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生活方式的斗争

出榆林城北不远就是古长城遗址。这一带地处沙漠边缘，远望去一片干旱的旷野，令人无端感怀。长城一线基本沿所谓“15英寸雨量线”砌筑，可视为农牧两种土地利用方式数几年拉锯战的有形实体。

史书大抵都将长城视为一道防线，渲染游牧骑兵破城内侵之事，然而华夏文明最初发源在关中-晋南-豫北-东鲁一线，距长城尚有600公里以上。华北古代当是农牧夹杂，春秋战国史中屡见诸戎参与中原战事，其杂居密切的程度，远非后世隔长城对峙的景象。春秋末期河南尚有陆浑之戎，今山西娄烦得名于春秋之北狄楼烦，而今关中的大荔县，也得名于西周之大荔戎，可见远古游牧民族分布界限之南。今陕晋两省北纬36度以北，上古可说原本就不属华夏族所据，而是通过不断向北武装殖民，从游牧民族手中抢过来的。

执行此种扩张政策最奋力的邦国，即为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在向北扩张的进程中，晋由于屡屡与山地诸戎狄作战，舍车兵而强化了步兵；赵则学会了胡服骑射。扩张得以胜利的根本则在于一种逐步推进的固守政策。游牧民族往往长于骑射野战，却短于攻城。黄土高原多土少石，石堡不多，但在陕北可以看到烧砖的使用极为普遍，连公路的防护坡也多使用砖。可以想象，早期长城大多必定仅是土夯（今西北一线汉长城遗迹即是），但这已足以抵挡仅有弓箭的游牧民族（弓箭射杀人马很厉害，却无法攻城）；在后来才改更坚固的砖城结构。中世纪的条顿骑士团也曾在同样无险可守的土地上，依靠砖城体系成功建立一个防御体系。

在这种步步为营的城墙体系的进逼下，游牧民族节节败退，被迫不断向北撤退，农业的华夏族遂得以逐渐占领北方。后世往往诟病长城为一封闭体系的负面象征，但在其最初，城墙实可说是一种向外扩张的手段，以积极防御争取时间，再利用农业文明更强的生产力转入进攻。长城以北雨量稀少，不宜农业，在古代条件下，也可算是扩张的极限了。在这种扩张停顿下来之后，长城才开始成为一个停滞、内耗、封闭帝国的象征。在长期拉锯战的分裂时期的政权边界与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边界比较吻合。 

历代单纯依赖长城的防御功能的，最后大抵军事上都极为被动。如宋庆历中，西夏连续三度大举攻宋，宋“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1]。宋明边地的防御性城寨，最后变成无处不守，听任敌军长驱直入。如拿破仑所言：“如果单纯依靠防御，没有准备进攻的措施，或虽有而不用，则任何位置都无法持久坚守。”

陕北的吴堡古城，据载最初为五代北汉的吴堡砦。它建造于一个平缓的山顶之上，居高临下，俯瞰黄河。地势虽不甚险，但爬上去也还是蛮累的。古堡占地9万平米，今仍存有30多间建造坚固的石屋，必要时看来可以屯兵500人左右。在冷兵器时代要仰攻这样一个城堡，可想是很不易的。由此也可见北宋、西夏拉锯战事时期，这一带边防区的情形。

这种城堡最大的问题大概是粮运。一支500人的屯兵，一天也得需要500斤粮食，平日运送粮食上山已够累了，如果围困旷日持久，天上又不会掉馅饼，那只能面临饿死。游华山时，在北峰看到纪念1949年智取华山的“军魂”碑，叙述1949年5月25日国民党残部400人逃上华山，解放军“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真是用尽了决绝的词语，想起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6月13日派遣八名侦察员上山，最终将之一网打尽。这个故事听起来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却不免使我怀疑：真有必要这样做吗？当时国民党军残部已在山上19天，假以时日，他们非迫于饥饿下山不可。1570年西班牙歉收，却帮助扑灭了格拉纳达山区的游击战。

农业民族的政治胜利，在环境上却也许是个悲剧：榆林城因上古此地有大片榆林而得名，春秋时分布于这一带的“林胡”，盖如后世蒙古的“林中百姓”，是森林中的游牧民。西汉上郡人口密度仍极低，但单位面积上，农业所承载的人口还是远高于游牧业，农民无论开荒、垦殖、修房等，对水土和森林的压力也强得多，环境容易恶化。所以到唐宋时，榆林一带已经颇荒芜，明清时竟成半沙漠地带。历史上往往游牧民族入侵时，黄河变清，长期安流[2]；因为这种入侵大抵会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甚至狼狐出没，史书往往为之悲叹，但换个角度说，狼狐出没也正代表自然生态的恢复。

陕北地产不富，至今仍主要食杂粮，不少陕北人仍兼营农牧，则上古可以想见。古代所记姜塬、姜戎（羌戎），其初可想是一支牧羊民族，姜氏后来才逐渐转化为农民，其情形一如后世回鹘进入南疆绿洲农业地带，也逐渐转化为维吾尔族农民一样。陕北白肚头巾极有名，但白色向来被汉人视为凶色，陕北人的这一习俗应是上古戎狄的尚白之俗遗迹。安塞先秦即属鬼方、白狄之地。

陕北的河流可能夏季暴涨，但秋季大多径流量不大，河床多卵石，坚硬可行人，河滩上常可见洗衣的妇女和羊群。见此情景，才可理解所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南方河流，一般河床不暴露，又多淤泥，决无可能让马车涉水通行。在陕晋一带还多见到柳条筐和棘条筐，然而汉字中篮、筐、箩、笾等这些家用器具的造字都从竹，可见最初都是竹编的，竹子必密布于华夏文明最初的核心区内。《诗经》淇奥、竹竿各篇犹可见当时淇水边竹子很常见，华北竹子分布的北限随历代气温起落而变动[3]，但肯定从未出现在陕北，斯可为陕北最初不在华夏文明占据区域之一证。

地名

自然地理的命名完全受制于文化因素，而地名往往又能在政治的变迁中遗留下来，成为文化史上的活化石。以地名来考索古代民族、文化的分布范畴，在欧洲历史研究中已运用颇多[4]，但在国内则极稀少，除了中国地名学向属边缘，不为史家重视外，汉语地名强大的同化能力也是个因素，使语源意义的还原极为困难。

今陕北榆林一带，有一些看起来汉语难以解释的奇怪地名，均以“兔”结尾[5]：

内蒙边境：蟒盖兔河（入红碱淖）
乡级地名
神木：尔林兔（榆阳有耳林乡、耳林湾，两地相距遥远）；榆阳区：小壕兔
自然村
神木：敏盖兔、木独兔、纳林皋兔、昌鸡兔、活鸡兔、彩兔沟、窝当补兔、阿包兔
榆阳：讨壕兔、刀兔、大免兔、皋兔滩、亚氏兔、牙世兔（两地当是异地同名）、补兔、乌尔兔、忽惊兔、讨忽兔（应与讨壕兔同名）
横山：哈兔湾

以上“兔”字结尾地名全都分布在神木、榆阳、横山三区县的长城以外，这一带正是古代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要冲地带。在邻近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各县，也有很多地名以“图”结尾[6]，如乌审旗的“陶高图”，与榆林的“讨壕兔”显是同一词的异写。榆林榆阳区又有“海流兔河”，其名与河北张北县的“海流图镇”显然是同一个词，而海流图镇附近有一处地名为“蒙古营”，可知当地早先多蒙古人。以上这些“兔/图”结尾的词，我想都是蒙古语tal/tala，即“平甸、平原、草原、河滩”之意。

“兔/图”结尾的词均出现在长城一线以北，也说明了长城是阻挡游牧民族文化因素南进所起的屏障。而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各县，也有很多汉语地名，与蒙古语地名夹杂错落；而这又必然导致文化上的杂交。例如内蒙古乌审旗有乌兰陶勒盖（“红山”）乡，但附近靠近陕西边境的一个乡却有个蒙汉杂交的地名“黄陶勒盖”（蒙古语“黄”应是“希拉”）。神木、榆阳两区县除了以上举的地名外，也还有一些蒙古语地名，如神木的乌兰木伦河（“红河”）、考考乌素河（“青色的水”）；榆阳长城外的可可盖、巴拉素两乡镇；府谷的把兔坪似是因batur（勇士）得名；这些地名也都位于长城以北一线。有些地名已不详何意，如神木的窟野河、秃尾河，神木出土的匈奴文物很多，这一带自古就当受到草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北周明帝小名统万突，史载因统万城得名[7]。周一良注意到北周宇文氏不少贵族的小名末尾均缀一“突”字，“疑亦因统万突一名与匈奴族有关……胡名下咸缀一突字，又若突字能独立成义者。鲜卑胡名从无此比……此岂宇文氏仅存之匈奴特征乎？”[8]周氏此处所举者有源出高车、敕勒诸姓者，我以为这里的尾音“突”或当是突厥语中复数词尾der/ter/ler，这一特征在今突厥诸语言中均存在，如哈萨克语等[9]；而鲜卑无之，则因他们本属蒙古语族。汉语兔、突现在一样，只有声调之分，但“突”古音是仄声，今上海话中仍读如der，因此中古以“突厥”对音Turk。

陕晋一带遗存的游牧各族语言地名，还有不少，如山西临县还有一地名为“索达干”，或谓出自突厥语。更多一些地名，经过长期汉化后，非经考究，已不知其原本不是汉语了。如陕北历史上著名的银州（西夏因夏、银二州发迹，银川之名也应由此而来），今仍为米脂县城之名，初看完全是汉语。但此与“无锡”、“昆明”、“成都”、“牡丹江”一样，均只看似汉语。银州一带西晋为羌胡所据，北周在乞银城设银州，而乞银本是羌胡语“马”的意思，《元和郡县志》：“乞银者，骢马或马。”

延安附近有折家坪，该姓最初并非汉姓，出自羌族。北宋时陕北折氏出名将，杨家将里的佘太君，其实是府州党项折氏之后，讹为佘；府州与麟州都为党项聚居地，折杨两氏世代姻亲，汉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杨家将，说起来都是混血儿。“折”本读she，今俗语“偷鸡不着蚀把米”，其实应是“折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中犹保留此意；而崇明话中表示“亏本”仍读she或shuo。在延安住旅社时，我还注意到其法人代表名为“拓随娃”，此姓极罕见，不过延安下属子洲县有著名石匠名为拓延军。此姓读如“碑拓”之“拓”，可想也出自游牧民族。李自成据说也出自党项李继迁。

长城是一道界线，但却并非截然两分的界线，实际上两侧还是有一个很宽广的文化杂交地带。在陕北可以从地名的遗存上判断出这一点（有志于此者可以画一幅汉、蒙语地名分布地图），但在山西北部的一些地名，则可看出这一带古代民族矛盾的激烈程度：如大同的威鲁镇、朔州平鲁区、临县克虎寨，另有杀虎口、破鲁堡、灭鲁寨等地，“鲁”、“虎”字古本作“虏”、“胡”。并不奇怪，这些地名都在长城以南。

在榆林红石峡，我看到各种摩崖石刻，不同时代各有特点：明崇祯时题“威震九边”，而民国二年则题：“汉蒙一家”（如今的确是一家了——蒙古人融入汉家）；民国三十年抗战时题“还我河山”（华山千尺幢还有民国二十七年题“气吞东瀛”，倒极有时代气息）。左近的镇北台，仍保留其名如故，而不像广西镇南关要改为友谊关（“友谊”在新中国政治词汇中指对外关系，一如“团结”指民族关系），新疆镇西县要改为巴里坤，现在镇北台确实也不必改为“团结台”，反正此地也没有政治敏感性问题了。

唐末以降北方的衰落

有句话说：“地上的在山西，地下的在陕西。”陕西文物之盛，的确有目不暇接之感。陕西省博物馆藏品丰富，然而在时代分布上却显示这一地区明显的盛衰起落：宋元明清四朝一千年的时期，其展区加起来仅及汉朝文物展区那么大，更不及隋唐三百年文物之多。

不惟文物，人物亦是。自907年唐灭后至今1100年，陕晋两省所出人才比之前1100年（自前220年起）远远要少，在今人印象中，陕晋成了经济/文化落后之区。西安出售的《陕西一百历史名人》之类的书，粗略一翻就可看到：90%都是唐灭之前的人物。这种人才地理分布格局的改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在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其实也存在，只不过其程度没有这么显著罢了。山西民间传说原因是宋太宗攻下太原后厌恶晋人之叛，不在山西取士；然而朱元璋也憎厌苏州人倾向张士诚，明清两代苏州人才却仍极多。

这其中固然有一些客观因素，如唐末以降陕晋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大为下降，如以755年陕西人口580万[10]，约占全国人口1/9，至清末则仅占约1/40；唐天宝时河北道150万户，宋太宗时仅存60万户。但更重要的还是中唐安史之乱后陕晋遭到的严重破坏，而方镇与中央对抗的连绵战争又使宋朝诸帝采取削弱地方的政策。是以中唐安史之乱可说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

979年，晋阳城降宋，宋太宗认为太原“国家盛而后服，衰则先叛，不宜列为方镇。”下令强迫迁走城民，毁晋阳城，再另建太原城，但宋太原城的规模由唐时25平方公里萎缩到6平方公里[11]。这也使后来金军入侵时能顺利攻破太原，而在之前长达1500年的历史上，太原城向来以城墙坚固、极难攻破著称。至于当时的长安，自受唐末朱温迁都令起，已遭到彻底破坏。鉴于唐末“无地不藩、无藩不反”，宋室削弱地方城堡势力，是可以理解的举措，日本战国结束后也有“一国一城令”，同样，欧洲中世纪战乱时代的堡垒，到后期也逐渐遭到强制性毁坏。但北宋的悲剧在于，它的地理条件不如日本、西欧那么安全，毁城固然削平了地方藩镇势力，却也同时削弱了自身的国防和经济力量。

安史乱后，唐采郭子仪建议，将盐、庆州内徙党项迁至银州之北、夏州之西及绥、延等地，目的是将吐蕃与党项分开；结果静边州所在之银州、夏州成为党项拓跋氏兴起的根本。唐诗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这一带自古本就是四战之地。唐末，朝廷任拓跋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884年他成功镇压黄巢军，封夏国公。其结果是西夏、辽各占据了一块边缘的农牧混合地带，其对中原王朝形成的威胁远大于以往迁徙不定、劫掠性的游牧部落。

自此，中原王朝大致无力向北出击。明之九边，其三在陕西：固原、甘肃、榆林；明朝中叶后，陕西设三巡抚：陕西、延绥、甘肃。河北、山西两省也大抵类似。唐末以降，沿长城的三省都成了边防战区，这种情形下，无论文物/人物都难称繁盛，也是势所必然。

一旦北族入主中原，首要考虑的是如何便于从北制南。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陕西的政区。这一规划沿袭自元朝，可谓全国最不合理的区划。陕西以秦岭为界，北属黄河水系，南属长江水系；古代北属秦，南属楚，无论从哪一点上说，两者的差别都极大，不适合划在一省。今之榆林无班车去汉中，反之亦然，因两者本少文化、经济联系。南宋时，陕西分属西夏、金、宋，在元朝之前，陕北、关中、陕南三地从未划属同一政区。

又及：西安居关中之中心，从地理上说易于东进西出，而南北向则较为困难。西安至榆林600公里，而至潼关仅150公里，且是平原行程——600公里已相当于西安向东至河南商丘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春秋战国时秦国的扩张方向是先向东，遭受挫折后才向西开地千里，又数百年后才向南北方向扩张，盖因同纬度平地远较沿经度方向、地势又不便利的地区进军为易。这正如吐蕃勃兴时，向东扩张至青藏高原边缘，却一直未向近在咫尺的印度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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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2]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见氏著《长水粹编》
[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4]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5]这些地名出自《陕西省地图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6版）、《陕西省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8版）、《榆林市地图》（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5版）
[6]参《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6版）
[7]《周书》卷四《明帝纪》
[8]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
[9]程适良主编《突厥比较语言学》
[10]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
[11]《永乐大典》卷5204《太原志》引《晋阳记》载宋太原城：“周一十里二百七十步，宋太平兴国七年建”。而唐“太原三城”，“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三十二步”。毁城是北宋初期的一贯措施，994年宋太宗下令将夏州民迁移往东南绥、银等州，毁夏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