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空间的起源
时间:2011-08-21

乡下原本是没多少隐私空间可言的。尤其在夏季,常常前后门敞开通风,主人家卸下门板在风口午睡,也不担心会有什么生人闯入,白天有人在家时,通常没有哪个房间是上锁的;邻里串门时为图方便,从后门进屋也是常有的事。在1980年代初家家户户大多还只是平房时,房屋结构也比较简单:我家的厨房、客厅、书房在同一间,两侧一边是我和父母同住的卧室,一边是堆放粮食、柴禾、农具的所在,角落里还打了个洞通往外面的鸡窝。有客人来时,他在中间的客厅里稍稍走动一下,几个房间的情形也就基本一览无余了。

正如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所说的,在这种房屋空间结构下,人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不过他接着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通常没有兴趣去窥测别人的私事,同时个人在家里也没有多少需要隐瞒的东西。”——应该说,至少在我们村里,人们对他人的私事还是有着浓厚的窥测兴趣的,但这种窥测并不附带阴暗心理或负罪感,因为他们对“私事”的界定远没有那么严格。现在有些年轻人讽刺上一辈“把别人家的事当自己家的事来瞎操心”,但问题是,上一辈的生活环境中,“自己家”和“别人家”并无那么清晰的界线。不如这么说:那是一个连续的空间,而不是“私人/公共”两分的世界。

村里没有寺庙、教堂、广场、祠堂、茶馆,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社场看上去倒是公共的,但人们只是在农忙时一起在那里脱粒打谷,平时根本不会在那里聚会闲谈。或许杂货店和理发店算是,有时会三三两两地有人踱过去闲聊一阵,但这和串门也没有什么差别。彭一刚曾说传统中国村镇中“公共性交往活动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反映在聚落形态中,有相当多的村镇根本没有可供人们进行公关活动的广场”,“属于内向型的中国人所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家园”。但人们当然会有公共交往活动的要求,只不过聚落中并未出现某个“结点”空间,以使空间环境由松散走向结构化——长久以来,人们是在一个无中心的网络状社会环境中生活,每个人家都可能成为串门聊天的临时地点,事后又各自散去。于是,较爱交际的某些人家可能成为人们经常走访的地点,而那些较受孤立的人家则很少有人会去。私宅的任何部分,尤其是院子和客厅,常常是半公开甚至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空间”本身是没多大意义的,它和私人空间也没有截然的边界和区分,至少私人空间可以很快转变为公共空间。

在日常(如聚会打麻将)是如此,在特殊情形下更是如此。1980年代初村里有一家率先买了台黑白电视机,黄昏时分时常有人端着饭碗去他家院子里看,他们也都热情招呼着大家,把电视机摆到院子里来。我也曾加入这“行饭碗”的行列,当时这是常事,似乎也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难堪的;虽然人人知道电视机是他家的,但不是在屋内而是在院子里看,仿佛这也就成了一种公共娱乐,何况以往这也不足为奇:只不过早先是端着饭碗去串门聊天,而现在是去边看电视边聊天。当然,这种情形只保持了不到十年,当每家每户都普及了电视机以后,渐渐地类似的行为被认为是奇怪而无礼的,电视终于使个人的娱乐和晚饭时间都私人化了。

1983年村里竖起第一栋楼房,到1995年几乎家家户户都盖好楼房,这波建设浪潮的逐渐将村庄的整体布局城镇化了。按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的观点,传统村镇聚落和古典园林一样,都注重借助整体环境,总是就地和就近取材,且往往不是一次建成的。准此,崇明岛上大概很早就谈不上什么“传统村镇聚落”了:以往少量的老宅是有宅沟和吊桥的,守护着一个城堡般的六七户聚居点,但这些老宅的布局仍然通常是轴线对称和整齐一律的。这或许也是因为崇明原本就是个冲积岛,所有“自然”景观其实都是人工改造的结果,无论是树木、竹林、农田,还是运河,建筑材料也没有天然的石头可利用,只能是工厂般的砖窑里烧制出来的。因此,我幼年的记忆中,村中的大部分房屋都早已呈线形排列,只不过在翻建楼房和道路的过程中,这一趋势越发明显,建筑材料的来源自然也更加工业化,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一次建成的。由于建筑用地面积、建筑高度都需要乡里审批,很多村民自己也并无设计规划,因此他们往往是在乡里提供的几种建筑图纸中选了一种,以至于全岛各地的楼房都呈现出一种大体相似的、人工规划的整齐感。

楼房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加大了人际之间的距离感。尤其是年轻人,常常躲在楼上的卧室里看电视,以至于楼下敲门声也听不见;有些人家还建起了围墙和铁门——他们倒也不是真的为了防盗或有意拒人于门外,只是觉得这“气派”。但其实际的后果是住所的日渐隔离和内向化,就如现代城市中“恐外的领地”一样,这有助于人们产生识别感、安全感、控制感,但代价是推动了社区的分裂、疏离和相互排斥,“安装大门的举措是一种具有极高公共及社会成本的私人化举措”(《城市设计的维度:公共场所-城市空间》)。这在农村尤为重要,因为这里事实上无人专门去规划和设计公共空间。我一个来自广西山区的同学说,他们村里甚至出现了一种间接的隔离形式:当邻居们到唯一有电视机的人家院子里看电视时,那户人家向每人收取5分钱的门票,他多年后说起此事仍然愤愤不平。

我们村倒并未出现这样极端的情况,但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现在要想进入别人家的难度提高了。生活的富裕提高了人们的自足程度(现在何必要腆着脸去别人家看电视?)和自尊心(小孩如果为玩具吵架,那我们家也买一个,以后自己玩呗),如果几次都难以敲开门,你也慢慢地不太想再去尝试了。每个人的家现在渐渐成为内向的堡垒,除了婚庆等特殊场面外,它最多只想外人开放一部分空间,也就是说,它使得人们的私人生活逐渐“不可见”成为了可能。

在家庭内部,由于楼房使房间数量和空间面积大增,居室之间的功能划分愈加清楚。我家是1991年秋冬翻建楼房的,第二年春入住时我才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以及一个上锁的木箱。大致在相同的时期,我周围的同龄人都因此获得了自己独自掌控的房间,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呆在、甚至反锁在这个房间内,父母们也越来越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有些人甚至出现了和城市孩子一样的诉求:进入我的房间,要先经过我的同意。与之相对应的是年轻人越来越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而当父母谈及别人家事务时他们有时也会不耐烦地表示“管那么多干嘛,和你有关系吗?”

这似乎是中国农村居所变革之后普遍的情形,阎云翔在对黑龙江下岬村的调查中也指出:客厅、卧室的分离,以及高墙大门,逐渐使村民创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与外界公共生活分隔的私人空间,村民关系日渐疏远。“随着新的房屋样式的出现而出现了新的社会行为规范:私人住宅成了私人的空间,外人不得随意进入。这样,家庭与公众之间就出现了分界线,村民们也就有了私人空间的概念。”同时,老人在此过程中丧失了干预别人私事的权力,传统家庭等级关系和空间使用特权也随之消失。这些确实是事实,不仅如此,在崇明乡下,由于老人原本就不是房屋居住的中心(即便在1980年代初的平房里,老人通常也与子女分居,即使房屋相连,也是住在最边上的小屋里),这种边缘化的状况更为严重。老中青三代,常常青年这一代的卧室装修得最为整洁现代,而老人则住在楼房底层角落里,或楼房外另建的小屋里——他们觉得爬楼梯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也难以改变。

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变迁中已消逝的那个世界是田园诗般的社会,因为私人空间的确立固然带来了一些问题,但以往那种私人/公共空间边界不清晰的状态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生活并不总是愉快的。也不能说这种变迁已经完全彻底地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因为有很多东西毕竟还是延续了下来:串门的频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人们并非完全停止;对别人家私人空间的受排斥感和主动尊重意识虽然有所提升,但有时也挡不住人们的好奇心——我一个同学娶了个北京姑娘,上门第一天,他们村的一个中年妇女借口到他家“喝口水”,但“喝水竟然喝到楼上去了”,最终看到了未来的新娘子长什么样才满足地离去。婚丧喜事时,主人家通常临时辟出一大片场地(有时桌子就搭在旁边的菜地里),由于办事通常一顿好几十桌,所以邻里家家户户都会把桌子凳子、碗筷都暂借给主人家,也因此,碗底一般都凿刻着每家的名字;这个习惯也至今如此,虽然现在也开始有人把酒席摆到镇上的酒店里去了。

房屋结构的变化会推动私人空间意识的出现,但这并非必然,更不是立刻出现。我乡下的舅舅家1982年就盖了楼房,但他们老夫妻俩至今也没有那么清晰的私人空间意识,偶而我住他家,他们总是让我和他们住同一间而非空着的次卧室,原因是他们自己常住的这间里比较舒适,且有电视,“你晚上不至于无聊”。相比起来,我1995年上大学时,我上海的亲戚却订好房让我去住旅馆,因为他们没有空余的房间,而我无论和他们谁住一间,他们觉得双方都可能不舒服。虽然相对我父母来说,我的私人空间意识已较强,但我也是很长时间后才理解这一做法——我原本觉得在他们房间里打个地铺睡一晚就算了。

即便如此,在成年之后,当我看到一些大学女同学对私人空间的坚决要求和捍卫时仍然颇感惊讶,在我潜意识里它还并未重要到如此程度。其中有一次,一位读博的朋友说到她大学开学后,有一位女孩子彬彬有礼但又可怜巴巴地说被暂时安排和她一起住这个宿舍几天,我这位朋友竭力婉拒,让她去找学生处,让他们另外安排单间宿舍,当我表示不解时,我这位朋友大声说:“有自己单独的一个房间当然很重要啦!”好吧,我也知道重要,或许,这也是因为我从小的生活环境造就的意识尚未完全驯化?


  发表于  2011-08-21 11:40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嗯,好文章. 崇明乡下和浦东的情况类似.
你最后提到的那个女生,在我看来是太自私了.过分强调私人空间. 这在美国挺常见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太自我,自私.
riverlobster ()   发表于   2011-08-28 10: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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