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开端
时间:2005-09-22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句对中国历代文体简练描述的话,大概是每个受教育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不过也正因为这种过度的简略概括,造成了一种对文学史的不幸和有害的认知。

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这种文学史叙事的构写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一代)重写文学史努力的结果(参见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在胡适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中可以窥见当时的风气:他引用一个学生的话说:“西洋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精神。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呢?”

这个学生的问题,在我看来,完全是个伪问题,但当时胡适的回答是:“我们当然有!”这种对文学史的大规模推倒重写在郑振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自此以降,遂逐渐造成“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代兴的新认识。

在这里,我感兴趣和试图想证明的是:每一种新的文体产生时,其文学地位都是相当边缘和卑微的,甚至即使在其兴盛时期,也往往不是取代原有的文体,而不如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词、曲的两个别号“诗余”和“词余”暗示了这两种文体在兴起时的附庸地位。词早期的作者多数也是诗人,例如温庭筠、韦庄,且通常是因为这一文体适合表现某一些题材而采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词的内容表现都是相当狭窄的。而第一个真正可称为词人的柳永,是一个边缘文人,从当时的笔记中不难看出,他的作品虽然受到普遍欢迎,但仍被当时正统的文坛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俗文学,其文学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是不被承认的。以至于秦观、苏轼等仍以作词而心存芥蒂,惟恐时人之讥。就这些情形推断,白居易之作《忆江南》时,大略将之视为《竹枝词》一类的民间小调,而李白作《菩萨蛮》、《忆秦娥》则看起来是相当突兀,以至于早熟得令人难以置信的。

到南宋,词已经取得和诗一样正统的地位,并逐渐典雅化,它早期的命运现在则落到一个新的边缘文体——散曲上面。虽然元朝有“九儒十丐”之说,但就元曲的作者来看,无疑是更为边缘的文人群体,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不顾忌这一文体的卑微、附属的文学地位。

在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观念中,词、曲长期都不被承认为一种诗歌形式,这一点,也直到近代民国时期才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打破。如朱自清所说的:“词和散曲可以说是诗类,但就史的发展论,范围跟影响都远不如五七言诗,所以还只能附在诗里;不过从‘诗余’‘词余’而成为‘诗’,从余位升到了正位,确是真的。”

而随后兴起的小说,其地位则更加卑下,也因此,其早期作者是更为边缘的知识分子群体。“自元朝以来,小说和戏剧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那种谋官不遂或是根本反对这种科举制度的文人所写成的。他们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娱,根本不会想到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价或文学地位。”(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晚清之前,小说家很少能享受到职业尊严。

古典四大小说名著,其作者都存在疑问,生平更几乎茫无所知。《红楼梦》通常认为是曹雪芹所著,但也未必是定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聚讼纷纭数十年也无结论;《西游记》勉强被认为吴承恩所作,但依据也极不可靠,只不过是当地县志中吴承恩名下有同名著作,但日本学者矶部彰却质疑:“从传统的目录学立场来看,不将为人喜爱的白话小说类收入经史子集四部中,是因于士大夫的传统意识。即使把白话文学收入艺文志中,那也只是明朝公认为文学的戏曲类。”他怀疑的理由就在于白话小说没有资格和文学地位,因此吴承恩的《西游记》很可能并非小说《西游记》。

这种情形,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小说的文学地位一直是卑下的,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作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种情形并非中国独有。日本10世纪后产生的大量女流文学如紫式部《源氏物语》、清少纳言《枕草子》等,现在被视为日本文学的无上珍品,但当时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当时贵族都以读写汉文、写汉诗为傲,日文假名的书写语言被称为“女书字”,当时日本古典小说多出自女流之手,并非偶然。《阅读史》中也指出,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原先只有男性才能欣赏,而早期希腊小说却很可能只为妇女书写——古希腊的妇女多数是文盲,要靠受过教育的奴隶把小说念给她们听。因此,当时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是相当卑下的。在英国,直到18世纪,小说仍未被当作文学看待,小说(novel)乃是不入文学(poetics)之流的东西。

而即使在小说这一文体内部,各种体裁形式的小说往往也随时代观念而改变。例如公案小说一度为认为只是茶余消遣之作,并无文学价值,而今也成“古典文学遗产”;武侠小说直到十几年前,仍被认为即便不是有害、那也是无用的东西——而近十年来,至少金庸的作品已经开始被经典化,召开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严肃地讨论其中的所谓文化思想和学术价值。

“文体代兴”的观念之所以是一种不幸的误导,原因在于其过度简化了文学史上复杂的现象。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口号下,人们很容易认为宋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是宋词——而实际上宋诗有极大贡献(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代都已做完。”也可见到这种偏见),其不仅毫不逊色于宋词,其作品和作者的数量也是唐诗的四倍。我们或许也误以为元代曲是唯一新鲜活泼的主导性文体——但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近代文学史系统化的虚构,从元诗结集出版的情况看,元代诗显然比散曲更有读者市场和文学地位。

这种简化的误导在于,它向我们暗示:唐以后不再有值得重视的诗,宋以下不再有值得重视的词,而元以下也散曲、戏曲也同样并非鼎盛时期的经典。这种线性逻辑一般的简化,其有害是可以想象的。

一种新兴形式在其开始时期处于卑微的状态,不仅发生在文学领域。例如,在欧洲封建时代,骑兵是主导性的、最高贵的兵种,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中,法国骑兵全军覆没,败在英国长弓手之下。法国的骑士们极其愤怒——不是因为失败这个事实,而是“卑鄙的英国人”竟用农民出身的步兵弓箭手和他们对阵。而将英国人最终撵回到岛上去的,不是法国骑兵,而是另一种当地地位低下的专业兵种。他们不享有社会地位,仅仅具有与士兵相等的地位,那就是炮兵。一战后,当敏锐的古德里安看到坦克装甲部队的威力,向上级申请成立专门的机械化部队时,得到国防部长的粗暴答复:“见鬼!它们只配运面粉!”而当时新出现的飞机,法国元帅福煦认为只是些大玩具,他最多只肯承认那或许是一项“不错的体育运动项目”。

同样的情形当然也发生在很多其他领域——例如媒介,印刷品、广播、电视、网络等的依次兴起,都由于其新兴的形式而盛行一时并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思考和生活的方式,但它们也并不是依次取代的关系。


  发表于  2005-09-22 10:14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宇文所安的另一篇文章《史中有史》更一步指出了所謂“中國文學史”也完全是近代隨著民族國家的建構而建立起來的概念:因為中國過去根本沒有一個統一的社會生產領域叫“文學”,只有一系列具體的文體,每種文體都有單獨的歷史。抽象的“文學”概念是近代從西方輸入的。
Pepino ()   发表于   2010-01-31 22:38:24

新势力兴起取代旧势力,社会的进步从来就是revolutionary而不是evolutionary
mas_chicago ()   发表于   2005-09-26 03: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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