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感
时间:2011-12-13

在北京不好找路。小住京华,和当地朋友约了吃饭,乍看到她发给我的地址时不免有点懵:“中关村中八楼”。但中关村那么大一片,我一个外地人怎么知道“中八楼”在哪儿呢?问她具体街道路牌,回答也很干脆:“那不好记……而且,告诉你路牌,你也找不到。”

她说的很大程度上倒也是事实。北京的许多支路、小胡同,在地图上并无标示,沿街建筑门口也常常没有路牌(或者就是很不好找);人们的意识中看来很少以道路编码来进行空间定位。刚到时,从魏公村地铁站出来,问路边报刊亭里的大叔:“请问去中关村南大街甲8号怎么走?”他正忙着,好没气地说:“我哪知道甲8号在哪?你告诉我你们想去哪儿?”事实上我们当时就在中关村南大街上。

后来说起这事,北京朋友解释说,中关村南大街以前叫白颐路,路名和门牌号更改也不稀奇,一般人谁记得住门牌号?在北京,人们普遍都是以标志性建筑来设定空间坐标的,例如“外交部大楼斜对面”。

但在上海并不如此。上海人习惯上是以两条线的交叉坐标来确定位置的,即便那附近有标志性建筑,但人们的习惯通常是诸如这样:“淮海路嵩山路”,以表示这两条路交叉的那个路口附近。

在这背后隐藏的空间意识是:北京人看到的其实是由道路切割和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实体,而上海人看到的则是不同的道路构成的网络状的空间结点。北京人也会注意到那些结点,最明显、也最经常被使用的就是那些立交桥,但它们事实上是被当作地标来使用,而不像上海人那样普遍把整个城市都按两线坐标来定位——当然,上海路名的相对简洁也便于这种定位,如果在北京,说“中关村南大街魏公村路”就显得很啰嗦了。

当面对一个点、线、面构成的空间时,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国际象棋中每个棋子占据一个方块的格子(面),而中国象棋和围棋中,重要的却是线构成的网络状结点。城市事实上就是这样的网状空间,在这个越来越大的、迷宫般的空间中人们如何确定位置,这本身也是隐藏着的思维意识的体现,而且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问题——毕竟,在巨型都市中,大部分人即便在其中生活了一辈子,其真正的活动范围也可能只是一小块地方,而城市的许多角落他可能从来也没去过。

应该说,北京人的那种空间意识更具普遍性,在许多城市也更常见,毕竟,人们本能地会关注房屋最早的、自然形成的城市,可能只是村庄的联合。自发形成的聚落通常极少会有人为的整体规划,房屋高低错落,而连接它们的道路不过是脚踩出来的小道。

在我们乡下,村里的道路都是没有名字的,人们要确定空间位置,通常只能凭借河流、树林、住宅,捎话回家无非是诸如“我在张三家沟东的那块地里”之类。大概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出了坊市制:一个个方块形的、各自有名字的坊组成整个城市(这与现代习惯相反,我们现在惯于给道路命名,而非给道路围起来的方块一个个单独命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就像是许多个块状的村庄合并而成的连续体,保持着各自清晰的边界。唐代长安虽然现在常被盛赞为开放的国际都市,但其城市格局其实是相当封闭的:每个坊都有高墙环绕,坊门定时启闭,门口还有士兵把守;每个坊实际上是一个设防的堡垒——当然,这种格局至今在国内的城市中也隐约可见:很多小区都有围墙,小区门在深夜也是关闭的,只不过保安和摄像头代替了士兵。

在这种村庄-坊市-大院-小区的脉络中,有一种隐约可见的防御性的心态,即认为围墙之外的道路是危险的。道路仅仅是连接不同区块之间的线,并不是生活和视觉的重心。在唐代的长安地图上,很多道路没有名称或不予标示,但每个坊则都确定无疑地有自己的名字,这与现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大部分现代城市的地图上,都会清晰地标出道路名,而道路与道路围成的街区则未必都有独立的名称,这意味着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城市格局中,人们已经将空间视觉的重心放到了移动、流通方面。

早期自发形成的城市绝大多数都不注重街道规划,往往呈现出毫无规则的纵横交错。孟德斯鸠曾说古罗马“这座城市甚至是没有街道的……房屋是毫无秩序地分散在各处”,其巷道也就毫不奇怪地呈现出曲折的迷宫状。甚至一些相对较晚生成的城市也是如此,惠特曼就说:“把一张信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踩平,这就是一张老波士顿地图。”

在那样一个毫无秩序可言的空间结构中,地标建筑最便于人记忆、识别和确定位置;而中国古代的城市虽然有许多是规整的棋盘格式,但人们也心理定势却也是注重“块”而不是线的。现代城市人常习惯说“你住在哪条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么问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可以想见,唐代的长安人不会说自己住在某某大街,而只会说自己住在某某坊。早期的许多城市道路都没有名称,人们也不习惯按道路来观看和认识城市空间;当然更没有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数字化编码的、座标构成的空间,正如绝大多数村庄的房屋也没有门牌号。事实上,给道路和房屋进行编号是现代化的产物,在西欧也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俄国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给彼得堡的房屋进行编号管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甚至至今都是一个没有门牌号的城市。

有门牌号也并不等于这一意识就渗透进了人们的思维深处。我们村是2003年才开始有的,但即便有了,人们也记不住,平时基本不用——如果你问一个村民,1511号是在哪里,是哪家,他根本一头雾水,除非那恰好是他自己家。国内许多中小城市的建筑上也普遍不大标示门牌号,因为人们平时也不是参照这个来寻找目标地点的。在一些城市,只有外地人和邮递员才会记住路名和门牌,普通人都更关注标志性建筑或单位名。

当然,任何城市的人都很难记住门牌号对应哪些地点,因为人的思维更多的需要形象思维,还不能适应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空间。不过在上海,通常情况下你总能便利找到建筑上的门牌在哪里,而每个路口的路牌上也几乎都会标出正反两个方向以及相邻的门牌号,加上人们习惯的那种坐标式的空间意识,至少使一个空间结构通过数字编码的方式趋向有序化。

不同的城市环境造成不同的空间意识,虽然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但或许,正是这些习以为常的侧面透露了不同城市文化意识的最深秘密。


  发表于  2011-12-13 19:11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難怪我是在到了上海以後才自我鑒定為路盲的...冤枉自己了...哈哈哈~~ Sheena
sheena ()   发表于   2012-02-03 11:32:11

中关村的例子可能稍微有点儿特殊
taobaojinguang (http://www.zy0755.net)   发表于   2012-01-10 10:12:25

广西也有
美丽源 (http://www.333tao.cn)   发表于   2012-01-10 10:08:57

北京的门牌号……有时候是很有欺骗性的。

十多年前在北京读书,某次去某地办事,知道是XX路A号。我按照在上海养成的行为模式,在地图上找到了XX路和YY路的十字路口,然后知道路口的建筑门牌号和A只差了十多号,按单边算,只差五六号。我想就是每号要一百米也只有五六百米,自行车两分钟就到了。结果……每号都是宽几百米的大院。
大秦猛士 ()   发表于   2012-01-06 10:02:58

呵呵,中关村的例子可能稍微有点儿特殊,那里是这十年来北京变化最大的地方之一了。而那里街边儿报亭里的也多半儿不是住在那一片儿的。如果是在城里,比如说灵境胡同甲八号(如果有的话,呵呵)那大抵是能给指出来的。
molar ()   发表于   2012-01-05 13:31:11

维舟来北京了?中八楼就是中关村步行街上的一家云南菜馆啊,不错的哦,就在我们公司旁边~
 回复 mi 说:
篇头的事其实是九月底来京时的事,作为引子。这篇是一个多月前写的,压了很久了。
(2011-12-15 08:48:26)
mi (http://中关村)   发表于   2011-12-14 20:30:24

巴黎最有意思的是她的区的编号是按照对数螺旋线来排列的。法国人不愧是擅长数学的民族。
philodewer ()   发表于   2011-12-14 12:52:08

这个很奇妙,在日本,很多道路也是没有路名的。人们区别地址的时候是用A市B区C町(村)D番地来定位的。有点类似北京人的思维。
 回复 panda_l 说:
日本的这个“町”,我怀疑也是平安时代模仿唐代坊市制的产物。
(2011-12-15 08:49:20)
panda_l ()   发表于   2011-12-14 11:25:57

上海的这种现代性其实还是殖民影响。自从1852年拿破仑三世开启了巴黎改造计划,大量的城市新规则在巴黎诞生。一排排豪斯曼式楼房紧密相连的矗立在大街两旁(而不是过去那种一幢幢的独栋建筑),于是,给街边的每扇大门编号便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了。整个欧洲的城市规划基本上都是以巴黎为范本的,这样的规则便逐渐蔓延至世界各地。而上海引入这套规则的时间应该也就是租界建立的时候吧。
 回复 margot 说:
上海在这方面属于国内较特异的情况,我也猜想是近代租界制度的影响。不过欧洲城市给房屋编门牌号,可以追溯到更早,也算是“数目字管理”的一个侧面。只是苦于这方面专门的研究可参考的太少,我这里写的还是不免有点粗。
(2011-12-15 08:51:20)
margot ()   发表于   2011-12-14 07: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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