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的政治学
时间:2005-11-06

文字改革从来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问题。

一、汉字的命运

一个可能的解救中国文化的势力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于全亡,文化也不至于消灭。……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只要语言文字不贸然废弃,将来或者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雷海宗《中国与外族》

世界文字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字母跟着宗教走。这一规律本来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中国接纳了佛教,但却没有像藏族那样采用印度字母。直到近代,汉字终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跟随着欧洲的船舰一起到来的拉丁化浪潮。

汉语拉丁化的最早努力是从西欧传教士开始的——这毫不奇怪,教育普及本身是传教活动的前提之一,日文的假名也是奈良的和尚发明的。但这思潮最终对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影响。从清末起,劳乃宣、赵元任等均尝试过拉丁拼音,但开始还只是为帮助汉字发音,自1931年后,吴玉章等则开始推动废除汉字,以拉丁文字代替的激进方案。在破除一切的新文化时代,“拉丁化是一切文字的未来”遂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断言。实际上,对不少坚定的文字改革者来说,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

1916年,陈独秀收到胡适关于文字改革的稿子,大加赞赏,回信说:“文字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十三年后的1929年3月,陈独秀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断言汉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陈独秀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醉心于文字改革的研究,曾使一些传记作者困惑不解,认为是政治失意促使他退进书房,但实际上,“几乎近代世界所有的种族集团对其共同传统的最早意识都产生于语言与文化的复兴。”(Alan Palmar《夹缝中的六国》)对本民族起源、神话及语言的研究,事实上正是激进民族主义的外在突出表现之一。

文字改革论者的根据,概括起来说是以下几点:

1,汉字的“根本缺点”——多符号性和复杂性妨碍教育普及;
2,汉字“已经破产了”(陈独秀语),因为不适合表达新的观念,反而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阻碍;
3, 坚信文字简化和字母化是最终道路。

毛泽东1956年曾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何以拼音是“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呢?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又是不证自明的“科学”。这反映在一个传统中国崩坏的过程中文化自信的丧失,即深信表音的字母文字比象形的汉字更适合现代化,也更先进。1896年,竹越三郎在《二千五百年史》中傲慢地提出,日本“背负表音文字之文明的人种之最终胜利”,即将表音文字与“现代”、“文明”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又转过来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默认。

所有文字改革的出发点都是政治学意义上,即一个遭遇到强大危机的国家为实现富强的自身政治变革的一部分。其逻辑推理在于:欲强国必先国民苏醒;欲国民苏醒必先普及教育;欲普及教育必先改革文字,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文字。在这一推理下,复杂的汉字符号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妨碍——至少是一个不理想的工具。

文革改革的先驱之一卢赣章的观点就很典型,他1892年就提出,汉字拼音化后,能很快扫除文盲,且易于习认,能省十多年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总是归结于政治,即国家富强。

近代中国人对汉字的负面看法,无疑是受到西方“停滞的中国”之说。黑格尔认为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精神哲学》),而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则是中国社会停滞性的象征。这一逻辑在近代传入日本后,又原封不动被中国人接受下来。

这一负面看法的最初根源,则是受16-17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影响。文字是他们要实现传教的有力工具,但这个陌生的文字系统对他们来说却极为困难。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渐发展出一个理论,即中国的文字存在缺陷。如法籍耶稣会士李明,1692年返回欧洲后,发表回忆录称,中国的文字固然先进,具有进行抽象思维的基础,但仍不如欧洲,并说中国人自己也钦佩欧洲的字母系统(这在当时无疑是胡说,后来不幸成为事实),如果中国文字能建立在欧洲的拼写系统上,才能趋于完善。他又认为,中国繁复的文字,是“沉重的十字架”,造成“中国人无知的根源”。一直到现代英国学者韦尔斯,也认为中国的落后应由文字负责:“中国人的头脑被禁锢在一种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文字和思维成语中,使得这个国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语文学习上面。”

事实上,最激进的文革改革者往往是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国家实现政治富强的迫切愿望使他们不惜废除汉字。无论如何,简化或废除汉字,都只是他们实现下一步政治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简化和拉丁化,其目的都在于普及教育——之所以是拉丁化而不是另创字母,则是西化和与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情。如钱玄同言,欲使中国不亡,其“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就是废除汉字。

当时各说中,傅斯年的论调最为蛮横:“中国文字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存到现代社会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按他这么说,似乎拉丁字母就不是在极野蛮的世代里造出来的了。有趣的是,胡适的弟子中,傅斯年激烈主张废除汉字,但唐德刚却激烈反对。

正因为这仅是一种政治学主张,因此它将重心过多地放在政治上,从而忽略了长期可能带来的极大负面影响。正如1905年清王朝废除科举,这一举措当时只考虑其政治意义,但事实上其后续的效果的深刻,是当时难以料想的——而如果汉字被废除,其影响之深刻,将更远过之。

汉字如果被拉丁字母取代,最常被道及的重要反对论据之一就是表音文字妨碍文化单元内的政治统一。要推广字母文字,必要前提之一就是国家语言的标准化。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如果不是汉字的超方言特性,中国不可能维持二千年来统一为主的政治局面。但这种超方言性,陈独秀却认为“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在他1929年的拼音文字草案中,他摈弃国语,而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种方言为拼写。他的这一思想大概是受到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但他的方案如果真的得到实施,后果可能是他本人也不愿见到的。

胡适是文字改革的先锋之一,但他的弟子唐德刚却强烈反对:“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胡适杂忆》)

文字改革的多数论点,现在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现时观念”(present mindedness)的错误。近代西欧兴起的印刷文明需要标准化、普及化(言文一致,超语言文字的衰败)、简化(文字只是为了方便阅读,美术性功能衰退,因此书法必然没落)。但在历史上,文字却未必是一直简化的。孔子云:“君子之道费而隐。”语言文字的繁复性,本身是前现代社会极少数非生产者的特权象征之一;梵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都因为其繁复限制人理解,而获得一种典雅和威望。按唐德刚的观点,农业社会允许脱离生产者不超过20%,因此农业社会文盲多与文字难易无关,只是经济条件不足而已。

汉字的难易,在信息时代仍然有巨大争议,一部分人仍坚持必须拉丁化,否则汉字是中国进入信息时代的巨大障碍;另一阵营却观点相反,认为汉字的结构是科学的、全息化的,作为一种超语言文字有巨大优势,也不存在不适应信息时代的问题。而且,在打字机上,打简体字和繁体字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因此简化字实际上是无意义的一个举措。

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还曾出现过一阵“繁体字回潮”的现象,虽然为时不长,但此事本身却具有讽刺意味:一度被视为应当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繁体汉字,现在却染上经济发达的味道——因为港台地区的出版物就是如此。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已经废除汉字的韩国却在争议是否应当恢复汉字。

二、横排与竖排

1949年后的中国人,多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文字顺序:从左到右,先上后下;即横排向右行,这与古代汉字竖排向左行的顺序是有极大差别的。

然而文字为何要这么排列呢?其实并无一定的理由。1500年前的佛典《普曜经》中,即已注意到各国文字的书写顺序各有不同,有左行、右行、下行三种。如今世界各国仍保留这三种顺序,左行如英文等多数文字;右行的如阿拉伯文、希伯莱文;下行者如传统蒙古文(中国一些古籍印刷也如此,日语有时也是)。

这三种方式,起源于不同的书写习惯,例如从右到左写,据说是因为神的方位,以北极星为坐标,太阳起于东方(右),没于西方(左)。实际上这一方式(现代中国人可能觉得十分别扭)却是最古老的顺序,起源极早,并一直在闪族各语系中保留到现在。希腊字母传承自闪族字母(腓尼基),本来也是从右向左的,但后来却反了过来,原因大概是右手写字,从右向左写会挡眼——但这一变化有一个过渡期,希腊文字曾实行过一段“牛耕体”,即一行向右,一行向左,甚至行序还有过从下而上的!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一致改为现在最通行的右行向下的顺序。

汉字的古代书写一向是直行向下的,极少例外。这一顺序的起源,与书写材料实有密切关系。如古代的竹木简,材料纹理多纵向,狭长的竹简通常是单行书写,人的习惯总是纵向持狭长的物体,这样单行书写完,一路向下;又因为左手拿简,右手书写,写完便按顺序放在右手侧,左手再去拿新简开始写,由此变成先上后下,从左到右的习惯。

以上几种书写顺序,各有起源,本无优劣之分,更与政治、经济的落后无关(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同属闪族,字母同出一源,顺序都和英文相反,但以色列却相对发达多了)。历史上中亚的粟特文,本来是从右向左写的,但在隋唐时期受汉文化的印象,也有人自上向下竖写。但书写顺序的问题,在晚清民国,也被视为汉字的罪证之一。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中国最早的横排、有标点符号的杂志(此前,包括陈独秀参与编辑的《甲寅》杂志都是句读不分、使用文言、竖行直排的印刷格式),但它的印刷排版最终也是一个折中:“左行横迤”(横排,但字的顺序从右向左,如阿拉伯文)。

1917年5月,文字改革的急先锋钱玄同提出将汉字改竖写为横排,因为写上一句西文和汉语夹杂的文字,要颠三倒四地“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有四次之多”。他非常激进地说:“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论根据主要是“科学”:他认为从现代医学的视角来说,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不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顾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费力”。钱得到陈独秀的赞成:“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陈独秀的出发点和钱一样,在于当时“多数国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希望以次推进教育改革。

以“文明”、“科学”为名讨伐各种传统文化习俗,乃是近代常见现象之一,事实上不少主张横排的论者都以“科学”、“省时”为名。但造纸和印刷研究专家钱存训的《书于竹帛》中却提出相反看法:“我们没有理由说文字的直行排列是落伍,或会减低了阅读的效能,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根据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系教授William S. Grey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研究报告说,他曾对世界通行的各种文字阅读速度加以比较,结果证明‘直行阅读实较横行阅读为快’。”

三、案例:土耳其和日本

将国家政治经济的落后归结到文字头上,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19世纪,在西化的冲击下,土耳其也出现过这种否定自己原有语言文字的思潮,所不同的是:土耳其最终废除了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采用了拉丁字母,观察土耳其的历程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镜像,还有文字改革者未曾实现的未来图景。

19世纪中叶起(确切地说是1862年),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认为旧有的文字不适宜作为现代教育的媒介,妨碍了现代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并对此越来越难以容忍。当时提出的主要论据有几点,这几点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它与汉字改革论者的观点极为相似:

1, 原有的阿拉伯字母“不适于印刷”,需要两三倍于西方字母那样的字数;
2, 旧字母妨碍了儿童受教育,土耳其儿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读报写信;
3, “阿拉伯字母之不适用,是造成伊斯兰各地虚弱、贫穷、无保障、不平等和专制等等的根源所在。”
4, 阿拉伯字母容易造成意义含混(多义性和难识别),造成通讯困难

文字改革起初只是倡议使用新的革新式阿拉伯字母印刷体,但很快就有人提出用拉丁字母全盘取代。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主要论据一是:文字和识字率无关,因为当时西班牙和英美使用同样的字母体系,但前者文盲远多于后者;二是:改成拉丁字母那样从左写到右,顺序倒过来,“写法别扭”。

这一思潮起初未获得成功,但1919年土耳其革命后,事态出现巨大变化。1926年春起,苏联境内突厥语各族陆续以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这一举措本身的意义并不像它所宣布的那样是为了推进现代化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减少伊斯兰教的影响,并切断突厥语各族和土耳其等中东各国文化传统上的联系,因此是“反伊斯兰教、反波斯的强迫性罗马拼音法”(《想象的共同体》)。

这一革命性行动迅速在土耳其引起回应,1928年11月起,土耳其在国父基马尔的影响下,决定正式采用新的拉丁字母拼写,其目的一是为了保持和苏联突厥语各族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土耳其这样做了后,苏联却又开始将突厥语各族的字母拼写改成西里尔字母了),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隔绝传统,希望新的一代完全面向新的未来。——和很多革命一样,革命家关注的是未来,而过去的传统则不惜采取连根拔起、一刀两断的做法。

所有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这是一项影响至为深远的改革。Samuel Huntington提到三点:使新的一代不可能使用大量传统文献;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缓解文盲问题。其实后两点和文字改革不构成必然的联系,但前一点恰恰割裂了土耳其与过去的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改革文字的这种政治目的,在不同社会都存在。在越南,“大多数19世纪末期的法国殖民官员……都相信要达成殖民统治的永久成功必须严厉缩减来自中国的影响,包括它的书写系统。……除掉中国文字等于同时既将越南自其传统隔离,又使传统精英丧失作用。”(大卫·马尔《遭遇考验的越南传统,1920-1945》)但将越南语拉丁化的结果,却是迅速出现了一个用口语越南语书写的印刷体系,并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主义,这对法国人来说,同样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意外”。

在日本,自1866年前岛蜜提出文字改革宣言后,汉字的地位便日益下降。而前岛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推理和中国、土耳其的例子如出一辙,即教育普及和国家富强之根本,“国家宗旨在国民之教育,其教育当不论士民之别而普及于全国民也。”日语假名学会(1883年7月)和罗马字学会(1885年1月)的结成正是在所谓鹿鸣馆时代的时期。到明治时期推出一系列废除汉字的方案,逐步缩减汉字而增加假名的使用。

近代的很多日本语学者,对于“日语最初获得的文字”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汉字,视为阻碍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并将“汉字的入侵”描述为“至今仍在持续的日语受难史”。平井昌夫在战后出版的《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中,强调汉字内在有“封建性和非合理性”,并将妨碍“日语将来的健康发展”,不少人甚至认真地设想未来汉字消失的前景——一种预测游戏。他们设想的汉字消失,是指如韩国/朝鲜那样,将日语假名化,而更激进者则提倡拉丁化。

日文“这种多种的书写方式,可能是今天世界各地通常使用的书写方式中属于最难的一种”,因为它事实上包含了四个体系:汉字(真名)、平假名、片假名、拉丁字母。“很多外国人经常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容忍这种十分困难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智力上枯燥乏味、死记硬背、负担深重的工作。”日本问题专家Edwin Reischauer认为拉丁字母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书写日语的方式,只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段创巨痛深的日子里稍微坚持一下,改用这种方式进行书写原本完全是可能的。”毫无以为,他是赞成日语拉丁化的,但他也和所有文字改革论者一样,只注意到了书写系统在政治和教育意义上的作用,事实上,其深远影响将超乎想象。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1974年评价日文拉丁化的意义时说:“日本人即将推出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规划,他们要在全国推行西方的拼音字母。这个计划将会使日本面目全非,将会侵蚀日本口头文化……日本人的整个身份将要被撕得粉碎。它释放出的暴力将会泛滥成灾,其竞争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将难以想象。”我深信,汉字拉丁化的前景不会较此乐观。

四、结论

文字改革,实质上是近代非西欧各国在西化冲击下的一个缩影,由于语言文字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根本特性,因此其文字改革的成败实际上也显示他们承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的深度。近代汉字的文字改革,有两个现象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汉字的繁复和“不科学”;二是这一未成功的举动本身和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历程是同步的,也是中国放弃超国家观念(“天下”)的过程,汉字被迫承认它仅是一个书写汉语的工具,它的近乎宗教的职能退缩到一个世俗化的地步。

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说的:“在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之中。但是,这并非日本特有的事情。在民族国家形成上,虽有时间先后的不同,然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

但对于非西方字母体系的各国来说,语言的拉丁化/西里尔化很难不造成本族在精神上与传统的断裂。这一问题不仅发生在土耳其,也发生在蒙古、韩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在新文字体系上受教育的一代,对本民族的古典文化至少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其阅读的难度甚至比学习英语更难。

一种语言采用什么文字体系,从来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宗教和政治影响力优势的表现。如东南亚的各岛屿国家,在古代使用印度字母,伊斯兰教传入后又改用阿拉伯字母;到近现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都改用拉丁字母。前苏联的中亚/高加索各共和国,先是废除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此后又改用西里尔字母。苏联解体后,突厥语各共和国又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引发一场所谓“打字机战争”(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均赠予它们不同字母体系的打字机,希望采纳对己方有利的字母体系)。

更有极端的例子如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本是同一种语言,但因为政治宗教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字母体系(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结果造成政治上的分裂;南亚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也是同样的例子。一种语言完全可能用不同的文字体系来书写表现,历史上,这种改变从来不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原因而遭到废除,而总是宗教或政治影响力的体现。


  发表于  2005-11-06 20:4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汉字在近百年的遭遇与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汉字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恰恰证明了行程之艰难。

把政治问题归罪于汉字让汉字不能承受其重,它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啊。竭力西化与拼命反西化,一百来年总在这其中左右摇摆,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坐标。



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论断是极其片面的。如果没有人为因素干预,汉字的表意体系不会有大

的改观。



20世纪以来一系列改革汉字的措施有些是符合科学规律的,比如书写文本的排序问题,改为西欧的上下排列从左至右的顺序据说是符合大脑认知结构的。标点符号的引进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这一切不能作为汉字继续西化下去的理据,有些计算机专家和个别语言学者近年来提倡汉字文本的词式书写就是极其愚蠢的举动:)限于篇幅不列举其主要症结了。



对了,维先生,您告诉我的链接打不开。尽管如此也很感谢!
容止 ()   发表于   2006-11-13 17:11:03

[真能传代留存的高见]

学者安子介金灿龙针对中国祖先的第五六大发明之研究选介

特别是安金他们的言词与用语的慎重性,我们不妨批判性地多读一读、比较比较、反思反思:



1. 学者安子介有关见解选介 ( 荐:李更远 ahfus@126.com )



汉字命运忧思录

(原作者彭小明,李更远 补注并删减了不少深恐令某些人人不舒服之词、同时改正补充了几个可能有误的字或句等)



  学者安子介先生是一位香港实业家, 更多的人说他和知他是一位商人,他曾既是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又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但我们最欣赏他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保卫者和理论家,同时他还发明了中文写字机和新的汉字检字方法,懂得八种外国语,中文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功底都很深厚。

  安先生是浙籍人士,早年在上海求学和供职,翻译过国际贸易方面的书籍,抗战以后在香港,同时务实地研究汉字的历史和奥秘。面对强大的“废除汉字论”他冷静地研究出了全新的汉字科学体系,终于在八十年代引起了中国文化界的强烈震撼。(当然至今也仍有非议者甚至批判者)

  值得指出的是,任何曾经在国内生活的知识分子,都会强烈地感到,数十年来的学术空气和“一言堂”之状况与厉害。正是香港的独特地位使得安先生免遭非正常学术批判的厄运,发展了他独到的理论,抚今追昔,不禁为中华民族有此谔谔之士,汉文汉字又重获理论生机而额手庆幸。

  

汉语拼音化到此为止

  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文字道路”...这条危险的道路已经走了快一百年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北京大学和北师范大学教授)。三十年代的总书记、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 页。)苏联对于这种倾向曾经给予支持,西方汉学界著名语言学理论家几乎都一致地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语言文字,是残余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才是科学的、先进的文字。西方的传教士也早已开始编创中文的拼音系统。从威妥玛式到耶鲁大学式,从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到台湾的注意字母第二式,从北洋政府的注意符号到全面推行的汉语拼音,世界上出现了不下一百种汉语拼音系统。其中由元老林伯渠(前国家副主席)、吴玉章(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务院文字改革会主任)在海参崴(一九三一年)草创,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制定,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在国务院修改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影响最大。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意,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当时并非没有直言异议之士,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一来,所有持异议者竟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其中包括《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作者之一 李涛先生。)

  经过文革的极左冲击之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同音错字的问题无法解决。电脑利用拼音输入中文的实践更显示出拼音无法取代汉字的必然性。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作为汉字识字辅助工具和与西方文字的转写中间环节,汉语拼音简单易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读音,是比较优秀的方案。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联合国(一九七二年)正式接受了这一方案,东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作为教学汉语的拼音工具。中国大陆的人名地名一律以汉语拼音拼写式为标准式。同时 以拼音废汉字的最初原旨与方向、目的 也到此为止。 (我们在几十年前汉字输入电脑有困难时也并不反对汉字向拼音化文字方向发展,但是近百年来的研究已经证明汉字向拼音化方向发展是一条错误之路,很简单的道理,英语是很成熟的拼音化文字、日语是保留了部分汉字的文字……直接选一种,也不用劳民伤财 造词和不断更新词典……最重要的是可怜的孩子们也不用那么多字典、可以少背少学一门外语吧??但是除非亡国,甚至亡国也不可能做到我们民族的汉语言文字就不学就不要了!!如果某些人不愿相信这一真理或不认为是真理,也不相信我们直接经历过研发拼音化文字或类似日文夹杂汉字的半拼音化文字的老人之言,完全可以也应允许也是自由,但是不能继续想、要、花着汉字拼音化或汉字半拼音化类似马来语或韩语或日语等等方向研发的国家与人民血汗钱之科研课题费了,如果有些人就是死都不认有关安子介等已有的见解是对的,真的要为”真理”而献身,我们一样敬佩,不过也要完全像安子介、金灿龙二人一样全自费去研究、实验、发现和证明给大家看看、学习、实践、比较、验证,只要确实好,人民与学者中识者也一样留传、欢迎和高兴。但是我们放一预言在此仅作为历史留存,简化字不仅不会变成拼音化或半拼音化文字而且至少会改回部分繁体,因为我们中华迟早还是要统一的,统一会有行动吧,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项吧?中华汉字怎么统一?即我们改的简化字,请港澳台学者充分考虑予以合理认同,改得不当的,我们也尊重你,以理服人,合四为一,以哪样更好为原则,为了中华文化统一做到书同文,这不更好吗?当然,这是件特难的事,此小段仅留存作为纪念和参考,不敢正式建议)。





作者: 更深更远更全 2005-11-14 16:3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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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能传代的高见]学者安子介金灿龙两大研究选介

  



对汉字的重新解析

  长期以来西方治学家从他们的文化的背景出发,认为汉字是落后的象形文字,应该逐步向拼音文字靠拢。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语言学家也认可了这种看法。安子介先生不愿认同:“如果英文二十六个字母能解决问题,美国就没有文盲了。”他运用自己对世界多种语文的认识,写出了《劈文切字集》、《解开中国文字之谜》等中文、英文著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过去的语言学因袭西方式的体系,可是中文没有词尾,没有复数,名词没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类也不确定,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加以规范。安子介提出汉字记录的不是固定的语音,而是观念。日月目雨这些字是以形表义,不记录语言。方言众多,汉字始终没有改变“书同文”的状态。因此他说,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安子介分析了汉字的结构和优点。音形义三个要素,形是非常重要的。不同于西方文字。“形”容易记住,意义集中在字形里面。汉字有很多意义联想的组成部分,不仅有趣,也便于记忆,安,屋顶之下,一个“女”。表现女性柔弱,不宜在外,“宜室宜家”,才是安全的。家,屋顶之下,豕表示猪,代表牲畜,说明农业社会里一个家庭必须有一定的家畜。女和母在古代的甲骨文中这两个字基本形状是一样的:母字比女字多了两个点。表示乳房,象征着同是女性,不同在于生养和哺育孩子。愁字表示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秋天里人们为过冬而发愁。这些汉字一经分析之后,往往很难忘怀。他说,“汉字的秘密完全在小篆的学形中,只要将汉字放在一个文明曙光初露的农业社会中去加以理解,就可以豁然而通。”他把五千八百八十八个汉字作了分类,进行深入分析解释。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观念化、哲学化的途径发现,这些解释不仅可以理解,还可以看出文明的积累、构思的巧妙、观念的丰富和形象的生动。他的分析解释,既尊重前人的合理假说,也不排除“望文生义”。根本目的是方便学习汉字的人去理解和记忆。

  

汉字组词能力强

  汉语的组词能力强。最活跃的基本单位是字。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语音简单、明确,高度概括抽象,组词能力强。例如车,电车,马车,手推车,汽车,火车,德文、英文多用不同的单词。通过统计和筛选发现,报刊文件中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几乎就可以读懂平常的绝大部分文章。汉语的词汇实际上主要就是由这些字组合而成的。所以只要攻破了识字大关(三到四千字),难写难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再加上汉字组词有一定的联想关系,比较容易会意,所以至少并不比其他语文难学。安先生的理论尤其对于扫盲工作有特别的意义。他编写的《安子介千字文》在国内农村试点以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汉字落后还是先进?

汉语是先进的语言。信息学有个重要的原理指出,“如果发出许多信息,有一部分信息是重复的;那么这一部分被重复信息的信息量等于零”。德文和一些欧洲语文还有许多原始语言的残留痕迹。也就是说,发出重复信息。汉语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度高,重复信息较少,精练简洁。Ich bin lehrer.我是教师。Ich,已经说过“我”,不必再重复,而bin的意义又强调“(我)是”。三本书,drei Bucher既然说了三本,再强调书的复数,就是重复,就是发出无效信息,就是浪费资源。“的”字是抽象概括的产物,英文of也比较进步,德文dex xxs, der和dessen以及其他性数格重复变化,都属于比较原始的语言表达手段。

从现代信息学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的语文才是比较落后的、没有完全成熟的语文!!

  

汉字与脑外科实验

很有意思的是,脑外科医生的理论实验证明,汉字用脑与拼音文字用脑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们常说:逻辑左脑,艺文右脑。上海的医师发现,失误症患者听不懂语言信息,却还能理解汉字传达的图文信息。发出口头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汉字命令,患者却懂。这个结果告诉我们,运用和领会汉字是左右脑同时并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运用了左脑。也就是说,汉字对于中国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儿童教育上的“开发右脑活动”。







作者: 更深更远更全 2005-11-14 16:3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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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真能传代的高见]学者安子介金灿龙两大研究选介

日本教育家石井勋的实验也证明,汉字比片假名在表现思想正确性方面要高,传达速度快。假名或罗马字在阅读上耗费时间。汉字则一目了然。

  

汉字简化是历史性的大错

安子介理论推翻了文字是语音的记录符号这个西方长期以来的定论,指出了文字,尤其是汉字是文化信息符号的论点。在横向上,操不同方言的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韩国人都借助汉字传递信息,而与语音很少发生联系。在纵向上,历史上的汉字的含义延续至今,保存的是意义信息,而语音已发生很在的变化,对意义传递影响不大。

虽然安先生的书没有直接说出对简化汉字的批评,(他具有全国政协高级领导人的身份),国内支持他的学者也仅仅含而不露地提出“识繁认简”的主张。

但是阅读过安子介理论的读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安子介理论根本动摇了简化政策的基础。过去中等知识水平的中国人就可以直接阅读古典文献。汉字简化造成了断层。一九九五年一批学者教授上书全国人大,联名提议兴办专门不校,培养专业青少年从事古典研究。表明中国人民与古典文化的纽带已受到严重损伤。

  

简化汉字无助于扫盲

  简化汉字首先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汉字太繁,简化有助于劳动人民学文化。”台湾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几十年分治,客观上为中国语文政策设置了比较研究的实验分组。台湾五十年代起注重教育,保证教育经费,扶助平民子弟入学,而不是减少汉字笔划,终于为嗣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基础。台湾到七十年代已经扫除文盲。

  香港长期以来素有“文化沙漠”之称。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早年离港“闯荡”欧洲的华侨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经济逐年兴旺,港府推行义务教育之后,文化沙漠景观逐渐淡出,八十年代科学人文活动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为正体,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中国大陆实行简化四十年,至一九八○年才停止进行“阶级斗争”,即工农、干部子弟优先和限制黑五类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达近两亿。半文盲难以统计。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农民。简化汉字无助于教育普及,已经可见分晓。实际上,关键在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的安定程度。简化政策不仅没有推助教育,“同音归并”反而增加了社会语文的严重混乱。

  

简化汉字无助于电脑化

  简化汉字原是为了简便求快。简繁阅读速度无异,只是笔写稍微简单一点,可是中国民间早已流行约定俗成的行书字体,实在计不上是简化之功。决定...
泰斗 ()   发表于   2006-02-10 00:12:13

其实有关汉字与拉丁文系统到底哪个更适合现代信息技术的说明,早在二十年前就有相关的文章了。我记得当时我看到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通常汉字文章的阅读来说,只要能掌握最常用的800个汉字,就能大致了解该文章80%以上的含义;如果掌握了最常用的1200个汉字,就能大致了解一般文章95%以上的内容;如果掌握了最常用的3000个汉字,就能阅读一般文章的98%的内容。而对于通常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所掌握汉字的平均数量一般不到4000个。



但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就不是如此了。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教育质量最差的小学,学生毕业后所掌握的词汇数量也都平均在3000个以上;高中毕业的学生,其所掌握的词汇量,最低也要在8000个以上,好的应该大于10000个。而对于一个真正被大家看作是肚子里边有点“水”的人来说,不达到熟练掌握20000个词汇,其文章是很难达到像维舟大侠这样令人仰慕的程度的。



由此看来,同样是一种文字系统,计算机内的汉字字库储存的常用汉字数量遥远少于英文字库中常用英文的词汇量。



另一方面,由于每个汉字都能独立地表达完整的意思(也即汉字携带的信息量多),这样同样表达一个相同的意思,汉字所用的空间就少。在联合国各种文件的五种常用语言的译文中也能得到反映。一个相同的文件,往往汉文的篇幅最少,这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需求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优势。


 回复 耘骥 说:
这样的说法我也见过。我无意为这样的结论下判断,我这里感兴趣的是:在国家衰败时,其政治/文化上的落后被归罪于文字;而上述论调,则到了198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不能对汉字抱平常心来看。我不赞成任何一方,因为在我看来,汉字之所以延续,不是因为它好或坏,而只是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2006-01-16 12:52:43)
耘骥 ()   发表于   2006-01-16 10:10:15

汉字简化是极好,可是白话却似乎是一败笔。原来很多言简意赅的文字被抛弃大半,也直接造成白话推行后受教育的人群难以阅读古文典籍,遗憾啊。
 回复 cognito 说:
呵呵,cognito把简化汉字和白话一分为二,肯定前者,否定后者。但你要看到,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的,白话文学的干将如胡适、陈独秀等几乎无一不是极力主张简化汉字、乃至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者。原因无它,因为两者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把文字尽量通俗化、简化到人民可以简便掌握的程度。因此,即使历史重演,也不可能出现你期望的理想状态:即只简化汉字,但不进行大规模的白话运动。

补充说一点:这样的情况,也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例如土耳其(我喜欢举该国为例子,因为它的帝国衰败转化的危机,和中国近代类似),在改用拉丁字母后,也有一个大量废除原来的古典语言的过程,当时的人毫不可惜,而觉得这些语言已经完全不适合新时代,必须通俗化,及大量引进西方新词语。
(2005-11-22 10:00:58)
cognito ()   发表于   2005-11-22 02:27:31

关于苏联时代各族语言的文字改革,可以引一段《分崩离析的帝国》里的话:

“在20年代的苏联,许多语言采用了拉丁文字母,在这以前有的使用阿拉伯语字母和蒙古语字母等不同字母,有的不使用字母。民众迅速受到教育的需要、当局的平庸和别国的经验都表明,这种发展过程是必然的。此外,在俄罗斯本土没有得到应用的拉丁文字母还有一个好处,即不会使文化传统的这种改变带上强迫命令的色彩。30年代末,很快地以西里尔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做法,表明了要使各种语言逐渐向俄语接近(至少是拼写上接近)的愿望,同时也暗示,一个普遍的俄罗斯文化运动业已开始。”

“30年代末几乎普遍实现的文字西里尔化消除了各种语言相互联系方面的重大障碍。……从俄语中借用的技术词汇已渗透于各种语言。在40年代,这一渗透进程似乎迅速地从内部改造了那些与俄语差别最大的语言。”
旁观 ()   发表于   2005-11-15 09:12:05

我不赞成拼音化,毕竟汉字还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事之一。

汉语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单音节语言,同音字及多,比如shi 就有是、使、十等一大堆,这样的文字如果拼音化恐怕会产生不少问题。

当然我同意中国文盲多的原因里汉字复杂是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西化,我想我们流了一百多年的血到今天已经西化了很多。除了基因以外总该给子孙剩点别的吧。
morris ()   发表于   2005-11-14 00:19:14

科举好就好在不需要专门训练,价钱相对便宜,不看GPA,不看credit,所以永远有翻身的可能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回复 mas_chicago 说:
嘿嘿,mas也愤激起来了,说着说着说到科举的好处了。不过前一阵看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他引述自己《明清社会史论》的结论,统计出宋、明、清三代,平民出身进士的比例:53%、49.5%、37.6%。科举还是实现社会低层向上流动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2005-11-11 10:09:51)
mas_chicago ()   发表于   2005-11-11 09:49:51

科举是真平等,选举是假平等。美国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是为了有利于资产阶级设计的
mas_chicago ()   发表于   2005-11-11 09:39:22

操孤立语的人学学屈折语当然不容易。语法上不存在1对1的mapping。
mas_chicago ()   发表于   2005-11-11 09:37:26

这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11/.7)上转引某研究机构说,一个说英语的人要花1320小时才能学好中文,而学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或法语只用480小时。

不过这个结论似乎是主要着眼于语言,而非文字(毕竟英语和法语、西班牙语的拼写基本一样,不用学),而汉语之所以对母语为英语的人来说难学,原因更多是因为语系不同的差异吧。
 回复 佚名 说:
这个研究说的是以某语言为外语来学的用时数,但一种语言应该使用什么文字,毕竟还是应该以它为母语的人说了算,总不至为了使外族学本族语言文字方便,而废弃、修改本族语言文字。
此外,以上测试不知以什么年龄为基准?如唐德刚先生说的:“如果从小学一种语言文字,都很容易;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再学,都很难。”
(2005-11-10 18:05:19)
佚名 ()   发表于   2005-11-10 17:02:57

嗯,看来是这样。恐怕正是人们事先认定了某种文字在教育上的优越性,然后下的结论。而文字系统与教育的效果的关系也因为不容易找到一个合理自然的量化标志所以才各种结论都有。进一步的,就算研究清楚了,应该也意义有限,毕竟语言文字应该不是一个能够容易取长补短的东西吧。
molar ()   发表于   2005-11-09 20:19:49

抛开政治的原因不谈,有没有比较确切的材料研究使用各种文字对教育的影响的呢?比如同样是要求能够阅读报纸或者一些通俗的读物(不是专为儿童写的),在使用各个文字的教育体系下都是在几年级可以达到呢?
 回复 molar 说:
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可能主要是此类研究毫无意义,所以没人做。不过民国时代以来的文字改革家经常宣称达到同样的阅读水平(读懂报纸,因为报纸也是民族国家诞生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用拉丁字母的儿童需受教育9年,但用汉字的儿童却需要11年——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1980年代以来一些反对者却又经常宣称汉字的优越性——只要认识3500个常用汉字就可以读报了,这个结论的对比基础是怎样,似乎同样不大严谨。但以上两说都广泛流传,被不少人信以为真。
(2005-11-08 17:38:27)
molar ()   发表于   2005-11-08 16:27:54

孔子之后受教育就不是贵族的专利,再加上子不语怪力乱神,文字自然不会跟宗教走
mas_chicago ()   发表于   2005-11-08 14:25:33

其实我一直觉得简化字是对汉字的极大伤害. 很多表现了"形"和"义"的字, 例如"鳥",、"愛"、"國"等中的"核心"部分都被去掉了. 如果说简单的汉字更加容易书写, 那么太过简单的汉字却因为字的形态与字的含义相距太远而不容易记忆. 汉字本来是象形文字, 现在变得不象形了.



另外, 从美学角度来看, 现在的简化字很多都不及繁体字具有美感. 繁体字是经过千年的缓慢演化而来的, 在极度注重书法的年代, 古人在书写和造字的过程无不考虑到字体的美感. 然而简体字却是几个专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学过美学, 或至少学过书法)在短期内用规律和公式造出来的, 因此这种造字方式肯定会忽略了美学的因素. 如今, 即使在韩国和日本, 现代人写的书法, 多数是书写繁体汉字, 而不是他们的韩文或者假名. 可以看出, 无论他们多么对抗汉文化的影响, 他们还是对汉字的美学意义认同的.
 回复 风依 说:
呵呵,其实汉字也早就不是象形文字了。王力在《古代汉语史》中就说过,汉字史上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形声字的不断增加,现在象形的汉字比例不到10%。当然,它仍和表音文字是有巨大差别的。
关于美学角度,汉字是世界上除阿拉伯文字外,唯一有书法艺术的。由于它的这种美术功能,日本在6世纪引进汉字时,实际上也是日本美术的一个新开端,并且美术功能也是日本没有彻底废除汉字的原因之一。但1450年代西方印刷术兴起以来的500多年,印刷技术越发达,书法便会越衰落,这是无可挽回的趋势之一。欧洲拉丁字母的各种字体,多数也是在中世纪发明的,因为那时都是手抄,各种手写体五花八门,印刷术却要求简单化和标准化。——其实中国也是一样,汉字各种主要的字体如隶书、楷书、草书;或楷书中的颜、柳、欧;大部分都是在唐朝中叶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产生的。印刷术越成熟,带个性特色的手写书体就越难有大的影响(因为印刷中美学意义从属于记录识别功能),书法的美学意义就越退化到只美术方面,而不再有其本来的书写识别功能。
(2005-11-08 09:01:44)
风依 (http://iris_feng.blogcn.com)   发表于   2005-11-07 21:30:51

长见识了。只是有一点不明,固然文字的改革是一个政治行为,但是隶书为何先行是民间呢?
 回复 无空 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并不是例外,请注意:
1,现代汉字的简化其实也是起于民间的,很多是民间的俗字;
2,隶书固然起于民间,但它的最终得以推广仍是依靠官方的政治行为,如果没有这种政治需要,它未必能占据优势;
3,文字的简化或繁化都不是单一的趋势,总的来说,当语言文字为少数阶级的特权时,它是倾向于繁化的,但一个国家的政治需要却往往倾向于使它简化;
4,我主要反对的是这个观点:将一些政治问题(例如社会落后、文盲多)归罪于文字,甚至想加以废除。在我看来,这都是短视的政治行为。
(2005-11-08 08:50:52)
无空 ()   发表于   2005-11-07 19: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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