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战记,1644-1661
时间:2006-02-19

1644年,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在随后的数年中,清军南下,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崇明岛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

第一阶段:最后的抵抗,1644-1645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1644.4.25),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明崇祯帝在绝望中自杀殉国于煤山。13天后(5.18),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地官员在悲愤之中立即决定在南方组建政权。坏消息继续传来:事实上,当福王继承为弘光帝时(6.19),清军已在两周前进入北京(6.5),并立刻就准备着手征服江南。

在亡国的阴影下,南京依旧歌舞升平。这个脆弱的政权号称有100万军队,其中80万属于不可靠的军阀左良玉。除了史可法等少数几个人之外,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尚未开始;而即使史可法,也未必懂军事。

这一年十二月,清军在多铎率领下渡过冰封的黄河。四个月后,驻守江淮的24万明军在一片混乱的自杀性相互攻击中投降了这支不满1万人的八旗军,扬州城随即陷落(1645.5.20)。19天后(6.18),南京投降。

在清军征服江南的战争中,东南的反清抵抗力量至是逐渐向水上萎缩——清朝强大的陆军对于太湖和东海上的水军束手无策。在南方组织的防线中,长江防线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弘光帝即位不久,南京官员荆本彻(镇江丹阳人,1634年进士)就受命为下江监军道,抵达崇明,组织起一支水军。他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反对史可法的北方收复战略,而坚持将南方作为明朝的复兴基地。

1645年二月,崇明知县徐鼎莅任,荆屯营在县城西北方的施翘河,称“四会营”。与其同时,崇明人沈廷扬(当时为南京政府的户部郎中)受命将漕船改装为长江兵船,负责军事后勤,他很快致力于将崇明岛建设为一个“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1]。荆的防务计划得到了沈的支持[2]。

当时的崇明是一处著名的海盗巢穴。1640年起,本县人与江北贫民纠结,组成一支200多艘船、上万人的海盗集团,在两年后才被平定。其首领顾荣被招抚为把总,统率他愿意当兵的440名兄弟[3]。顾荣对海道相当熟悉,江北船只当时全在其掌握之下。他与荆本彻募集的民兵开始有了摩擦。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崇明这个海上孤岛现在成了江南抵抗分子的绝好避难所。南京陷落后,明义阳王(周定王橚七世孙)在太监李国的陪同下,从苏州逃难到崇明[4]。当时清兵已经推进到江南一带,1645年夏,前史可法部将李成栋在降清后率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进攻嘉定(7.29),在英勇地抵抗了一个月,这个城镇被屠城。李随即转攻松江。

松江的抵抗力量由吴志葵等人领导。他是吴淞总兵,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崇明岛,他统率了当时南明残余的大部分水军,曾到崇明与荆会合;并极想和浙东的鲁王朝廷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占领江南一块根据地来光复明朝。他于是率人秘密进入太湖和泖湖地区,并向刚被清朝任命的县官发动进攻;结果在1645年9月遭到李成栋2万人优势兵力的袭击,大败。吴本人被捕,送到江阴去劝降,最后被杀[5]。

松江诗人陈子龙(他曾是柳如是的情人)是最积极的复明分子之一,在他看来,关键是一个地域性的共同起义,并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取得军事援助”,因为岛上的明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6]。在清军击破嘉定后不久,荆曾出兵攻打吴淞作为响应,但被击败,退回岛上。这半年内,“海上人虽不敢登陆,军中尚乏水军战船”(《海角遗编》)。

当时崇明县令徐鼎已经离任,该岛的军政实际上控制在荆本彻手中[7],在义阳王前来投靠后,他的势力更大。但他的专横作风却与本岛海盗出身的把总顾荣起了冲突,顾密谋杀他后拥戴义阳王;荆察觉后率12艘船只逃往宁波[8]。不久,明淮安巡抚田仰、淮河镇总兵张士仪、淮海镇总兵张鹏翼各统率水陆军数千、船数百,相继到达[9]。他们与沈廷扬一起,推戴义阳王为监国[10]。

这个匆忙组建的小政权不久(十月)出兵江南的浏河,被清军击溃。主事者各谋出路,义阳王也逃往浙江[11],岛上一片混乱。军政权落入本地人顾荣和黄五常手中,他们立刻又起了矛盾,结果顾荣被杀。

不久,两淮贫民出身的高进忠率水军前来;此人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招降后,他表示愿意与清人合作,并提供3千多士兵和69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12]。刚经历内斗的黄五常无法抵抗,也不知高已在暗地里降清,因而被轻易地擒获。高于是下令城中剃发,然后水军转攻苏州。

此时崇明守城的只有副总兵施鸿仕。十一月十日,荆本彻率海军来攻,他的水军之前在舟山得到恢复,并进攻南京附近的六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部下却因战利品问题同海盗同盟发生争执[13]。可能在回舟山途中,他转而再来攻击崇明这个自己的老根据地。但施闭城抗拒,其原因肯定是担心剃发后遭到报复。但荆当天就攻破了这个孤城,并擒杀了施,次日又杀黄五常等人。然而他的收复只维持了17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船队到来,荆军溃败,仅剩3艘船逃往舟山。吴淞总兵李成栋在船头下令封刀(以示不屠城),崇明城内百姓于是出降。

第二阶段:拉锯战,1646-1656

就这样,到1646年初,难得的安宁降临到长江三角洲这片战乱地区,农民骚动停止。崇明的投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军对江南的平定。但“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加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14]。

在1645年冬天之后,崇明岛仍然经常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海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15]。虽然清巡抚土国宝立刻任命副将李魁来防守,但1646年正月,崇明岛就再次遭到明军张名振[16]部的袭击,距清朝招降该岛刚过去1个月。

当时清南京提督毛九华指出,长江下游如果和上游的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显然,复明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南明海军在江南的主要抵抗力量聚集在舟山,崇明岛的丧失,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明水军仍保有这个岛屿,就能以此为基地,沿长江向内攻击,并可能在清军兵力薄弱时与上游武装取得联系,从而一举光复江南。

从崇明败退的荆本彻此时屯驻舟山小沙岙。他的手下已经丧失纪律,他也纵容他们抢劫,以至丧失民心。明海军在舟山的高级军官黄斌卿(肃虏侯,莆田人)很有野心,趁机收拢民意;却又暗地将百姓的抱怨告诉荆本人,荆大怒,对百姓愈加苛刻。黄斌卿于是散布流言,说荆已降清,不日将劫掠舟山;百姓闻之人人愤激,愿出死力相助,以歼灭荆。荆军不少是骑射,一可当百,但火药已尽,终于在三日后被歼,荆本人及父子兄弟全家被杀,其事可能在1646年春[17]。但舟山复明水军内部的斗争仍未平息。

此后,从舟山出发的南明海军对崇明的骚扰袭击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斗。1647年4月,清廷恢复招抚策略。但5月,明水军200余艘沙船就在沈廷扬率领下由舟山来攻,因崇明城戒备森严而退却。之后,他们转攻江南的鹿苑,结果在一个闷热天气里遇到一阵小台风,大败,沈廷扬被捕而死。

这一年,清苏松总兵吴胜兆举兵反正,蜡书求援。张名振奉命率水师急驰崇明,途中遇海啸,大风覆舟,士卒死亡大半。张名振与张煌言侥幸得脱,间道返回象山南田。

1650年九月,张名振与黄斌卿的矛盾激化,最终黄斌卿被张名振指使王朝先刺杀。1653年春夏,张名振的军队再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18]。这一年九月,张名振与崇明人顾忠一起,统率100多艘船,停泊在排沙洪,并乘晚潮进攻。激战五日,清守将洪公义等战死,但城池仍坚守不下。张名振于是转往大安沙等地,每四亩地征粮二石,沙民苦之。

与浙东水师衰落同步的是福建郑氏海军的复兴。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誓师反清,1650年夺取厦门作为基地,并立刻成为南方抗清的主力之一。在其鼎盛时期,郑军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5千余艘船,士卒近20万。

1651年,舟山失陷,军民死难者1万8千人。张名振等当时正在海上,被迫护鲁王暂避厦门,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次年张奉郑成功号令,誓师北伐,进屯崇明岛,破镇江,后援军不继,再退守崇明。

之后在1654年4月及5月,张又两次攻入长江口。十一月底,张名振军据平洋沙,被当地沙民偷袭,丧失17艘船;张以屠杀作为报复,烧千余家[19]。崇明城中守军300人及乡勇千人半夜出击,全军被张击溃。

根据县志的记载,此后一两年里舟山明海军的骚扰十分频繁,并经常焚烧民居及劫掠人质[20]。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但兵力单薄,无功而返。于是会同郑军攻占舟山,年底死于军中,部队交给张煌言。死因不明。清江南总督马鸣佩当时写给朝廷的报告称“据来降兵丁报告,因张名振攻打崇明岛失利,郑成功要提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死”。

1656年,舟山再次被清兵攻破,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有居民迁移到大陆;最后撤离时,将一切城垣、要塞、哨卡乃至民居等尽行焚毁。这一年秋天,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活跃在崇明岛的海盗顾三也被抓获处死。

张名振的逝世以及舟山的再次失陷,代表着浙东抵抗力量的衰败,而舟山的复明海军基地与崇明的关系本来最为密切,也是极力主张和意图攻取崇明的。

第三阶段:清军海防的加强与郑成功的失败,1657-1661

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宣布“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21]。这一设置对陆军为主的清军来说,是开创先例的,并早于1659年设置的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1675年再改崇明水师总兵官为水师提督。而华南的海防相对更晚:福建水师提督1677年设置,广东水师提督1810年才设立。按崇明仅为一中等县,县令为正七品,而水师总兵则是正二品,水师提督则为从一品,这标志着崇明成为清朝海防的最前沿地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清廷设置崇明水师总兵总体策略是以近海防御为主,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22]。1657年出任水军提督(从一品,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是名将梁化凤,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梁是陕西长安人,曾参与平定山西,“二十二战皆捷”,之后又在江南平定太湖群盗。1655年升苏松总兵,在浦东高桥多次击败张名振军,并追击至其屯驻地崇明平洋沙,予以讨平。梁认为“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23],建议屯驻重兵,并沿海筑大坝,引水灌田,整顿崇明的军政和农业生产。

两年后(1659),郑成功大举进攻,发动长江之役。五月初四,大军在舟山烈港听议进取长江事宜,其中专门讨论了“分程开驾入崇明事宜”,决定分别停靠崇明的三个沙岛;并派出间谍入长江刺探情况,被梁化凤察觉。五月十八日,郑军趁风一日夜内由羊山(今浙江小洋山)全军开到崇明,郑成功驻扎新兴沙。并再申军令:

“崇明等处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统镇、大小将领家眷,为我师根本之地,与思明州一体。其地方百姓,最宜抚绥,凡有骚扰,有杀并连罪无赦。”[24]当时张煌言建议郑成功攻下崇明作为基地:“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一旦有疏失,也可进退自依[25]。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郑成功急于进攻,并进围南京。但现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

这一大意给梁化凤以战机。七月,梁奉命率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南京。七月二十三日,设计擒获郑军大将甘辉[甘辉1655年四月受封为崇明伯]。郑军溃败,在长江上船只又被梁化凤部将烧毁不少。梁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本已有部将留守,这时再派军赴援[26]。

八月八日,郑军退到崇明。郑成功召集诸将议论,表示“欲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再从厦门调一支军队前来攻打,以“逼其和局速成”[27]。当天,郑军到崇明城下说降,着手攻城。八月十一日早晨9点左右,开始用大炮攻城。郑成功亲自督阵,到夜晚已经轰掉西北角100多个墙堞,随即添平壕沟架云梯肉搏。城中守军坚持抵抗,打退郑军7次进攻。郑军部将韩英、王起俸死于这一战役。

郑成功本想再行强攻,但被部将周全斌劝止,认为城池坚固,深沟高垒,难以攻破,何况敌军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得到这一孤城绝岛,并无意义。当日晚,郑成功答复清提督马进宝,表示攻打崇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辟除全军覆没的谣言,“吾故打开崇明,安顿兵眷,再进长驱。……我今才施数铳,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28]心里其实已经放弃这一打算,次日(八月十二)出兵四乡搜罗粮草,十四日即拔营回福建。

在这一次战役中,郑成功打垮了清舟山守军,但在崇明却遇到顽强抵抗,该岛居民因为这一表现,后来受到鳌拜的免赋嘉奖。看起来似乎他们抵抗明军比对清军还强烈,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29]。当时反清的军队,见到已剃发的汉人,经常杀戮很惨。郑成功围南京时,满族军人只有500人,主要是汉军旗人在抵抗。

郑成功在这次失败后再也没有北上。1661年5月,清下令在江浙大规模整顿沿海防务体系,修建桥梁、道路、堡垒、建造船只。当时郑成功在闽南的根据地也遭到清军袭击,于是调军东进,收复了台湾。

梁化凤的这一长江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在这一年(1661)因功授江南提督,当时人认为台湾尚未收复,提议援引广东、福建的情形,在苏州、松江两府的滨海地区立界,实行海禁,把居民全部向内地迁移,遭到梁的反对。他认为与其放弃沿海肥沃之地,还不如将这些地的赋税拿来养兵防守,海禁毕竟是祸民之事。这一建议最终被顺治帝采纳[30]。

崇明岛的军事价值

崇明是长江河口的泥沙冲积岛,自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浮出水面后,每年面积都在变化。明清之际其面积还远小于目前(1200平方公里),大约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舟山岛为502平方公里) ;当时人口大约在10-20万人左右[31]。

作为一个江海交汇处的孤岛,崇明历史上很少卷入战争,而假如卷入战争,则必定是从海上来的军事力量(例如海盗、倭寇、郑军、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因为只有海上势力抵达时,这里才成为它与大陆势力争夺的焦点;而对两支冲突的陆军来说,即使战争就发生在崇明附近,崇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孤岛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与清廷对峙多年,却没有攻入过崇明岛)。

在明清之际清军南下时候,东部的抵抗势力最后全在沿海一线展开。其中崇明、舟山、闽南的厦门及金门是三处最重要的支点。如果1646年后崇明一直坚守在明军手中,情势很可能有相当的不同。江南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区之一,崇明如果能坚守,则能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地,进而与上游安庆山区的力量联合。如果能有组织地抵抗下去,重演南宋时的一幕,也未必不可能——当时金兵已攻到宁波,最终还是退缩回了江北。

其次,崇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存在,将牵制清军的兵力,使西南地区李定国等部的压力得到缓解。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明水军内部矛盾极多,政令不一,反多自相残杀,最后被得以各个击破。

如果崇明能得以坚守(从与郑军的顽强抵抗来看,是很可能做得到的,尤其清初水军很弱),则明海军还可以以此为基地,北上骚扰。崇明往北直至辽东的航线,一直是非常发达的。远的如元初漕粮海运的创始人、崇明海盗朱清,近一点如明末的商船海运专家、另一个崇明人沈廷扬,他曾通过海道运粮到辽东。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郑成功之前攻破崇明,他很可能也不会在两年后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他收复台湾前的宣言,与攻打崇明之前的话,十分相似: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32]根据当时的西班牙神甫维克多·利奇神父Victorio Ricci说:他“从来没有在中国海域,见过比国姓爷还要强大的海军阵容”,他称郑军1656年(应是1659年)曾进占扬子江口的崇明岛,在那里建立军火库和商行。

虽然今天来看,崇明与台湾相比极为悬殊,然而当时并非如此:当时台湾几乎没有汉人,也很少耕地;而崇明至少还有10-20万百姓及大片良田——台湾直至1683年郑氏投降,全岛汉人也不过25万。攻打台湾时,郑成功部下几乎都不想去,郑本人在攻下后不久就病死,年仅39岁,与台湾的瘴疠及部下的违抗(当时台湾无粮,郑军部下在海峡对岸不运粮至台)有很大关系,而崇明至少没有瘟疫横行;台湾守军荷兰人只有一千人,但火力很猛,崇明守军至多五千,但更容易攻下。而且收复台湾使荷兰人与郑氏更加成为死敌,后来荷兰人便出兵帮清军攻打郑军。

收复台湾,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只能使人觉得光复中原更加无望。单纯以中国而非世界的局势来看,台湾的在当时的军事价值还未必高于崇明岛。然而历史总是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也许随着海禁和清军在大陆统治的稳固,郑成功迟早要被逼去收复台湾以为根据地,但1659年长江战役的失败及崇明岛的顽强抵抗,或许使郑成功加快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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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岛是我故乡,郑成功的根据地当时在厦门,鼓浪屿有其军寨遗址;而其练兵场演武亭所在即是现在厦门大学校区。厦大所在的思明区(校门外有思明南路),也是郑成功1655年三月所改的(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他1659年所谓“崇明等处地方……为我师根本之地,与思明州一体。”于我读来也觉亲切。至于舟山,现在东海舰队即停泊于此,该舰队的旗舰即名“崇明岛号”,2000年我也去过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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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2]查继佐《国寿录》
[3]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4]《嘉定屠城纪略》载此为乙酉年(1645)六月事
[5]计六奇《明季南略》
[6][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7]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记载徐鼎离任后,“县丞夏国士摄篆,号令不行,前浙江知县黄州进士王臣缙在本彻军中,奉本彻檄,摄县事。”可见荆本彻当时控制了崇明的军政,也许正是这种专横的作风引起了他后来的失败。
[8]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县志载,荆出逃后,王臣缙仍为县令,奉义阳王。
[9]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不过所谓“各统水路军数千”,其总数当仍不满万。此事可能在九月左右。《浮海记》载“闻吴师志葵倡义吴、浙,引兵来会,共立义阳王监国;志葵统兵入泖,大彻留辅王。七月,清兵至吴淞,大彻率诸将力战不胜,走崇明。复送义阳王入浙东,因留定海。”以这一段来看,似乎吴与荆曾有密切分工,按县志记载,义阳王被推戴为监国时荆已离开,时间上也有矛盾,兹以县志为准。
[10]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这些人立刻分封职位:田仰为总督,沈廷扬为户部侍郎、顾荣为大将军、黄五常(本县人,前寿州总兵)为都督、王显为副总兵。沈廷扬仍为原职,可见其比较淡泊,而海盗顾荣则做了“大将军”。
[11]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记载,这次兵败后,张士仪降清,张鹏翼、沈廷扬、王臣缙奔浙江,田仰则投奔浙东的潞王,义阳王亦同去。沈廷扬在舟山被鲁王封为兵部侍郎,掌管水军。
[12]《世祖实录》第22卷
[13][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4][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5]谢国桢《南明史略》
[16]张名振(1604-1655)是南京人,崇祯17年(1644年)为浙江象山石浦镇游击(负责一个防汛区军事,职衔在副将、参将之下)。1645年,鲁王加张名振富平将军。张名振因与同奉隆武年号的舟山总兵黄斌卿是姻亲,也接受唐王册封。1646年鲁王败亡入海,张名振扈从至舟山,黄斌卿拒之不纳,两人结下冤仇。1647年张名振朝鲁王于福建,封定西侯。
[17]《浮海录》。舟山原即由黄斌卿统管,黄属闽系,其副将周鹤芝本也是受招安的福建海盗。
[18][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9]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20]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21]《清史稿》志113•兵九•海防
[22]《清史稿》志113•兵九•海防。该卷载“康熙六年,因崇明孤悬大海,严出海之禁。十四年,以提督统八营驻崇明。二十三年,减存四营,列汛六十有八。”又云“康熙八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十四年,改崇明总兵官为水师提督。”由此可见,清朝驻扎崇明的水军将领,不但设置最早,且级别一度比福建水师还高。按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受提督(从一品)节制。
[23]《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梁化凤传
[24]杨英《先王实录》
[25]《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
[26]按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留守崇明的部将是左营游击陈定,前营游击仝光英;随后遣游击刘国玉、守备王龙在郑军返攻时前回到崇明(八月六日)。
[27]杨英《先王实录》
[28]杨英《先王实录》
[29]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1645年吴淞百户吴之蕃奔崇明,归义阳王,见兵力弱,事必无成。于是回到江东,纠集起四千人,船百余号。之前吴愤恨于乡里均投降满清,声称一旦明朝复辟,他们全是可杀的罪人。现在他回攻,所有已剃发的老营兵想起旧话,都奋勇拼杀。吴手下大溃败,八月十六乃自杀。
[30]《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梁化凤传
[31]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户口》载顺治四年全县户口为7.3万,口失考。明清时崇明平均每户在6~7人,但1644-1661年间崇明战乱频仍,很多人流徙各地,不少户口可能只是空籍,因此我估计为20万人左右,毕竟现在全县也只有66万人。县志记载由于“岛寇三犯”,顺治十五年仅剩2.71万户。
[32]杨英《先王实录》


  发表于  2006-02-19 20:25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我就是梁化凤的14代重孙,很想听听崇明一带人对我先祖的看法,上海当地还有何史料
 回复 梁 说:
幸会:)其实除了少数人外,崇明本地人已经不大知道梁化凤的事迹了,历经沧海桑田,本地许多遗迹和文献也很匮乏,不过在民国十九年本《崇明县志》中还有少许可寻。
(2010-07-19 20:13:25)
()   发表于   2010-07-18 23:45:07

维舟文风本温和,但是遇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还是表现出锋芒。目前中国发展的巨大落差和历史纠葛才会出现大地方主义,窃以为经济整合区域一体化后这种趋势会消停。
 回复 沉睡边 说:
地方主义的出现,我觉得和经济整合是没有必要关联的。我的观点和你相反:在我看来,今后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会出现一波地方文化的复兴。现在各地传统文化及方言(包括方言新闻)的复兴就是一个开端。地方主义无可厚非,完全正常,我不喜欢的只是太狭隘和玩弄悲情式的煽动。
(2006-03-01 20:36:44)
沉睡边 ()   发表于   2006-02-27 13:15:37

呵呵,我上大学还觉得海南同学的同乡观念比我们强烈得太多呢.少不入川,老不出川.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此次回家感受又强烈了一点:)
耐火砖 ()   发表于   2006-02-27 00:19:04

谢谢维舟兄对四川的好感,这让我感到骄傲.<地方主义与四川>是<四川人是天下的盐>系列文章之一,所以我只记住了专刊名:(这两篇文章我都看了,闲闲书话里也有人指出了其文的毛病,确实王怡有为了无论抛给他什么,都可以回你一个宪政而不得不曲解的嫌疑.希望他可以警惕到.再谢维舟兄的回答.
 回复 耐火砖 说:
看得出来你对四川的热爱。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的一件小事:有人逐个宿舍地过来敲门问“有没有四川籍新生?”上海人同乡观念最为淡薄,对比之下我感慨良多。
拉美有个作家说过:“为了了解故乡,我要先去周游世界。”这是我在怀念故土时也时常想到的。否则,如雨果所说,“以故土为乐的人终属浅薄”。
(2006-02-26 20:59:25)
耐火砖 ()   发表于   2006-02-26 20:09:02

张献忠屠川,恐怕我的父辈以上都是知道的,我回家,提及此,父母都晓得.我们这一辈似乎没什么机会聆听传说,更无从了解乡土历史.维舟兄看的是王怡<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吧?虽然身为四川人读起来很是受用,但这种"四川人最……"的表达确实伤害了其主旨,哪怕是在某种语境下.当然我的确希望四川人的某些品格足以影响中国的改良,我会与有荣焉.
 回复 耐火砖 说:
谢谢兄台答复。我去过一次四川,大有好感。作为一个长期关心故乡乡土历史地理的人,我也完全理解四川人或任何一人对故土的感情,说“四川人最如何”也很正常,铁道游击队时代山东一片残破,歌声还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呢。只不过认为视野应广阔一点。
我看的是王怡的另两篇:《地方主义与四川》、《大屠杀、异地为官和外来政权——张献忠大屠杀360年祭》。他研究宪政,推崇北美自治,我理解,不过总觉他观点偏激,曲解历史,很多地方是我决不能赞同的。地方主义不坏,但极端则容易狭隘和流于对外界的无知。我最反感的是这种论调:
“不管是秦孝公入川、还是诸葛亮入川、满清人入川,蒙古人入川,还是国民党入川、共/产/党入川,每一次来了就杀人。四川人两千年的历史不是四川人自己的历史。”这和所谓“台湾的悲情”真是何其相似,台湾悲情现在沦为民粹,其危害如何,有目共睹。我不想为张献忠平反,这种地方主体意识也值得同情,只是按此逻辑,中国哪个地方的历史不是“外来政权一来就杀人”呢?每个省、每个县都委屈地哭诉自己遭受外来政权之苦,那我们所谓的“中国”或“祖国”又是什么?
(2006-02-25 21:35:22)
耐火砖 ()   发表于   2006-02-25 16:46:52

不知道盆地人文与屠戮有什么关系,但把毫无关联的事物联系到一起,实在是莫名其妙了



杀1个人算不算屠戮?当然算。



恰好我现在在四川,当地人很少有队屠戮有印象。我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有不少实际问题,多关注这些,比空做想象有好很多。:)
qi729 ()   发表于   2006-02-25 12:58:23

维舟先生,您对人文地理决定论有独到的见解,我想请教一下您对四川的盆地对人文的影响看法?蒙元钓鱼城挫败遭四川最顽强的抵抗,清入川后大屠抵抗川民至湖广填四川(最近看清将屠川罪全责秦王张献忠而掩秦王死后十四年在荡川历史),还有抗战川人200万死士抵抗到底的壮歌!地理怎样影响川民,盼能解惑。谢谢。
 回复 沉睡边 说:
四川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你这个命题作文恐怕做不好。
不过我最近读了王怡的两篇文章,对他的“四川至上”十分不服,在我看来,他的观点和不少肢解历史来证明自己政治观点的人无异,眼界太窄。当然,他研究宪政,不是历史。
(2006-02-21 23:31:41)
沉睡边 ()   发表于   2006-02-21 18:19:57

补充一下梁化凤,字翀天,陕西长安县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四年,授山西高山卫守备。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阳和城,擒瓖将郭二用。擢大同掌印都司。后山西叙功,超加都督佥事,以副将推用。八年,借补江南芜永营参将。十二年,擢浙江宁波副将。总督马国柱檄化凤署苏松总兵。十三年,真除苏松总兵。会郑成功攻崇明,遣谍疑众,化凤擒斩之,督兵迎战,获其将侯丁秀、宫龙、陈义等。又遣诸将设伏,斩其将陈正,缚致曾进等十一人。成功引去,七月袭江宁,砲石荡海波,成功复大败,跳而免。叙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金甲、貂裘。十七年,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十八年,上复录化凤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裁江安庐凤提督,以化凤为江南提督。康熙十年,卒,赠少保,谥敏壮。圣祖巡西安,遣官祭其墓。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我很奇怪他没抬旗。



其次子梁鼐以廕授川陕督标左营游击。调兴安城守游击。从征汉中,战屡捷,克达州,加都督佥事。三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总督。



2000年的时候,梁化凤的11世孙梁纬华,在西安展示了梁氏 家族珍藏的清代皇帝15道圣旨。
 回复 qi729 说:
你摘引的这一段主要还是出自《清史稿·梁化风传》。顾诚《南明史》中对梁的为人有微词,认为他有奴性,但在我看来,很难以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去要求当时人物。至少在那个时代,梁能为民请命,不在江浙实行劳民伤财的海禁,是有贡献的;而且客观上说,他击败郑成功也使郑氏脱离了与大陆的斗争,转而去收复台湾。
(2006-02-21 08:42:12)
qi729 ()   发表于   2006-02-20 21:38:01

这个我拿到虚幻去转发了,打个招呼.谢谢
qi729 ()   发表于   2006-02-20 17:30:30

不同的游戏规则决定不同的行为倾向,王选对此作过比较:

美国人喜欢打桥牌,两人合作共谋胜利;

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

中国人喜欢打麻将,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做摸点好牌,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人和
qsingming ()   发表于   2006-02-20 16:37:19

希望楼主能对明王朝进行历史归原进行研究,我对黄仁宇的明朝论述非常不满,明史更是阉割曲笔。但苦与学养不足,维舟先生的文章让人醉醒,望能解惑。
 回复 沉睡边 说:
我对明史看得不多,学力有限,blog上不过是兴趣所至而已,没有成一家之言的野心。不过对历史各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黄仁宇的当然也只是比较流行的一种罢了。
(2006-02-20 08:40:09)
沉睡边 ()   发表于   2006-02-19 22:53:20

维舟有空讲讲,为何明人容易相互争权夺利益,即使外敌入侵,还是窝里斗的厉害。国人博弈结果往往是最坏结果。 难道是不患寡,患不均?
 回复 无法 说:
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也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当时西方的传教士就觉得这是因为没有贵族(宋以下中国社会已经很平民化),而有些东西如荣誉感、责任感等,是一个世袭贵族才培养得出来的。
这当然是一方面,我想另一方面可能是自南宋新理学兴起后,社会过于标榜道德,结果反而造成极大的伪善,遇事则纯以卖国/忠诚为说辞,又削弱武将的领兵权,结果总是一群不懂军事的书生互相谩骂对方卖国,根本于事无助。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明将亡时,有人提议崇祯帝南下组织朝廷抵抗,或让太子南下,结果立刻有人指责这是不忠。结果谁也不敢再说,崇祯帝等全死于北京,这造成南方后来长期出现多个政权对正统的纷争。当时崇祯帝及清廷,都极厌恶这种文人的党争和互相推委责任。
(2006-02-20 08:50:10)
无法 ()   发表于   2006-02-19 22: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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