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十日(下)
时间:2012-06-22

(五)榕江

我对榕江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县城烟尘斗乱,对岸的新城刚破土而出,一座大桥将滨江步道一截为二,以至于人们走过去时不得不踩在垫砖上跨过去。两岸的河滩看起来倒是平旷闲适,分布着补丁一般的菜地和大排档,许多人在河边垂钓,或为了省点钱开车去河边洗车的。在县城的古州路上,民族服饰与戏服被并列在一家店里陈列。像沿途经过的许多县城一样,这里破旧狭小的汽车站里也混杂着各种气味,售票员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问她有没有去雷山的车,她回答:“不知道。”追问之下才不耐烦地说,这要看司机会不会开过来。就近找了一个小旅馆,墙上像星级酒店一样挂着几个钟,下方标着Niuyue、Bali、Lundun、Dongjing;一旁的榕江旅游地图还标出了县内各个主要景点,但问那个染发的女服务员近郊的苗王庙怎么走,回答也是“不知道”;至于书店,“从来没去过。”

桥头凉亭下都是跃跃欲试准备宰客的司机。去1公里外的车江侗寨,两个的士司机分别开价30元和50元,摩的则是15元,最后我们还是选了蹦蹦车——3元钱。司机汗流浃背地到处揽客,本来4个人的座位硬是塞了7个人,好不容易出城时还有人半途上车,但还要“等等,在穿衣服”,一车人在满路灰尘和柴油气味中捂着鼻子,让我几乎当场就要爆发。去车江的这一段原本路旁有不少榕树(“榕江”想必也由此得名),现在一些古榕的树叶上也满是灰尘。

车江侗寨的中央是一个公园,里面的建筑虽仍仿照鼓楼、风雨桥的样式,但它们却已没有以往在侗寨中的功用(实际上这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风雨桥)。左侧的章鲁村座位南部侗语标准音点(“侗语普通话”)而著称,其翻新过的房屋呈非常整齐的梳式布局,这些都与程阳那样自然村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本就在城郊,靠近的寨蒿河舒适宜人,对岸还有人驾车来此搭帐篷野餐的,一时让人想起桂林的漓江边。在黔东南走过的所有苗寨侗寨中,车江侗寨是距离县城最近的一个,无疑受到的文化濡染变迁也更深。寨中的萨玛祠(其名称已可见微妙的变化)也比程阳、肇兴、堂安的萨玛坛看上去更像汉地的祠堂寺庙。无论是苗王庙、飞山庙还是萨玛坛,原先都是为祭祀与中央对抗的地方势力,但在后世却被重新定义为是保境佑民的神灵,在国家秩序下获得了合法性存在——事实上,这也是汉地常见的一幕,不论是福建的“白马忠懿公王”王审知还是皖南的汪公崇拜。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玛祠正是一个文化相互影响和妥协的缩影。

这里所受汉化之深,令人吃惊。西南少数民族本土建筑的空间布局通常都是独立的外向性布置,但车江三宝侗寨却受典型中原建筑的影响而出现了院落化。有些世族的居所修建了类似徽州建筑的五叠式马头墙——封火墙由于多耗费用和工艺,通常只在公共建筑和官寨中才会有,如榕江县城的古州衙署旧址。有两家的院落门楣题写着“丕振家声”、“清白家风”,门口雕刻着联语“德积百年元气厚,书经三代善人多”,这都是中国耕读文化的典型语气。但最让我惊讶的是村中屋内常能看到“天地君亲师位”(我至少看到7家)或祖宗神位(如“李氏宗祖位”),大多都是雕印的,显示其制作早已市场化规模化;后来在大利侗寨我也见到这类神榜(其中一家老人的还是手写的,大利的路口树上还钉着一块制作神榜的广告),但却远不及车江侗寨这里普遍。就其布局与《乡土中国·和顺》一书中见到的云南和顺家堂的布置颇相类似,但也有不同(和顺的家堂有时写作“天地国亲师位”,左侧常作“本居东厨司命大善灶君神位”之类,右侧才是历代宗亲位),而且,和顺毕竟是确凿无疑的汉人村落。听说榕江这里家堂神榜甚为普遍,汉侗人家均有,只是县城的商品房中通常就不再布置了。

一个完全不受其他文化影响的异文化当然是神话,但却是我们经常在潜意识中秉持的观点,游客们常希望看到一个和自身所处的汉文化有着鲜明反差的“侗族风情”。鼓楼、风雨桥、侗族大歌、侗戏、蜡染常常被视为是这一类象征性标志,但事实上它们却无一例外都深深受到汉文化影响,有些甚至根本就是在汉文化激发而产生的本地样式。在被视为侗语灵魂的侗歌中,为韵律和修辞需要,频繁使用等义的汉语借词;侗戏始祖吴文彩就是受汉人戏剧启发才创作侗戏的,侗戏中至今仍有一大部分是改编自汉人戏剧的故事;而蜡染,则是宋代中原逐渐失传、却在南方民族地区保留下来的中原技艺。连侗语地名中常有的词头tsai6(常写为“宰、者、栽”,如宰冠、宰荡、栽麻、者楼、者蒙等)也是汉语借词“寨”,侗台语系的其它语言一般“寨子”则都称ban(如傣族的“版纳”)。大概也正因此,1958年发明的侗文,迄今也未能获得广泛推广——吊诡的是,推动人们掌握侗文的目的之一,竟然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汉语。

当然,车江毕竟是一个侗寨,你还是能感受到它与东部汉人村落的差异。这里每棵浓荫蔽日的榕树下,都有一个小小的神龛,插满香火;虽然年轻人大多穿得与汉人无异,但中老年妇女大多还是穿着传统的蓝布衣服。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寨子里的丧事,大树下坐满了一桌桌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桌子都是男女分坐的。这看来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在1949年之前侗戏中从来没有女演员,而现在著名的侗族混合声大歌,在1958年之前也不存在——那时男女声是不混合的。联想起彭兆荣在《摆贝》一书中曾说摆贝苗族也有类似的禁忌,“到亲戚家里吃饭要分桌,男属男,女属女,在举行全寨的祭典吃饭时也有分桌,男属男,女属女,不能‘串桌’。”不知这种男女之防是否也是受汉文化影响?但仅此也可见侗寨中社会性别秩序之一斑。

十多公里外的大利侗寨虽在深山,但就文化而言也与车江三宝相似。只是毕竟在山里,大利要幽静得多。从丰登路口进去,绕着盘山公路还有4公路上坡路——不过路修得很好,走走也不甚累。或许也因去时正值清晨,走了近一个小时,进寨前一路只遇到不足十个人;两侧林荫密布,虫声鸟鸣,四野寂静。走到岑有坡就全是下山的路,遇到一个带着三个孩子下地的妇女,才知很快就将进寨。

我们从最边缘的地带进入了大利。许多人还正在溪边刷牙或吃早饭,寨子里除我们外没有一个游客(而这一天还是5月1日),人们从各自的家门口静静地看着我们;这安静的村子简直让人涌起一种负罪感,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入侵者,尤其拿着相机就更像了——相机本就是公然窥视别人生活的一种侵略性工具,但只是在这样的地方,才让我感觉给人拍照不礼貌。有一家堂屋里有手写的神榜,我询问门口的老妇能不能拍,她显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拍的,神情愕然了一阵后才说:“哦,拍吧,没事。”在寨子里行走时,甚至还有两拨儿童向我丢砂石,固然那只是村童的恶作剧,我那几天确实也胡子拉碴样貌骇人,不过显然也是对游客还不习惯的村落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和许多侗寨一样,这里也是临水而居,溪流上有三座风雨桥,虽然其样式远不及程阳壮观。寨中的鼓楼是前些年新建的,虽是传统样式,但或许是为了怕引起火灾,中间却不设火塘(不过中心部位仍有火烧灰烬),旁边的地上散落着一些跌成碎片的坠瓦。这座新鼓楼本身或许就是旅游业所催生的,村民们似乎对此并无太多参与感,散落在鼓楼旁的几块功德碑上并无多少村民捐助的姓名,这与程阳八寨中人人出力、密密麻麻的姓名构成鲜明对比。村里最可珍贵的建筑是一处建于1781年的悬山顶四合院,但与车江侗寨不同的是,这一四合院全为木结构,总计827平米的三层楼中最多时居住着杨家14户93人(杨氏本就是侗族大姓)。毫无疑问,这一四合院也是中原建筑式样影响的产物,匾额上的“栋宇维新”、“年近期颐”,及其天井、楼梯布局和建筑式样,都是明证。坐在门口的杨家老人对这栋老屋颇感自豪:“天天都有人来看。”大利寨不必说也很好:“这里水土好,不冷不热,空气好。”

大利并不算是黔东南最出名的寨子,邻近的宰荡由于侗歌的缘故而更出名(之前在堂安遇到的一对四川夫妇誓言宰荡是他们一路最愉快的经历,搜刮了他们所有的形容词来描述那里的淳朴和天籁之音),但在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的《贵州省地图册》上这两个寨子都没标出。只是在近年来它们才渐渐被热衷于寻觅桃花源的游人所发现。现在,大利整个村子的旅游业务已被一家公司承包,村里设置了景点说明和指示牌,虽然看上去有点漫不经心——例如把杨家四合院边的风雨桥就含糊地称作“侗族花桥”(英文译为:The flower brage of Dong nationality),而“侗族谷仓”则更奇怪地误译为The flower brage of Dong Granary。根据村口的规划图,这里还将建设羽毛球场和网球场(幸好这一诺言尚未兑现),看样子似乎想把这个村子变成一个高端的旅游度假区。

眼下距离这个目标显然还很遥远。游客明显地极为稀少,旅馆客栈只有两三家,也无人招揽生意。事实上我们在大利转了一上午,没有在这个村寨里有任何消费:它不收门票,我们又没有在此买饮料或食物,更未住宿。和车江三宝侗寨一样,这里距离县城都不远,当地经济上因而比加榜梯田一带好得多(大利的路就很好,岑有坡整治项目投资96万,也远超过加车村),但在旅游业上这变成它们的共同劣势:由于能很快往返县城,也就很难挽留游客在寨子里过夜。在这种情况下,来多少游客都很难对当地经济有什么拉动和促进——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收门票,或者,像宰荡那样,为游客唱歌(宰荡的一些孩子为那对四川夫妇唱歌,他们在感动之下给了400元)。如果要脱贫,旅游业决不是最好的方式,且不说对当地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季节性明显的旅游业也很难带来每月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很难很难让村寨中的每一家均匀地受益。大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村寨中的人仍对旅游业无动于衷、而西江苗寨那样依靠旅游业成功的村寨也极为罕见的原因所在。

虽然“榕江苗山侗水”是国家级风景区,但如今看来榕江旅游业的前景远不及邻近的从江县。在三江、黎平、从江、榕江这四县,侗族文化已激起激烈的地方竞争:三江县城建造了雄伟的“中国侗城”,黎平肇兴自称是“侗乡第一寨”,而车江三宝侗寨则更宣称是“天下第一侗寨”,并于2001年修建了21层共38.6米高的鼓楼——直到这一纪录被从江县城2005年新建的鼓楼所打破(29层46.8米高)。这背后自然不全是为了推动侗族文化(事实或许正相反),而牵涉到各地自我形象、政绩和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席卷之前,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多见的。

榕江原本确实是黎从榕南部一带的中心地,对苗族而言尤为重要(是故城郊有苗王庙),明代府县卫所控制未及,这里是“遍地皆苗”,清代当地苗人仍是“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因而设置古州总兵衙署。其所以重要,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榕江大坝是整个黔东南少见的开阔平坝,相比起来,距榕江不远的下江镇,空间极为逼仄,虽然清代曾为下江厅,但后来终于被撤销,因为这个镇子几乎已经无法发展。现在,榕江附近有贵广铁路和厦蓉高速通过(均在车江三宝侗寨之北不远),这两高的影响,在沿路随处可见。交通的改善,对沿途大站来说无异于一次造城运动,贵广高铁从桂林经过就经过了一次激烈的竞争和游说,而它通过从江的洛香-贯洞一带也是刻意的:期望在这个大坝子上能造出一个新城,因而我们经过时当地正大兴土木。

可以想见,榕江也会迎来一个大发展,它也确有这种发展所需的地理条件和潜力。若干年内,车江三宝侗寨,恐怕将被扩张的榕江城区所包围,成为一个城中村。那天黄昏在车江路口等车时,一个出租车司机来拉客,价钱是“5块钱1个人,随便你坐不坐”,当被问到“你车上不是已有两人了”时,他解释说:“这叫拼车,现在全国在向我们学习。”像很多处于这种混乱而高速发展中的小城镇的人一样,他看上去乐观而精力充沛,毫不掩饰自己对家乡的自豪感,虽然他承认现在“灰多一点”,但是没关系,“榕江要建县级市了”,会有“大开发”,他豪迈地说:“你三年后再来看,保证不一样。”他不知道,游客常常是对“大开发”持否定态度的一群人,不过我没有扫他的兴致,看着他的神情,那一刻我也怀疑那种对于“发展”的恐惧是否真的理性。

(六)凯里-雷山

在山里呆了六天后,乍到凯里简直有点令人晕眩。数日来第一次看到连片的高楼和工地,许多毛时代作为三线战略建设的红砖楼,现在周围拆成一片废墟,只剩下几栋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被挖空的小山坡上。在这里,是人强烈地作用于自然,而不是相反。凯里,这个黔东南州的首府,就像国内的许多新兴城镇一样,正在拼命生长。汽车站和市中心大十字附近都人潮汹涌,一时莫辨东西,Suda开玩笑说我们“回到大城市有点不习惯了”。

这座城市40万的人口规模似乎并不可观,但已足以比我们之前沿途所见的任何县城都大十倍以上。可以想见,对黔东南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磁石。从榕江去凯里每天有十几班车,发车时四五十个位置全部坐满,而且,除了我们俩和司机之外,似乎整车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230公里的路程走高速只须2小时55分,确实很快,但高速公路那种完全不顾地形起伏,使用桥隧直线贯穿的方式,也使沿途看风景变成了一件乏味的事。一车人大多在睡觉或听音乐,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快抵达目的地,而这一路的路途只不过是不得不忍受的一段等待。

凯里客运站的班车时刻表表明了这座城市的对外联系:它的省际班车绝大部分都发往广东、广西、福建、浙沪、湖南,其中仅广东就有32个城镇之多,因为那也是打工者最密集的地方;而发往重庆、昆明的极少,成都则干脆连一班车都没有。在省内,也基本看不到有班车前往贵阳以西的,显然整个黔东南的向外联系都受来自东南方的拉力影响。在黔东南州内部,班次的频率也能看出其内部的区域联系:很明显地,凯里-麻江-雷山-台江等为一片,黎平-从江-榕江为一片,而舞阳河流域的镇远-施秉-三穗-岑巩等地又是一片,每个小区域内部的交流要比对外密切得多。此后在镇远所见更证实了这一点:在镇远火车站周围的店铺名上经常看到的是石阡、余庆、大方、施秉这样的周围各县地名,而镇远与黎从榕等地联系很稀少,至今仍是若即若离,想来也因自古镇远府与黎平府就联系不多,即便如今同属一州,但毕竟难消。就连啤酒消费上都能看出这一点:在南部黎从榕遍地都是广西桂林过来的漓泉啤酒,而到了凯里这一带,却都是雪花啤酒的天下,漓泉根本不见踪迹;这与几年前我们从甘肃进入四川时,一过省界就从黄河啤酒转换成雪花啤酒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

我们在汽车站对面的巷子里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旁边就是“省级示范性高中”凯里一中(这里一年个年级竟有22个班级之多)——葛兆光就是1968年从这里毕业的。在他的自传性回忆长文《非青非红》中,他曾写过这座他生活了17年的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记,虽然看起来现在这里已基本找不到他文中提到的那些印记,毕竟城市总要比村寨健忘得多。除了满街的“凯里/雷山酸菜鱼”之类的招牌外,这座城市看上去与别处也并无太大区别。

与黎从榕一带时常可见的侗族文化影响不同,凯里一带则是苗文化的大本营,已成为凯里标志之一的酸汤鱼,也是苗家菜,在凯里的美食街上,更处处都是“雷山”的招牌。从凯里向南,路况远胜于从江、榕江,沿着巴拉河两岸密布着许多已开发为旅游胜地的苗寨:南花苗寨、季刀苗寨、朗德苗寨,房屋屋脊都以苗族的银角头饰作为装饰。还未到雷山县城,远远地就看见迎面山上一行醒目的大字:“中国苗族文化展示中心——雷山欢迎您”。雷山县现全县人口中苗族仍占84%之多,因而也不奇怪这里处处都标着“中国苗族文化中心”、“中国最美的苗寨”之类的字眼,而西江千户苗寨则号称“苗都”。这些年托旅游业的福,西江和朗德上寨这两个苗寨,恐怕比雷山县本身都更出名。

雷山县城地处群山之间,空气湿润,十分整洁,加之清晨刚下过小雨,与灰尘扑面的榕江反差很大。虽然本县以苗岭最高峰雷公山得名,但显而易见如今去西江、朗德上寨的游客要多得多,途经雷公山的班车却一天只有两班。当我们8:30到雷山时却得知时刻表变更多,现在去雷山的车要11:00才发车。打雷山的114查询雷山的响水岩宾馆电话想问问有无床位,起初答复是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但响水岩是雷公山的核心景区),继而说:响水岩宾馆已不存在。此时天空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们未带御寒衣物,此时也起了畏难情绪,担心上山后别冻出病来。踌躇良久后还是决定放弃去雷公山了,连带其附近“中国最美的苗寨”乌东寨。

归程在南花苗寨稍作停留。这里距苗语黔东方言标准音点养蒿村很近(与南部侗语标准音点章鲁村一样,可见那时都是找贴近城镇的聚居点),从公路过桥就是,但却寂静得仿佛地处深山。时值农忙,很多人家都关门闭户,想来都下地干活去了,连游客中心也锁上了门。这里切近凯里,又开发旅游多年,寨子里看上去管理得不错,不仅十分整洁,房屋也比加榜梯田附近的苗寨好得多,窗棂风格十分繁复,门上则几乎每家都贴着对联;这里有基督教堂,却没看到禾仓、禾晾,凡此均与从江一带的苗族反差明显。

在新修的横跨巴拉河的风雨桥上,石栏上还有一副图案雕刻着祭拜“天地君亲师位”的图像,如果这是事实,则表明这里的苗族受中原文化的濡染要比岜沙、加榜深得多。在锦屏的文斗苗寨,乡间布置堂屋神龛时,也有这样的“天地君亲师位”和“当境应祀神祇”、“x氏历代宗祖”之类(见《乡土中国·锦屏》),且墓碑形制完全仿照汉人,而苗族传统上本是不立墓碑、也不祭亡魂的。这一路上我的兴趣之一就是爬到村寨的后山看墓碑。黔桂一带在墓碑形制上仍顽强保留了很多传统,如阳朔燕村还有2006重修及2012年清明新立的墓碑,雕刻着“慎终追远”之类的字样,程阳、肇兴、堂安、大利等地的墓碑也大抵如此,常有“万古佳城”、“永言孝思”这样的套语,有些明显带受风水术影响,诸如“山朝吉地开虎榜,水绕佳城起人文”,有时竟然还用上了“老孺人”和龙凤纹样。碑文中能传达很多信息,不仅因为丧葬能折射出人的许多观念,还有一些更现实的用途:可以推测村寨老人的平均寿命、子孙数目、以及大致的代际岁数。给我的大致印象是:约25年左右为一代,而现在每一代人也只有一两个孩子,不像之前生得多。

我们去的那天,南花苗寨里也没有任何其他游客,不过据说6-10月才是旺季,许多凯里的城里人会来此消夏度假。河边树荫下几个接待游客的饭店门口都写着“内有机子麻将”,可以想见在旺季时这里水滨必是麻将声声入耳,后来我们在镇远也看到不少宾馆专设有麻将标房(饭店也有麻将桌,供食客等菜时糊一把),此类吃茶打麻将的景象在黎从榕一带似未见到。问起饭店老板,这一带河滨的苗寨大多如此,它们其实已经与岜沙、加榜这样的村寨截然不同了,同样是旅游业,南花寨更像是一个城郊的农家乐,只不过它碰巧是个苗寨而已。这也是我不太想去朗德上寨和西江苗寨的原因,我抱有一种固执的偏见,怀疑它们已毁于旅游业。西江现在已如此有名,即便门票高达100元,仍有人源源不断涌入,连南花寨的人都主动问我们:“你们去过西江了没?可以去看看。”不过我始终兴味寡淡,我怀疑自己去后会比不去更后悔。

(七)镇远

和湘西比,黔东南不那么容易激起人们的想象,因为它缺少自己的沈从文——这种感受在镇远尤为强烈。历史上的镇远其实比凤凰重要得多:自明代改由湖广通滇黔之后,镇远可说一直是云贵门户,所谓“欲通云贵,先守镇远”,是故明清两代镇远一直设府,而凤凰直至乾隆年间才设厅。这两座深入苗疆的古城在许多方面都不无相似之处,但镇远的知名度无疑远不及后者,因为它没有沈从文为凤凰构造的那种如诗如梦的传奇意象。这一建构的力量不可小觑,往往正是它驱使着人们去远行。

如今的镇远仍生活它1949年之前的往日辉煌之中,那些记忆也是它吸引人们前来的主要原因。旅游业如今似乎是古城唯一的产业,城内的客栈、旅店、饭馆等触目皆是,还有自行车出租,房屋式样也都按古典风格整修过,甚至连一些ZF机构的匾额也有意做旧以与整体风格协调。和南部那些侗寨苗寨不同,这里旅游相关的地图书籍也随处可见,我至少看到了四种版本的镇远地图,颇让我意外的是,余秋雨的黔东南七日游竟然也出了两本书,这里的人大概也有意借助他“文化苦旅”的名义来抬升黔东南的名声。某些地方确实让人想起旅游业同样已高度成熟的阳朔,但在镇远至少不大会遇到有人来拉客,沿着巷陌或河边走走,还是相当宜人的。Suda笑问我:“为什么这里旅游业成熟你愿意来?西江苗寨也成熟你却不想去?”或许对我来说前者是“好的商业化”,而后者是“坏的商业化”?

在镇远的街头极少能见到有人穿民族服装,街头的招牌上虽然也写着“苗乡”、“苗疆”字样(侗寨很少有提到,这附近唯一出名的侗寨是报京侗寨),但无论其前世今生,镇远都完全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在其建立之后,大概是楔入苗疆的一个汉文化孤岛,所谓“贵州之为内地,自镇远始”——贵州建省确实是始于明初镇守于此的顾成出兵镇压当地土司之乱。“镇远”之名,与镇西、镇南、镇番、平虏之类相似,本也是一种边疆思维的产物。在镇远所见的那些巷陌、牌坊、题诗、摩崖石刻、对联等等,都使它与黔东南的苗侗各寨形成极鲜明的反差。明清时入滇黔的商人云集于此,因而现在的建筑风格也多类湘西,那时溯流而来的商人大多是下江人:辰州、南京、饶州、福建等,现在留存的会馆也就大抵是他们所建,不论是福建人的天后宫,还是江西人的万寿宫。20世纪中叶之后,镇远骤然冷落,因为交通和商业活动的流动已大为改变,而其政治地位也下降为普通一县,和周庄、乌镇、碛口这样曾因水运而兴的古镇一样,镇远最终也从这一衰落中因祸得福。

平静青翠的潕阳河蜿蜒穿过镇远,黄昏坐渡船到河对岸去,阴阴的水面一阵风远远地吹来,那一时间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命运与这条河流紧紧联系在一起。和我们此前几天沿途经过的湍急咆哮、布满礁石险滩的都柳江相比,潕阳河水深而平稳,虽然这也是因为流经镇远的河段已被拦河坝拦起,但潕阳河听说也并不湍急,故而不能漂流,在古代它肯定比都柳江对水运友善得多,晚清时在镇远“若遇河水涨泛,五六日可抵常德”。整个黔东南从北到南实际上由潕阳河、清水江、都柳江三条河流的流域所组成,而其在明清的开发进度也是潕阳河最先,山高水急的都柳江则最晚、设县面积最大。这三个流域横向将整个黔东南平切为三,同流域有水路相连,而跨流域的交流则颇为不便。当镇远久为府城时,黎从榕一带还仍是“管外苗夷”之地,而即使今天,镇远火车站周围的店铺名仍表明店主来自周围的石阡、余庆、大方、施秉等地,镇远与黎从榕至今仍是若即若离,很少有车去黎从榕,甚至去广东的也不多——历史上这座城市向来更多地与湘西相连。

整个镇远城被山峰夹在一个狭长的河谷中,街市沿潕阳河两岸呈带状展开,这种城镇格局并不鲜见,兰州、三明、南平、宜宾、攀枝花、自贡、万州、宜昌、涪陵等均是,连城外的山峰名也多相似:镇远的石屏山、南平的玉屏山、宜宾的翠屏山、杭州的南屏山,因为它们看起来有如屏风。1956年黔东南州最初是在镇远成立的,但两年后首府就迁凯里了(但“州委机关话”据说仍以镇远腔为基础),究其原因,我猜想除了镇远汉文化色彩过于浓厚外,地理格局太局促大概是主因。清代鼎盛时镇远河两岸一府一县七千余户不过三万多人,但在这个河谷中最多大概也就能容纳十万人。这在黔东南也非无先例:清代下江厅本来设于下江镇,我们路经时,这座极为逼仄的小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难怪后来设从江县后要迁至相对开阔的丙妹镇。对镇远来说,首府迁移或许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否则作为首府,镇远这五十年来想必也早已大兴土木,面目全非。不过它的房价仍比沿途一般的县城略高:二手房房价每平米也要3000元,而凯里的新房也不过4000多元,三江、从江等地更通常只有2000元上下而已。

现在的镇远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核心的古城是原府城,其对岸则是原县城,而西部一带则是在原城墙外发展起来的新城。古城自然是游客最密集的所在,维护得也最为完善,从四方井巷向内走,仍能看到很多较完好的四合院,门楣题写着“义门陈宅”、“清白家声”、“书园”之类的字样,有些则明白标出郡望氏族:“瑞洁衔环”(杨氏)、“封唐召泽”(傅氏)、“弘农世第”(杨氏)、“彭城世泽”(刘氏)、“庐江慈荫”(何氏)、“叔度家风”(黄氏)。其中有几家老宅已改建为客栈,单间标价每晚388元;但多数还是普通的青砖民宅,人们见缝插针地在小山坡上种点自留地,虽然旁边有时竖着警示牌:“严禁在此种地,违者后果自负”。

在古城的牌坊以西,实际上只剩下一些孤立的景点,其街区则大抵新旧结合,看来也很少会有游客会去,其中的谭公馆、北极宫都残破已极,门墙上刷着毛时代的标语,北极宫现在甚至是一个制线厂,不过这恐怕很快将成为历史。原福建会馆天后宫现在已大体改建完,门前还有香火,旁边开了一家档次不低的客栈,而1949年后被移作小学用的两湖会馆,现在也正在修缮。古城入口的牌坊显然也是新修的,但我颇怀疑它是否就是旧观:其两面文字题作“石屏巨镇,滇楚锁钥”,而后山上一处古牌坊两面文字则是“石屏巨镇,玄冈九曲”,看起来似乎前者不那么协调,或系拼合而成?在市场经济力量的驱使下,毛时代的痕迹正被逐渐擦去,谭公馆大概也很快就将成为旅游业中一处有用的景点。不过在这种创造性的复旧中,有时又令人啼笑皆非:天后宫客栈的门额上写成“天後宫”(“後天”倒是可以),这让我想起上海松江的一份旅游小册子封面也赫然写作“鬆江”,松树之松竟成了稀松平常之松。镇远老街小巷内何氏老宅上的匾额显然也是新修复的,但不幸写繁体字时混淆了,“庐江”事实上变成了不知所云的“卢江”——对很多人来说,这些郡望名号确实也颇为陌生了,那时读《乡土中国·金门》一书中也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拳龙衍派”(想来本是刘氏的“豢龙”)。

镇远老城给人的印象大抵还是很惬意的,尤其在清寂无人的细雨早晨。老城的青砖灰瓦和封火墙予人以一种整体的韵律感,从石屏山的树丛间透过云雾俯瞰时尤感壮观。后山上的府城垣和苗疆长城依然暗示后人当年建造者的防御心态,而如今上面都已长满了蕨类植物,非复旧观。无形的传统当然也已被侵蚀,但确实还有遗存:在四方井、猪槽井都还能看到井台上祭祀的神龛,山间路口也能看到巫术用的指路碑。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城内居然还有一家广告公司做“天地君亲师位”的神榜,一问老板,每个200多元,据说生意还不错。门对潕阳河的李逵客栈后门内,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神榜,不过当我后来问所住客栈的老板娘如今这类神榜多不多时,她显然不懂那是什么,含含糊糊地答非所问了一句:“外面一排都是新盖的,里面还有一些老宅。”

景点的商业化和翻新自然在所难免,但或许也是因为贵州这里市场意识尚不甚强,似乎这些方面做得还并不过分。后来去铁溪景区,每天推想应该也能有一二百游客,但景区内竟没有任何售货的商贩或服务点,即使在诸多游人休息的龙潭也不例外,而去年在浙东大峡谷,当地农民甚至挑担走两小时,守在崖边蹲点卖些零食饮料给过路的游客。确实,在去铁溪的路上,听司机和一人聊,谈起铁溪这个“农民示范景区”,ZF组织让农民从山上迁下来搞旅游业,结果是很多人家不肯——这也未必是他们愚蠢,虽然路边许多自建鱼池和饭店的农家乐收入或许不错,但旅游业确实是个既需要技巧、季节波动又大的行业,相应来说农业大概稳定可预期得多。

五月初似乎仍是铁溪的淡季,游人并不多。溯溪而上,入目都是浓绿,景致略有些单调,但水流缥碧湍急,有点让我想起楠溪江的石桅岩、大箬岩一带。在旅游广告词上,这里被称为“贵州的九寨沟”,虽然我个人觉得这实在有点比拟不伦。并不奇怪,这里的景点名大多是一种具象的附会:鱿鱼孔、玉女泉、将军印、翁仲山、龙女望乡、送亲伞、木鱼石、虎牙道,诸如此类。有几个人在景区内对着远山画素描或水墨画,把眼前的景象驯化为一种山水画图景。这里峡谷幽深,光线幽暗,空气潮湿,因而极适宜蕨类植物生长,事实上是西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地貌,桫椤能在贵州幸存,想来并非偶然。Suda因为发现了不少之前未见过的植物而惊喜不已,如果是植物学家来,想必能比我们这样的外行看到更多的丰富性。

自然,对不同的人而言,“旅游”根本是不同的东西。在铁溪景区内,似乎大多数游客也是本地人,上山时正遇到好四五拨操着当地口音的人提着一袋袋东西下山,有的一望而知是竹叶,另一些则问过后才知是柴胡(药材)和野芹菜(据说可用以“打火锅”)。对他们来说,可能这也就像下乡游玩,顺手摘几个草莓吧。忍俊不禁之际,不免也想,我在潕阳河边一本正经地回想这座城市的历史,当然只是感受它的方法之一,只是不知其他人都看到了些什么?这是我一直在好奇的事。

(八)贵阳

贵阳并不是我们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城市本身,以及它城南的花溪、青岩,算不得十分吸引人。这一点似乎贵阳自身也是默认的:从火车站出来,拉客的并不是问游人要不要去贵阳的某个景点,相反提到最多的是黄果树和织金洞。在黔东南我们极少看到这两处景点的介绍,而在贵阳,也很少看到黔东南的景点被选作贵州的代表性景观。在龙洞堡机场的候机厅里,两侧的壁画分别是黄果树瀑布和遵义会议旧址——显然,标志性景观已大为不同,只有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景观才被认为是贵州的独特表达而加以赞美。

虽然我有不止一个朋友是贵阳人,但我对这座城市实在所知甚少。抵达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此前对它的大部分想像都是错误的:我原以为它道路崎岖如重庆、城中有山有森林如桂林、街道狭窄房屋密集如福州,结果发现它的不止一条主干道都宽阔达十车道,既不弯绕曲折而坡度也不大。与“爽爽的贵阳”的许诺相反,这里树荫也并不浓密,很多路段(尤其机场路)和广场(例如筑城广场)可以想见在盛夏时是相当暴晒的。当然并不意外的,在城内许多地方的标语上也能看到这座城市和国内许多都市一样雄心勃勃:它信誓旦旦要“奋力冲出经济洼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大转变”,那种焦虑感四处弥漫。

和昆明一样,贵阳在省内是首位度极高的城市——除贵阳之外,贵州各地级市都只设一个区(现在铜仁因特殊情况而例外);贵阳六个城区300万人,而贵州其它地市只是30-50万人口的量级。它似乎也是省内不少城镇的标杆:贵阳两个繁华的路口称为“大十字”、“小十字”,同样的地名在凯里、雷山也有。从某种程度上说,贵阳之于贵州有点像巴黎之于法国:一个巨型的、吸纳和集中所在地域内资源和文化的中心,但在好的情况下它或许也是一个能充分供血的心脏。它的吸纳和辐射能力显然比凯里是强太多了,至少在美食上就能感受到这一点。贵阳的夜市十分兴盛,著名的红牌子烙锅店外一圈都被吃客坐满;其实说起来贵州的美食并不亚于川菜湘菜,但至少在上海,感觉贵州菜的影响力远不及川湘,除了口味(如遵义豆花面里加薄荷、折耳根,有点像越南的粉,江南一带似乎不易习惯)外,经营想来是更重要的原因。在镇远一家菜馆吃饭时,看到菜单上好几道菜都冠以“贵州特色”的字眼,Suda问:“‘贵州特色炒土豆丝’,这是什么做法?”店主挠头想了很久,说不出“贵州特色”究竟是什么特殊的做法,只说“这里都这么写啦”,似乎也只是佐料上的一点差别。

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贵阳原有的街区和旧迹——例如大南门、威清门、紫林庵、飞山街——现在都已只剩下地名,城内可看的景点并不多,城南的甲秀楼大概是城区内唯一还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甲秀楼名虽为楼,但作为文教建筑它显然应属一座文峰塔。它的地理位置(在老城城外东南方向,即巽位)、地形(扼守水口,并建于南明河的鳌矶之上)、楼名寓意(“甲秀”乃取“科甲挺秀”之意,非指景色秀美),各方面都是非常典型的祈祷文运的风水建筑。如今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园(只是南明河的河水有点黑臭),修建甲秀楼最重要的风水及科举寓意被淡忘和剥离,它被重新理解为贵阳乃至贵州文化昌盛的象征之一,而建筑本身则被“风景化”了——人们把它理解为一个风景,而不是风水上的某种寓意。旁边的龙门书院,看上去也并无书院气息,那只是一处“摆龙门阵”的景点休息处。

甲秀楼内现在布展的是“贵州文化名人陈列”,列出的最早一人孙应鳌是明嘉靖时人。很显然,今天贵州的文化面貌主要是明朝以来才逐渐奠定的,此前的贵州实际上是对中原文化而言相当陌生的“化外之地”;而即便明代逐渐濡染之后,本地人才的涌现也要等到明代中晚期的嘉靖、万历年间。从这一点看,贵州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强度实远不及越南,遑论朝鲜——比之朝鲜恐怕足足晚了千年以上。之所以如今滇黔属中国版图而越南、朝鲜归入外国,元代看来是关键时期:蒙元顺利灭大理而取滇黔,但归并朝鲜和越南的努力皆告失败。虽然今天按民族主义的追溯,朝鲜和越南一直是“独立国家”,但在明清时期,恐怕其国王对北京的皇帝来说也只是未改流的大号土司而已,在性质上并无大的不同。土司也有朝贡、也是自治和自我任命,是“国中之国”,故《岭外代答》中将广西诸蛮夷列入“外国传”,只是当其举兵作乱被屠灭或子孙绝嗣,则朝廷常收其地而改土归流。永乐五年(1407)张辅征服安南和永乐八年(1410)顾成平思州之乱,这两件事常常前者被追认为是国际政治而后者是国内事件,但从当时永乐帝的观念来看,只怕并无本质差别:同时平定当地诸侯并进而建省而已。将贵州建省前后的情况与越南相比较,或许能更清楚地反思越南独立的某些关键因素。

和甲秀楼相似,贵阳的黔灵山想必也是得名于寄意“地灵人杰”,它现在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公园,清晨时分门口喧闹得有如庙市,路两侧尽是小店。入园后更是人潮汹涌,按门口电子显示牌上的数字,此刻园内足有四五千人。园内处处是关于猕猴的告示,难怪Suda对几年前来黔灵山的记忆只剩下猴子。不过我们并未往山林里走太深,因为人实在太多——主要是老年人。一如在国内许多城市公园中常能看到的景象,中老年人是最善于利用这类公共空间的人群,而且做什么的都有:用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的、跳现代舞的、练歌的、舞剑的、打拳的、练嗓的、登山的,不同的是黔灵山的人群数量更大,因而给我们造成一种震撼效果,在这里,按Suda的观察,“连儿童乐园都被中老年人霸占了”。尤其因为刚从山里出来,顿时感到这是一种与苗侗村寨完全不同的老年文化,那是一种五六十岁后重获自由而非取得权威的感觉。我能想像,很多老人会从这个公共活动空间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用Suda的话说,“老年人热情爆发,会很可怕。”

看到一队中老年人随着音乐跳扇子舞时,我们也在旁看了会——这毕竟也是当地一景。这一队人中有男有女,音乐舒缓,动作很认真,跳的是扇子舞——其中不免有个动作要把扇子“啪”地一下打开,扇上赫然写着“太极潇洒扇”五个大字。我不知道自己老了以后会怎样,但我看来不大有勇气去参加这样的舞蹈。虽然对他们而言这完全是日常练习,但那一瞬间让我饶有兴趣的是:中国人似乎不大有性别焦虑感,以至于老头有时也会参加这样看起来有点女性化的音乐舞蹈。去年秋在承德我们看到夜晚广场上好几个老头也起劲地化了妆扭秧歌,而之前在桂林榕湖边南门外夜里看到的一幕更有趣:领舞的竟然是个老头。不过和Suda说起时,她觉得我强调过甚了:国内城市的老头们也是有性别焦虑的,像跳舞这种活动毕竟还是女性多,反过来像练书法这种事,很少有老太太去做;桂林那个领舞的老头或许本身就比较特别呢,那美国都有男人喜欢跳啦啦队。

与黔灵山的人潮相比,贵州博物馆则门可罗雀。虽然是免费开放,但按登记簿上的记录,今天来参观的一共也没几个人,我们上楼后发现自己是整个展厅中唯一的游客。确实这里的展览也乏善可陈:我们看完休息时恰巧遇到一群孩子在讲解员引导下来参观,竟然只看了不到15分钟就结束下楼了——仔细看的话,1小时也大抵足够了。这个“多彩贵州”的主题展览原本就隐含着政治色彩,主题之下又涵盖并混合了自然历史、人文历史、民俗文化(实际上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三大块,拼接得很不自然。它看起来只是试图把贵州最值得一说的那些片段予以展示:之所以要提到第一部分的自然历史,是因为凯里的某些化石在古生物学中有特殊意义;而第二部分的人文历史也只挑夜郎国文物、土司制度等寥寥几个片段,其余的全然跳过;至第三部分最耐人寻味:被展示的17个贵州世居民族,代表图像上的均为女性;展示的25件民族服装,除剑河久仰苗族男青年装等2件外也都是女装。固然男性服装通常纹样没那么复杂典型,且易受社会变迁影响,但这整个展览给人的印象仿佛就是以一个男性汉人视角,将贵州视为有待展示的异域,而在这个“多彩贵州”中占人口2/3的汉人文化或历程则不被展示,因为主体本身是不被观看的。

虽然从历史或文物的角度来说,贵州或许历史浅短,但在人类学意义上则是极为丰富多元的。虽然我能想见省博物馆作为一个官方机构须承受政治压力,但我对这一展览还是极感失望的。馆内展品陈列在细节处也有点粗心,如苗族鼓藏节被误译为The Miao Dragon Boat Festival,明显原本对应的应是其右侧的“苗族龙舟节”;而关于龙舟节的两处说明,一处说是施洞苗族久保为报子仇而杀恶龙,另一处却说是保公因孙子被吃而烧死恶龙,致同一展厅内对同一习俗的说法竟在细节上有三处不同。留言簿上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写着:“侗族加油!”“鼓藏节很逼真!”也有一个博士写着:失望,展品太少,建议分民族展示其生活习俗。毫无疑问他们关心的都是第三部分的内容,但即使是前两个部分,可待改进的地方也极多。换作我那位哥伦比亚大学读艺术史的朋友来看,以她的脾气,恐怕都要气得口喷硫磺了。

“多彩贵州”这个像是受现代旅游业激发的口号,正如“不可思议的印度”、“动感之都香港”一样,多少有点名不副实。真正多彩的贵州或许是在黔东南的那些村寨之间,而贵阳,则纯然是一个与内地并无太大差异的汉人城市,尽管它也象征性地点缀着一些符号——例如模仿侗族鼓楼的贵州民族文化宫、以及筑城广场上的主体建筑金芦笙。这些符号完全并不意味着人们关心相应的文化,正如住在仿照巴洛克风格的小区里的中国人也不见得就懂西欧文化。

在贵州书城里,这一感受最强烈: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民族文化相关的书籍。一直到三楼都遍寻不着,一问,说可能在一楼旅游类那边有;下到一楼后自然也未找到,再问,又只得到一个含糊的回覆说是在二三楼。到二楼后营业员带我去看,发现只有《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等可怜的十来本书,与占星、卜卦、风俗之类的书相邻,而恰在对面,单是成功学的书就有11架几达一千种之多,其反差之大,令人唏嘘。固然此前在桂林书城所见,关于壮族瑶族等的书也很少;作为侗族自治县的三江,其县城新华书店也没有任何关于侗族文化或语言的书;但贵州书城内此类书籍如此至少,还是令我颇感失望。这也可见当地人对此的关注之弱,犹且不如凯里——之前在凯里最大的新华书店里,有关黔东南少数民族研究的书也只有角落里的两栏,不注意几乎看不到,但好歹还有三十来种。想想这大略就如在我家乡,崇明人乡土史地或语言文化的书出版后,也未必有多少崇明人会去买来看;贵州这里的恐怕也未必是某种受到鼓励的忽视,只是显而易见,那只是少数人的兴趣。


  发表于  2012-06-22 05:53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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