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十日(上)
时间:2012-06-18

程阳

从桂林向西北行,出临桂县后不久就渐入丛山,林深树密,地貌景观与阳朔一带大异其趣。大概也因此,这里虽与桂林近在咫尺,但本地的壮瑶各族至近代仍未被同化。不过如今地理距离已不再是阻碍或屏障,平整的柏油路长驱直入,龙胜县城也比我预料的繁盛得多。三江县城的旧城虽稍显破旧,但一江之隔的新城也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与旧城相比,新城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处处可见符号化的侗寨建筑式样(诸如把高楼顶加一个飞檐,一座新桥也建成风雨桥形式),有些房屋原本用的是石棉瓦,但现在新建的许多都按传统式样。这种民族建筑风格的复兴与前些年在夏河、色达等地所见并无二致,也常常是在传统已衰微的时代才有这样的景象。

程阳桥是三江最著名的景点,像我们这种游客模样的人走在街上,拉客的司机几乎都会问“去不去程阳桥”。尽管如此,程阳桥景区的管理仍然并不严格,游客也不算多,很多人花了60元门票真的只是看一眼那座著名的风雨桥,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就又转身离开了。但“程阳桥”其实不止一座,程阳八寨的每个寨子都有至少一座风雨桥,只是其中村口规模最宏大的那一座特别有名罢了。这些桥也不是孤立的建筑杰作,它事实上是侗族村寨社会的产物,不了解这些寨子,也就无法理解这些风雨桥是如何诞生的。

除了最偏远的三个寨,其余五个我们都走过了。由于八寨之中马安寨的永济桥最著名,大多数旅游接待设施也都集中在此,其余几个寨子基本仍处于未开发状态,既没有游客深入,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向游客兜售物品的地摊,人们看起来只是照常过着平静的农村生活。在平寨岩寨遇到两个村童,看到我们这两个陌生人很好奇,在旁边做着各种鬼脸,嘻嘻哈哈,等到我们举起相机要拍的时候,她们马上捂着脸躲开了。

即便是马安寨,旅游开发也只是近几年的事:程阳客栈2006年建造时村中还仅有两三家旅店(现在已有十几家),这些年游客虽渐多,但除了来写生的学生(他们最多能住20来天)外,很少有人会住1天以上。如何才能使游客过夜停留1天以上,这确实是旅游浪潮中许多侗寨苗寨共同的问题。大概也是出于此,现在马安鼓楼前每天有两场固定时间的演出;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养售票员、保安、歌舞演员,旅游公司的经营成本又会上升,而即便如此也仍然未必能见成效,于是涨价成为最容易的收入来源。程阳桥景区最早门票是20元,后来升到30元,有老板来承包后(听说每年承包费是15万),门票遂提升至60元。在旅游公司的规划图中,为八个寨都设想了一个定位,例如大寨是“美食购物中心”,我不知道规划者是怎么想出来、又打算如何去实现的,因为现在看来大寨只有一两家乡村小杂货店而已。

某种程度上,这里有点像1999年时我们见到的皖南宏村:虽渐渐被视为“景区”,但大多数当地人仍未有意识地这么看待自己所在的村庄,或许还觉得这和自己无关(程阳客栈的老板是梧州人,现在管理的则是一对全州的夫妇,这个小客栈也不需要其他本地人来帮忙);村中也同样安静,年轻人远比老人孩子要少。程阳甚至比那时的宏村还更农村一点,虽然程阳客栈已安装Wi-Fi,看上去比较“现代”,但1999年的宏村至少有饭店,而在程阳八寨中饭店和旅馆尚未分离,基本上你住哪家,也就在哪家吃了。来这里的西方游客虽然也不少(我们就遇到了两拨),但客栈老板只有两家客栈标着英语,而至少其中一家——我们住的程阳客栈,店主夫妇其实都完全不懂英语。他们也不懂当地的侗语,因为实在太难了(侗语是世上声调最多的语言,有些方言多达15个声调),不过他们那两个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女儿,来这里两年后已经学会侗语了;他有点抱怨这里教育水平不如桂林,小学生要三年级才开始学英语,不然遇到老外宾客,女儿或许还能帮个忙。

程阳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和我们之后路经的大部分侗寨苗寨一样,这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去了,有少数虽然到旅游公司表演歌舞,但对他们来说那同样是“打工”。虽然村寨中传统式样的建筑仍居绝对优势,但也有一些混凝土结构的新建筑正在破壳而出;我们甚至还看到了婴儿车,这在传统的农村社会是很少人会使用的,另一个崭新的、完全城市风格的“蓝精灵幼儿园”也已经耸立在平寨的公路边。从人们的穿着上也可看出这种寂静而不可逆转的变迁:虽然很多中老年妇女都穿着传统的蓝布衫(不过她们的鞋子大多不是传统的,事实上,“传统”的西南各族大概是不穿鞋的,所以有侗谚谓“侗家贵头汉家贵脚”),但包括老头在内的男性则穿着大多与汉人无异,至于村里十岁以下的孩童,我没看到任何一个穿着所谓民族服装的。

试图来这里寻找异族情调多半是要失望的,事实上,程阳八寨的汉化之深甚至还远在我的预期之上。大抵以贵州锦屏-清水江一线为界,侗族可分为南北两支,一般认为北支深受汉文化影响,现在所谓“侗族大歌”都是指南侗那种严格押韵的长歌,而据一种极端的观点,“北部侗歌就是汉族民歌”。但到程阳一看,这里的南部侗族所受汉文化濡染,也可谓既深且广。虽然现在已创立侗文,但村寨中所有文字都是汉字;门联极为寻常,在程阳大寨有一家联语是“绮阁风寒伤鹤唳;兰阶月冷泣鹃啼”,横批“当大事”,表明家中有老母辞世,而且这类程度的对联非仅一家,让我一时想起丽江古城中看到的一些对联——纳西族也是一个汉化极深的民族。程阳前山后山看到的一些坟墓,墓碑大多是仿木结构石板墓,用词都是“先恩考”、“故显妣”,甚至还有“老孺人”(死者辞世未久,并非是明清人),像“女星沉宝鹜,仙驾返瑶池”这样的墓碑联语,只怕现在很多汉人都已不解其意了。年轻一代更不必说了,连村里墙上“去死吧”、“我恨我们班所有男生”这样的孩童汉字涂鸦的习惯都与内地如出一辙。

到这些侗寨苗寨,最常有的两种观感,一种是将之“他者化”,强调其与汉文化主流相异的那些特点;另一种则把它视为过往时空的再现,仿佛汉文化已失落的传统仍静止地存在于此,所谓“礼失求诸野”。旅游业常常交替地使用这两种语言,在程阳八寨的旅游介绍栏上,也总是突出强调萨坛、侗戏这些侗族特色的东西,鼓楼、风雨桥也被视为侗族独创的风格,避而不谈这一建筑风格受汉文化的极深影响;后一种语言也很常见,不过通常是模糊地把所有这些村寨都视为一个失落的、静止的幸福社会,以至于它任何现代化的变迁都受到这些游客有意识的屏蔽忽视甚至憎恶。

即便是在现代化浪潮涌入之前,这里也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事实上,这些寨子今天的面貌,只怕都是在清代以后,有的甚至更晚——程阳最著名的永济桥晚至1912年才修造,之后还被冲毁过,现在的是1985年耗资30万重修的。无论是鼓楼、风雨桥、还是普通民房的建筑式样,还是生活形态、墓碑,可以推想在清代中期之前恐怕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侗戏直到嘉庆道光年间才成形,而其创始人吴文彩正是因为受到汉人戏剧的启发才创立了这门艺术。侗族的村规民约(侗语称“款”kuant,不过我怀疑其汉语本字当是“券”)现在已受到深入研究,不过它看起来也很像明清时中国村社常有的乡约。

在这样密集居住的乡村社会,“侗款”或乡约的存在也是一种必要,一个社会总需要自我维系的力量。在程阳八寨看到最多的是防火公约和井台使用规则,这也是出于很现实的考虑:在所有房屋均为木制的村寨,火灾是最危险的灾难(从江县巨洞镇2005年就曾被一把大火夷为平地);而井水的使用同样涉及所有人家。在平懂鼓楼前的一则告示说明:1975年初程阳大寨遭受特大火寨,646户房屋被毁,许多人家只好下迁至平懂屯。这也是为何许多侗寨对纵火者处罚极为严厉:黎平县地扪侗寨曾有一个老人因取火不慎引起鼓楼和60户人家被毁,老人自身也已葬身火海,但寨老们仍决定依侗款处置其儿子们全家必须迁到寨子对岸三里外居住,三四年内不得回寨,另外须出资祭祀土地神,并请全寨人吃饭。

鼓楼、风雨桥、井台、寺庙这些在当地都属于公共建筑,因而也都是集全村人之力兴建。在平寨的东井,我们看到里面几块令人印象深刻的匾额,密密麻麻写满了1988年费时四个月建造这一双井时全寨160户每户出力的情况,最少的出1毛钱、丝布1条、或出1工。合计共有:出工361天,捐款514.9元,杉木10条、瓦片500块、布料286条、草鱼34条、酸肉8斤、粮米饭343斤、米酒25斤、衣服4件、裤子1条、糍粑38斤、吉祥花16块、糖果18斤、施炮火若干。2005年建造的平懂鼓楼前面的碑文上也写满了名字,只是年代较近,现在大多都是按捐若干元(合计64,000元)。1985年重建的马安寨鼓楼内芳名碑更多达32块,估计约有三千多人的名字。看来建造鼓楼,几乎家家皆须出力,民国姜玉笙《三江县志》:“供材不分贫富,服工不计月日,男妇老少,惟力是尽,绝不推诿而终止。其热心公益之精神,良堪钦佩。”

程阳著名的几处风雨桥也无一不是这种方式筹款建造的,普济桥上还有老人专门候在那里劝捐的——我也是看到他们后才明白为何一些鼓楼、风雨桥的芳名碑上竟还有世界各地老外的名字,而捐款则大多只有5元10元,想来也都是来旅游时留下的。虽然捐款面额大多很小,但芳名碑常常使用一些令捐款者也不免惭愧的字眼:“功同日月”、“积德阴功”、“流芳百世”、“万古名扬”、“誉满神州”、“中外流芳”,普济桥上劝捐处甚至还有英文(尽管有拼写错误):Cotributions From These Good People,以及“We Need Your Better Nature”。

风雨桥也是个神圣空间,这在普济桥上尤为明显:桥上供奉着本境兴隆桥头土地之神位、招财童子;2000年重修的岩寨万寿桥乍看比较新,梁柱是水泥造的,但也有神龛,供奉着关帝、观音,土地神的神龛旁还有一联:土能生白银;地可产黄金(这一幅极具农业文明的对联我在之后几天的旅途中不断重逢)。桥上的神龛这一点,想来也是受汉文化影响:越南会安由闽广人建造的来远桥上,也有神龛。程阳八寨最著名的永济桥上没有神像(不知是否因为它是个太知名的窗口,而神像则显得“迷信落后”),但仍留出了神龛的位置。至于景区入口新修的桥,已不是传统的穿斗式木桥,汽车可以直驶过桥,不必说神龛,甚至连桥名也没有——这是现代的桥,纯粹只剩下桥的使用功能,而不再是一个神圣空间或社会交流的结点。

程阳各村寨中神灵颇多,除了关帝、观音、招财童子、土地神之外,还有一些神灵造型奇特,看上去或是雷公之类本地神灵。南部侗族的萨岁(祖母神)是另外供奉的,另有萨坛;而另一个侗族特有的神则是飞山公,程阳东寨的飞山庙是今年初刚刚重修完并举行神像定身神龛仪式的。可惜那天下午飞山庙关着不得入内,只能隔着门缝看到里面金身五人,面额写着“广惠侯”——飞山公的封号一般有“威远侯”、“真惠侯”、“芙济侯”,其歧异如此,颇令人怀疑这些封号都是侗族各寨自取的。飞山原本是湖南靖州城外一座海拔仅720米的小山,只是因五代时传奇人物杨再思(即飞山公)割据称雄而成为侗家最重要的地标之一。湖南靖州、贵州锦屏、思州等地都有飞山庙,贵阳飞山街现在虽然旧迹荡然,但其得名也是因为清代中叶建造过飞山庙,甚至隆里古城这样的汉人城堡也有飞山庙,因为它可以为杨姓人提供一个文化象征。

杨姓现在仍是程阳各寨的大姓,平懂屯鼓楼碑上绝大部分都是杨姓,其余小姓如石、谢、吴、奶、婆、黄、陈等。“奶”、“婆”这两个姓氏在汉人中极罕见,而这里却属寻常,其名看上去也很类似汉人,如婆顺勇、奶明勾、奶海雄之类;后来在榕江三宝侗寨看到也有许多人姓“乃”,想必与程阳的奶姓系出同源,而榕江大利侗寨另一个常见的姓“补”则或许与“婆”一致。细想来这大约也是因壮侗各族本无姓氏,原是以子名亲制(即一个人先有乳名,待成人做了父母和祖父母后,其人名先后要变更),故侗人名字原本有许多以pu4(父)、nei4(母)开头,大约因此而演变形成了婆/补、奶/乃这样的“怪姓”。

无论哪个村寨,现在看到最多的是老人。在鼓楼内大多是看侗戏或聊天的老头,而井台附近,大约由于打水、洗衣的缘故,一般坐着歇息的都是老妇。和传统时代一样,桥上摆摊、农田劳作的大多是妇女,在三江县城河东市场上摊主绝大多数也都是中老年妇女。这里的老人很多甚至不会汉语,我也无法和他们交谈,但隐约也能感觉到寨老及老人的权威正遭到削弱。年轻人都外出了,用一个妇女的话说,“到处都一样”,他们不再处于老人的权威之下;当我问一个杂货店里的少妇,对面那栋老屋是什么地方时,她瞥了一眼后淡然说:“那是老人家吃喝打牌的地方。”在这个时代,外面的世界既施加趋同力量(电视、音乐等流行文化或国家话语),又促使它转向自我认同(旅游业对异的需求),那是许多种矛盾的力。

第二天凌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听到鸡啼,然后是一阵雷电交加,暴雨骤然而至,远远近近的稻田里蛙声四起,之后渐渐雨停,又一次鸡鸣,才感觉天亮了。这个宁谧的村寨早晨,让我一瞬间想到何以雷公崇拜、蛙神、鸡对于南方各族来说那么重要,这实在是本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此。尤其是依赖雨水和阳光的山间稻田,雨水对于耕作和收成的意义,是怎么估量也不为过的。和桂林、阳朔所见不同,这里的村寨现在种植的仍然大多是水稻、莴苣、卷心菜之类,除了茶叶外很少经济作物。

雨后沿着上山道往上,半小时就可到马鞍寨对面的小山顶,山巅云雾缭绕,人迹稀少,以至于小径上布满蛛网。从山顶的听耶亭、睐努亭俯瞰,恰好可以看到盆地中央被水田围绕的马安寨,四面寂无人声,一瞬间真想能有时间在这里多住几天。距离程阳不远的光辉侗寨附近已在建设厦蓉高速和贵广高铁,那里的房屋也已新旧参半,想来程阳也将迎来巨变。不过我相信那并不会是一次简单的毁灭,因为当地人远比我们这些外乡的过路客想得周全——当听说我们没有去程阳八寨中最远的平埔寨时,一个当地妇女说:“嗯,那里是林溪乡ZF所在地,砖房多,没意思。”

(二)肇兴-堂安

还没到肇兴,就已能感受到它与程阳八寨不同的气息。沿着都柳江向北进入贵州后,两侧山势愈加险峻,时常看到紧贴在纵深下切的山坡上的村庄,相比起来之前在广西所见,只是丘陵。车子在丛山中绕了无数弯之后,眼前终于现出一片开阔的盆地,远近高低密密层层的都是梯田,左前方梯田顶部的云雾中遮盖着几个隐隐约约的村寨(后来知道其中之一就是堂安),而远远的盆地底部一片黑色檐瓦,则是肇兴。

进肇兴的路口耸立着一座飞檐构造的寨门:“侗乡第一寨”。泥泞的路边凌乱堆放着许多木料和砖石,显示这座寨子也正在旅游业浪潮中急速复兴。说是“寨”,其实它更类似于一个“镇”,因为肇兴分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团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不像程阳八寨那样彼此相隔一定距离并以田地树木分开。肇兴五团共4000多人(据智团花桥碑文),每团都有自己的鼓楼、风雨桥(这里叫“花桥”)、戏台,整体上确实给人印象更为壮观。肇兴所在的黎平县在全国来说也是侗寨鼓楼最密集的所在:全国总共628座侗寨鼓楼,黎平就占了一半还多的328座(《黔东南意象》)。

很明显地,这里的旅游业比程阳八寨要成熟得多,游客多得多(原因之一可能也是黎平有机场,到肇兴并不难),旅馆客栈也很自然地比程阳多一倍还不止,饭店和客栈也大多分离了——我们入住的客栈,老板不好意思地说:他不会做饭。作为一个人口密集居住的镇子,肇兴临河街边很少看到树木,更不用说大树了;河道里也有些垃圾什物和腥臭味,水流和空气明显不如程阳,这或许也是它更加城镇化而付出的代价。不过这里在河边漂洗侗布的情形更常见,相比起来,程阳寨子中人们已经很少穿侗布了。看似费解的是:肇兴迄今都不收门票;据说景区经营也是贵阳的老板来承包的,但旅游公司似乎只是着力于如何把旅游团带到这里来,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旅游公司要管理这里的河道和杂物,那就将把镇子完全“景区化”,并侵蚀到村组织的权力和人们的生活。在很多层面上,这里与乌镇形成强烈的反差:肇兴的人们仍是自然生活于此,也尚未把那些污秽不可见化,而乌镇极为整洁悦目,却完全缺乏生气,因为它的所有居民都已被外迁。

虽然分属两省,但肇兴与程阳的侗族同属南部一支,村寨毕竟有不少相似之处。这里也普遍都立有祭祀祖母神的萨岁坛(所谓“侗家萨大,客家庙大”,客家指汉人),也同样祭拜关公(一座神龛内的关公像前写着“义贯乾坤”),但最普遍的却是泰山石敢当。后来我才注意到,这一路经过的侗寨,许多人家门外角落里都会竖一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碑上两侧通常还会写上“一路福星,对我生财”),这无疑原本是汉文化的观念。按照风水堪舆的理论,“水”象征财源和吉利,须讲究水口开合,而大门口如开有大道,则须用“泰山石敢当”或“泰山在此”的大石镇之,以趋吉避凶。事实上,侗寨鼓楼、戏台、居民旁常有的水塘,恐怕也是借自汉族村落的建筑规划理念;传统上这一类污池除了饮用、防火、灌溉等实际功用外,也合风水术中“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其气”之说,无论在皖南宏村、浙南泰顺等地,这类“半月塘”都十分常见。侗族属百越系,村落常在临水的平坝,想来也比苗瑶等高山民族更易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细节之处,肇兴与程阳还是有不少差别的。最明显的,肇兴的鼓楼、花桥、戏台大多距离很近,构成一组建筑,有时井台和萨坛(这里叫“萨玛天岁坛”)也近在咫尺,且这里井台很小,不像程阳八寨那样,井台常常远在村口,另设一个亭子,演变成了中老年妇女劳作休息的公共空间了。肇兴五团的鼓楼中央虽然也都有火塘,但却没有墙壁,也很少人坐在里面,因为实际上也没什么坐的地方;而在程阳,鼓楼四面合围,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高耸的木屋,里面有很多桌椅,老人们甚至坐在里面聊天、打牌、看电视里的侗戏。不过从之后看过的其他侗寨的情形看,程阳八寨那样的鼓楼似乎才是特例,恐怕早先的鼓楼都是敞开式的。这里的花桥上也没有神龛,更没人劝捐或摆摊,花桥的顶部横梁上也不是密密麻麻的捐款人芳名,而是各种戏曲小说故事的彩绘,诸如三国、水浒之类;想来也是因为这些彩绘,这里的风雨桥才被称为“花桥”。

和三江相比,这里做得较好的一点是:至少有些地方还标示出侗文。如义团鼓楼的碑文上写明侗语称为Luoc Dinl Geev,建在寨后小山上的肇兴中学也是如此,如“生物实验室”标着saenh wuc sic nyanl sic,不过这些专名几乎全是汉语借词,而学生的课本也无一例外都是汉语的。来肇兴一路上所见到的地名,也大多都按汉语普通话拼写,如“龙额”就拼作Longe,不过像程阳、肇兴、富禄、和里这样的地名,原本就是汉语词汇,尽管侗语常常另有一套称呼——“肇兴”侗语读zaol xenc,但另一些地名,侗语则有与汉语截然不同的称呼,如称“锦屏”为“王寨”。这种双重并行的现象倒也并不鲜见,各地多有,犹如我老家乡下,虽然“公社”早已改称“乡”,但人们常常还是习惯说“公社”。不过在苗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外和对内似乎常有不同的自我展示方式,比较明显的就是苗侗均有外姓、内姓之分。这些民族原本并无姓氏,“姓”本身就是受汉文化压力影响而产生的,但他们常常一方面取一个姓用于对外,另一面却仍有面向本族的“内姓”。贵州紫云县四大寨乡苗族,其汉语姓名是专对外使用的,本民族内并不看重它;有时看上去夫妇同姓,但其实内姓却不同。肇兴想来也是如此,虽然介绍上都写明肇兴是陆氏单姓的村寨,但其鼓楼、花桥的碑文上却出现有陆、嬴、蓝、满、袁、龙、白等许多姓;据传他们在嘉庆年间从附近的洛香迁来后,就以陆为外姓,而本姓是只对内的内姓。

现在肇兴五团的鼓楼都是1982年重建的,而掌墨师傅(建筑设计师)则主要是堂安人陆继贤和纪堂人陆文礼,想来大概是堂安、纪堂这两个村寨由于在相对偏远的山间,故而传统手艺当时还能留存得更好一些。堂安距肇兴3.2公里,不过山路崎岖,我们次日清晨还是走了近两小时才到。这个村寨在《黔东南意象》一书中被称作“美丽的天堂”(不过此书似乎惯于使用一些不恰当的浮夸词汇,它把肇兴的村民组织说成是“鼓楼下的公民社会”),但去的人仍然极少。除了几个村民,幽静的山路上很少遇到行人。

走过一段杉木、杜鹃、野蔷薇丛生的上坡路,层层叠叠的梯田在眼前展开。走了近70分钟,才抵达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下厦格,几个山里孩子正在路边玩泥巴,看到我们这两个陌生人还有点怯生生的。这里看上去保留了更为传统的侗族村寨的面貌,寨外路口四五棵巨大的枫香树之间是一块平地,环绕着一圈还愿柱,旁边是本地神灵檐公祠,小庙破败不堪,里面案板上供着几个简陋的木雕神灵。树林之间的圣所和祭祀中心,以及枫香树在西南百越、苗瑶系民族中作为神树的意味,都能予人以无限遐想。不过这里也并非远古蛮荒之地,入山更深一点的上厦格村路口还能看到一块石碑,上写“将军箭 左走大弯 左上走堂安 弓开弦断 右走田工”,这也是源自道教中的巫术。陈志华《福宝场》一书曾说川黔边境的福宝场古镇“去贵州的路都用石板铺过,每到岔路口,必有一块石碑,刻着各方道路的去向和里程,指方向的箭头叫‘将军箭’。”只是厦格这里的将军箭、指路碑做得更简陋一些,让人乍一看不明所以;后来在镇远石屏山上,我们还见到两块更完善的指路碑,那上面就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一巫术的功用是保护婴幼儿,除了指明道路方向外,还写着立碑的父母的祈愿,诸如“弓开弦断,剑到碑挡。小儿夜哭,以碑挡祸”之类字样。

云雾深处的堂安十分寂静,除了门口安坐的几个老人外,只看到鼓楼外水塘边有两个穿着侗装的小男孩在玩耍——这本身也说明了这里较为传统的一面,因为即使在侗族村寨,穿民族服装的孩子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男孩。但这里同样并非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鼓楼正面一副对联显示出此处极深的汉文化濡染:“塘坊坛塔址地堉;安宫寰宇宭宗骞。”联语本身未必上乘,但上下联都用同一部首,这决非易事,而首字嵌入地名,也是传统上许多地方常用的手法(这也表明本地或许原本叫“塘安”而非更雅化的“堂安”)。想起在肇兴义团鼓楼内还有“中华崛起”、“振兴中华”之类的字样,可以想见这里的中原认同之深。不过这个过程想来也是到清代才告完成,黎平这一带在元明时尚且是“管外苗夷”之地,而这一带侗寨的建筑确实也是晚近三百多年才形成如今的面貌:现可查证的最早侗寨鼓楼是增冲鼓楼,但也是1672年才建成的。

现在堂安是与挪威合作建设的贵州四个生态博物馆之一(另三个是梭戛、隆里、镇山),整个寨子都是“博物馆”(不过它的定位是living museum)。这一项目1997年由挪威学者Joan Jest发起,因而村口还种着一棵杉树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但也看得出来村里人对此似乎并没多少触动,那棵Joan Jest杉的树根处就杂乱地压着几根木材,因为村里现在有些房屋正需要修缮。我们去的时候,鼓楼边的萨岁坛已重修完毕。但村里还是留不住年轻人,游客也很少,以至于一个展示堂安的陈列馆也关门未开;留下来在这里过夜的游客想必更少,寨子里只有一个客栈,没有任何饭店。

可以想像,这里的人们从未把自己的村寨设想为是一个景区,大概直到今天,他们尚未适应这一转变,不明白那些外人千里迢迢远来这里,到底是为了看什么?许多游客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而本地人的好奇或许不亚于我们:他们会好奇这些陌生人到这里来的动机。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产阶级旅游兴起之前,这种相互观察原本也是不存在的,但它将会改变未来,甚至,改变这些村寨的过去,因为那些人想看到的是特定的、被挑选出来展示的过去。

(三)岜沙

岜沙的出名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满足了人们对于异族风情的猎奇想像。从江县城中心树立着一块大牌,上面是一个扛枪的岜沙男子,旁边写着:“多彩贵州 神秘从江 原生态民族文化之旅”。环绕着岜沙的通常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这样突出其神秘感的字词,以及它种种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风俗,连它的读音也很特殊:岜沙实际上得读bia sha。如今,它是从江县旅游业的四张名片(岜沙苗寨、小黄侗歌、占里侗寨、加榜梯田)之一,知道“岜沙”的人或许比知道“从江”的人还多。

从江县城距离岜沙只有不到7公里,现在车程只需10分钟,这不免令人好奇:它是怎样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存在的(在旅游业冲击下,这种坚持将会尤其艰难)。岜沙寨确实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景区化”了,寨中心的表演场地更明显是为外来游客而建的设施——完全的“原生态”事实上是很难成为旅游景点的。

进寨后我们随意往里走,刚好遇到两个扛着鸟枪的岜沙汉子,前面的密林中传来两声迎宾的枪响,“前面有表演,你们要不要看?”他们问。只是看的话,“给点辛苦费。”也不多,一人20元(岜沙的门票是12元)。在高大的马尾松和枫香树围绕的圆形芦笙坪上,演员比观众更多:除了一个14人的湖南旅游团,剩下就只有我们稀稀拉拉的几个散客。表演的都是最具当地特色的民俗:岜沙汉子的持枪舞蹈、女孩子跳的芦笙舞、还有模拟嫁新娘的一场(未能免俗的,游客中有一人被选中体验新郎)。表演者都是本地村寨的,看起来相当业余,跳芦笙舞的时候,24个女孩子有的赤脚,有的穿鞋,动作也很不整齐,好几个中间自己都笑场了,边跳边笑。不过Suda说得也对:“要看专业舞蹈演员就不该在这里看了,你要他们那么专业干嘛?”

与程阳桥、肇兴不同的是:在岜沙被观看的主要不是风雨桥或鼓楼这一类物质遗产,而是带枪习俗、特殊发式、神树崇拜之类的非物质文化。国外学者十多年前就提出过,这种“活遗产”的民族村会形成一种舞台化的场景,其结果是“旅游空间”收容了旅游者并阻止游客体验真实的、舞台后的当地民族真实性,这又反过来保护当地文化和环境,使其免受旅游业冲击。这一洞见看来也完全适用于岜沙。由于距离县城非常之近,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只是猎奇式地草草体验一下之后转身离开了(我们次日看到一个数十人的旅游团,来了不到2小时,看完表演之后就走了),根本不会离开那个舞台空间,更不会在此过夜。而当地人,想必也逐渐习惯了把某些习俗舞台化地展示给游人。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舞台与真实性之间的反差,才使那些女孩子在跳舞时频频笑场——如果要我展示我们乡下的习俗,我大概也会觉得这样很不习惯,有点怪怪的。

在寨子里转了一圈后,我们在寨门口梯田边的坡上刚好一群当地人在嬉笑。开始我们只是好奇他们在干嘛,结果一问,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只是想过来耍耍呗,哪天都可以”。人群中有好几个女孩子正是刚才在芦笙坪表演过的几个“演员”,其中有一个特别大胆,问我们是哪里来的,继而就开始灌我们酒(地上摆着一盆酸汤鱼和一桶米酒,旁边有很多小竹管用于盛汤或酒),听到我们说好喝就继续灌,旁边的人看了也乐不可支。不知是不是旅游业的表演需要(次日周日,一天有四场),岜沙的年轻人明显比程阳、肇兴等地要多,不过寨里小学旁的墙上也仍然贴着禁止招收未满十七岁的年轻打工者的通告。

虽然这里村寨附近也有梯田,但岜沙既然保持持枪的传统如此之久,表明狩猎在当地苗族文化中曾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样的山区地带,田地可想也不多,灌溉更是难事;倒是林深树密,鸟兽较多,当地男性除头顶外剃光一圈头发的特殊发型“户棍头”想必也是适应这种生活的产物,这正如北方的满族等辫发的“索虏”一样,都是为了在射猎时前额的头发不至于遮住视线。虽然现在的旅游广告上常常夸示岜沙人持枪是“尚武”的表现,但那其实只是原先的一种生活形态罢了,持枪打猎未必就比把犁耕田者更加尚武好斗。这样的生活原先想必也相当普遍,只是现在偶然地变成只在岜沙才有遗存,因而渐渐地竟成了岜沙独占的特色,当地人似乎也有意识地予以守护和保持了:我们在村中还看到穿着苗装的小男孩在玩一把小火铳。虽然很多少年已不穿苗装、发型也与外人无异,但仍有许多男孩都留着“户棍头”。

这里村寨的建筑也都是吊脚楼,只是不如侗寨那么精致;不过岜沙寨外有晾晒、储存粮食的大排禾晾、禾仓,这是木屋组成的村寨为了防火而采取的措施。这里的公共场所很不一样:没有鼓楼、戏台,而以神树、芦笙坪这样的自然空旷之地为主。传统上年轻人谈恋爱的守垴坡(英文译为“loving hill”)只是树林中的一小块空地,中心留着一些烧炭痕迹,想必是之前夜谈时留下的,但此外再无任何建筑遗迹。事实上,从之前在肇兴附近厦格的檐公祠所见来看,早先的侗族可能也是以树林中平旷之地为圣地和公共场所的,只是后来逐渐有所改变,而高山上的苗族则一直保持故俗。岜沙这里看不到关公这样的道教神灵,虽也有“泰山石敢当”,但最重要的仍是神树崇拜,因而这里的树木都格外高大,尤其是对他们有特殊意义的枫香树。根据一个著名的传说,西南一些苗族认为始祖姜央是由枫香树生出,除了这种树特别高大之外,其受崇拜大概也是因其极易成活,因而与多卵的蝴蝶一同成为生息繁衍的象征。

不知道现在当地人如何看待这些神树,但可以想见其神秘色彩将会逐渐褪去。确实许多苗寨侗寨仍将村寨口的大树视为“保寨树”,枫香树还另有祖先的象征含义,不过它们慢慢地也不再是不可触动的了。岜沙有一个纪念亭,是当年毛去世时,寨中砍掉一棵巨大的香樟来为北京毛主席纪念堂而出力。据说当时全寨人长跪不起,但既然对人的奉献胜过了对砍伐神树的畏惧,这已经表明了一种不同的观念。如今为传统宇宙观代言的老人们也权威衰落,按岜沙人滚水格的说法,之前村中为了发展旅游业建平地表演场所,要拆除祭祀场所,寨老非常生气,求雨仪式寨老也不让拍,理由是怕因此触怒神灵而自此不灵,但最终这些反对都未能起到阻止作用。现在,芦笙坪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秋立),其周围及寨中的许多大树则标上了“古树名木”的铭文牌(2011年秋才立)——被崇拜的“神树”与被保护的“古树名木”,这代表了两种对树木的截然不同的思想。

与这一路看到的侗寨相比,岜沙苗寨的汉化相对较浅。除了村寨中心的几家店以外,极少能看到门联;虽然在村寨外梯田边的坡上也看到一块小小的墓碑上写着“先恩妣”(此人生于光绪年间),但这里总体而言没有像程阳、肇兴那样受深刻汉化的墓碑形制。传统上苗族丧葬也没有什么风水师,择地埋葬后既不立墓碑也不扫墓,活人不祭亡魂(即埋葬以后就不再回到墓地上去祭奠了)。这方面与汉文化反差极大。虽然岜沙人大多都会说汉语,但在岜沙小学的墙上看到的学生名字,却大多数都不是雅化的汉名,除了“王金生”之类还比较像汉名,其他如滚丢元、滚丙水、滚两你、滚东水、滚元想、滚金你、滚元拉、滚叶拉、吴忍两、滚兄丢、王捞两、吴叶称、滚你吕、王水住之类,大多纯是苗语音译,汉文根本不解其意。

岜沙一共五个寨子,旅店、饭店、商店都集中于岜沙,其它四个寨子几乎没有。虽然距离县城很近,近年来又名声在外,但大部分游客显然都很少会去周边村寨,村人的生活依然颇为艰辛,邻近的王家寨、大榕坡村,许多家门前都挂着“农村危房改造户”的匾牌。岜沙小学是贵州桥梁工程公司2002年援建的,无疑是寨里最好的建筑(但其雪白的墙壁也和周围黑瓦木墙颇不协调),我们那天下午路过时刚好看到一大群孩子围在一起分衣服:一大堆别处捐来的衣物,每人分几件,少数不要的堆到一边烧掉(尽管有点触目惊心,但这也是现实)。虽然旅游广告词上写着“原生态”,但这里也并不是“原始”,事实上,在芦笙坪的树背后就有自来水管,供那些女孩子跳舞完后洗手。真正的岜沙并无神秘可言。

(四)加榜梯田

直到出发前夕,我才知道世上还有“加榜梯田”这么一个地方。它确实也还远不及云南元阳和广西龙脊的梯田出名,最新版的《LP贵州》上虽然有三幅图是加榜梯田的,却没有任何关于它的介绍。这一次十来天的行程,我们就数在加榜拍的照片最多(看到那气势磅礴的梯田,任何游客都难免会涌起想要占有这一眼前景象的拍摄欲望),虽然吃的苦也最多。

从江县城没有车经过加榜梯田,因为那里的几个村子以前甚至根本就不通公路。颠簸了两个半小时后,中午时分我们才抵达去加榜梯田的路口。和我们预料的相反,这里连个小店也没有,而我们之前由于过度乐观,甚至连一点干粮和饮料也没准备;路过的车也很少(次日返程,为了等去榕江的车,我们不得不在这个路口等了足足三个半小时)。往里到景区核心的加车村还有12公里,小面包车要价150元;如此漫天要价激怒了我们同车邂逅的几个人,最终我们六人一致决定步行进去。

如果说桂林、阳朔旅游的过度商业化令人厌烦,那么在这里,你会深切体会到商业化程度太低同样不见得是好事。在烈日下步行一小时后,我们到了第一个村落党扭村,但这里既没有饭店可以休息吃饭,也看不到有什么小杂货店,打电话问旅游攻略上看来的一个联系人电话,回答是他正在很远的地里干农活,而且他家今晚已有22人预订了床位,根本没地方住了。在寄了一个大包后,再向前走一小时到加页村,情况也差不多:走在我们前面的一对上海老夫妇还幸运地买到几瓶冰啤酒,但等Suda赶过去,店主又已下地去了。这样空腹在烈日下走了两小时后,最后一点水早已喝完,我嗓子已经有点冒烟,眼看着下一个村寨还不知要走多久,我们无奈只能到路边去接山泉水来喝。但最令人绝望的是在步行四小时最终抵达加车村时,却被告知这里仅有的四个旅游接待点全部爆满,村中停满了贵A、贵H牌照的车,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因为没有那么多菜。最终我们每人吃了一碗蛋炒饭,算是午饭和晚饭并作一餐,又托人找了村里的一家农户住了下来,不过那位保守的农民的条件是:男女不能同屋,理由是当地风俗这样不吉利。不过能找到也已经不容易了,因为村里许多农家未必有多余的床铺和被子。低度商业化不仅是接待能力和服务的问题,还有缺乏商业竞争带来的规范,我们同行的一对南京来的情侣安顿后曾想去山上看看,问路边骑摩托车带人上山要多少钱,回答是:“不知道,没带过。”由于他们没有规范,他们也就只能胡乱报个价。想来路口那个司机12公里150元的报价也是这样拍脑袋来的。

加榜这一带确实是我们一路所经历的条件最差的村寨,这里不要说客栈与饭店分离,甚至都还没有人专以小杂货店为生(加页村的潘文相等两家旅游接待点同时兼营杂货店,而他们自己还都干农活);加车村的小杂货店里连可乐也没得卖,更别说冰镇的了,村中现在开办旅游接待点都是当地的精英:有两人是医生(因而他们的联系电话在村卫生所的门上),最早办的梁文佳是退休司法职工,在这个村中显眼地带着一副眼镜,他儿子在自家客厅里打电子游戏,这在一个连自来水都还未通的村中也显得很不寻常。现在的公路是2007年村村通工程的时候所辟,在加车一段劈开梯田穿过,当时也有村民反对这样做,但原因是他们舍不得田地,而不是怕破坏景观。从加车村口一块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公示碑上看,这里以前的扶贫投入也很少,每个项目最多不过五六万元(而加车村有262户1164人),直到近期才有巨大的投入:去年8月完成的党扭路口-加榜公路路基改造工程总投资达598万元,几乎是2006-07年对加车村扶贫投入总计的20多倍,且现在后续修路仍在继续投入,而这一切,都拜旅游业兴起之福。

颇堪安慰的是沿途绵延二十里的梯田景色。整个梯田沿加车河的一面峡谷展开,分党扭、加页、加车等几部分,只是这些村庄均属加榜乡,故而统称“加榜梯田”。这里的河谷纵深下切一千多米(最高点乌税山海拔1468米),形成一个V型山谷,从山上往下俯瞰,密密层层的梯田几乎有两三百级,各因地势而起伏,像补丁一样连缀而成(所谓“青蛙一跳三块田”),形状、线条变化无穷。4月底刚好是这里梯田放水准备插秧的季节,远远地看到田间地头的人影,与稻田的倒影相映成趣。一路上至少有四处,在梯田中央还有几户人家居住,平添许多生气。在一路看过后,至少也可以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这样的景色,本来就应该一路步行慢慢看。

加榜梯田和元阳梯田、罗平油菜花等景点一样,都是近十多年来随着中产阶级新的审美观而被重新发现的景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以前从来不出名,因为那时还缺乏发现它们的眼睛。如果审视更早些年国家风景名胜区的清单,可以得到更耐人寻味的比较:一些当时被评定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现在有许多事实上并不热门。以黎从榕三县来看,榕江苗山侗水、黎平侗寨都是国家级景区,从江并未轮到,但实际上现在从江县的岜沙苗寨、小黄侗寨、加榜梯田,其受旅游者推崇的程度超过榕江的任何景点。旅游者个人也是在对以往的国家评级进行用脚投票,这最终会影响人们对风景的感知和评价。

虽然这里现在被渲染为“月亮山中的桃花源”,但月亮山一带原本其实以野人闻名,加页村直到1958年还有人曾被老虎吞噬,可以想见其早先的生存环境。加榜梯田对面山上的摆别、摆党等村寨也有梯田,摆党村据说原系汉人,但在这封闭的环境之中,现早已彻底苗化。在旅游业把一个桃花源和美景的形象加诸这里之前,本地的形象大概是蛮荒、愚昧、落后,这在村寨中的标语也能略见一斑——这些标语或是表明一种有待改善的政治秩序(“打击恶霸势力,创建平安村寨”),或是试图将村寨文明化(“危房改造旧变新,村庄政治脏变净”),但最强调的还是通过教育来自我改善(“穷不读书,穷根难治;富不读书,富贵不长”),有时用语直白得令人怀疑是否会伤害人的自尊心(如党扭小学栏杆上的“走出贫穷走出愚昧,从这里开始”;以及加车村墙上的“男不娶文盲女,女不嫁文盲夫”)。黔东南黎从榕三县外出打工的青年很多,因而这类标语在别处也极常见,如肇兴厦格小学的墙上也刷着“初中不毕业,打工不合格”(据说“读完初中,再去打工”是一句流传的口号);听一个在岜沙支教的江苏老师说,岜沙的很多女生读完四年级就不读了,因而岜沙小学的墙上还贴着ZF告示,禁止用人单位录用17岁以下未初中毕业的劳动力,否则以使用童工论处。相比起程阳、肇兴、岜沙等地,党扭和加车的小学看上去条件差得多,每个年级也都只有1个班,其教学质量大概更为堪忧。

本地人接受更多的并不是旅游业带来的“原生态”话语,而是那些标语口号所代表的启蒙话语。在路边拍照时,路边一个青年扛着锄头走过,问我:“你们拍什么?我们高山地区,没什么可看的。”黄昏时在加车村的接引山泉的树下,一个中年人也说:“我们这里山区,条件很差,我们这里不好看。”当听我们表示这里梯田很壮观,还会有更多人来的时候,他哈哈笑道:“一个骗一个,到这个鬼地方来。”我们住的那户农家,房主的口气也一模一样。这不完全是一种自谦,而是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了解,但这一了解本身就源于与外界的对比,否则这种自身落后的认识从何而来?

无疑,这两种话语都有其缺陷。面对如此壮观的梯田,你很难声称这样的杰作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所创造的:梯田本身是农耕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它远非那么简单。在这样的高山地区,水利灌溉很难,层层叠叠的梯田全靠水依靠势能自流,如何既利用雨水又利用山泉引流,这本身就不容易。梯田的高低分布使得施肥也成为十分费力之事,因而在肇兴-堂安一带的梯田里常看到烂在田里的萝卜、稻草、牛粪、菜梗作为沤肥,在加榜这里也并不例外。梯田的高差有时甚至会产生小环境的不同,高处与地处的气温和湿度都有不同,种植作物时也须有技巧。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也并不是对外界变迁无动于衷的人,和肇兴一带相似,这里也有人用水泥来砌筑梯田的田埂,人们也毫不犹豫地用橡皮水管来引流——这些虽然看上去不那么田园诗,但却很实用。

党扭、加车这一带很少看到贴对联的人家,墓地只是插着一些草标的碎石,没有墓碑,看上去比侗寨要简陋得多。和岜沙一样,这里也有寨门、禾晾、禾仓,但似乎并未看到很大的公共场所,或许那是在后山密林中。据房东说,这里的苗族最早是凯里迁来的(虽然我有点怀疑这个说法),与岜沙虽然相距不算远,但并非同支,彼此无法通话。苗族内部支系林立(在黔东南就有39个),服饰不同的支系之间互不开亲,所谓“认服开亲”的支系内婚制。确实,从外表看,这里的苗族与岜沙的几乎没什么相似之处。西南一带的民族似乎都在一些小的生态环境之间“辐射进化”,以至于有时环境条件相似的地方,不同民族也会逐渐演变成相似的生活习惯,反之即便同源也会渐行渐远,犹如哺乳动物的鲸和海豚也更像鱼而不是四足兽。在这一带的梯田,堂安是侗族、龙脊是壮族和瑶族,加榜这里是苗族,但看起来生活形态却颇为相似,梯田的苗家侗家腰跨的一种装弯镰的竹篓也一模一样。

离开加车村的那个早晨,房东给我们煮了方便面,加一个煎蛋,当我们问他多少钱时,他搔搔头说:“不知道多少钱……”他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至少也曾在湛江打工,但他确实没做过这样的生意。在岜沙时曾有同行的广东人感慨贵州人没有市场意识,他在堂安时曾问一个少妇哪里有地方吃饭,回答是:“没有。”他问:“那你家呢?”面对这送上门的客人,这位少妇似乎还有点踌躇,因为不知道如何招待。当他问起能不能搞个土鸡时,她回答:“这只鸡……我们不杀的。”广东人无奈,问:“你能不能去帮我买一只?”买来后问多少钱一斤,回答是令人绝倒的7元一斤(外面饭馆里土鸡的单价至少是这个价格的四倍)。吃了一桌菜后,广东人最后给了200元,也不要她找了,而这个少妇同样也曾在广东打工过,只是孩子年幼才回老家照看。不过这样的状况也许很快将成为过去时,尤其是在加榜梯田这里,公路修通后,游客将会源源不断而来。在党扭村唯一的旅游接待点王明新家,门口挂着两块对比鲜明的牌子:一块是“农村危房改造户”,另一块则是手写的硬纸板:“进入拍摄,每人收费伍元,谢谢支持!”


  发表于  2012-06-18 22:1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你观察、调查之细致真是让人佩服!
筲箕箪篮 ()   发表于   2012-06-21 12:57:16
最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