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
[德]提尔曼·阿勒特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所谓“德意志问候”，指的是1933-1945年间渗透整个纳粹德国的社交规则。大多数人应该都从电影中见过这一令无数人谈虎色变的姿势：即像机器人一样直挺挺地立正，右手斜向前伸，高喊：“嗨！希特勒！”作为纳粹秩序的外在标志，它无疑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社会与政治的最突出的象征之一。

德国学者提尔曼·阿勒特对纳粹秩序的拷问就是围绕着这个姿势展开的。二战结束以来，德国人以其深刻的赎罪意识重新赢得了世人尊敬，这种沉痛的反省也深深地铭刻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在作者看来，这一简单的问候语，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那个时代国家性的象征与建构，它以最简单的外在形式抹杀了社会个体的思想自由。

问候本是一种最平常随意的社交形式，连这种最基本社会交往也要由政治性规定来指导，本身就昭示着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干预。任何拒绝希特勒问候语的人，都会面临不爱国的指控——它成了判定社会成员对极权政府认同程度的指示性工具。在这里，不服从的权利被取消了，任何人要想不被怀疑，就必须无休止地通过这一问候语来明确表达自己的忠诚。问候语变成了一种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使人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希特勒问候礼是近代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身体管理逐渐成为行为规范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与礼仪、权力关系、政治行为的结合产生了文明规则。欧洲文化将这种礼仪中的限制性规则变成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社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个人内心的压力就越来越沉重。这种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产生一种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单一化”（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纳粹在思想上推行的强行一致化（Gleichschaltung）就是其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样一个将日常生活都彻底组织起来的国家，必然造成精神视野的急骤狭隘化，国家无情地指导着所有人，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放弃对自由的热望，学会成为一座庞大机器无数齿轮中的一个。

人们并不都是被迫行纳粹礼的。事实上，当时它还被神圣化为民族共同体成员专享的特权之一（犹太人就被禁止这样行礼）。许多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通过它来表达自己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德国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危机。历经近代史上的多次磨难，德国人的自尊心惨遭打击，形成一种固执、片面谋求国家强大的心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渴求权力其实植根于软弱而非力量。纳粹宣传机器通过将希特勒描绘为将祖国从濒死的沉睡中唤醒的英雄，极好地迎合了这一心理，希特勒问候礼成为克服这种危机和潜在不安全感的力量源泉。

通过逃避自由和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大批的德国人在这种弥漫社会的整齐敬礼之中，使自我与一个更高价值合为一体，使他们产生一种获得自我所缺乏力量的幻觉。个体自觉地将主权让渡给超个人力量，而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整体权力则不断加强，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将所有人牢牢凝聚在一起，既是一个顽强坚固的集体，也是一种最可怕的控制。个人的心灵在这一整体中黯然失色，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和独立判断，在精神上无法独立自主。

德国人的这一悲剧可以追溯到路德。在他的思想中，臣服是被爱的先决条件。通过消灭孤立的个体自我，通过与超人力量合为一体（即成为其工具），来寻找肯定。这产生了几个严重的后果：既然个人道德感已被转移给一个超个人机构，人们也就不再对个人行为负道德上的责任；其次如书中所引的一个例子，那种对领袖的狂热，“需要多少对自己的恨才能铸就？”——充斥于现代人生活中的“义务感”，实质上都带有浓厚的敌视自我色彩。纳粹礼推行的迅速和遭遇抵抗之微小，正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人已经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

“德意志问候”并不仅仅是德国历史的一次意外，它实际上为所有世人敲响了警钟。个体自我的理性和自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和自由的基础。而不服从的权利作为一种自由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如果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想，那么“表达思想的权力”也将毫无意义。一个美好的社会，国家的强大应当与个性的自由同步展开。

纳粹礼已经远去，但催生它的现代文明仍在世上。商业社会同样通过各种媒体和信息渠道，无情地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在女性减肥中最能辨认出那种高度自我控制的身体管理与自我否定（厌食症）。只不过现在，社会控制手段变成如此柔软而不具强制性，以至于被控制者不知不觉地忘记了不服从的权利。正如托克维尔曾提醒的，下一次，社会控制也许将像睡梦一样无声无息地到来。

载2008-5-8《外滩画报》，题改为《问候如何成为悲剧？》，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两段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