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海盗史
时间:2006-03-19

长江口无疑是这个星球上最宽阔的河口之一,在古代甚至更远为宽阔。唐初崇明岛等沙洲浮出水面后,这一带芦苇密集、水道纵横的泥沙海岸,就逐渐成了一片危险的水域。时常出没的海盗,自此和这个岛屿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海盗横行

在整个唐代时期,长江中还仅有一些荒岛浮出水面,吸引少量渔民和季节性耕种的贫民。这一时期的崇明极荒芜,土地易浸于咸潮,所以主要充任苦役犯流放地和盐场。随着南宋后南方的开发和人口密集化,流亡的贫民开始发现这个岛屿作为海盗巢穴的天然价值。

崇明的海盗出现并不算早[1],最早一起是1131年秀州变民邵青聚众于崇明,为名将王德击破。此事也是崇明之名见于正史之始。他们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海盗,并不机动作战,战役特点则和水浒或洞庭湖钟相等人更类似,主要的地形困难是“寨栅之外,水浅舟不可行, 泥深人不可涉”[2]。

到南宋末年,东海海面再次群盗横行,当时称雄海上者朱清[3]是崇明西沙人。当地人口稠密,容易激发民变[4]。朱杀主逃亡海上,逐渐熟悉海道,后投降蒙元,授军职。1276年,蒙古军破临安,宋亡,元丞相伯颜命朱清等从崇明募船载南宋皇家库藏图籍由海道运至直沽(因当时淮东还未降元,陆路并不安全)。此后朱清成功地将江南漕粮由海路运至京师,又参加元军对日本和占城的海上远征,获致巨富[5]。这个开创中国海运事业的海盗也成为第一个名列正史的崇明人[6]。

早期长江口海盗的出现,大多与朝代衰亡时的社会动荡有关。元末海盗再兴,这一次是浙东的方国珍集团[7],1352年春,方氏曾率军进攻长江口沿岸崇明、太仓、昆山等地。方氏叛服无常,在元末群雄战争中,浙东沿海一线属于边缘地带,但其海上攻掠严重威胁元朝倚为性命的漕运;而攻击长江口的行动,也开了后世郑成功长江战役的先声。

1369年四月,倭寇第一次攻击崇明,自此开始的战争出人意料地漫长,延续几乎200年。东部海岸由于海盗的攻击而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沿海居住突然间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崇明县城也在1416年五月被倭寇攻陷,占据两日,掳杀军民三百余人。其入侵的高峰一般在每年阴历三至五月间,九十月则为另一小高峰,原因是这两个季节是东亚季风最强的时间,而当时的帆船必定依赖于季风。

倭寇横行直接促进了两个变化:1,沿海破产农民的增加,使崇明自明朝中叶开始成为海盗巢穴;2,海防的兴起,使崇明开始具备军事上的重要意义。

倭寇中十之七八实际上是中国海盗,这一战乱之所以长期难以平定,原因之一就在于明中期之后海盗的兴起。1502年,崇明人施天常、施天泰兄弟盘踞在崇明附近沙洲小岛上,秘贩私盐,成为一个海盗/海商为一体的半军事集团[8]。历时多年才被讨平,但他们所占据的平洋沙等地,后来又成为著名的海盗巢穴。

1537年,通州人秦璠、常熟人王艮盘踞在崇明南沙,“畜壮丁,备巨舰,载鱼盐,泊近洋,以小舟分载入港,赂州守以下,凡所仇恨,执杀投海中”[9]。这一集团同样集海盗、海商为一身,并利用沙洲地形,屡次击败官兵,迫使当时南直隶巡抚等全省高官云集江南对岸的太仓,调集重兵才镇压下去。

1553年四月,海盗勾结倭寇大举进攻,沿海各地同时告警,例如江阴乡民万人奔入城避难。倭寇进犯南沙时,乡民施珽率乡兵力战,阵亡千人[10],倭寇将南沙钱粮劫掠一空,但自身伤亡也不小。次年五月,倭寇大举报复,炮轰城墙后攻入城内,知县唐一岑于巷战中殉国[11]。1555年,海盗徐海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入侵沿海地带,勾结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寇,先后抢掠崇德、湖州、嘉兴、苏州、常熟、崇明等地。同年,陈东勾结肥前、筑后、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侵,先后剽掠南汇、金山、崇明、上海等地。这些入侵都以江南一带为重点,而崇明几乎每次都遭灾。

此后倭寇几乎年年来攻,1559年再次决战,倭寇大败,难民1200人获释。一连串小规模惨烈战斗虽然没有决定性战役,但也使倭寇遭到挫折,暗无天日的漫长拉锯战也迫使这个孤岛自发组织乡兵,抵抗的加强也使倭寇入侵的成本提高。1568年后就不再见到倭寇来袭的记录了。

但此时明王朝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破产农民逃亡海上者并未减少。万历末年,海盗王一爵又兴起,与上述盘踞崇明沙洲的海盗不同,这是一群外洋海盗。最终明水军调兵船在嵊泗列岛的羊山[12]将之击败[13]。崇祯中,社会治安更加恶化,“海寇尤炽”,1642年海盗顾荣等甚至进攻崇明县城,防守的知县、守备均战死[14]。

随后是四十年乱局,在明清兴亡的纷争中,崇明第一次成为一个关键性军事基地。为对付台湾郑氏,清朝实行空前严格的海禁政策,而崇明尤为严厉[15]。直到1683年郑氏投降,才大开海禁,准许渔民每年春汛可到南洋捕黄鱼,到北洋捕鲞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管制放开的同一年,多年来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下的崇明就立刻又遭到了海盗袭击。

清初南明海军进攻崇明预示着一个新的转变:自此后,袭击崇明的海盗主要不是来自本地,而是南方,尤其是福建海盗。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崇明已经逐渐将长江中的各沙洲连成一片,开垦田园,海盗借以藏身的曲折水道及芦苇[16]等地理条件均逐渐消失;而闽粤一代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海上活动大为活跃。

1683年郑氏投降后,台湾由一个海盗巢穴和重要的对外贸易据点一变而成为一个主要的农业地区,大陆成为其唯一的贸易对象。这一转变也同样发生在崇明。清朝将崇明视为海防重镇,但清朝时崇明附近海盗活动大为减少,驻扎本岛的水师主要负责的仅仅是一些警察行动了[17]。但仍有小股海盗活跃,当时的小说也说到清初“海中近日巨寇猖獗,据崇明县为巢穴”(清坐花散人《风流悟》第2回)

海防与海盗的消散

在倭寇威胁加强之前,崇明海岸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虽然南宋嘉定年间在本岛设有边海巡检司,但直到明永乐年间设水寨,才有水师防守——起因是1416年(永乐十四年)倭寇攻占县城。当时配备的兵力不足千人,统兵者仅是几名百户。

当时的海防作战,除了驻军外,在紧要时刻,唯一的办法即异地调拨或本地乡绅募集义兵。例如1431年就曾拨苏州卫军两千名来崇明守城和防哨水寨。但在对倭寇的长期战争中,更重要的仍是本地民兵。崇明士绅自发的民兵组织,曾一度追击倭寇至太仓、苏州、嘉定等地,据说这支民兵十分勇悍,以至于“倭闻崇明兵至,辄遁”[18]。

几乎明朝的三百年中,崇明一直都在与海盗不断作战,海防也因此不断加固。1555年,在与倭寇连年剧战后(1554年,知县唐一岑战死),巡按周如斗奏请明政府拨银4万两,筑砖城抵御倭寇,崇明始有砖城。崇明之地本是江中沙洲,无险可守,仅靠土城栅栏是显然很难防卫的。砖城虽比依山而筑的石城略逊,但已能有效地加强防御。例如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堡垒体系极森严,但也都是砖砌的,因为普鲁士是一块无石之地[19]。近代鸦片战争时舟山防备措施也是土城,虽然无法抵挡英军炮火,但在16世纪抵挡海盗倭寇还是足够的。

崇明县志坦率地承认本岛曾是海盗巢穴,进而指出正是防盗起见,造成了现有的居民住宅规划:“江海之交,盗贼是薮。故乡居防盗,谨筑宅,必环凿沟渠,门前架小桥,通出入,朝施而夕撤之。”[20]这种城堡一样的住宅直到1980年代我童年时期仍保留着,即几户同宗的人家周围像护城河一样挖出沟渠,仅前方有一个狭窄的通道可以进入院子。现在岛上的第二大镇堡镇,也是得名于抗倭时期的堡垒。

1555年,本岛至少已有民兵千人,乡绅还在不断自行招募抵抗组织[21],这种农民和乡绅自发组成的民兵组织在欧洲百年战争时期防范海盗时也出现过。但崇明由于长期防海盗,民兵逐渐固定化,并申请海防同知造册,给予钱粮,遇警调用,后裁减为600名属于县,他们实际上成了职业化的士兵。崇明兵也因此得以与海盗作战而著称。1597年九月,朝廷甚至命崇明发沙船20艘,载兵500名,东援朝鲜抗倭。次年三月抵达朝鲜,于十月三日参加对丰臣秀吉侵朝部队的最后一战,并击败倭寇,除了3艘被焚外都得以凯旋回乡。

然而海防的要点仍是着眼于“防”上,明兵部建议的水战,仍认为“守海岛为上”[22]。当然,明朝政府在对付海盗时也并非完全被动处于下风,一般地说,它有三种主要手段打击海盗:剿灭、招安、及联合其他势力打击海盗。对小股海盗或倭寇这样无法妥协的一般是采取剿灭措施,难以剿灭、可能军费浩大的,则倾向于后两者。不过三者完全不矛盾,如明末无法剿灭郑芝龙海盗集团,就一度联合荷兰海军进攻郑氏,后来郑接受朝廷招安,朝廷又借助他去打击荷兰海军;而郑氏也反过来利用朝廷消灭荷兰势力及刘香等其他海盗集团,最终在东亚重建中国的海上霸权。

崇明地区的海盗远未达到郑氏这样的规模,不过明朝中叶已经出现了一些集海盗、海商于一身的集团,但“中国海盗,只能单纯地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等经济行为,所有的经济积累都无法为国家积累财富,而且几百年来不断受到政府的镇压和围剿。”[23]

清朝以后,崇明各沙洲逐渐连成一片,如县城西北三十里的坝头原本“波涛澎湃,岛寇连艐啸聚之薮也”,后来填海筑坝十余里,海盗在这一地区就逐渐销声匿迹,当地随后又修筑龙王庙以镇之。崇明附近作为一个危险的水域,本来浪潮也比较高,如1512年海盗刘七等劫掠南通狼山一带后,夜半在崇明水域遇到浪潮全军覆没[24]。明朝时水患频仍,全岛多处时常受海浪袭击而坍塌,县城被迫至少迁移了五次,这一情况在清朝加固堤防后也再未出现。堤防的加固又使岛上土地较少受到咸潮袭击,从而使本来盐碱化的土地成为良田,渔民/海盗也逐渐变为农民。

缉捕海盗与崇明地位的升降

崇明在明清两代只是一中等县,永乐年间始设的水师也只有百户带兵,但县令正七品,百户却是正六品官。与倭寇的战争中,崇明驻守军官一般是守备,按明朝官制,总兵官下凡独守一城一堡者均可称守备。如嘉靖年间海盗王艮等盘踞崇明,出战者是太仓镇海卫吴淞所的千户,失败后再调苏北邳州兵千余人出战,以总兵统领;1642年,海盗顾荣进攻崇明,守备战死,当时朝廷便命定海总兵前往平定。

总的来说,明人虽也意识到“崇明孤悬大海中,尤为贼寇所必经之地,特设参将以为水兵各将之领袖”[25],但对缉捕崇明一带的海盗并未提到很严密的程度,当地也缺乏重兵把守。这一形势到明清之际得到根本改变,由于这一带的南明势力主要是水军,清朝廷对崇明高度重视,1657年设水师总兵(正二品),并以水师提督(从一品)亲自驻守[26]。这一战略地位的提升可参照厦门的情形[27]。

崇明作为江海门户,周围二百里大海环绕,清朝后成为缉捕江浙一带海盗的军事要地。苏松镇总兵驻守崇明,江南一带的海防力量主要都集中在崇明,以江防和海防相结合;同时,与明代弃海岛不守的内缩政策相比,清代水师布防显著加强了海岛的防卫[28]。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崇明县的辖区比现在要大得多,北及今启东(当时称外沙,1928年分出),南及嵊泗列岛。几乎整个长江口洋面的治安,总归崇明水师总兵管辖,这实际上相当于负责地方治安的警察职能。

现在上海兴建的洋山深水港所在地,这一天然良港自古也是海盗巢穴之一。清朝时洋山也归崇明辖属,“洋山耸翠”曾是崇明“瀛洲十二景”之首。每年五月十五日崇明镇总巡官与浙江定海镇会哨于大洋山,确保洋面安全[29]。1793年,福建海盗蔡牵[30]向北进攻到嵊泗列岛一带(当时崇明称“外洋各山岙”),崇明总兵孙全谋统兵600前往缉捕,连年作战,直到嘉庆初年,洋山一带一直是双方对峙交战之所[31]。当时江浙洋面常有海盗出没,崇明驻军是缉拿的主力[32]。

崇明水师的角色在清朝时更接近于海上警卫队,除缉捕海盗外,至少还包括查扣走私渔船[33]。但其中也有相互勾结的故事:1639年崇明人黄尚忠,出任缉捕海盗的小官,却与海盗勾结,擒小贼报功;海盗头目死后,甚至自行劫掠,手段比海盗更毒辣,所部盐船60多艘[34]。

清朝一度十分重视崇明的海防,清乾隆时两江总督噶礼还巡海至大洋山,题碑文“海阔天空”于此[35]。到清代中叶以降,清朝的海防重点转移到了南洋,近代后崇明地位更加下滑。同治末年,改编水师,即使有海盗,也不再归崇明辖境内。清末,驻军改为警察。自此,不再有必要设置一个大范围控制、缉捕海盗的机构,作为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崇明的行政管辖范围也大为收缩,嵊泗列岛、外沙(启东)、长兴岛、横沙岛等都被分割出去,长江海口的行政权自此也分归三省市所有。

海盗与海运兴衰

达尔文在1831年作环球旅行后曾感叹:“人们进行航海,原是迫不得已的事。”在古代航海条件下,出海远航不但艰辛,甚至经常是需要冒生死危险的。毫不奇怪,通常只有三种动力能驱使人作这样的远航:亡命(包括躲避政治压迫)、金钱、宗教。

不少海盗都是为官府所迫而逃亡海上(如方国珍),或杀人后入海(如朱清),但这种动机都不能转化为持久的动力,因而这种逃亡,要么以被捕告终,要么彻底流亡异国,要么就转化为海盗。西班牙在再征服运动胜利后,驱逐大批穆斯林出国,也导致他们流亡为海盗[36]。近代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及海外殖民活动,也都离不开后两个原因。尤其在古代造船、航海、海洋气候学还未发展之时,如果没有极强烈的求生欲望、金钱欲望或宗教使命感,很难说服一个人去冒那么大风险(可以参照鉴真七次东渡)。

但避难和宗教使命一般在到达目的后就告终,惟有经济因素才会刺激人们不断地航行。所以在世界史上,海盗常常是各个海域最早的航海者。在西方历史上,地中海最早的航海者,经常既是水手也是海盗。实际上,海盗、水手、商人、航海家……常常是同一个人的不同身份而已,随时可以按要求而变化。

这在崇明海盗史上自然也不例外。朱清成为中国海运史的创制人,并参加对日本和越南的海上远征,并非偶然,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样的亡命之徒,才是最熟悉海洋的人。海盗和陆地上的土匪不同,他们的“作案成本”更高,至少要配备船只——而且速度要快过一般渔船,否则无法进行抢劫;武器自然也必不可少。相比起土匪,海盗也更显得是一个“技术性工种”,对海道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流动范围更大,了解各地情况,必要的话甚至得懂外语(如郑芝龙就能讲流利的日语和葡萄牙语),因为在不能抢劫的时候,还得做做生意。

在朱清之后,崇明本地很少再出现远洋海盗,多数仅仅满足于盘踞本岛或骚扰邻近海岸,作战半径很少超过100公里以上。崇明作为一个农业地区,渔民一向是边缘人群[37],但自元初以来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沙船及航运著称,这很难说与海盗无关。

沙船作为一种适应浅水泥沙海岸的船舶,在中国海运史上曾有突出贡献,任何水运史都无法忽略[38]。因为当时海运大抵是沿海岸线在内洋航行,而自长江口到淮海、胶东一带,多沙洲浅滩,只有这种平底沙船可行。直到1880年西方轮船大量出现之前,沙船一直是长江口到北方航线上的主要船只。

崇明岛对外航运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完全以对北方航线为主,其原因很可能也与朱清运漕粮获巨富有关。运粮是当时最有利可图的航运事业之一。清末,崇明到北方的航运主要前往烟台、天津、牛庄(营口)等地,这些北方航线在此前已延续很久,如1774年(乾隆39年)崇明商人“持钱三千吊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换买黄豆”,该船装载黄豆200石于十月十四日返航。

这一贸易中,崇明一般以输出粮食、土布为主,而到北方换取大豆等物品,一度使崇明的油车桥一带颇为繁华。甲午战争后,列强势力侵入东北,东北的大豆和豆油不准运往上海,崇明土布也不能在东北畅销,加上以潘开道为首的海盗在东海抢劫船只,北方航路基本断绝。加上西式轮船逐渐取代沙船,如今大帆船只能到江南代客运货,以获微利,纱布庄则大多改行买卖洋布,其衰落也必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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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晋孙恩、卢循起义历时十三年,拥众百万,纵横东海南海,史称中原海寇之始。卢循败亡,部众散居闽粤江海,繁衍子孙,被蜑民奉为先祖。
[2]《续资治通鉴》卷111
[3]朱清(1236~1306)的事迹辩正,参见[日]植松正:《 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
[4]西沙即今庙镇一带,为崇明最早之地。当地士绅与佃农矛盾一向比较突出,直到民国时期仍如此。192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第179期,发表署名毛润之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还曾介绍崇明西沙农民运动。
[5]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元朝海运的创行者》,见于《元史论集》,南京大学历史系编,1984.11版)
[6]朱清后来因案败亡,自杀。其事散见于《元史》。柯绍忞《新元史》卷182有朱清、张瑄合传
[7]]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人,浙东民谣称其为海精。1348 年方氏兄弟逃亡出海举兵,为元末农民起义之始;一度拥巨舰千余。
[8]参见[日]松浦章《正德元年崇明岛海盗施天常反乱》,此文将海盗与当地私盐贩运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史料与论证都很充分
[9]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10]参见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人物志·忠节》,施珽还曾率兵驰援江南,战死后,为表忠彰功,立祠纪念。
[11]唐入《明史》列传178《忠义二》。唐一岑为广西横县人,其墓地一向为崇明主要古迹之一。倭寇在这次战役两天后大批入城,占领县署,并尽焚县署附近民房。结果遭民兵反击,杀倭寇200余人,收复县城。
[12]羊山即今洋山
[13]参《明史》卷269:“陈于王,字丹衷,吴县人。世为苏州卫千户。既袭职,两举武乡试,授奇兵营守备。以捕获海盗功,迁都司佥书,守崇明蛇山。盗王一爵等乱海滨,于王率战船数十击之羊山,持刀跌入其舟,生擒一爵,歼其党殆尽。上官交荐,遂知名。天启初,经略熊廷弼用为标下参将。”
[14]参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及《东南纪事》卷六:“王之仁,直隶保足人;大监王之心弟也。累官定海总兵。崇祯十五年壬午,海盗顾荣、廖二掠崇明,知县、守备出战死,贼将窥江淮,断漕饟;诏之仁会应抚黄希宪讨之。遇贼高家口、大安河,连胜。贼北窜,漕督史可法迎击,贼复折而南,降于苏松兵备程珣,之仁功为多。”
[15]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杂事志》
[16]芦苇对海盗而言,犹如青纱帐之于华北土匪,极便于隐匿。县志载1559年倭寇千余人,趁“芦苇蕃茂,贼便藏伏其中,官兵且战且守,凡三月”。
[17]清朝崇明水师主要对付的是外洋海盗。按县志记载,到同治末年后,海盗已经销声匿迹。
[18]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人物志·忠节》
[19]参[美]James W. Thompson《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20]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地理志·风俗》
[21]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地理志·风俗》认为崇明民风“任侠好施”,但近于文弱,而“北沙海滨俗悍,有械斗之风”。不过在明朝中叶的斗争中,我相信崇明岛民也相当剽悍。
[22]嘉靖中倭寇,兵部建言水战,“往时多用沙船破贼,请厚赏招徕之。防御之法,守海岛为上,宜以太仓、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仓、东莞等船守普陀、大衢。”(《明史·志第67·兵三·海防》)
[23]郑广南《中国海盗史》
[24]见民国县志卷17《杂事志》,当时认为是当地城隍显灵,加封为“护国威灵侯”
[2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防海总论》;按《防海总论》本为周弘祖所著,是论述明代海防的。
[26]参见《崇明岛战记,1644-1661》
[27]厦门在清属同安县,但驻军首脑品秩也高于同安县令。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28]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
[29]严如煜《洋防辑要》(1838)卷二。
[30]蔡牵起兵于闽南,其在大担岛城寨的碑文现存于厦门大学校内
[31]民国县志引王赠芳《慎其余斋文集》
[32]清·汪道鼎《果报录》记载有乾隆末年崇明协镇(副将)杨天相缉捕海盗之事
[33]《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记载康熙52年,张伯行弹劾江苏布政使牟钦元将通海盗的罪犯张令涛隐藏官署中。张令涛之兄张元隆住在上海,造海船出入海洋,拥有大量资产,交接豪贵。当时刑部下檄文搜缉海盗郑尽心余党,崇明水师捕住一条渔船,此船的主人是福建人,却假冒华亭籍,经过查验船照,知是元隆所代领。结果被张伯行一查到底。
[34]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杂事志》
[35]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地理志·山川》
[36]《现代西班牙史论》
[37]崇明仅有一个渔民为主的乡:新渔乡,但从事渔业的人远比舟山等地为少。事实上,崇明人食用的水产品一向以淡水鱼类为主,很少食用海鲜。
[38]参见房仲甫《中国水运史》


  发表于  2006-03-19 22:20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人德行为有时候也会与地理状况有关吧.维舟好像特别关心崇明
 回复 象牙 说:
不奇怪,人对故乡的事物总有特殊感情。
(2006-03-28 20:05:34)
象牙 ()   发表于   2006-03-28 18:00:00

另,崇明海盗问题,我觉得应该在崇明成陆前即有.而崇明应该与海门,启东等放在一起研究,方有意义.如此长江口沙洲上的海盗史在南朝就有,侯景曾想占据胡逗洲,其后,吴兴的姚氏家族曾经占据几个沙洲达半个世纪之久.现在的启海方言的形成,应该与此有关.
 回复 zhimeiyang 说:
中国海盗之始一般认为是东晋孙恩、卢循,六朝及唐代海盗主要还是在北方山东半岛等地。我对崇明成陆前的长江口海盗倒的确没留意过,不过我是很怀疑其影响力的。
胡逗洲的确成陆比较早,但海门、启东两地大部分陆地的形成都比崇明要晚得多,现在三县县志的记载都可证明崇明曾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海门、启东(1928年前归崇明,称外沙),两县的方言,一般认为是崇明移民推动形成的。这也可以解释方言学上的一个现象:一般都是北方方言南下侵入南方方言领地,吴语向北侵入崇明、海门等江北六县是唯一的例外。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都在崇明——包括靖江,也有一部分人是崇明人后裔,至今操崇明方言。
(2006-03-27 14:10:59)
zhimeiyang ()   发表于   2006-03-27 01:38:24

谢谢回复.我的手机是13801965108 鄙姓杨,家族大约是明代从江苏丹阳迁崇明.我长你约10岁,一直在媒体工作,曾服务于南方周末三年余.希望您能联系.不久后可能执掌一刊物,希望我们有合作.
 回复 zhimeiyang 说:
那你是真正的土著了:)
据族里老人的说法,我本家是自“北沙茅家镇”(即今海门市区)迁来的。但茅家镇形成颇晚,建镇大概晚至乾隆初年,照这么说,我祖父1906年出生时,迁到崇明的家族历史应当不超过150年。
(2006-03-27 14:22:24)
zhimeiyang ()   发表于   2006-03-27 01:31:31

又是海:)待到回来仔细看!今天舟山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一直温暖又感动~
 回复 大鸟 说:
舟山古代也是海盗窝啊,嘿嘿,说起来,这些岛屿的故事比崇明的丰富,可惜现在方志学衰落了
(2006-03-23 16:51:11)
大鸟 (http://birdroo.onlybeloved.com/)   发表于   2006-03-22 00:35:30

崇明人对中国航运一大贡献即是沙船.沙船船身硕大,吃水甚浅,可在江海沙涂行进.元代的海运多依仗此船,后郑和下西洋的主体船只,亦是沙船之变种.维舟老弟可以研究一下.本人是崇明堡镇附近的竖河人.
 回复 zhimeiyang 说:
原来是同乡:),我是庙镇的,去过竖新镇,但下沙一带不算熟,堡镇、港沿以下就更没去过了,生活范围还是以岛的西部上沙一带为主。
沙船是研究中国海运史的人必定要研究的,其船身结构也是崇明沙洲的地理环境使然。有关的书籍也有不少了,我不敢置喙,对崇明海盗这种很少人谈起的话题,我才有勇气对乡邦文献作一点补充。
(2006-03-21 09:45:16)
zhimeiyang ()   发表于   2006-03-21 00:35:12

看到附录的书目名单,赞赞
无法 ()   发表于   2006-03-20 14: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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