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4月版
《崩溃》一书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建立在脆弱生态之上的社会，环境恶化往往引发社会崩溃。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地球的生态平衡也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因此他反复敲响警钟：既然我们暂时没有另外一个星球可以过活，那么最好不要通过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来谋求发展，因为那不仅愚蠢，而且危险。
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随着对地球承受能力的了解日益深化，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无限索取不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地球母亲的奶水迟早会就此枯竭；按科幻小说那个早熟的预言《弗兰肯斯坦》，到时人类会被自己亲手创造的怪物所毁灭。但贾雷德·戴蒙德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以文明/社会为单位，以法医解剖的方式来进行病理分析。他对复活节岛和格陵兰两个孤立文明的论断尤其带有死亡诊断书的味道，并带着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我们：如果仍然那么愚蠢，那么这也可能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命运。
但有句话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很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列举了几个典型的案例加以分析，其位置散布在地球各个角落：复活节岛、格陵兰、卢旺达、海地和多米尼加……这一取样显然是精心选择的，地形、植被、气候、文明都有很大差异，各自具有指标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地点都带有一种“实验室环境”的特征：相对孤立、变量有限、大到足够具有代表性但不至于太大以致因素错综复杂难以分析。这样便于作者在实验器皿之外像上帝一样观察着该社会的成败兴亡，对他来说，实际上地球也是一个巨大的、正进行极其复杂化学反应的实验室，只是对这一实验，我们输不起。
这一思维方式本身是典型西方式的，十多年前著名的“生物圈2号”实验就是其产物。当时科学家们在亚利桑那沙漠中模拟地球环境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密闭实验室，作为火星殖民地的模型。实验结果的失败则加深了人们的如下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以及，人类尚未成为上帝。因此，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这个“有限地球时代”，谨慎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大自然有能力保护自己，极少有人设想人类干预的破坏性后果，原因之一是在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环境的反作用力相对微小，环境能够自然恢复。正因此，很多传统社会其实并不像现代人想象中的“高贵的野蛮人”那样热爱环境，相反，古代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成为人类殖民地，都伴随着一波大型动物的灭绝和生态变迁。现代环境恶化的加剧只是因为技术发达后破坏性更强，而对神灵的敬畏却下降了，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却像恶棍一样予以滥用，这基本上被视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既然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原始技术时代，那么敬畏自然和生命，也许是有限的选择之一。
在真正觉察到大难临头之前，人们通常很少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在环境问题上人类向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作者用两个名词“悄悄变化的常态”和“景观失忆”来描述这一危险，通俗地说也就是“温水煮青蛙”：人们往往对缓慢的变化失去警惕和记忆。但问题在于：当剧变到来时，通常一切都已经晚了。生态崩溃到来的时候，无人可以幸免，就像空气污染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和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论述的一样，作者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关注总是与地理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避免再次被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他在本书中对论点进行了更谨慎的阐述。虽然他全书都在强调生态崩溃导致社会崩溃，但同时又补充说“没有一个社会的崩溃可以完全归咎于环境变化”，它是条件之一，但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尽管社会崩溃未必由生态崩溃引起，但生态崩溃却几乎总是引起社会崩溃，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幸，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过分关注，他在解释某些问题时总是易于受到诱惑，例如将卢旺达大屠杀归因于人口压力。但人口压力比卢旺达更大的印度比哈尔邦也未爆发大屠杀，而爆发种族清洗的波黑也谈不上有什么人口压力，大屠杀只能用集体暴力的政治来解释。
人类文明在地球这个摇篮里已经生存了五千年，如今在一种增长的绝望情绪之中，才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地球？这么说是因为地球的未来正日益取决于人类的喜好。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类，有必要进入一个反哺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我们的文明。作者再三强调：人类社会的应对、决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决定性未来只可能更强。说到底，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博弈。
载2008-5-3《广州日报》，题改为《地球会面临大崩溃吗？》
校译：
P237：荷兰人的活动范围仅仅限制在一个叫长崎的小岛：按是长崎的出岛（Dejima）
P305：所有事情在好转之间将变得更为糟糕：恐当是“好转之前”
P309：澳大利亚迷人的尤加利树林； P255：“被两枚飞弹击中”。两处均按台湾译法，但此后又提到“蓝桉”；下文悉尼也不译作雪梨
P313：注1关于厄尔尼诺的解释与P79存在重复
P315：[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人口虽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按当为1/14
P316：离现在悉尼不远的波特尼湾：按通译植物学湾
P479：采用6对1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你捐助200美元，那么这个计划实际收到的钱将近有2000美元：按，似应为9对1?
The most fundamental history blog i have found so far is this one by you.
Cheers!
过奖。也许很多人只是不喜欢用blog的形式来发表自己关于历史的文章吧。
(2008-06-11 09:08:48)
我不是全球暖化的信仰者，也不是全球暖化的否定者。我是全球暖化的不可知論者，直覺認為把大量二氧化碳釋放至大氣中並非好事，但也同樣認為，那些自認明確知道這些廢氣會排向何處的人，根本是胡說八道。
災難是根據模式預測，模式則是根據對複雜地球系統的假設—從洋流到雲層形成—那些沒有人全然了解的事。這就是為何模式本質上都有瑕疵，永遠在改變。世界末日的情節假設一連串事件，每件事都有相當的可能性，但這些事同時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讓所有這類的預測都變成純假設。
然而環保份子，加上隨波逐流的科學家和投機取巧的政客，根據這個假設，提倡激進的經濟和社會規範。「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繁榮的最大威脅。」捷克總統克勞斯警告：「不再是社會主義，取而代之的是野心勃勃、狂妄自大、不擇手段的的環境主義意識形態。」
如果你質疑其狂妄自大，那麼你一定沒看過宣告全球暖化的辯論已經終結的《新聞周刊》封面故事。想想看：如果經過200年歷久不衰的實驗和經驗肯定後，牛頓的運動定律都可以被推翻，那麼相較而言較未經檢測、複雜且假設性的全球暖化理論，就需要宗教狂熱來相信它是已經終結的定論。
而宣稱它已成定論是有好處的，這不只能將任何質疑的聲音都斥為石油集團Exxon、副總統錢尼和現在的克勞斯等人的幫兇走狗。透過這個認定，也讓左派知識份子重掌大權。
20年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驟然消逝，之後，從英國的柴契爾夫人到中國的鄧小平，無所不在呈現市場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這些地方僅廢除部分社會主義，就讓更多人以人類史上最快速度脫離貧困。
正當歷史的餘燼向我們召喚之際，左派知識份子得到最終救贖：環境主義。現在這些專家不以勞工階級或費邊社會主義之名，而是以更好聽的地球之名，規範你的生活。
在宣布最高戒律—禁止用碳後，環境主義者正準備輔助的權威法令，告訴你可以往來多少地方，可以用哪種燈閱讀，你臥室的空調該設在幾度。
就在周一，一個英國國會委員會提議，根據法律刑責，每位民眾在買汽油、搭飛機或是用電時，都必須隨身攜帶出示碳卡。這張卡含有你年度使用碳的配額，每次購買、旅行、按下開關都會減少額度。
沒有比制定配額更大的社會權力了。而且，除了糧食配額外，沒有比能源配額更大的社會控制工具了，能源是先進社會中每個人，做每件事都會用到的通貨。
那麼，全球暖化不可知論者能提出哪種替代方案？首先，透過更多未經污染、可靠的研究判定（a）人類的碳足跡是否會在影響氣候的巨大自然力量（從太陽黑子活動到洋流）中留下痕跡，而且（b）如果人類的影響甚鉅，地球氣候體系是否具有用來彌補的自我平衡機制？
其次，在過渡時期，透過做得到的事，而非經濟破壞和社會毀滅的手段減少碳足跡。最明顯的一步就是大步轉向核能，這對大氣層而言，是乾淨能源的最上乘之選。
然而，那些未來大師已預見這種可能發展。「環境教堂」開始散布第二手信條。其中之一就是嚴格的核子禁忌。
相當省事，不是嗎？將這個取代碳的主要補救措施拿走，我們將會受到更多配額限制。猜猜看，誰會是配額的主導者？
我得说，有些激进左派的观点已经近乎反智了，不管用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这终究不是一件好事
恩，我倒觉得环保主义与保守思想一脉相承。都尊重自然，都有一点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作用，这个自然有时候真是irrational的。
我们搞环保不妨多来一点宗教情结，好像有一种”不得暴殄天物“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日本国民心中，这或许与他们环保事业搞得好有关。
这两者的确有微妙的联系，现在环保主义叙事（纪录片、报告等）都强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就有明显的神学渊源。
(2008-05-20 09: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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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参照从摇篮到摇篮一书的...试阅本囧(还没钱买正本看)
(略)
「过去的生态主义总是怀抱着对于地球、环境、自然的深刻愧疚感，觉得人类与工业污染了地球。」最后，甚至认为身而为人是羞耻的，好像自然原是完美的，人污染了自然，「我们觉得不该出生在这里，」全世界的人口太多了，尤其是开发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导致了贫穷、疾病，以及粮食短缺。「非洲的儿童，好像一出生就是错的，不应该存在在地球上。」Braungart指出，对人类的负面想法间接促成欧洲对非洲的援助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因为非洲不节制人口，造成所有问题。」(略)
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直到六七年前看了一个纪录片，讲潘文石教授在广西保护白头叶猴，他不是简单粗暴地对待附近村民，而是通过一系列办法改善其生活，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做法需要更大的耐心，更费力，但这才是解决之道。
这种对自然负罪的观念，和基督教神学大有渊源。不过用Edward Said的话说，它的确立有赖于他者的沉默。它也过分强调了人对自然界反作用力的消极面。
(2008-05-19 17:26:58)
不要遇到大灾就寻求神秘主义解释啦。
(2008-05-19 09:34:13)
这其实和种姓制度的逻辑原则是一样的：高等种姓让贱民承担屠宰、掏粪之类的dirty work，又因此将所有罪孽都归罪于贱民。恐怕中国将来产业升级、将污染企业转移后也会树立环保的贸易壁垒。
(2008-05-19 09:2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