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悲情岛屿
时间:2005-11-12

一、台湾的悲情

要在汉城找一家唱旧时日本民间小调、引起哄堂大笑的夜总会(如同1968年在台北曾有过那样的事),那是不可想象的。在台湾(在亚洲几乎再没有这样的地方)至少还可以找到极少数人,他们在回忆日本人时期时,即使不是满怀欣喜,那也是带有眷恋之情的。
——Lawrence Olson《日本在战后亚洲》,1970年

在民族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的中国大陆,涉及到台湾时,人们最难以释怀的就是上面所引述到的,一些台湾人对日本占领时代的留恋。但这种情绪正是台湾悲情的一部分,在逻辑上和“亚细亚孤儿”、追求自主组成相互关联的环节。

1895年,李鸿章在春帆楼预言:“台湾一割让,中日可就永为世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割让,在近代史上可与法国在1870年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给德国相比,这一事件同样是造成法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引发法德世仇达80年之久的原因。

甲午战前十年(1884年),尾崎行雄(福泽谕吉的弟子)曾预言:“以今日之形势推断,台湾岛终将非中国之所有。……取之者可控御东海,在东亚有非常之势力。台湾岛的取舍,我辈政治家决不可等闲视之。” 尾崎当时还是自由民权运动家,但观点却继承“脱亚论”,带有那个年代日本政论家的急切和骄横。他在甲午战争时,还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主义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幸福也”,甚至说“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与日本的这种傲慢不同,1870年法国战败时,德国首相俾斯麦反对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该方案是毛奇和总参谋部的意见),认为这将是新帝国的致命隐患。在既成事实后,俾斯麦又建议尽可能给当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并对他们的地方主义进行鼓励。他说,他们多想到自己是阿尔萨斯人,就会少想到自己是法国人。——但后续的帝国官员对当地居民却“几乎跟对待非洲的殖民地无异”。

法国人对这一耻辱极难平息,但历史上,阿尔萨斯-洛林也是两国屡次争夺的一块交界土地,1697年才成为法国领土(相比起来,即使以1683年清军击败台湾郑氏算起,台湾属于中国也有212年了),1753年伏尔泰访问该地时,还称它“一半德国一半法国”。就此而言,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比日本吞并台湾,至少在道理上更说得过去。

因此,法国人的爱国情绪,也使一些德国人感到愤恨,尤其他们注意到尼斯于1860年被法国吞并,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几年就忘记他们原是意大利人,而阿尔萨斯却有12.5%的人口,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在德国统治之下?——这样的逻辑,似乎也有日本人说过,不过他们举证的是印度和美国被英国占领、殖民过,而彼此并无芥蒂。(日本吞并台湾,给两年时间去留,以决定是否做日本臣民。结果在1897年5月8日最后期限前,有6456名台湾人,因“义不臣倭”而迁居内陆,占0.3%,无疑,台湾当时渡海迁移更难,能走的都是上层人物)

当时法国上下,弥漫着因这种耻辱而激发的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爱本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恨别国。1918年收复两地后,法国人在行政上完全排除当地人,没收除一家以外所有的当地银行,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并导致1927年地方自治党的成立;法国政府逮捕了25名活动分子,以叛国罪起诉,结果却反而大大加强了自治运动的力量。

引述这段历史,是为了要看到,台湾近代史的经历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这种悲情,正是由于被双方都视为不可信的排斥中产生出来的自我意识,作为对抗,他们不加区分地将前统治者一概看作“外来政权”,并予以否定——这是一种激进的思想。

大概由于都德《最后一课》的影响,阿尔萨斯-洛林人对法语的爱戴使我们都有极深的印象。但历史事实是,在被德国统治48年后,1918年,当地人民有5/6讲德语,“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学习德语,因为他们要用德语在阿尔萨斯的党员大会上讲话”。就此而言,我们不应当去苛责台湾,因为脱离母体后的独自抗争毕竟是极难做到的。

类似的情形也见于科西嘉岛,这个小岛在1769年被法国吞并之前,曾受热那亚统治500年之久,所有居民其实与意大利更有渊源(不过科西嘉语在19世纪末才有文字)。虽然身为法国领土已有200多年,但分离主义的排法运动却始终存在,并且,“本土法国人(科西嘉人称为‘大陆人’)越瞧不起科西嘉人,就越强化他们的分离意识。”——科西嘉今日的分离主义运动,实际上是1962年才开始增强的,起因是一些阿尔及利亚移民的涌入排挤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还带来了丑闻,最终引发1975年的暴动,但被法国本土派来的坦克和军队平息——这一切,与台湾的“二二八”也是何其相似。[附带说一下,科西嘉和台湾还有一处相似:两者都有一个“美丽岛”的称号,只不过台湾是当初葡萄牙人取名的Formosa,而科西嘉是法语Ile de Beauté]

在科西嘉被法国吞并的那一年,拿破仑在该岛出生。这个意大利血统的伟人在青少年时代,一直以科西嘉为自己的祖国,而法国则被认为是奴役科西嘉的异国。他甚至刻苦钻研军事,多次设计用军事行动解放科西嘉的方案,打算一有兵权就付诸实施。但在法国大革命中,他却逐步意识到了更广阔的政治天地,完全可以想象,如果1789年拿破仑去解放科西嘉,而不是戴上法兰西三色帽,那么在15年后,他也不会成为威震欧洲大陆的杰出政治家。

二、岛上的准内战

君士坦丁堡的人民永远是分成两派的:“蓝派”和“绿派”。这两派是从观众在剧场中对某些优伶的不同程度的捧场而产生出来的。在跑马场里,穿着绿衣的驭者和穿着蓝衣的驭者争夺赏金。观众每个人都是狂热地参加到一派里面去的。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孟德斯鸠的这段话,只要稍作改动,也可以用来形容今日的台湾。实际上,这个岛屿已经陷入一种准内战的状态。而内战的普遍原理就是“它在个人圈子里,如家庭内部、朋友当中、甚至是情侣之间所散播的不和。”就此而言,近年来看到台湾家庭中因政见不同而争吵甚至自杀的故事,也算是一个确切的征兆。

唐德刚曾引用李宗仁的话说,清末李上陆军小学时,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李宗仁每每叹息:“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袁氏当国》)台湾政党轮替以来的“乱象”,也是这种类似难以说清的“奇怪”。

在这场准内战中,“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Le Bon《乌合之众》)有时其行为只让人想起阿德勒说的,“有时一个在他所统治的小王国里失去了权力的孩子要比其它人更好地了解权力与权威的重要性。”如今这些政客也如小王国里的孩子一样按自己对权力的了解来行使其权威。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见证者曾以“斗兽场”、“战场”形容当时的议会,这些词拿来形容台湾政坛,也不为过。(吉伦特派的比佐,当时曾说:“[民众席上有携带武器的男人]还有些不知羞耻的女人,她们身上散发着最下流的放荡气。……所有这一切,再伴之以拳打脚踢和喊叫,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嘈杂场面,如同魔鬼聚会的场面。”)

一个科西嘉政治家在2003年接受《国家地理》采访,评价岛上政治上的两派极端主张时说:“他们都太极端,而且都错了。”他认为科西嘉面临的挑战,在经济上甚于政治上。

这个观点似乎也适用于一般台湾人的看法。但对不少台湾政治领导人来说,第一、他们恐惧这是大陆的缓兵之计,如果现在台湾不尽快实现政治目标,则大陆将来的经济增长马上会转换成政治实力,自此台湾再无机会分离;第二、更关键的,他们好多人并不懂得怎么“拼经济”。

民进党是依靠基层动员起家的,其之所以能够兴起,恰恰是因为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列宁主义式教条,结果使各类“党外同志”,即使没有统一的主张,但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一致,即反对国民党。反复地有意识利用台湾人的悲情,则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效和有用的手段。

如上谈到的阿尔萨斯-洛林和科西嘉岛的例子,本地人的自我意识往往因为优势外来者的排斥而得到强化甚至激化,事实上,美国革命和西班牙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主要的起因之一也是土生白人遭到母国派驻官员的排挤,这与台湾的“省籍情结”也可类比。如果以中国历史来看,国民党迁台的经历也正如晋室南渡,不得不抚慰南士,以巩固北来之政权;但侨人和南士之间仍然经常彼此白眼,直到梁陈时期侨旧之别逐渐消失,南人在政治军事上也开始取得极大势力。

台湾的情形决非孤例,也不会超出以上曾有的历史规律演变。但它的特殊之处却在于,政治人物不断地操弄“省籍情结”,既无法驱逐“外来的母国官民”(他们的处境几乎已成“遗民”),也不做族群融合,而只是力图在其中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取得道德高地。至于以“爱台”、“卖台”来指责对方,本是民国时代的旧把戏,当时北京政府经常以“卖国”攻击他党,知道这可以对异己造成伤害,并经常采用这一手法。(参罗志田《乱世潜流:民国政治与民族主义》)

2000年的政党轮替,国民党上下固然没有思想准备,民进党却也同样没有。“我们已经知道,从某个时期起,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目标是纯属民族的。它们在独立的口号下动员人民,而剩下的则拖延到将来再说。当有人问这些政党有关它们要求的经济纲领,有关它们打算建立的制度时,它们显然不能回答,因为确切地说,它们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完全一无所知。(Frank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

大陆的政治压力是岛上所有政治家不得不关注的问题,台湾的所有政治问题几乎都会牵涉到两岸问题。现在时间在大陆这一边。而这个政治问题,最后很可能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们可以回顾两个德国的统一进程:在1945-1990年这一段时间内,东德实际上是抗拒统一的一方(这并不奇怪,一般强势的一方更愿意统一),而西德除了政治上的新东方政策之外,经济上的对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西德推动各种协议的落实,以增强双边人员往来和贸易增长,例如给来西德探亲的东德人30马克“欢迎费”(后增加到100马克),乘火车减价50%,不少文艺场所免费向东德人开放;每年提供巨额“无息透支贷款”,鼓励东德向西德出口。到1980年,西德成为东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向西方贸易的40%。以上种种,事实上也在两岸进行之中,并且可以预料将越来越多,因为大陆的承受力越来越强。

三、美国:战略模糊

“我们曾经想过。”法亚德,来自德里的一位木匠说,“一旦独立以后,德里的街道上将铺满金子,流淌着牛奶。结果,我们所看见的却是血流成河。”
——《沉默的另一面》

“在人类一切活动中,战争最接近一场纸牌赌博。”
——克劳塞维茨

两岸格局中,美国因素显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因素。对这个“离岸平衡手”来说,首要的一点就是采取“战略模糊”的姿态,以求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自古以来导致西方世界毁灭性的历次大战(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布匿战争、一战、二战),虽然都是由于大国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所导致的,但却通常都是受边缘小国的政治事件卷入的。对于美国的政治家来说,首先一点就是不再使美国“被动地”受一个远方事件的牵连而拖入一次代价高昂的战争。

马汉在《海权论》中谈到法国海军支援美国的独立革命时,固然表达了对法国人的谢意,但作为战略家,他仍然坦率地写道,“作为法兰西的首选目标,它并不是要造福于美国,而是打击英国。……这是一个为法兰西唾手可得的且令大不列颠精疲力竭的箝制,它所要求获得的支援只是足以维持起义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理应进行的抵抗。”也就是说,尽量利用美国独立军来削弱英国的力量,才能实现法国利益的最大化。他这么说,是基于国际政治中一个残酷无情的法则,即一些争执地带“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

这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使其“自卫”的基本理论前提,但它不会正式承诺在台湾抵挡不住后援助,因为这将使其失去政治上的回旋余地,使它被拖入战争的风险大幅度提高;然而它也不会正式承诺不介入,因为这将大大减轻中国大陆的压力(考虑一下:日本在1904年得到英国不介入的承诺后,再无顾虑,发动了日俄战争)。正如艾森豪威尔说的,在这种格局下,“你不能让人家知道你将要做什么,但更关键的是,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将不做什么。”

西班牙美洲的独立革命,如果英国海军没有足够强大到阻止大陆列强向美洲运送镇压军队,其成功是不大可能的。虽然现在台湾海峡的宽度未必能阻挡现代的陆基导弹武器施加的压力,但美国远洋海军的进攻性无论如何是应当被纳入考虑的因素。对于这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清醒的认识,因此都以足够的耐心来下这盘棋。

然而,“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事实上,即使中美为台湾而发生正面大规模冲突,美国仅靠海军和空军是无法使中国大陆的政治意志屈服的,除非出动超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这是更加难以想象的。一旦美国介入,即使它谋求的是局部的战略目标(保持台湾分离的现状),但结果是面对无休止的纠缠——越南战争正是如此,美国的政治目的从来没有高于维持南越独立,更没想过灭亡北越。对美国来说,卷入和不卷入都是糟糕的,因此在现阶段,它的利益就是防范双方有人企图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

就台湾内部而言,正如孟德斯鸠描述的迦太基:“在迦太基得势的有两派,一派总是希望和平,另一派则总是希望战争;结果迦太基便把自己弄得既不能享有和平,又不能很好地进行战争。在罗马,战争从一开始便会把全体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但在迦太基,战争却只会更加扩大个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罗马盛衰原因论》)这种争执导致的利害冲突,在短期内来看,是不会消失的。台湾现在为6千亿台币的军购案争论不下,但眼光放远点,更应该看到,假如将来它邀请美国出兵,这一高昂的军费将千百倍之,并且一定也会是台湾来出——这是西方战略史上的惯例。

但对大陆来说,其政治意志要坚定得多。美国可以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去加以理性分析利害得失,但对北京政府来说,台湾还夹杂了很多民族情绪在内,甚至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尤其如果是屈服于外来势力的干涉而不得统一,就更加使人愤恨,因为“人民是什么都会原谅的,但是,它从来没有原谅过那种要它在外国枷锁下卑躬屈膝的罪行。”(孔多塞,1792年)中美在这大棋局中,尽力要保存的就是这种“面子”——如果让大陆的民族主义者感觉到北京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则势必要逼迫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最后美国也不得不付出一定代价。反之也一样,将来两岸如果统一,美国势力以体面的方式撤出将使北京政府少付出额外的代价。

两岸的力量对比,有如美国的南北战争时代,“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马汉《海权论》)但就目前而言,北京政府的坚定和耐心是超过台湾的,因为它们的目标更加单纯,也已经变得更加自信。当然,战争是谁也不希望看到的,我本人是坚决反对两岸动武的。

现在烦躁不安的是分离主义者,如陈水扁等都已强烈感到时间不在自己一边。如果在对北京势力增长的畏惧中打破平衡,所招致的局面很可能类似罗马统一意大利时的故事:

商业城市塔兰托恐惧罗马力量渗入,一群暴民在政治家煽动下攻击罗马军舰。在其违背和约后,罗马鉴于这样富裕的商业城邦必不好战,认为还可议和,但却遭到对方否决,因为塔兰托人认为越早用武力抵抗罗马侵略越好。在被罗马军轻易击败后,这个富裕的城邦去请伊皮鲁斯的皮洛士大王,军费自然由塔兰托承担,而战后“意大利要他留多久,应由他自己斟酌决定”。皮洛士的确击败了罗马,但自损三千,叹息:“要是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就将失去整个战争了。”(所谓“皮洛士的胜利”)——塔兰托最终仍是无法摆脱接受罗马统治的命运。


  发表于  2005-11-12 19:5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我乐观地预期,五十年内,中日可能建立类似德法在欧盟中的合作关系。彼时台湾问题的迎刃而解,不过是东亚统一市场的一个小小序曲。

五十年能容纳的变数太多了,8年前,彼岸已经从当年的革命专政党转型为在野党。
 回复 lixiaoxu 说:
你这一观点类似蒋介石抗战时期对东三省局势的看法:即解决局部问题牵涉到整个东亚问题的解决,后者是前者的前提。东亚的整合我也觉得长远来看是无法避免的,不过现在还存在着太多的变数。
(2008-03-27 09:25:38)
lixiaoxu (http://lxxm.com)   发表于   2008-03-27 02:01:21

法德两国关于Alsace -Lorraine地区的恩怨纠结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加洛林帝国崩溃时。中世纪洛林等地属于神圣罗马帝国。Mark Bloch《封建社会》卷下:“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洛林骑士却接近法国军队,他们能听懂并操用法国军队的语言。”实际上说起来,可以说德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诉求还更有力一点。也因此,我觉得拿它来类比台湾似乎不见得特别合适。

都德《最后一课》的影响很大,不过文学究竟是文学,虽然当地1870年离开德国统治的不少,但的确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抗,这也是因为它长期在法德两国间依违两可,相比起来,台湾被割让时,当地的反抗远为强烈,可称可歌可泣。只不过因为当时台湾孤悬海外,穷苦人民要内迁太难。
旁观 ()   发表于   2005-11-18 20:22:12

虽然非史文专业出身,却对历史很喜欢。三联那篇关于你的文章,开篇说“读史可以明智”。也是我最喜欢的格言。史之所谓,今之明鉴。
蝉子 (http://spaces.msn.com/members/juliazhouj/)   发表于   2005-11-17 17:16:18

我也是刚看到照片儿。上周的周刊,今天买到了最后一份。
xiuson ()   发表于   2005-11-17 09:54:25

维舟,我在这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里看到你的照片了...呵呵..还有你跟苏打的小窝..:D

恭喜喔
 回复 sadye 说:
谢谢:)
只是我本来是偶尔读读书,blog上也有些搞笑文章,现在俨然被塑造成一个文学青年的样子,自己也有点不习惯呢
(2005-11-17 13:32:54)
sadye ()   发表于   2005-11-16 17:05:43

台湾今年外贸出口中,也将有40%是对大陆的了(见《联合早报》10/26报道)——与文中说的,1980年东德对西德的依存度差不多。

又,台湾《联合报》11月9日的报道,今年前三季度,台湾出口1371亿美元,而广东为1656亿美元。这是大陆单一省份出口首次超过台湾。
佚名 ()   发表于   2005-11-16 08:35:42

说得太好了,前半部分我也是最近才有深刻的体会,要是放在半年前我可能能还不大赞同呢
bluejudy ()   发表于   2005-11-15 13:52:37

台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伤疤。只希望不要再流血。
morris ()   发表于   2005-11-14 00:38:07

帮证博引



结果简单



无法 ()   发表于   2005-11-13 23:30:02

非常精彩!
江南游子 ()   发表于   2005-11-13 19: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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