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历史的南方
时间:2008-05-04

“中国意识”的起源是一种被蛮族环绕的思想状态,华夏族与这些不受欢迎的邻居在不同时期进行互动,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消长构成中国边疆史的基本架构。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是:北方民族对中原政局的影响远大于南方民族(古所谓西南夷),也没有任何一个南方民族曾像游牧民族那样进占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王朝。直至民国,中央所关注的满蒙藏维回五个少数民族都属于北方系。中国史的叙述中也很少提及南方民族,他们被认为在历史之外,是没有历史的。

南方民族在历史上的这种沉默和相对弱势,与他们现在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60%的比例是极难相称的。自先秦以降,中原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常取守势,间以突击式的攻势;而对南方各族则多采取积极开拓的态势[1]。即使号称积弱、对北方消极的北宋,对东南、西南的开拓仍有很大进展[2],而南方各族对中原政治力量的进逼,除了时断时续的地方性零星反抗外,基本趋势是节节败退,除了南诏大理的一小段时期外,从未像北族那样构成震动全国的威胁。三千年一贯如此,证明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需要一个解释。

历史现象的地理基础

告诉我一个国家的地理,我就能为你阐述它的历史。——V. Cousin
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也就是地理的基础。——黑格尔《历史哲学》

与北方相比,南方的一个压倒性的特点就是其多样性。现代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诸省尤其明显,其地形被山脉和河流纵向切割成破碎的小块,缺乏广阔的平原;加上气候明显的立体特征,决定光、热、水量的分布差异大,形成一种多变的生态条件,族群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正相对应,甚至广泛存在这样的特点:即族群与动植物一样,也呈现一种垂直分布的状态。

西南边疆是中国丘陵山地最集中的地区,云贵两省94%的面积均为山地;云南全省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就有1400多个,总面积约为24000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坝子仅有17平方公里[3]。广西、湘西、鄂西、凉山等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带,也无不具有相似的地理特点,即山地呈阶梯状地貌发育,地形破碎复杂,地表切割深,河流多、河谷深、水流急、落差大。在这里,河流无法像平原地带那样成为有效的交通路径,反而成为不同人群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

造成生物分布多样性的两大环境因素是山脉河流对地表的切割及一种炎热气候带来的光照充足。这种环境下最易造成进化论上所说的“趋异进化”,即一个物种为适应多种不同的环境而分化成多个在形态、生理和行为上各不相同的种,形成一个同源的辐射状的进化系统,所谓适应辐射(adaptive radiation)[4]。正因为这种多样性的地理条件,热带雨林面积只占地球表面的6%,却拥有陆地上至少50%-60%的动植物种类[5]。

地理环境越是极端,技术水平落后的原始人类所受的制约就越大,因此在热带、亚热带山地,人群的演化通常具备以下趋势:

1、活动半径缩小及组织的小型化。由以下因素共同导致:地理障碍的难以逾越、地形破碎不利于凝聚大型组织[6]、气候温和资源丰沛又使人们无须在大范围活动就能生存[7]、人不依靠大的组织也可以生存下去、条件优越和炎热气候难以储存食物又使人缺乏积累意识[8]、相对少的灾害也使人们欠缺联合的动机。

卢梭曾说:“人类最早生活于气候温和、草木丰茂、土地肥沃的地区,这也是最晚产生国家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人们不必与他人合作就可轻而易举地生活,那种导致社会出现的需要,在那里也最迟为人们所感觉到。……人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灾害的结果。……在古代,有关自然灾害的传说如此普遍,这表明了自然灾害是上天迫使人类聚集的工具。……灾难使离散的人聚集起来,同样,它也会驱散那些已经联合起来的人。”(《论语言的起源》)

2、对外沟通的障碍。活动半径小及地理障碍大,必然造成对外沟通的困难,缺乏地理上的流动性,与外部人群的能量交换(人口、经济、军事、技术、商品、思想、信息等)相对弱小,相反较易形成封闭小区域内的联合[9],与开放的游牧世界相比,南方诸族是内向的。这种客观障碍和内在取向使族群之间互动弱,难以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文化、政治或军事的统一体。实际上,即使是长江流域,直到五代十国时代也“依然是由一些很松散的单位所组成的,还没有成长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单一地区。”[10]而地形地貌更复杂的西南一带少数民族则直到近代仍只是一连串松散的单位,所谓“百里不同俗”。

3、变异性强又处于连续分化之中。与北方游牧民族开放的无边界流动相比,南方民族生存环境具有高度封闭性[11];而且游牧民族通过频繁的战争和人口流动易于趋向统一性,而南方民族却变异性强,其发展方式常常是裂变式的。西南各族大多都有过自发性迁徙的阶段,尤其是刀耕火种、兼事采集狩猎的时期,他们需要经常寻找“好地方”来维持粗放的生计方式;而这种迁移很少一村一寨的大集体搬迁,而是一户二户或三五户搬迁,因此南方各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尤为明显。而这种频繁的迁移也影响到村寨的稳定性,通过这种裂变,村庄的规模更趋小型化,使权力更难以集中[12]。

4、适应性强而改造弱。对这一环境下演进的族群,最明智的做法显然是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极端环境,而不是去改造它。而且既然自然资源丰沛舒适,他们也更易于失去改造自然的动力。用“挑战-回应”的模式来解释,挑战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刺激人群不断改进自己的反作用力。在适应显得更为明智的传统社会,人们的态度往往相对消极,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也较落后。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历史的地理基础会导致一种“环境决定论”的责难,即设想“自然环境控制着人类活动的过程,因而导致了不同地区(以逻辑推断,还有不同时期)之间社会性质的差异。……它把(人类)历史构想成(自然)地理的产物”[13]。对于北温带居民来说,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不恰当的,但对于西南各族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样、难以用他们现有技术水平控制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地区,环境塑造人类的力量要比人类塑造环境的力量大——一个低技术水平的人群是无法予以环境强大的反作用力的。毫无疑问,“越是社会生产力较原始的时代,人们越是被动地依赖于自然环境,并与自然生态系统结成更为紧密的依存关系”[14],南方各族与北方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生态依赖程度都远较中原定居农业文明为大。

地理环境对历史的长时段作用,有多大的决定性作用,须视不同状况而定。推到极端显然是不合适的,犹如虽然存在地球引力,鸟仍能飞翔;但如果因为鸟能飞翔这一事实就否认、忽视地球引力,同样也是不恰当的。何况地球引力对万物的作用力都是一样的,而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的作用和限制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强调人的主动性的唯意志论倾向于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活动与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人类作为作用者,可以在一系列可能性中进行判断和实践选择。但在极端环境下,人的选择往往不具有多样性,或者与被动适应相比,构建和改造一个区域的成本太高,以至于在他看来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选择。充分了解一种文化和生产方式的生态起源,对理解相关的历史现象是必要的。

历史之外的人群

以地方性不满或地方设施的问题为转移的革命,不会超越它的领土范围。——Edmund Burke
请记住,帝国主义扩张时期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积累。——Edward Said《文化与帝国主义》
方便的交通不正是有效统治的首要条件吗?——布罗代尔《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起点的差异几乎导致了所有的差异。南方民族在一个复杂生态系统中的趋异进化导致人群组织的碎片化,而且其政治上联合的地理基础极差。其结果是这些民族直到近代,几乎从未构成一个综合的单元,无法作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整体进行活动——就像活的动物,其价值是通过一个整体单位的行动实现的,而非来自于各器官的数量总和。而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创造历史的是经过良好组织的人群,而不是仅仅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人群,民族只是便于人群组织的一种形式。

梅内克说:“民族具有两大基础,一个是文化共同体,一个是国家共同体。前者是一种种族和语言统一体,后者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概念”。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民族的存在已表明其本质就是成为一个国家,没有国家行使的民族根本就不具有历史;这种民族自决论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它提出了一个命题,即创造历史的民族首先需要一种凝聚机制,且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的统一力量之上。

这种统一力量几乎从未出现在南方民族的历史上,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至少还具备政治联合的地理基础,而南方民族除了滇池、洱海、西双版纳周围短时期凝结过一些地区政权外,从未有一个能控制大片地域的政治核心。“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这种地理障碍比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之间首先实现的。……统一从黄河流域扩大到其他地区的先决条件,是地区间地理障碍得到克服,或者地区间的地理障碍本来就不明显。”[15]从这一点上来说,西南地区的地理障碍是全国最难克服的。

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常常导致族群的多样化分布和政治上的难以统一。希腊和高加索山区就是两个鲜明的案例。希腊中心地带纵横的山脉将仅有的小块平原彼此分割,“希腊大多数地区的这种分隔特征,意味着整个希腊在迅速快捷的信息交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16]。这一特点是多山地区的共同特点,如福建也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特性,东南亚更是一个“混乱的区域”[17]。但中南半岛各国至少能在一个地理中心凝聚起一个远离中原政治力量控制的政治组织,而云贵等省更为破碎的地形及与中原更近的距离使其难以独立地将一个多元地域组织化。

西南各族的分裂性社会结构极为突出,史不绝书。由于小规模的村寨呈孤岛状地理分布,其政治斗争、联合的区域常限制在村寨或小块行政区之间。自西汉通西南夷以来,史书多记载西南各族这种极端分裂的政治状态[18]。这种分裂导致小范围、地方性的剧烈频繁的械斗,如黎族社会组织“峒”属县以下一级行政单位,各峒有固定疆界,若有侵犯,往往会引起峒与峒之间的纠纷或械斗;明清至民国的西南土司之间争斗,史例更多。中央政府在理所不能及的时候,往往采取两种策略:或坐视不管[19],或多封众建,使这种政治分裂(“无君长不相统属”)更固定化,从而更难形成对帝国权力的挑战[20]。这些自成势力互不相属的小邦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离心趋势,使政治局势愈发支离破碎,元明清时期中央承认的土司共有2569家之多,往往一县之地有几个土司[21]。据《清通典》记载,云南土官土司共157家,若加上边外的土司和土目、土舍等,数目更多。帝国在直接控制力量尚不足的时候,就通过确保地方的分裂来加以统治,一旦有力量介入,则大举废除土司,改土归流。

即使偶然形成军事强制力形成一个军事行政联合体,由于其内部难以消除的多样性离心倾向,这一政权常常仍是不稳定的[22],“为了争夺、维护一个山谷,部落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也因此使得任何超过部落的政治结合都是短暂的”(《华夏边缘》)。《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欲利用夜郎各部攻打南越,“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杀使者及太守反。此事说明夜郎不能有效支配联盟内各部落,不能制止内部原始掠夺战争,以致恐惧自己一旦率主力部队离开,邻近部落就会复仇。这种情形也使得南方各族难以形成合力,易于在地方性矛盾上消耗绝大部分力量。元末云南大乱,但反抗者各部分,受民族、地区的局限,没有统一联合,只分别在各地与蒙古军作拉锯式的消耗战,结果被内线作战的蒙古军各个击破。

马克思曾说,部落联盟内各部落“由于混居在同一个地区及彼此间地理界线之逐步消失,……全体居民不论其属于哪个氏族和部落都成为一个政治整体时,融合就完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以前,南方各民族从未完成内部融合,也基本未形成统一的认同,更不必说同质的民族共同体想象。最典型的是彝族,民国凉山彝族有黑彝宗族近百个,不管彼此大小、强弱和人口多少、贫富如何,都一律平等,互不隶属,各自为政。1949年后民族识别时统计出来的彝族各部落称号多达数十个,他们之间除了一定的文化共性外,彼此之间不仅互不认同,甚至强烈敌对或从不往来,其相斥性远远大于亲和性,对他们来说,部落名是更自然的共同体名称——“彝族”这个共同体名称,就像二千年前的“日耳曼”一样,甚至是外加的。哈尼族的状况也是一样[23]。

因此对南方民族来说,一个内部均质的民族共同体从未完成,走向集中的发展过程不要说未曾完成,甚至从未开始,因为历史上他们一直欠缺形成一个紧密政治组织所需的军事、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有组织联合。部落的内聚力难以打破[24],一个更大的认同也就难以形成。以彝族来说,其各个不同部分,自明代以来,“不是在消除地方性差别之后进一步统一,而是在迁离原部之后,在另一个闭塞的区域又形成一个新的小集体,同时也就出现了代表这个新的小集体的名称”[25]。壮族用方块壮字书写的壮语经文很多,能看懂的却很少,甚至掌握经书的布摩也只能读懂出自同一师爷的师兄弟的经书,读不懂其他布摩的经书[26]。

这样,由于人民和领土缺乏有机的统一,即使西南地区偶尔建立起一个政治联合体,它也根本不可能发展成民族国家。它极少有一个单一统治中心,最多仅是多块领土的拼凑物,而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整体,其支离破碎的程度使其难以形成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民族单位。马克思论法国农民的这句名言用在西南各族也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西南边疆各族事实上在各种网络(无论经济还是军事、政治)中都缺少一个原生的中央计划者、管理者[27],这个角色历史上由一个外来力量充当。

根据Charles Tilly的集体行动理论,这种缺乏组织使人们无法通过一致行动来形成整体。即使在面对帝国的无情扩张时,绝大多数这些受压迫的人也不能最好地组织起来,因为战斗性取决于组织。易谋远《彝族史要》说:“白彝宗族没有共同的地域,它的成员分别被若干不同的黑彝宗族所分割统治。同一白彝宗族成员居住的分散性和分属于若干黑彝宗族的特点,就决定了白彝宗族的根本属性是从属于黑彝宗族。”这段话改动数语,也未始不能用于西南民族从属于中央政权的历史原因。

历代政权对南北方不同的攻守态势,除了南方民族自身的原因之外,地理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与少雨的塞外草原、沙漠相比,南方至少可以通过一个持续的积累过程贯彻帝国的政治统治[28]。其关键是最初先控制点(军事堡垒、军屯等)、由点控制交通线、再由线的网络控制面。通过这一长期控制的逐渐积累,最终将整个异域空间殖民化,当然怎么认识这一行为是一个东方学问题。帝国的控制随着对地理障碍和距离限制的克服而增强,同时促进了社会流动性,带动了经济发展和共同体认识的统一化——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一共同体身份的认识,还有对以往从未形成的民族身份的想象。

无形的手:瘴气

当文明国家与野蛮人接触上时,除了在要命的天气帮了当地种族大忙的地方,斗争都是短暂的。
——Charles Darwin《人类的遗传》,1871

西南诸族在历史上如此缺乏组织化,以至于有时看起来似乎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些地域直到18世纪才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其原因则是一些“非人的历史角色”:除了难以克服的大河深谷外,更重要的是一只无形的手:瘴气。在中央政府控制西南的长期努力中,事实上主要的困难一直来自环境,而不是当地人;这一控制的最终完成,也可视为一种“生态扩张主义”,即通过将环境改造为更适合汉人居住而将空间殖民化。

现代人由于在交通、疾病控制、大规模干预自然方面的成就,很多人已经淡忘了瘴气曾是多么令人恐惧的地理屏障;西南各族免于或说延缓被汉人同化的命运,主要应归功于瘴气的保护。当代中国南方疟疾感染的分布图,基本上仍与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重合。

中国古代对塞外用兵,最怕的是粮草不继,而对南方最怕的则是亚热带疾病。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世界战争史上因病死亡的兵员一直都比战死者多,两者的比例在19世纪之前的战争中约为4:1[29],而在古代热带亚热带进行的战争中,非战斗性减员的比例可能更高达90%——也就是说,十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战死的。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印度而被迫返回,不仅是由于征途太长,也因为酷暑暴雨,疫病流行,士兵厌战思归,拒绝继续前行。

因瘴毒致死对军队士气影响极大,自秦汉以降史不绝书。秦兵在岭南大败,因疾病而死的可能性远大于战死[30]。吕后发兵击南越,因气候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过五岭作战;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出兵闽越,理由就是在南方暑湿的气候下易染疾病,“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31]。西汉末又以同样的理由撤销了珠厓郡的设置(“人未见虏,战士自死”)[32]。东汉名将马援屡征南方,但最终也因病死于征武陵五溪蛮之战。三国时赤壁之战,曹操军不习水土,大疫,战争尚未开打,兵员士气已大受影响;即使南方政权孙吴,在向南拓边时也因瘴疠而死者十之八九[33];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时,也因瘴气大量减员。到南北朝时,北魏大臣仍以此劝谏魏帝放弃南征[34]。

唐朝肇兴,兵威震慑列国,但发20万大军讨伐南诏,却几乎片甲不归,其十之八九都死于瘴疠[35],不战而败。1077年,宋军十万人南下战于交趾,“中原人不习水土,加时热疫大起,于是十万大师瘴疠腹疾,死者八九”[36]。明初进军云南时,大理总管段氏在上疏中也以瘴疠为自身的天然屏障,明军虽屡经出兵征服云南,但因为不服水土,汉人仍不多,因此明王朝采取“置土司以固边圉”的政策,严禁内地汉族人口迁入边疆土司地区。直到1940年代,汉文化仍未深入到思茅以南地区,1930年瘴气由西双版纳传至思茅,该城人口骤减60%,人民或死或逃[37]。

这种无影无形、不战而致人死的瘟疫,古人无不谈虎色变。不必说北方士兵、内地汉人,云南土著也满怀恐惧,滇西剑川白族旧时每年有不少人去“夷方”(怒江、缅甸一带)去做木匠,当时最挂念的是怒江一带瘴疠横行,染病后弃尸他乡,当地俗话:“要到怒江坝,先把老婆嫁”。直到1800年德国科学家发现疟原虫之前,医学家一直认为是空气中毒引起了疟疾[38],温带国家向热带扩张时,无一例外要遭遇到类似问题。疟疾在南欧长期制约人口增长,意大利南部沿海平原直到19世纪才逐渐有人定居[39];它也极大地阻碍了欧洲人向新几内亚移民的企图:法国侯爵德雷伊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组织移民,结果1000个殖民者不到3年就死了930人[40]。鸦片战争时,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448人)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在香港岛停留时又染上流行痢疾和疟疾,病员超过1100人,这场瘟疫几乎使英军丧失战斗力[41]。1895年日军侵台时,“遇到最顽强的抵抗军不是台湾民众,而是疟疾、霍乱等风土疾病,1905年全台有13,544人死于疟疾,为十大死因之首”[42]。

瘴气导致的疟疾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的民族分布。由于超过一定海拔高度之后就没有瘴毒,因此热带民族常常都乐于将居所定居在高原、高山上,如几内亚高地的居民。在云南,定居最早的土著现在都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地方,而将海拔较低的平坝留给后到的族群[43],从他们的角度看,高海拔地区比平坝是更好的土地:不仅瘟疫少,而且山高也不怕水淹[44]。不论他们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高海拔地区,这实际上迫使土著分布更加碎片化——因为毫无疑问,平坝比高原居民更易于互相联系,形成较大型的社会组织。这种垂直分布的态势到明清时期已完全奠定[45],其结果是汉族逐渐控制平坝,并形成两个按生活方式区分的群体:坝区少数民族渐次汉化,少数进入山区的汉族也少数民族化。

此外,由于鸦片是治疗疟疾的一个天然方法,加上山区土地瘠薄,近代西南、缅甸、老挝一带一度漫山都是罂粟花。疟疾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地人的贫困化,因为贫困与疟疾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贫困使人缺乏与疟疾作斗争的资源,疟疾本身又导致赤贫[46]。在近代之前,瘴气可以说既保护了西南诸族,也限制了他们;它也同时保护了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在云南生态最好的地方,正是历史上的重瘴区。“清代云南瘴域的变迁方向与云南少数民族的移居路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瘴域退缩的方向就是各民族迁移的方向,瘴区的延缩决定了各少数民族分布格局的变迁。”[47]

阻挡中央权力延伸的另一个强有力因素则是热带漫长的雨季。尤其在军事行动中,暴雨是非常具有摧毁性的强大力量,即使在冷兵器时代没有枪炮熄火的问题,军队行动也会大受影响。Tuchman描述史迪威在滇缅战场时说,“在东南亚,雨季是生活和战争中的关键因素。”[48]黄仁宇在记录滇缅战役时也曾说,暴雨时河谷泛滥,“这种景象,如入鬼乡。……水再涨起来,每夜帐篷要搬动两三次,很多小丘陵成了孤岛。……除了几艘汽艇之外,整个交通系统都陷于崩溃了。”“在这卑湿的山谷里作战,最使指挥官感到局促的,就是正面太狭小,无法展开。……河流曲折太多,小部队渡河容易遭遇伏击。……正面狭小,渗透困难,也不能施行大规模的迂回和包围。——这是敌军能在河谷里遂行持久抵抗,迟滞我军行进的一大主因。”[49]

这些阻碍中央政权力量延伸的因素自然也阻碍了南方各民族本身形成一个共同体,等到这些因素被现代技术和现代思想一一克服,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才第一次具备了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技术条件。虽然它仍处于生长阶段,但我们都基本可以预见,那将是怎样的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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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国史大纲》认为周人已采取这一策略,并谓周人由汉水、淮河两路南下是“武装拓殖”。
[2]黄宽重《北宋晚期对广西的经略》:“宋廷对广西实施镇抚兼顾、军事侵略和政治经营交相并用的政策,获得实质的进展。广西遂由北宋的化外之地一变而为南宋西南门户。”载《法国汉学》第12辑《边臣与疆吏》
[3]刘小兵《滇文化史》
[4]关于趋异进化最常被引用的案例是夏威夷群岛上的吸蜜鸟(Honeycreepers),它们在这个热带岛屿上分化成至少9个亚种。
[5]《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兴衰成败》
[6]《隐藏的祖先》:“西部高山与湍危的河水,适足以分隔部落之间的往来互动,相对来说,平原的地理环境则易于凝聚大型的社会组织。”《历史的地理枢纽》:“广阔的平原似乎特别有利于均一种族(如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发展。还有,动物、植物和矿产的分布,对决定当地文明的特征大有影响。”
[7]《风土》:“南洋的风土给人提供了丰盛的食品,人们只要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即可怡然自得地生存下去,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含任何变化和推移。”《云南边地移民史》:“苦聪人常说的一句话:‘没有饿死的苦聪,只有病死的苦聪。’”
[8]《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眥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9]《枪炮、病菌与钢铁》:“新几内亚的人口不但总数少,而且还由于崎岖的地形而被分隔成数以千计的生存于特定区域内的群体——这里有低地地区的大量沼泽地、高原地区交替出现的陡峭的山岭和狭窄的峡谷以及低地和高原四周茂密的丛林。”
[10]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域水利事业的发展》
[11]《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对土家族社会文化来说,由于山地地理环境阻隔的影响、交通的不便、通讯手段的落后,国内对人口流动的极端限制,加之历史传统的惯性,这种封闭半封闭的属性更为突出。”
[12]《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瑶族喜欢通过寻找对村庄所有家户绰绰有余的可耕地的新的地方安顿下来而把他们的大村分成几个小村。这样村庄的规模渐渐变小了。”瑶族每10-15年迁移一次,“不如阿卡、傈僳、拉祜等人群频繁,但和苗人一样。”
[13]《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
[14]《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15]《葛剑雄自选集》
[16]《剑桥插图古希腊史》
[17]丸山静雄《东南亚与日本》:“在世界的后进区域之中,再没有象东南亚那样混乱的区域,它是变化多端而又不统一的。”又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也许,这一地区的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土壤和地形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发展水平。”
[18]如上古所谓百越、百濮,均指其分支众多,《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疏引《春秋释例》:“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是其君长极众多。《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通典》卷一八七:“松外诸蛮,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
[19]《史记·东越列传》:“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新唐书·南蛮传》:“夷性易动而难安,劫州县复私仇,贪小利不为大患。”《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上疏:“[汉武设交趾刺史]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20]《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郡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魏书·獠传》:“往往推移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后汉书·西羌传》:“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清史稿》卷五一二《土司传一》:“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又和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德宏傣族地区自麓川政权灭亡后,便一直处于分裂局面,比西双版纳的情形更甚,形成了大小不同、各有政权、各据领地的若干土司。”清朝对之一律沿旧号加委,封以旧职。
[21]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统计:明代设置土司的数目,武职土司共960家,文职土司共648家,合计1608家。该书附表《全国土司总表》:元明清时期全国共有土司2569家。
[22]这一问题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存在,但远没有这么严重,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极为接近,且语言相通较易,而南诏则“又杂种有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望外喻等,皆三译、四译言语乃与河赕(洱海地区白族)相通。”(《蛮书》卷六)
[23]《哈尼族简史》:“本民族内部各自称单位之间的互称和其他民族对哈尼族的称谓也不一致。……后来哈尼这一族称的相对统一,则反映着历史上他们曾经有过较大的聚居区,有过较发展的经济文化。”
[2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落无论对于别一个部落的人或对于自己的人,都是一种界线,部落、氏族和它的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北魏时拓跋部为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组织,曾实行部落离散制度,南方民族从未有这样的强力措施。
[25]《云南民族史》。印缅的那伽人也有类似状况,“各支系和部落之间联系松散,各个支系和部落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较大,甚至一个部落或支系的语言也有许多不同”,四大支系中最多者内部包含49个小分支。
[26]《壮族文化史》
[27]中缅边境多元族群的宝石贸易网络中“我们却看不到一个在日常贸易中起主导地位的族群,抑或说对其他族群起绝对控制作用的族群,没有一个中心的计划者、管理者。”见《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
[28]这种模式的推进通常是:设置羁縻州、分设土司、武装殖民屯垦、控制交通线、最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坚决改土归流。这一模式的定型大致在北宋,当时以拓垦方式积极向羁縻州推进,如章惇开五溪、熊本用兵泸渝,对荆湖广南之地开展大规模开边行动,“以武力将羁縻州改为州县,实行直接统治,并谋透过寨堡的设置,作为建立军事拓展的据点,而以教化来推展汉人文化价值。”
[29]王向东主编《疾病与战争》
[30]《淮南子·人间训》:岭南的西瓯“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西瓯部落不管怎么强悍,杀死数十万秦军,那几乎是绝无可能之事,更可能是秦军得了热带传染病。
[31]《汉书·严助传》,又《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汉西南土著常叛乱,清剿则常军士水土不服,军需不易,成效很差。杜钦劝说大将军王凤“不毛之地,亡用之民,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武帝时]数岁,道不通,士罢饿餧,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亡功。……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
[32]《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动为国家难,自古而患之久矣,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前46年罢珠厓郡]
[33]《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又全琮传:孙权将围珠崖、夷州,全琮劝谏:“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
[34]《魏书》卷四0陆叡传:“叡表曰:……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沉雨炎阳,自成疠疫。”
[35]《旧唐书》卷一一0:“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
[36]《铁围山丛谈》卷二
[37]《水摆夷风土记》载:思茅是汉文化最南的一个据点,再向南就无城墙、听不到汉话,见不到汉人生活方式了;思茅是“100%的汉族文化的产品”;1930年瘴气传来后思茅人口减少60%,次年人口少到连成为县治的标准都不够了,“现在城内处处是断墙颓垣”。
[38]《医药文化史》
[39]《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征服平原,首先是战胜不卫生的水,控制疟疾。然后才是引水灌溉,引来的水是活水。”
[40]《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个主要的因素在1880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在新几内亚,欧洲人不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苦恼的唯一地区,是超过发生疟疾的最大海拔高度的高原地区。但高原地区已为人口稠密的新几内亚人所占据,欧洲人直到1930年代才到达这里。”
[4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天朝的崩溃》
[42]《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43]《云南边地移民史》:云南定居最早的是佤、德昂、布朗、傣等族祖先;氐羌系在唐代前后进入;苗瑶族群则明清时迁入;边地汉、回移民则是清代改土归流后才大规模迁入。除了傣族居平坝外,其余早进入云南的民族多选择高海拔地区。又《哈尼族简史》:“11世纪中叶以前,六诏山区居民原为僚人、爨人(罗罗)、僰子、和泥;之后,有侬人、沙人、白夷进入。至14世纪中叶以后,汉人大量进入,随即苗、瑶也相继进入。”
[44]哈尼古歌《十二奴局》:“我们哈尼人,经受了数不尽的灾难/平平的坝子虽然好/天灾人祸太多我们不能在/子子孙孙都不要到坝子安寨。”又《哈尼阿培聪坡坡》叙述哈尼先祖的迁徙地,其中头一回安寨定居、开发大田的地方,与那扎(汉人、傣族等)为邻,因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被迫离开。
[45]《明清时期云南藏缅语诸族关系研究》:清代野人山山头人“于各山头结寨居住,‘种山射猎为生’,‘垦山度日’,很少下坝,而‘汉人、摆夷俱在平坝耕种’,山头人与汉人、摆夷‘两不相及’,交往不多。”
[46]《贫困的终结》
[47]《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
[48]《史迪威 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49]黄仁宇《缅北之战》


  发表于  2008-05-04 20:3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殊途同归、都定居了美国的两个小亲戚现在一个会说中文一个不会,一个认同中国,一个融入美国主流。现在在美国,越南饮食、文字和美国文化整合得比华人要好,这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西南少数民族和汉族整合得比较好,但是民族形成比较早民族认同也比较强的新疆内蒙就一直是分离主义的市场。
salva_me ()   发表于   2014-01-31 08:20:08

而这家留在越南的那部分(第二代),生下的小孩到香港发展(第三代),他们没有完成汉化,但是香港很有利于这些不会讲汉语的亚洲人和欧美人融合,香港的主体是讲广东话的广东人,但是会英语的东南亚人、印度人都比广东话讲得不好的大陆人在香港要吃得开,然后生下的小孩最终也嫁到美国定居美国(第四代)。
salva_me ()   发表于   2014-01-31 08:18:06

我知道一个案例,一户在越南当地被边缘化的人家,有个女儿嫁给一个中国边地知识分子,但仍在越南生活(第一代),他们生的女儿最终嫁到中国(第二代),其儿女出生在中国,彻底汉化(第三代),再下一代长大时中国中上阶层的风气是小孩子从小上国际学校,稍大就到欧美读,故现在的这一代定居美国(第四代)。
salva_me ()   发表于   2014-01-31 08:16:42

无意中搜到这篇,先赞一个!

以前我常听到一个说法,西南少数民族刚完成本民族整合不久就被更强势的汉族给整合了,或者说还没来及完成本民族整合就直接汉化了。类似地,有些中华文化辐射区的少数民族若汉化得较早就是先汉化再全球化,但有些来不及汉化直接就被更强势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给“化”掉了。
salva_me ()   发表于   2014-01-31 08:08:16

交通走廊确实是区域融合和汉族对少数民族施加影响的关键渠道。北侗和南侗以清水江为界,北侗汉化得比较严重也许跟历史上湘黔走廊的开辟有直接关联。
破碎的地理环境给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无法消除的障碍,不过有一个好处是给文化多样性的生存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但是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和交通日益发达的时代,西南地区多样性的文化看起来又是那么的脆弱和后继乏人。这个窘境是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战争和冲突可以摧毁一个部落,重创一个民族,可是物质建设和文化侵蚀的和谐浪潮则像是无孔不入的糖衣炮弹,南方支离破碎的文化生态能否经得住这一场荡涤,令人忧心。
 回复 luchen 说:
但这种窘境也不独西南各族如此啊,世界之大,无处可得幸免,连巴布亚新几内亚、亚马逊流域等以往最与世隔绝之处,现在也已都已被渗透了。值得忧心又何止是民族文化,乡村民俗、地方文化岂不也一样,这又是另一个话题,涉及到社会变迁理论了,不过我相信文化生态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仅靠使之维持静态不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2010-01-04 22:46:17)
luchen (http://lulubearx1x2x3andy.spaces.live.com/)   发表于   2010-01-04 20:41:05

啊,谢谢……年代不用查了,Wiki上有记录(应该就是这一本吧):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1908.
——果然是早前写的。
emmainthesky (http://emmainthesky.blogbus.com)   发表于   2009-03-18 13:45:55

我也在看钻石先生,于是又来翻你的作业……(一直很喜欢这篇,也借此机会冒个赞美的泡泡吧!:))
想问一下梅内克那句“民族具有两大基础……”的具体出处(老先生很长寿,想法多多,还不得不追问一句是哪一年写的书):P
另外注释[9]对应的文字没有标示,是不是漏了?
还有一些感慨,回头等我做完功课再请你过目吧——:)
 回复 emmainthesky 说:
谢谢emma,你看得很仔细,注解[9]在内文的标示我加好了。
梅内克此语出自《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中译本第17页,我回家再查它著于哪一年。
(2009-03-18 10:17:25)
emmainthesky (http://emmainthesky.blogbus.com)   发表于   2009-03-18 09:57:32

人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灾害的结果
===================
完全正确且贴切
只走寻常路 (http://owlet.blogbus.com)   发表于   2008-06-20 09:06:23

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南方有南方的历史,北方有北方的历史,不同的。南越王陵墓就说明了南方历史的悠久……
fanghuling (http://www.blogbus.com/user/)   发表于   2008-06-07 23:52:57

虽然它仍处于生长阶段,但我们都基本可以预见,那将是怎样的一个有机整体。

还不至于变成西藏吧。
还是被汉族主流文化同化的几率最大。
 回复 akimo 说:
我这里的意思就是指那个整体将是一个被汉族主流同化的整体。就像美国当年一样,现代交通和技术条件下的大混合,常常就产生不了封闭割据式的地方民族主义。
(2008-05-10 14:00:37)
akimo ()   发表于   2008-05-10 13:14:36

维舟的文章好看,有意思。

这个题目确实容易引起歧义,“南方”,我的下意识是长江以南,仔细一看,原来是更南的南方(西南方)。

占据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有意无意都会努力消解重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民族意识,比如越南,京族的主体地位确定无疑,其他少数民族就只是点缀风情的配角。

维舟对楚国有没有研究?这个大国南不南北不北,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是挺有意思的。
 回复 铁驴 说:
这个名字我斟酌了很久,像“西南少数民族积弱的历史原因”这样的题目太乏味,最终还是用了这个。不过简洁诗意的短句大抵不够精确,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有《忧郁的热带》这样的先例。
楚国对中国历史影响大抵文化大于政治。不过秦灭楚后,江汉之间遭严重破坏,西汉虽是楚人建立,精神倾向主要继承自秦,南方文化精神到南北朝时才大规模反哺。另外曾有人假想楚统一中国的可能,但楚国这样的大国组织性远不及秦赵齐,在战国竞争中它其实必败无疑。
(2008-05-10 10:47:16)
铁驴 (http://www.tielv.com)   发表于   2008-05-10 00:58:54

我觉得凭明朝的国力,就算只有越南一个问题也无法解决。征发军队征服越南后,国库就不怎么行了(毕竟田赋只有300万两),军饷得靠在当地征重税来解决。
 回复 凉风 说:
军费对财政的负担当然重要,但也不是征服成败的唯一因素,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何明初成功平定云贵。10-14世纪越南战乱不少,组织性战斗性相对较强,也有政治联合的地理基础。
(2008-05-08 16:51:06)
凉风 ()   发表于   2008-05-08 15:13:47

最关键的还是永乐时没有坚持住吧?国力无法支撑同时在几个方向上用力,郑和下西洋,漠北,越南,结果一个问题都没解决。

跟下棋一样,次序还是很讲究的。
 回复 mas 说:
我个人认为关键是蒙元。蒙元没成功郡县之的越南、朝鲜,明朝也不能成功;否则明军会顺利得多。当然越南这个国家自诞生起也很好战,到清康熙时代阮郑对立,几乎已经全民皆兵。
(2008-05-07 16:46:51)
mas ()   发表于   2008-05-07 15:58:38

果不愧是人文长老...欣赏你的深度和文字刻画能力!
BENJ0 (http://benjo.blogbus.com/)   发表于   2008-05-07 13:21:04

这个积累在越南方向遭受了持续的失败,而对东北的拓殖则很成功,算是这个南北理论两个明显的特例。
 回复 mas 说:
越南有其特殊因素,红河平原地形没那么破碎,而中原王朝对广西的控制又不彻底,早期都是经海路经营越南的,因此其分离主义倾向相对难以镇压。宋元明三朝都对越南用兵失败,才勉强承认越南以藩属名义独立,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元白藤江之战,如果元军能攻占越南,明必定也能予以继承,就像对大理一样。
东北则是近代取暖、农业技术、铁路三者发展后才拓殖成功的,否则即使是发源于东北的满清,也难以对东北实行有效占领,最多是维持一些堡垒(点)和交通线。
(2008-05-07 09:32:59)
mas ()   发表于   2008-05-07 06:00:46

大哥你太牛了,一篇博文注释用了49条!佩服
 回复 DHGTV 说:
注释多不值得夸饰,在有些人看来,注脚不过是一种干扰阅读和思考的拜物教。只不过注脚中的内容放入正文就太累赘了,所以我才不得已如此。
(2008-05-06 12:23:48)
DHGTV (http://dhgtv.yo2.cn)   发表于   2008-05-06 10:43:27

福建纬度很低了啊,
正文维舟说过英国人在舟山都会病死那么多人呢,为什么却不是重瘴区呢
 回复 lll 说:
西汉时出兵闽粤(征南越、闽越之役),士卒死亡率也极高,甚至完全丧失战斗力。但如我文中说的,帝国统治的关键是积累。英国人在香港染病比舟山更严重,但他们留下来就可以着手改善环境,最终还是能站稳脚跟的。
有兴趣不妨参见《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及《生态扩张主义》,两书都指出,对环境的生态改造,是殖民成功的关键。你问福建因何成功彻底汉化,类似于问:为何欧洲人在美洲站稳脚跟,却在非洲失败了?以上两书基本可以答复这一问题。
(2008-05-05 10:23:42)
lll ()   发表于   2008-05-05 10:00:06

我想到印度的例子。印度这个国家晚至莫卧儿王朝才统一北方,全国的统一则需仰赖于英殖民政权。因而其历史记忆十分淡漠,虽然早早的发明了文字,却常常说不清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外来和尚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居然成了重要参考资料。有个令我不解的是,印度的地理环境差异并不明显,民族融合程度却差得很。我观察到印度各民族同一性最明显的是宗教上的,大部分人信印度教,宗教的融合程度倒是非常高。我不理解的另一点可能跟这个有同样的答案,印度的统一为什么都是外来者完成的?好像印度本土人士都没有更大权利、资源、领土的诉求?我曾经看过讲梵文的一本书引用过古代的话:自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自古就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大意)。这说明追求统一也不是不存在的意识。
 回复 lll 说:
印度历史上的统一,如果不是外来者完成,那也多半是在外来刺激之下完成的。这一点与中国西南地区颇相类似。其原因有些与我文中所说类似(与你设想的相反,印度的地理环境其实也不利统一,河流阻碍而非增进了交流,此外热带密林中极不利于人扩大活动半径)。其实世界上像中国文明这样具有浓厚历史观念的极罕见,史学在古希腊也没有地位,只不过印度哲学中的非历史性特别极端而已。
(2008-05-05 10:01:36)
lll ()   发表于   2008-05-05 09:45:02

我比较难理解的是福建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汉化的居然如此彻底,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汉人比例(如果没记错),正好维舟和福建有点渊源,帮我解释一下吧。浙江也是。要知道那里山多地狭,汉人农耕生活方式颇为不易呢
 回复 lll 说:
汉人的农耕方式在闽浙即使谋生不易,但也不像重瘴区或漠北那样完全无法驻足。福建又靠海,也便于中央王朝从海路予以控制。东南一带的汉化,资料充足而又有代表性的还是台湾,荒山荒地对贫苦农民来说还是有强大吸引力的,他们可以用蚕食的方式实行渐进积累式的武装拓殖。
(2008-05-05 09:52:48)
lll ()   发表于   2008-05-05 09:27:36

所谓没有历史,作者意思大概是忘记历史,支离破碎的历史+落后的文化造成历史的记忆很容易丧失
lll ()   发表于   2008-05-05 09:23:12

这个是不是还有续集?雍正的改土归流是咋整的?
 回复 mas 说:
没续集了,我只是意图解释一下南方民族的相对消极衰弱,帝国如何管理、控制,及如何认识这一控制,是另外一个话题。雍正时鄂尔泰的改土归流与后来进兵川西的赵屠夫,都杀得血流成河,其残酷堪比北美白人对待印第安人,但从历史上看,清政府只是做了历代王朝一贯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罢了。
(2008-05-05 09:47:15)
mas ()   发表于   2008-05-05 06:59:14

你的题目有问题a
没有强势政权不等同于没有历史
没有所谓主流文化亦不等同于没有历史
 回复 AG 说: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所谓“没有历史”是历史哲学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黑格尔,Eric Wolf甚至认为欧洲以外都是无历史的,见氏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引两句话:
马克思:“印度社会没有历史,至少没有已知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在那里只不过是接二连三的入侵,入侵者们在那个既不反抗,也不改变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起各个帝国。”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乡村处在世界历史之外。”
(2008-05-05 09:43:25)
AG ()   发表于   2008-05-04 2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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