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去世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谢幕，人们关注他的离世，大抵也是因为某种象征性意义。这位以激烈批评“丑陋的中国人”著称的公共知识分子，多年以前已完成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使命，因此他的政治生命早已终结。对柏杨来说，莫大的欣慰也许就是一个不再需要柏杨的中国。

他一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一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坚决的否定姿态，而这又据称奠基于一种社会病理学分析———他喜欢说自己当初坚决反对蒋介石在台湾推动的“复兴中华文化”，理由是“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并进而归罪于中国人在国民性深处的劣根性。这类说法自晚清以降比比皆是，但到柏杨手里才系统性地重写历史，并提供了一个简洁的短语“丑陋的中国人”供人们进行思想重整。

近代中国遭际惨烈，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为之椎心泣血，再三的挫败使他们在救亡的进程中日趋激进，最终达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异化：即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放弃民族文化。这种自我反省是极度痛苦之下的产物：启蒙运动倡导者转向“指责受害者”———他们拒绝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外来侵略，而强调自身造就的蒙昧。民国时傅斯年就呼吁要“长期破坏”，钱玄同更激烈地主张将“过去的鸟国粹应该连根拔除”。龚鹏程注意到，二十世纪哲学流派称谓常冠有一种否定性限制词，如“反”、“非”、“否”、“拒斥”、“破”、“拆”、“无”等。这是一个破坏压倒建设的时代，就像茅盾小说里的人物所愤激大呼的那样：“一切都毁了吧！一切都毁了以后，乌托邦就出现了！”

柏杨只是这些启蒙运动者清单上较末尾的一员，也具有和他们一样的特点，即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自称“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他的大破最终是为了大立，即“通过摧毁来拯救”；用他的话说，是为了一个更健康的中华文化和更受世人尊重的中国人。但他渐渐地将手段（破坏）当成了目的，自视为“游击队长”以进行持续不断的攻击行为。至于未来，他无可奉告。他这方面的姿态更接近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柏杨的一生遭际在某种程度上与顾准相似。两人都是人到中年卷入政治漩涡后才开始进行批判性反思。1968年，柏杨在报上翻译连载美国漫画《大力水手》，提及卜派父子流落到一个小岛后乐不思蜀，两人各自“竞选总统”。时值戒严的国民党当局将之理解为讥讽蒋介石父子，以“通匪”罪名判处他12年徒刑。其后的铁窗生涯使他饱受悲苦，作为一个自幼正直、“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的人，这一遭遇也就使他加倍痛苦。他那极端激烈不妥协的姿态与这段遭际有着极大关联，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都是在狱中写就或酝酿的。

这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因此在读史和反思中看到、发现、假想了更多地狱。既然去过地狱，世界就不可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了。通过反对权威来克服自己的无力感，这个出狱时已57岁的中年人表现出令青年人也瞠目的激进姿态。他以笔为枪，指斥“酱缸文化”，并像他的前辈一样“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幸，历史证明，凡是以这种浪漫主义式的狂飙突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往往都挟带着非理性和暴力。柏杨属于赫尔岑一个多世纪前就批评过的那种人物：“尚未解放自己，却想要解放他人。”因此，替中国文化作病理学分析的柏杨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分析对象。

柏杨曾自称自己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理由则是基于庸俗进化论的：“因为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他甚至不无谦虚地说，“你们一定比我写得好，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而你们的下一代也一定比你们写得好”。但他的文章大多词气浮露，不无叫嚣谩骂的嫌疑，观点也和民国时期的先辈一样既武断又蛮横，他的著作无论就文学价值还是学术价值都是相当低的，其意义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力。就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学术价值在问世时就遭严肃学者的强烈质疑，但改革家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的命题大多是论战式的，充满道德判断和情绪化语言，对一段乱世除了贴上“禽兽王朝”的标签外看不到其余历史价值。其否定姿态在锐意破坏的同时，也限制和误导了他的判断力。由于采取了这样一种预设立场，他看到的中国历史几乎都是一团漆黑的，充满了空洞能指，这就像李普曼曾说的那样，“凡是你严重匮乏的，都是缺乏人类的权利造成的。因为这个词组越空洞，就越能指称几乎任何事情，很快就会变得能够指称差不多万事万物。”不幸，将中国近代的一切悲惨落后都归咎于那个原罪（“丑陋的中国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正如指责农民愚昧也无法解决农村问题。

柏杨的论著深深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其意义只有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才显现。他使一代人陷入批判性反思，推动形成一种主体共识，即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发展不完善的、素质不够的，从而驱使每个人从内心产生一种对自我发展的渴望。然而这一共识却建立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因此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当是重建的时代。

吊诡的是，柏杨激烈批判的东西，也正是其价值得以确立的东西。在一个多元权威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一个柏杨引起他当年那样的轰动；此刻反复夸张地攻击某一权威，并不能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如果不是哗众取宠的话，那也只是与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正如当年一个瑞典作家对非洲同行所说的：“你们这些人是非常幸运的———你们的政府把你们关在监狱里。然而在瑞典，不管你写什么，都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柏杨的不幸也正是其最幸运的地方，因为正是这种不幸造就了柏杨，赋予了他价值。他曾为之奋斗呐喊的时代如今已到来，而这个时代产生不了斗士、烈士、勇士，因为它已经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杨之后再无柏杨。

写于柏杨离世当日
载2008-5-4《南方都市报》，题改为《尚未解放自己，却要解放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