-31 23:53:04

晕。我还以为师兄要说出新闻系的哪个老师呢。。。呵呵。找了半天愣是没有。。。
木瓜 (http://2)   发表于   2005-08-31 23:52:08

主席真象中国版的赫敏
 回复 立秋 说:
赫敏是个女孩子啊,小女巫……你倒不说我哈里波特
(2005-08-31 15:03:39)
立秋 ()   发表于   2005-08-31 13:56:28

看你很久了,这篇才发觉你应该是我师弟,很高兴啊。哪一级的?似乎没有见过你,遗憾

嘟嘟 ()   发表于   2005-08-31 13:40:43

在这个时候看到这篇文章感情真的是很复杂。我受教育的经历里面好像也没碰到什么特别的老师。甚至说我从来跟老师都是很有距离的,可能因为这样,我本人当老师的时候也没想到要起什么特别的作用,比较缺乏激情。
bluejudy ()   发表于   2005-08-28 13:38:14

中国的教育,好学生往往清高,结果不是表现冷漠就是压抑,未必没有感情,但是感情表达能力不行好象是真的.所以调皮活泼的学生到最后反而和老师感情更好,哎.而我总觉得好/坏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宁波 ()   发表于   2005-08-27 23: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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