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来的西藏问题证实了Michel de Certeau的那句名言：“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作为后现代政治的一个典型场景，双方的冲突集中围绕着一系列象征和符号（旗帜、火炬、口号等），他们所争夺的其实是对历史的阐释权。为事件下定义已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权力。

政治抵抗的核心一向是一种制造麻烦的技巧。干扰火炬传递当然是一个绝佳的时机，不过也正由于中国人对奥运会赋予了太多象征意义，这些干扰在羞辱中国政府的同时，也使很多中国人感到受辱，他们本能地将之归结为中国还不够强大，理解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嫉妒。因此对达兰萨拉来说，行动的成功中也蕴含了失败。的确这一系列行动提醒了北京“现代管理国家的手段与现代技术无论应用得多么娴熟，都不能有效地压服没有得到解决的真正的紧张形势”（查特吉语），但没有一个现代政府愿意在外来压力之下就核心利益作出退让。何况通过将这种受辱感转移给人民，北京还相反获得了力量。

1961年中印边界争端时双方也爆发过剧烈的争吵，除了专家外谁也搞不清楚其中的是非，因此到最后问题就变成你到底愿意相信谁的话了，“而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犹豫的。”（《印度对华战争》）过去一个月在西藏问题上的舆论战，出现了几乎相同的一幕——由此也可见北京在现代公关上学习速度之慢 。尽管也有人呼吁第三方介入调查，但反应是突如其来的，人们不愿意等到真相大白之后，用Walter Lippmann的话说，“虚构被信以为真，因为人们迫切需要这种虚构”。

所有人都在呼吁和平及和谈——不论是北京、达兰萨拉，还是欧美。矛盾双方都表示自己向来不谋求破局，相反一直愿意坦诚布公地谈判。在这里，谈判的意思不是指“为取得妥协而举行会谈”，而是指“为了说服对方同意自己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讨论”。虽然它强调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但不言自明的是：两边都认为自己作为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只不过对方不理解其正确性——这无疑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权威主义。作为现代政治上一贯的潜在含义，这一区别彼此也就心照不宣了。

3·14拉萨之春后，达|赖向全球华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示“绝不分裂”，他之所以不是直接向北京呼吁，大概是因为他知道对手绝不会相信他的。北京的历史学家不会不注意到：驱逐汉人、谋求事实独立的十三世达|赖，1930年也曾表示愿意接受名义上的某种隶属关系，只要实际上实现自治。如今达|赖的呼吁试图将中国人与中国政府分开，就像北京在宣传炮火中也将达赖与“达|赖集团”作出了一些微妙的区分。这次骚|乱肯定有藏|独的周密组织，但的确未必直接出于达|赖的授意。他对暴力事件中无辜伤亡者的遗憾应该是真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力量就来自非暴力。1961年印度在26小时内采取暴力占领了果阿，此事令尼赫鲁心烦，当时印度国防部长梅农作出了一个难堪的解释：“你知道，尼赫鲁的性情很复杂，果阿行动粗俗残暴，这点他不喜欢，但行动的成果他却要享受的。”瓜分波兰时，奥地利女王“哭了，但她还是拿了。”这就是永远的政治家。正义尽管没有实现，但却永远是他声称争取的目标。

不错，达|赖的力量虽然主要因为他的精神领袖身份，但北京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主要是将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来看待的。国家总是谋求将教权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只要有能力，它就一定会这么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1751年清军平定藏乱后利用七世达|赖控制西藏，废除了世俗藏王、郡王、贝子掌政制度，才使达|赖成了西藏无可挑战的权力中心。但另一面，国家政权又设法遏制其权威，布达拉宫红宫中的最高殿堂萨松朗杰佛堂，殿内供奉着清乾隆帝画像和汉藏满蒙四体文字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长生禄位，供历代达|赖每年定期朝拜；乾隆五十九年驻藏办事的松筠，虽是虔诚的格鲁派信众，但奉命不得向达|赖、班禅跪拜瞻礼，松筠也一丝不苟奉命执行。

单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理解达|赖显然是狭隘的，也更容易导致政治失误——斯大林的名言“教皇有几个师？”就是前车之鉴。达|赖至少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特点：按照教义，他通过转世获得永生。北京当然会注意到他今年已73岁，恐怕也在期待他的衰老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因此满怀信心地认为时间不在达|赖这一边。他也许会在下一个20年内死亡，那才是双方一个真正关键性的关口。与之相比，今年的拉萨之春不过是小型彩排。

对于这种不测，北京有三种可能性选择：

1、达|赖逝世之前通过和谈回到西藏：鉴于双方几乎无法弥合的分歧，这一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北京看来也不准备让达|赖再获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回国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还要多，其中之一就是流亡藏人的问题——预计北京是不会同意让这十万人重回国内的。

2、达|赖逝世后北京宣布禁止其转世。这无疑是最一劳永逸的方式，如1924年蒙古废除哲布尊丹巴八世转世；1616年西藏第悉巴政权还曾禁止过四世达赖转|世。达赖十三世、清政府、蒙古领袖也都采用过此类手段惩罚一些小活佛，最为人知的就是乾隆禁止红帽系活佛转世，以及大札摄政禁止政敌五世热振活佛转世。不过这一方式有巨大的政治风险，容易引发抗议，最大的问题是这一禁止并不能阻止境外的灵童转世；最终单方面禁止的合法性很可能将遭到质疑。

3、两个达|赖。即北京和达兰萨拉各自树立一名转世灵童。到达|赖去世时，现任班禅已将成为三四十岁的成熟人物，无疑有助于北京控制达|赖的转世化身。教皇史上的阿维尼翁“巴比伦之囚”（1305-1378）也曾出现两位教皇并存的局面；在39年之内两位教皇均未受到广泛承认，结果导致教皇权势和自主权的旁落，教会威望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达|赖无疑也预见到了这一危险，因此多次表示若死在境外，自己将不会在国内藏区转世。但在西藏历史上，即使不愿转世，往往身后还是会有人寻访其灵童，十三世达赖就曾对四世热振活佛的灵童说：“您说过不再转世，大概是夙愿未了，又转世的吧。”

所有可能性中，第三种实现的可能最大。届时北京唯一的难题在于如何证明其转世程序的合法性，不过相比起前两项，这一难度已经小多了。和1933年十三世达|赖逝世时一样，“哀悼达|赖喇嘛的这段时间也是西藏政治力量完全地重新组合的时期”（《喇嘛王国的覆灭》）。可预见的是：达|赖身后的青壮派将更加激进化，力量的冲突和分裂也将加剧，这种激进对北京来说未必是坏事，说不定正好可以将之定性为恐怖组织（这些年国际上已经逐步接受北京对东|突的这一定义）。缺乏达|赖的精神力量，藏青会变成一个单纯的政治组织，能给北京造成的麻烦反倒小了——至少对境内藏人来说，“达|赖”的号召力要比政治独立本身强得多了。

未来二十年，西藏问题仍然笼罩在无限可能性的迷雾中，最终仍要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不管怎样，十四世达|赖最终将和五世、十三世达|赖一起列入最为后人牢记的宗教人物，他们留下了各自的遗产，都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力，同时正如教皇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宗教力量获取政治权力终将招致世俗政权的竞争性排斥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