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目字管理:黄仁宇的伪命题
时间:2008-06-07

近代中国遭际惨烈,使数代知识分子都无从回避对背后历史原因的追究。民族主义者归咎于外敌的掠夺和入侵粗暴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因此有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启蒙主义者则认为内因才是根本:需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是国人的愚昧,这一论调发展的极端则是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和“河殇”,像是真有这么一个原罪。1979年黄仁宇出版《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中国失败的原因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对中国的病理学诊断一直是中国人一个极热衷的话题,因此黄氏在国内受到极大欢迎,很快被奉为大师[1]。

此后黄氏不断在其他著作中重申“数目字管理”论,几乎到了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程度[2],它是黄氏大历史观唯一的真正核心。然而这却是一个有缺陷的命题,黄仁宇本人也经常堕入一种循环论证:中国未能自发转进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而之所以不能做到数目字管理,乃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具有一种自动证实自身正确的效果。在他笔下,“数目字管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基本是同义词,他实际上用一个新名词讨论了一个老问题:即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自发实现现代化?他的病理学探究就是对这一伪问题的解答。

黄仁宇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间架式设计”(即以一种抽象概念来掌握多样化的现实)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障碍,须为中国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负责。但这一标准化的努力其实正是数目字管理的雏形,因此这一判断显露出他本人事实上并不真正了解何谓“数目字管理”;他对布罗代尔的批评,其实反倒是他自身的写照:“布氏提倡‘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的观念,即先将材料无限制的收入,以缺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仍是值得批判的。”[3]

一、何谓“数目字管理”?

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寂静的春天》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云,它自己的天气,以及它自己的太阳。——《征服丰富性》
资本有其自身的秩序,村庄有自己的习惯。——爪哇谚语
只要事情井井有条,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平静。——弗·柯罗连科
测量一切可以测量的东西,要把一切还不能测量的东西变成可以测量的东西。——伽利略
数学思考只有在可用数字表示的和可精确计量的方面才能把握真实。——《技术帝国》
统计生活是一支抽象的警察部队,在人的内心规范着人的行为。——《从黎明到衰落》

“数目字管理”在黄仁宇笔下已成为一个含混的空洞能指,借以以统合多元纷杂的历史特殊事件。因此要检讨这一观点,必须先从澄清这一概念开始。它指的是一种对含混、不规则、特殊性、意外状态加以简化、控制、条理化、整齐化、组织、测量、统计的努力,一句话,驯服偶然及征服丰富性。这种努力当然并不始于资本主义时代,但黄仁宇仅用于指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时代那种高度组织方式,加上他从未澄清这一概念,导致了一些人的误解[4]。黄仁宇的观点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社会在被量化之前一定要被重构。人类和各种事物一定要被重新分类定义,度量的标准一定要可以互相换算;土地和商品一定要能用等值的金钱重新表示;这里很多都是韦伯所称的理性化,还有大量的集权化。”[5]只是黄氏的观点更单薄和片面:他只强调社会重组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通过资本主义体系来实现这一标准化,却相对忽视这一进程中附带的集权化和社会控制的强化。

原始人无力对多样性进行标准化,原始思维倾向具体、特殊性,而现代思维则抽象概括。如澳大利亚土著语言普遍缺乏任何数字系统(《数字人类学》),它们有极大量的词汇专用于各种树、鸟、鱼,但却没有树、鸟、鱼的统称和属名[6]。这就像Antisthenes说的,“我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马,亲爱的柏拉图,而不是马本身。”[7]用B.罗素的话说:“应该需要很长时间来发现一对野鸭和两天都是2这个数字的实例:抽象程度远非容易。”通过概念的抽象和分类,这一知识体系服务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没有一个清晰的、架构式的标准概念体系,人就只能是自然混沌秩序的一部分,而不能掌控自然。按孟德斯鸠的观点,人类发明婚姻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消灭非法结合那种变化无常的状态”[8]。

歌德曾说:“个体是不可言传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因此需要逐渐消灭客体的复杂性、多义性、变动性、随机性。自组织理论认为,天空特有的纯粹、简单和规则性,就出自大地的多样、复杂、随机,有序出自混沌。从农业文明诞生开始,这一进程就在加速,因为“农业就是将植物群加以彻底的再组织和简单化,从而使之服务于人的目标”[9],森林不再是栖息地,而被视为可以被有效管理的经济资源。农作物也具有规整排列、定期耕作的特点,但仍受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到了工业时代,生产的规律性和机械理性完全确立,才使得所谓“数目字管理”成为技术上的可能。

驱使一个组织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动力是对效率的追求。因为多样性对自然界而言固然丰富可喜,但却会带来效率的极大降低(如度量衡的混乱)。“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10]只有清晰有条理,才能更好地垂直控制;不精确的情报容易导致国家的政治危机。西欧中世纪频繁而不具摧毁性的战争迫使各国进行结构重组以提高全国动员的效率(其最终演变就是整体战),因为效率的高低成了国家存亡的关键。这导致了对抽象化和标准化的追求。现代国家的先决条件就是假设一个简单和一致的财产制度的存在,它们是清晰的,因而可以自上而下地加以操纵。

与中国式的“宇宙调和型”不同,西方是一种“环境开发型”文明,重视效率(减少时间)、方法论上重视分析、社会理想强调同质化第一[11]。希腊语中“分析”(analysis)本义是“拆散”,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想方法,它是标准化的、认定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是一种机制。支配柏拉图哲学的就是一种集合或数学模式,认为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获得某种绝对正确的结论[12],与中国哲学的有机论相比,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将世界视为一些科学模式的结果,各部分并不唇齿相依,而是一些可拆分的零件。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各零件被尽量简化,其发展的极致就是福特汽车装配线原理:工人们不采取任何不必要的步骤;与工作有关的动作被减少到绝对的最小值。分析是抽象的孪生姐妹,西欧发展出解析几何以代数的术语来表达空间关系后,抽象性分析至16世纪已成为普通的思维习惯,人们习惯以几何学方式来看待自然。康德就将解释科学逻辑、科学方法的基础当做自己毕生的任务。“他讨厌一切狂想或混乱的事物。他推崇逻辑性和严密性。”

同时,西方文明一直强调实体、存在,其法律最早是在人与物的所有权、交换价值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法律则主旨在人与人的关系[14]。“贸易的精神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一种精确的公道的观念”[15],这与道德观念(强调不必斤斤计较自身得失)也极不相容。“对细节一丝不苟,注意小数字,要求资料精确,这些并不是贵族的特征,而是微贱的生意人的特征。……考虑到科学和贸易的这些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沉浸在研究中的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美德的楷模。”[16]正是这种对清晰、严密性的不懈追求,才使精确的量化成为可能。在欧美,“标准”始于造币以及其他商业上的重量和测量。

等价交换的观念和贸易流通的发达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形成,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效果是肢解与具体化:在这种办法之下,每个人都变成了物,即商品。这就是货币作为一种中立的价值表达,将对物品的无差别控制转向了对人的无差别控制。货币要取得完美的价值稳定性,就必须呈现为一种毫无特性的非人格性,而仅仅作为具体商品之间价值关系的纯粹表达[17],因此它的未来将作为结算单位而虚拟化。齐美尔在《现代文化中的货币》中说:“货币经纪必然让人们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断进行数学的运算。生活充满着这类的决定、考虑、算计,把各种质的价值都归纳为量的价值。……在生活的各种经济关系里,精确、明晰、认真当然会浸染着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内容,这种精确、明晰和认真是与货币制度的传播同步的。”

与货币的这一特性相似的则是时间。重视时间的概念是西方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因为频繁看表,以至于大人国的人们以为他是在请教他的神。农业时代的时间带有自然特性,与工业时代的机械特征大不相同[18];中国传统的时间概念也未被彻底数量化,根据中国的自然观,自然界不是一个纯粹量化的体系[19]。而在西方,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基督教神学发展出来的单向线性时间,结合成为技术时代的时间观念和重要特征。钟表则是这个“技术世界的组织者、维持者和控制者;它不是诸多机器中的一种机器,而是使一切及其成为可能的机器——一切机器都与效率有关,而效率必得由钟表来标度”[20]。钟表是一切机器之母,是一切机械的原型[21]。

欧洲14世纪出现的机械钟,将一天等分为24小时,随后被钟表的机械工艺被大航海事业极大地推动了,1550年左右增加了分针,1760年左右出现了秒针,这标志着时间测度和计量的日益精细化。近代科学强调测度时间量的方面,将它完全数学化了。钟表只指示量,并不告诉时间的含义。一个终年不变、各地统一的时间体系逐渐形成。这种单调的、线性推进的浮士德时间观逐渐远离自然的生命节律。随着铁路和全球旅行的出现,前现代那种多元化的地方性时间也被取消,因为铁路必须硬性规定一个抽像的标准时间[22]。同时,“在商业社会,时间的价值必定首先以货币的形式出现。……时间已经成了经济运作中精心安排和精密计算的对象,它是一种货币形式。”[23]而且和货币一样,对它的抽象化、客体化努力,使它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强大异己力量,导致了所谓“时间的暴政”。

数目字管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演进,在近代西欧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这种标准化的努力。“运用数字对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予以命名”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数字人类学》)。中世纪五花八门的字母形状、书写风格,到1450年代印刷术诞生后,也被一一标准化,书皮和装帧渐次简化。各国印刷书籍的出版、语言拼写的固定化、标准国语的提升、建议单一的官方语言,这一标准化时间表基本上也昭示着各国的现代化进程[24]。同时,欧洲各国开始推行身份证号码,为了确定身份,姓开始出现;这一习惯延伸到物体,所有东西都逐渐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25],其发端大致在16世纪。而相对落后的俄国,彼得堡房屋开始编号管理则直到19世纪才开始[26]。到现代更为极端:罪犯、士兵、学生无不有自己的号码,个人生活中也离不开车牌、身份证、信用卡等各种各样的号码。因为“任何国家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都需要发明可以清晰识别的个体单位”[27],这才能扩大国家区别干预的能力。

资本主义与数目字管理之间本身存在一种双向因果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利润不仅仅需要效率,更需要效率和控制的结合。清晰性是控制的前提。”[28]通过消化、归类、计量和客观化,能够更好地操纵客体。在东方学话语中,为了减弱一个几乎无法理解的异己的含混性,人们常常将这一异己看成是一成不变、普遍相同的,既无变化的个性又无多样的丰富性。为了处理某些不同的事物,就要把他者变成某种单一的事物来把握[29]。因为这种工具理性是某种强制别人的东西,尤其是强制没有权力的人们。尽管如此,这种意图消灭地方知识的同质化逻辑仍然会遭到抵抗。

工业社会的一体化,是一种垂直一体化,链条上多个环节受一个管理者所控制。因为“工业生产的本质,就要求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这是控制国民经济得以运行的基本条件。”[30]这也是甘地反对工业生产的出发点。在对外贸易兴盛的威尼斯、荷兰、英国,这种一体化组织由自下而上的资本完成;而在国家大于社会的大陆国家,这一努力则由绝对主义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民族国家的任务是建立对外的差异性和对内的同质性——这首先意味着国内的规范化和一致化。因此Novalis说“再也没有其他国家比普鲁士更像管理工厂那样管理国家了”。现代国家的理想目标就是将混乱、无序变化、随机的社会现实简化,使之接近于看得见的行政网状格局,“国家许多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将他们的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和自然转变为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没有意外,便于观察和控制。”[31]

这方面最典型的两个代表是法国和普鲁士德国。在这里,统计学不是关于资金帐目,而是国家力量。1669年卡西尼领导巴黎观象台,对法国进行三角测量,将整个国土数字化,通过制定地籍图册,国家创造了一个具有法律力量的分类系统,调查员们将土地划分为规整的矩形。凯特尔曾不无嘲讽地说:“法兰西民族用准确规律换来了关于绞刑架、苦工营和监狱的预算,该预算,毫无疑问,要比财政预算准确得多。”在普鲁士德国,这一对偶然或不规则事件的控制更加强大,因为普鲁士疆域散乱,人口异质程度高,要进行同质化的难度更大。“正是德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才彻底意识到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以统计学为特征的,因此他们要求成立一个统计机构来界定其自身及其权力。……一个新的普鲁士国的创立应始于统计局。”[32]歌德在1798年意识到,“在德国,统计学意味着一种旨在弄清楚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或有关国务问题的探究。”正因为这些数字意味着国家实力的量化,是国家机密,所以它们一旦被敌人知道无疑将产生严重后果,1733年初,普鲁士颁布法令禁止出版人口记录。在拿破仑法国时期,统计学也是“国家导向的,目的是为国家提供方向和控制的手段。结果,统计数据便不再出版了。”[33]

如果以货币经济、机械钟、印刷术的出现作为开端,经过四五百年的持续推动,欧美各国逐渐完成标准化,宣告驯服偶然。到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一个正在数目字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被测量”[34]。1901年,美国标准局创立;但直到20世纪早期,绝大多数美国妇女仍然自己做衣服。随着成衣业的发展,服装也被标准化。这充分证明,“世俗的事物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恒常的,除非我们使其恒常。”[35]就这样,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标准化将各国变成一个个内部互相联系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它仍在继续下一个目标:将整个地球一体化。

二、大国的悲剧

我常常想到,与法国相比,英国的有利条件之一正是其国土的相对狭小;国土之大足以构成一个国家,国土之小恰好便于统一本国的经济。我以为,法国命乖运蹇正是由于国土宽广,因而单靠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一个城市的力量,即便是巴黎,也不能够安排好本国的经济。——布罗代尔
你可以将一只小老鼠扔到几百英尺深的矿井中,它只小小惊吓一下,然后迅速逃走;如果是一只大老鼠,就会被摔死;如果是一个人就会被摔成几块;如果是一匹马,就会被摔得粉碎。——生物学家J.B.S.Haldane
法律必须出自单独的个人,又必须按照所发生的偶然事情,不断地变更。国家越大,偶然事件便越多。——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一个社会在空间中自我组织的方式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体系惯性之源,并最终延缓与偏离了变化。——Dodgshon1998

“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本身是个伪问题,不过仍有刺激反思性批评的意义。简单地回答,其关键在于:一、数字化管理和标准化所要求的分析性思维与中国文明的特性存在冲突;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所面对的偶然事件更多;三、规模优势使中国可以免受挑战,追求效率的动力不强;四、中国的面积和人口数量,以及小农经济,使得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同质化努力均受到极大挑战。

除了第一点外,其余三点都可归因于中国这个政治实体本身的庞大。与黄仁宇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井田制及明清时人口统计的“纳税单位”概念等“间架式设计”并非脱离实际,而是一种典型的数目字管理的尝试,这种标准化构想与法国大革命时意图将全国各省划分为大大小小的方块如出一辙,区别只在于国家有无强制权力推行这一标准化进程以贯彻数目字管理。标准化带来的整齐划一对行政效率的提高有极大帮助,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可能忽视,但古代中国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对差别性的消除,而遭遇到的抵抗却很多。因此,明智的办法是暂时承认现状,等到自己有力量这么做的时候再做。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回顾了自威尼斯以降各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在他看来均可用“数目字管理”论来加以解释。不论事实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在现代化初期人口基本都不足3000万。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城邦国家的威尼斯,兴起时人口仅10万,因此组织简单[36];荷兰17世纪初兴起时则为150万人,英国当时则不足600万人。法德日意向现代化转型时则均在3000万上下,而美国19世纪初仅530万人。这些国家的内部异质性和规模均远远不能与中国相比,通过市场或政治力量消除差别性以达到社会重组也相对顺利;正如穷人才必须且易于清楚自己的家当,富人要精确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既不必要也不容易。

数目字管理需要单一化标准,而中国向来的特点恰是多样性统一。从现代观点看,传统中国社会并未结成一个足够严密的整体,只是一些要素的机械聚集,而以皇帝和文官集团作为一个统一形式的礼仪性存在。因为社区规模越大,心理认同感越弱。无疑,与一致性相比,对多样的控制复杂困难得多了。秦始皇兵马俑就体现了一种对特殊性和复杂多样性的尊重——每个兵马俑都不一样,而不是翻砂制造数千个一模一样的陶俑(当然,古希腊陶器也很少器物有标准器型,每种器物都有其独特的设计之处,外观比例互不相同)。在广袤的帝国领土上,复杂性程度超过整个欧洲,偶然性事件是迷宫般的、缺乏组织的、具体的、无序的、任意的、复杂的、非几何形状的,这些都限制和抵抗了标准化的努力。加上精耕农业不规则的小块土地很难适应机械秩序。因此实际情况往往难以确定,而要“看情况”[37]。边疆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尤其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羁縻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但一旦条件允许,中央也会毫不犹豫地改土归流,以消除这种差别性的存在,实现标准化和整齐划一。整体上古代中国一直缺少管理工具,因此留下含糊的余地,深入到基本社区要等到中|共掌权才实现。

经过黄仁宇的渲染,“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已几乎成为前现代中国国家的原罪,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前现代国家能做到“数目字管理”——它本来就与现代化进程互为因果。英国即使统治印度数百年,也没能在这个仅次于中国规模的国家消除“有效的无政府状态”——“英国人没有能对印度的农村进行统治,他们只是维持秩序(而那里本来就秩序井然)”[38]。要维持这种平衡,就不能在技术尚不允许的时候匆忙地深入干预——那只会以惨败告终。而相对自足、隔离自治倾向的各区域单位虽未能高度组织化,却也具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一两处孤立地点的危机不会导致整体的倾覆。而相互关系紧密的现代国家则特别需要集中控制,这就像一个小小故障就可能导致现代电力系统瘫痪,全城黑暗,而在蜡烛时代这是不可能的。正因此,现代国家特别需要管理,须排除任何意外的障碍,“技术本身的本质就是要为这个新权力主义负责”[39]。

凭借着自身的规模优势,明清帝国在东亚几乎不存在强有力的、持续的外部挑战。效率总是在竞争之中发展起来的,而竞争的最佳条件是持续的、不具摧毁性的挑战。西欧各国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都是在商业竞争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压力之下被逼迫出来的。中国当时却天下无敌,因而也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参与竞争的动力。事实上,与其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因素,不如强调动力不足[40]。在春秋战国的乱世,列国无不勉力耕战、重组国家,以便在赢家通吃的战争中免于灭国。商鞅强调了解人口、牛马、粮草、赋税等数目的必要性,认为即使是一个强国,若不了解这些基本数据,则“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君书·去强》)。战国时的秦,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后世的普鲁士德国。

如果政治力量无法实现内部的一致化,那么在小农经济的中国,通过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实现这一点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了。古代陆路运输成本大约20倍于水路,因此,虽然唐朝时标准化产品的市场化比例已开始上升,全国性市场仍无法形成[41],结果则是直至清朝,各地的货币仍缺乏统一标准[42]。在向现代化转型中用这一途径达到内部统一市场的,无一例外都是以对外海洋贸易为生的既小又穷的国家(威尼斯、荷兰、英国为代表),而这些例外却被黄仁宇引为模型。按统计学原理,极值比较是不可靠的。

雷侯德《万物》认为中国在汉字、青铜器制造、印刷术、书画都存在大量的模件结构;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生产的分工组织形式,“已经预示着现代工厂的模式”,但总体上说,中国的书画均侧重抽象形态美,西方注重空间造型性的艺术品,在中国只能因“太似”而被认为匠气太重而不登大雅,中国传统上也未自觉地意识到模件结构而更注重整体,因此这种“拆分”式的思维不如更反映了雷侯德作为德国人的思维。中国的很多哲学思想概念,无法从机械论的角度加以量化,例如“气韵生动”,那是一种模糊的整体感悟,却不能拆分或量化,它是“靠无法预测的、不合理的、靠运气和偶然性支配的统一,难以从中找出规律来”[43],不像希腊艺术是在规则的形状和比例中追求作品的统一。中国园林的规则就是不讲规则,基本不遵从几何学的严密规则。

如无内在驱动力,标准化的政治努力在中国只能被视为缺乏人情味的冷酷盘剥,因为对混乱和复杂的憎恨同时意味着无视个体的特殊性而强加以一个理性冷酷的秩序,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像在一个家庭中,过分明确责任义务也就意味着感情的冷淡,倒是含糊一些才能上下相安。由于中国一向重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人办事总讲究人际关系,强调体察事物的内部关系[44],需要留有弹性。中国的主导思维是取譬式的,“任何事物都被当作不能分割的整体;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有现实具体的东西与之对应,对任何概念的说明都会先采用类比法”[45]。

在此情形下,分析的、精确的、量化的思维难以获取主导,它常常被贬低为工匠式的,工具理性的发展受到抑制。《清稗类钞》记载,吴大澂在湖南做巡抚的时候,喜欢以篆书批阅公文,害得办事人员不得不经常跑回来向他请教。按列文森的观点,即中国的官员未能实现职业化[46]。其实中国并非没有职业化的官僚,但这类“吏”(技术性官员)地位却相当之低[47]。文艺复兴时欧洲同样有这样的非专业化倾向,与现代相反[48],但欧洲的竞争性环境逼迫国家为提高效率必须贯彻工具理性,因为效率是官僚政治的动力,而地方政府的两个主要弱点正是缺乏效率和腐败[49]。

某种程度上,中国之不能自发转进到“数目字管理”也是它作为一个大国所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尽管进行了诸多努力,帝国仍未能彻底清除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虽然其行政系统一再被责难为低效率,但考虑到它庞大的规模,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对户籍、田地、流动人口的管理,也显示这一政治系统的早熟[50]。只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它难以实现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彻底量化统计、统治、控制[51]。

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以降,外部侵略势力的存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首次面临全面改组以便以一个国家整体参与竞争的严峻问题。民族主义推动了政治上的一体化,近代工业的发展和西方经济的入侵破坏了市场的地方性分割,同时,警察、教师、军队、现代卫生通过强调纪律、秩序、整洁性,共同成为国家秩序的一部分。西方现代医学认为环境是可控制的,这一公共卫生概念本身具有扩张性和剖析性(计数、划分和计算),强调有效性定量分析,对组织和处理信息提出了要求[52]。这种全新观念意味着对个人的干预、全面监控、侵犯性和干涉私生活,伴随以一支坚决的警察力量——实际上这是国家权力推行数目字管理时普遍出现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公共卫生领域。随着国家强迫力量的增长,“民国机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广泛热衷于统计、图标、数据和数字。”(《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

在我看来,如果真要论述所谓“数目字管理”,就不能忽略以上的历史进程,黄仁宇在“大历史”的名义下仅答以国民党和中|共完成中国社会的重组,这一答案毋宁是太草率了。

三、隐身的主角

历史学家的任务,无非引用过去事迹,将今日的立场讲解得合理化。——熊彼得
“当一个诗人在历史中发现,一个女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他该如何?”莱辛问道。他回答说:“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那么他的问题将会是首要地发明一些原因和结果,根据这些,这个不可能发生的犯罪就会一定发生。”——《征服丰富性》

黄仁宇史学著作的一个绝对主题是对失败的总结,其内在驱动力来自他在民国时代所目睹的沮丧局势。在不断追究失败根源之后,他的结论是:这一失败不可避免。鉴于其原因是非人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所以谁也不必为此负责,因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不过是历史体现和实现自身目的性的工具。这样,他的论点就带上了一种为那些失败的隐形主角辩护的味道——他们不再是需要为失败负责的罪犯,相反成了不可避免的制度性失败的牺牲品,是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

在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向忽必烈一一谈及自己所见的城市,但他的故乡威尼斯却从未提及,当被问起时,马可波罗答:“每次描述一座城市,我都讲点威尼斯。”——威尼斯是他所谈论的所有城市背后的隐形参照物,他谈任何一座城市实际上都是在谈论威尼斯。这个道理也适用于黄仁宇的著作。他的任何著作都围绕着自己年轻时亲身经历的灾难,尤其是缅北之战:那些溃散、失败、撤退、结构性弊端、腐败共同导致的危亡。这是他的决定性精神体验。要追寻这背后的原因,沉湎于历史细节显然于事无补,因此他致力于“大历史”。也因此,他的论述常带有一种病理学诊断的味道。

虽然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在他看来,另有外在独立于人的一种非人的、中立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他含糊地概括为技术性或制度性因素,大致可比附于黑格尔的“历史意志”。它无所不在、难以改变,仿佛无从逃避的命运,在它的笼罩下,人本身成为工具。毫不奇怪,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如《万历十五年》中的晚明君臣,都带有一层浓厚的宿命论悲剧色彩。作者像上帝一样慈悲而克制地看着他们被无形的力量操纵着走向失败和灭亡。不论如何,宿命论的确是对失败的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此他的观点受欢迎并不奇怪。然而,这就像是说社会制造了罪恶,而罪人仅是执行罪恶的工具,“那么他的自由意志又在何处呢?他为什么要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呢?道德的前景又是什么样的?”[53]这类貌似深刻的观点并不能完全免于责难。

按他的大历史观,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病根在于一种粗疏的“间架性设计”,这是一种人为的不顾下层现实的政治框架,最终导致了与事实的脱节[54]。这一脱节是事实,但问题却不在于这一制度设计本身,而在于其超前性使政府缺乏技术力量(尤其是一支坚决的警察力量)加以实施。如上文所证, 这种“间架性设计”恰恰正是数目字管理的尝试和雏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氏的“数目字管理”论本身,倒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套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以一种抽象观念“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而不顾其实情如何。黄氏过于偏重“大历史”,细节的疏失颇为人所诟病[55],甚而颇有点“总是为了达到普遍而牺牲地方”的做派,因而他对台湾局势大错特错的预测也就不奇怪了[56]。

在黄仁宇看来,要在数目字上管理,必须“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缩小管制范围,才能提高效率[57];而假设多于实际则会导致难以掌握真实的数字,最终不免归于失败[58]。但中国之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却正是由于“注意地方上的特殊情形”,因为复杂的自然/社会条件,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性,必然制约一体化的推行及其效果。古代的边疆“因俗而治”是当时条件下的最优解,改土归流对中央政府来说犹如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到晚清时一体化的条件成熟,筹边改制即倡议废除多元化管理体制,通过建立行省,使边疆与内地“联为一体”。

按照他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方式,通过将所有人和物量化和一体化,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59];强调在这个高度组织进程和数目字管理上私人资本和货币管理的必要性及其作用[60]。这种商业资本主义的成功案例实际上仅限于威尼斯、荷兰、英国,它们规模小、海外贸易兴盛,便于实现经济的一体化,能像管理一个城市甚至股份公司一样管理整个国家,也是黄仁宇所推崇的“数目字管理”的唯一原型[61]。但以此概括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甚至认为法俄中三国的现代化转型同样必须遵循相同的路径[62],则多少有点削足适履了。他又认为社会重组上中央集权的国家必定较为不利[63],“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过去愈缺乏中央集权的经验,愈有以数目字管理的潜力,改造比较容易,常能捷足先入资本主义体制”,这同样是一个误解。因为他单纯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自由交换”的一面,却忽视了现代国家的集权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传统社会。如说缺乏中央集权就能捷足先入资本主义体制,那么为何印度和印尼这样几乎没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改造难度却如此之大?

质言之,黄仁宇的史学受中国近代失败的刺激、驱使,也受它的限制。他不满于前人对中国失败的总结,自己给出了一个同样具有漏洞的答案。不仅在于“数目字管理”论上的循环论证和空洞能指,他本人对“数目字”的理解也颇有含混之处[64];而受他批评的海瑞如按工具理性的观点来考察,实为模范的技术官僚[65]。他将复杂多样性的历史简化的努力受到了市场的好评,但却导致了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并限制了历史的开放性。因此,下面这段话也可视为对黄仁宇的批评:

“世界的过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发展的故事’,或者说一套标准的序列。相反,它被理解为,各种群体或组织所选择的,或受制于过去的诸多路径。……未来变迁的早期‘选择’既具限制力又具开放性的替代性可能,会导致某种非预期的结果。”(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

四、令人不快的完美

我们的世纪亦是组织的世纪。组织懂得如何将人变成一个有效率的集体机构——国家、军队、政党、办公室、工厂、实验室、营地以及专门小组——的运转自如的齿轮。这些人类机构仿佛对待无生命物质那样能够将数百万人的生命碾得粉碎,而其齿轮却丝毫无损。——《文化认同性的变形》
组织意味着控制。社会组织是对人类个体互动的有序安排。控制过程有助于限定特异行为,并使他们服从组织的理性计划。组织需要一定的服从也需要对多样行为的整合。正是控制的功能使得服从达到组织的要求,并实现组织的终极目标。控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分歧的利益和成员潜在的弥散行为中制造出协调和秩序。——Arnold Tannenbaum
[我们永远不能在边沁式的官僚主义下感到安全;这表现为实证主义]从统计学的角度,总体地处理人,而不是把人作为个体来对待;或者,用算术的方法,而不是按照实际的利益来对待人。这种公式化的首要后果……就是把人抽象化了。由此对任何用加减乘除、分子分母这么多计算符号来处理人的学派,我们必须深表怀疑。——伯林《自由史论》

如果说中国的失败在于“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那么做到这一点是否意味着一个比过去更好的未来?不幸,答案是:未必。如上述引文指出的,一个能清晰明确地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社会,意味着高度组织化,以及为追求效率伴随而来的对个人多样性行为的控制、处理,并且像机器一样不带任何感情地对待人。这个灰色的未来正是现代人一心想要反抗和逃避的未来,而反抗的武器及保护的对象正是黄仁宇提倡要征服、管理的那些多样性、混乱、非理性、丰富性,因而也更多意味着人性而非工具性的东西。这种反思,用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中的话说:“当事情发展到运用对数表和算术,当人们只知道二二得四的时候,还有什么自己的意志可言呢?即使没有我的意志参与,二二也是得四。所谓自己的意志难道就是这样吗?”

由于缺乏对“数目字管理”的真正了解,黄仁宇对这一概念也就不存在批判性反思。在前现代社会,正是由于政治或经济权力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因而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都存在一些模糊的边缘地带,可以让人躲避国家权力,并在这个模糊地带获得避难和自由,不精确故能通融。但到了一个高度组织的时代,伴随着所有边界的硬化和清晰化,个人自由遭到打击,犹太人等种族则在这个清晰化的世界里没有容身之所而遭屠杀[66]。纳粹的种族灭绝正是工具理性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代,这些屠夫其实往往并不残暴,反倒像是井井有条的办公室官僚,他们中的很多人热衷于清晰精细的分类系统(注意: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即简单化),大屠杀受难者被非人化,“他们必须被缩减到一组定量的标准”(鲍曼语),在管理者眼里,他们与工厂里一批有待销毁的次品并无区别。

这就是那个浮士德的隐喻:为了获取力量,人出卖了灵魂。追求效率的一体化进程中,胜利者不是人,而是机器。如前所述,货币、时间都被抽象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客体,它们越是道德中立、无感情、无意义,就越是强大,这样,机器的压迫开始了。“技术和组织都是工具。……它们的特征是一种本质上的道德中立,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恐怖的中立性,但确实一种毫无保留的中立性。……它们可以被用来进行犯罪活动,也同样可以被用来维护合法权利。”[67]

这种工具性质的、令人恐怖的中立,在二战时日德两国军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李光耀曾回忆,1945年日本战败后,昨天还很残暴的日本军人整齐列队,将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使他心里涌起一阵寒意。魏玛德国时的国防部长Wilhelm Groener有句经典的话:“要问国防军站在哪里,这完全是错误的。国防军做它奉命要做的一切,如此而已!”梅内克在《德国的浩劫》中追溯德国灾难的起因,就归因于普鲁士类型军官身上体现的那种“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使一种确切合理的思想对人生中不合理的本质取得绝对的统治权;这种思想乃是一种无条件地、绝不瞻前顾后地献身于……最高的战争主宰。”一切都是精心规划的运算和技术,“要按一种合理的规划造就成这样一种人,他们要学会为这一个并非是由自己所规定的目的而盲目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一个人就成了一座大机器中无数齿轮中的一个。”这种盲目奉献“不仅在战场上,还要在和平时期作为一件机械构造品为国家权力服务。”

这就是极端的数目字管理最终带来的灾难:人的物化和机械化。“任何在技术上能够加以算计而又可行的事情,只要能带来财富和权力,看来似乎就被证明是有道理的——甚至于就被证明能够在道德上也是有道理的,只要它能为自己民族的利益服务。”[68]这种“神圣的自私主义”(Sacro-egoismo),使灵魂力量换位。并倾向于将一切组织(以国家为代表)视为一种齿轮装置或精密仪器,每个人都要作为一枚毫无个性的零件不带个人感情地作出贡献。因此也就产生了将人作为螺丝钉,乃至鼓吹“螺丝钉精神”的比喻。文革时期毛|泽|东主义者曾谴责刘少奇要做“驯服工具”和“永不生锈的螺丝钉”[69],这倒正是黄仁宇所追求的数目字管理的体现。用卜正民的话说,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往往将唯意志论和纪律结合起来,这唯意志论驱动个人接受其文化中独特的价值观,认可国家最纯粹的意义;而纪律则是要把这个人转变成国家的无名仆人。”(《民族的构建》)

金钱的统治地位、时间的暴政、绝对化的国家权力,三者都倾向于将社会同质化和整齐划一,从而消灭多样性。按韦伯的观点,所谓合理化社会制度其实是不合人性和非人化的,因为“合理的系统可以用来否定人的理性;合理的系统常常是不讲道理的”[70]。商业资本并不仅仅像黄仁宇说的那样是“自由公平的交换”,它也是一种权力,并构成了对文化多样性的极大威胁和对人性的压制。其极致就是所谓“社会的麦当劳化”,即通过提供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获取商业上的成功;这种可计算性也就是黄仁宇概念中的“数目字管理”,在此量成了质的对等物、造成量的幻觉、把生产和服务过程还原为数目[71]。但“量并不一定能容易转化为质。量有时甚至表示的是低劣而非高质”[72]。其基本思想是:

“通过开发和采用日益有效的技术来让组织逐步和不断地实现对人的控制。一旦人被控制,就有可能将他们的行为还原为一系列机器般的行为。而一旦人的行为像机器,他们就可以被如机器人这样的真机器所代替了。机器代替人就是实现对人的控制的最终阶段。于是,人就不再能造成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了,因为他们已不再参与(至少是直接地)有关过程了。……在时间的过程中,人对人的控制就转变成了技术对人的控制。……也许麦当劳化的最终的不合理性在于人民可能会丧失对系统的控制——这种系统有朝一日会反过来控制他们。”[73]

通过这种标准化的机械高效的进程,世界被日益均质化,如麦当劳快餐店之间的差异是几乎不存在的,同时还在向各种民族食品扩张。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后现代社会是以肤浅为特征的,因为量而非质(根本的意义)更重要。麦当劳和迪斯尼等机构都极度缺乏历史感——作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不知是否想到,他所一意鼓吹的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最终却将是一个历史被厌弃的社会?而这一均质化进程的终点,就是Thomas Friedman贩卖的“世界是平的”这一全球化观,此人带着满足的口气说,届时人们可以在全球各地“即插即用”,这也就是黄仁宇说的可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在我看来,这一未来并不那么美好,因为那也意味着对多样性的进一步威胁[74]。正如“所有种植单一树种的树林都有一个典型的缺点,那就是自然植物相互联合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75]

同时,“合理性包括不断努力确保从一时到它时、从一地到它地的可预测性。所以,一个合理化的社会所强调的是如纪律、秩序、系统化、形式化、常规、连贯性以及方法论的操作。”[76]这导致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和垄断趋势,其典型体现之一是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个体交往缺乏暴力是因为它显然受到了个体之外的力量的控制”[77]。在合理化机构中,人们“自我受限制,感情受控制,精神受压制”,“它们是这样的机构,在那里,人不能像人那样来自由行动,人被非人化了”[78]。因为机构/组织/机器,而不是个人,才是更高的服从对象,正如在农业科学化管理中,“机械并不是为收割作物而造,事实上,作物必须被设计成能为机械所收割”[79]。因此无论政治家还是城市规划师(以列宁和柯布西耶为代表),都显示出对干预对象的冷酷无情。

这种工具理性观念作为现代性的体现,已全面渗入现代文明。柯布西耶的城市设计“首先是一个生产车间”[80],不考虑当地居民的任何社会和文化需求,不仅不尊重当地居民的主观意愿,也没有考虑到居民之间相互影响与其后果的偶然性。人的身体管理也完全标准化、机械化了:营养和卡路里都被量化,人体被视为一部可控制的机器。欧美甚至做菜也变得像做实验:所有材料和佐料都被标准剂量化,而传统中国菜通常是要靠厨师“运乎一心”的,佐料“差不多”就好了。在剧场中,以前观众支配的那种混乱喧嚣的场面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秩序、安静、整洁;随着观众自治权的丧失,观众与演员的地位发生逆转,“谢幕成了观众向明星的致敬”[81]。现代成衣工业的出现,使服装被分为有限的几个规格进行批量生产,“妇女穿着和男子一样的服饰,这体现出美国现代服装设计的非个性特点”[82]。这种无个性的、中立的、简洁、抽象、整齐的特点,不仅是现代服装的设计特点,也是一切机器和机械批量物的特点,甚至日益成为现代人的特点,其原型是被量化的货币和时间。

这一进程的推进也激发了反抗。这在时尚工业中有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它必须使时装要素标准化,另一方面却“最忌讳那些固定不变的东西,比如,形式或意义,知识或者感觉,甚至历史本身”,因此“现代服装的形式,就像现代艺术的形式一样,在那里宣泄无意识”[83]。在心理学上,无意识、非理性、梦都开始受到重视,并被视为比理性更强大的力量;现代艺术则抛弃了规则、固定、精确的形式美,转向混沌、复杂、抽象、无法测度而只能感受的形式,其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艺术更为接近;在文化和环境保护上,尊重多样性也成为共识;所有文化和社会研究都注意到必须给予地方意见以应有的重视;甚至在一贯以理性著称的数理领域,模糊数学、混沌模型、蝴蝶效应也开始出现。

一个完全合理化的、数目字管理的社会,也是一个无趣的社会,一个令人恐惧的“美丽新世界”,因为这种完美和整齐划一以削平和压抑个性为代价。现代社会组织要求任何成员都是可替换的(而非不可重复的)、去个性的,谓之职业化或专业精神;唯其如此,现代人才愈加发展自我的个性以对抗这种社会要求。现代娱乐业日益追求惊险刺激就是体现之一,在电影的紧张情节反应了“人们在他们日益可预测的生活中对于某种不可预测性的追求,即使它可能让人战栗”[84]。虽然生活在一个警察力量最强大的时期,人们却对侦探故事有着史无前例的兴趣,而“侦探与警察标准化要求尤其格格不入。在关于警察的文学作品中,侦探常被描绘成没有固定的工作日程,而且多数场合是在没有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因而侦探都具有独立的个性,难于控制。”[85]

帕斯卡曾说,理性主义的最大失败“不在于它对技术知识的认知,而在于不能认知其他”。这一控制彻底到巨细无遗的机械系统实质上是违背人性的,它倾向于对量的崇拜,而欠缺对质的尊重。古代社会因为外物简单,内心的东西便能自由地发展,而现代人则处于外部世界在我们周围所创造和组织的种种事物的压力之下。因此现代学者不断谈到逃避这种麦当劳化的斗争,“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人们才能真正地表达他们作为人的理性。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在所有其他的方面都已经建立起合理化系统,这些系统不让人们作这样的表达。”[86]在好莱坞的电影里,人们反复地展现一个机器(通常是机器人)统治人类的可怕未来,并强调作为人的反抗,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任务已经变成“我们要做的是创造自己的角色,是逃避机器最终分配给我们的角色。”[87]

标准化使得人像产品一样,尽量避免质的波动——出不了极下愚的人,也出不了天才。 但过分的标准化不仅压抑人,也限制了发展,因为“模糊性确保了变化的潜力。……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人的和文化的变化成为可能。”[88]多样性才是持续的主要条件,或用罗素的话说,参差多态才是人生的幸福之源。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论虽然貌似提出了一个现代名词,但他的观点及缺乏批判性反思这一点实际上都是前现代的(固然他并未正面宣示实现“数目字管理”就是好的、终极价值,但大部分读者都接受了这一暗示)。如今焦点已经转移,他慢了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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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黄仁宇在美国史学界的不得志,参见其自传《黄河青山》;氏著《万历十五年》最早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初期尚不十分受瞩目,至1990年代中期后越来越红,北京三联1997.5出版此书第一版,此后年年重印(甚至一年内重印四次),至今已印刷近30次,总册数超过30万册。
[2]参见氏著《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大历史不会萎缩》、《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等
[3]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29
[4]如有人觉得“怎么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数目字管理?古代也都有数目字。”这样的质询可谓文不对题
[5]Theodore Porter《标准化的对象》,转引自James Scott《国家的视角》
[6]《原始思维》
[7]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说法,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实际上,医生并不试图发现什么是健康本身,而是人类的健康,确切地说是个人的健康。因为他治疗的是个人。”
[8]《论法的精神》
[9][10]《国家的视角》
[11]日本学者村上阳一郎执笔,参见《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
[12][13]《浪漫主义的根源》
[1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15]《论法的精神》
[16]《国家的视角》
[17]齐美尔《货币哲学》
[18]因此农民对工厂的作息制度常常很不适应,参见《国富论》、《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及《江户日本》
[19][20][21][23]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关于时间的标准化,也可参见《黑夜史》
[22]《从黎明到衰落》
[24]《印刷书的诞生》、《语言的文化史》
[25]《从黎明到衰落》
[26]《千年俄罗斯:10至20世纪的艺术生活与风情习俗》,彼得堡房屋编号管理开始为一贯到底制,后按街道编号
[27][28]《国家的视角》
[29]《东方学》、《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30]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
[31]《国家的视角》
[32][33][34][35]《驯服偶然》
[36]黄仁宇也认识到这一点,《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85:“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和雇佣结成一个罗网。”《万历十五年》P272:[威尼斯]“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
[37]参见《乡土中国》
[38]加尔布雷斯《我们时代的生活》
[39]《历史的震撼》
[40]布罗代尔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既抑制了世家大族积累资本,又垄断了技术进步的资源,所以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力量。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国家,关键不在于“阻力”太大而在于“动力”太小。
[41]《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其中又引Shiba观点,认为宋朝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大米市场,但粮食供应主要是地方性,这绝对未能使中国经济一体化。
[42]《清代以来的粮价》[清时]无论是银两、钱文,还是石、升等,它们都不遵循统一的标准,而在各个地方,乃至官方各种会计系统都有自己相沿成习的标准——如官方采用的银两单位就曾有库平、漕平、关平等的区别。
[43]《风土》
[44][45]《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46]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生活在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之中的人,非职业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于职业化。”
[47]官非职业化,吏职业化;技术性工作都有吏胥做。南宋叶适云:“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后者世袭)。宋以后“吏”逐渐被边缘化,宋太祖起禁止吏人参加科举考试(《续资治通鉴·端拱二年》),吏之社会地位甚至低于平民。
[48]《从黎明到衰落》P82
[49]《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 1900-1937》,腐败的根源之一也在于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而留有可以模糊操作的空间。
[50]中国律令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户籍直接管辖和使用国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国民进行征兵。中国对流民的控制以世界标准看是非常严格的,而中国姓氏极早普及,也意味着户籍制度的早熟。
[51]美国1880年人口普查,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1900年制表机、穿孔机和电动分类机发明。之后计算机发明,1950年仍需4000名统计员,而到1960年只要50名统计员加一组计算机。从这一变化也不难想象在前现代条件中国要想实现数目字管理的难度。
[52]《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在这方面德国也是先驱:1872年德国开始将地区性的公共卫生推广为国家制度,通过全面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卫生管理体系,使公民健康成为国家行政的一部分;这需要一支医学警察负责排除问题、监控瘟疫、执行防疫和公共甚至家庭卫生条例的实施。
[53]《驯服偶然》
[54]《中国大历史》P13:“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周公的规划]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激素和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准此则美国各行政单位须全部方整]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同书P15:“‘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5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1993.10在台北出版,龚鹏程著文批评“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之常识而吃惊”,谈明代思想部分“几乎全错”。黄氏本人认为这“可算恶意的抨击”。参见《大历史不会萎缩》
[56]《中国大历史》P313:“[台湾]国民党之政策行使已逾40年,更不容分裂运动之展开。不仅儿童自幼受教为中国人,而且博物馆图书馆和各处之档案处尤以大陆上之根源作号召。……因内战而在1945年及1949年留下来的恶劣情绪亦不足为永久的仇恨。……如果年轻一代并未实际参战,倒要将双方的仇恨永久化,则是不可思议了。”虽然此书著成于1993年台独意识尚未浓厚之际,但近15年形势与该预计差别之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也根本未意识到政治上的边界激活主要是想象的,并不需要“实际参战”。
[57]《中国大历史》P123:“[藩镇]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58]《中国大历史》P29:[儒家体制]“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
[59]《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191作者给出资本主义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60]黄仁宇此类论点甚多,如《中国大历史》P231:“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P283:“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又《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社会中各种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之原则]资本主义的商业体制,其功能通过金钱,使各种事物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
[61]《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157:“很难想象17世纪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可以像一个自由城市一样的管理。……荷兰由于过去无统一之政府及法制,向来各省自主,才可能由城市领导乡村。”又P246:“英国的农村经济已开始与对外贸易并结为一元,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因为其一切因素均由市场力量支配,其状况符合本章开始说及资本主义体制下必有之条件。”
[62]《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475:[20世纪初各种方案和主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关键的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做主的一般体制。”《万历十五年》P275:“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
[63]《大历史不会萎缩》P251:“以后的改造,也便利于海洋性格的国家,而不便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便利于地方分权的国家,而不便于中央集权的国家。”
[64]《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P476:[中国1980年间]“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这一处所谓的“数目字”,颇使人不解。
[65]《万历十五年》称海瑞:“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其实海瑞与德国高度工具理性的官僚极相似,这种“吹毛求疵”正是“数目字管理”所需要的。
[66]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现代性的后果。该书P70:“在一个完全彻底被划分为国家领土的世界里,没有国际主义的立锥之地,而每一块无人的土地都经常引发入侵。满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世界憎恨非民族的空白带。”
[67]《文化认同性的变形》
[68]《德国的浩劫》
[69]《中国政治》
[70]《社会的麦当劳化》
[71]《社会的麦当劳化》指出麦当劳中央管理层对店的业绩评估标准“根据的是‘数目’:每雇员的平均销售量、利润、产出以及QSC(质量、服务、清洁)率”。这与中国古代对官员评估重质截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评估体系(包括高校的论文在内)也全都量化了。
[72][73]《社会的麦当劳化》
[74]《驯服偶然》也指出,在统计推理中,我们应该“将个人视而不见……将他的个性去除。”那些数目字也确实将人的个性剥夺精光。
[75][79]《国家的视角》
[76][78]《社会的麦当劳化》
[77]《现代性与大屠杀》
[80]《新艺术的震撼》
[81]《美国受众成长记》
[82][83]《性别与服装》
[84][86]《社会的麦当劳化》
[85]《上海警察,1927-1937》
[87]《技术帝国》
[88]《征服丰富性》


  发表于  2008-06-07 20:23  引用Trackback(2) | 编辑 

评论

@胡明亮:
傳統時代溫州所謂自治並不比江南任何一地高,現在溫州發展快的原因,秦暉在《問題與主義》里有很好的解釋。

“印度虽缺乏中央集权但并不意味着其社会是一个自治的社会,同样缺乏中央集权的清末民初更是谈不上自治,那是彻底的无政府状态!”

你說了這麼半天並沒有指出所謂“自治”是什麽,我可以套用秦暉的理論指出的是,日本的“自治”是相對於中國這種傳統中央集權的大國而言的。換言之,他的小共同體力量較強,但有大共同體力量的制約,剛好達到了某種平衡,使得對個人的束縛相對而言輕得多。有些相當於歐洲近代的情況。而中國傳統之弊在於“大共同體”本位,小共同體和個人都一樣無力制衡大共同體。而印度、印尼這樣根本是靠殖民者建立的國家,則是相當於歐洲中世紀的情況“小共同體本位”,大共同體不發達,這樣同樣會束縛人。
Pepino ()   发表于   2010-03-01 10:50:39

我研究现代化理论发现,黄仁宇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关于日本的崛起黄仁宇的解释最令人信服,而其中的理论实在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说直到现在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国内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在国际上也没有几个。你可以参考一下侯建新的《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这本书的理论体系比黄仁宇的要严谨的多,但考其思想实与黄仁宇没有多大差别!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除了缺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以及海外贸易,其国内的社会形态与现代化前的西欧极为相似,都是一种领主封建制!你批评黄仁宇的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容易现代化,你举出了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从逻辑上说你的例子不能证明黄仁宇观点的错误!考诸历史,确实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能够现代化的!那么同样缺乏中央集权的历史,为什么印度不能现代化而日本现代化了呢?实际上黄仁宇看重的是一个社会的自治,印度虽缺乏中央集权但并不意味着其社会是一个自治的社会,同样缺乏中央集权的清末民初更是谈不上自治,那是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再以此理论葵诸台湾与大陆温州,我们发现,这些地方无一不是具有深厚自治传统的地区。台湾人主要由客家人与闽南人构成,客家人向来具有自治精神(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而闽南人在福建沿海,具有从事海外贸易与家族自治的传统。这些人又移民到台湾,这更加强了其社会的自治能力!温州地区自宋以来其社会的自治也是有传统的!
胡明亮 ()   发表于   2008-10-26 19:56:11

很多人看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知道了“数目字管理”这个词,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有不少人望文生义,以为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采用会计法则来管理国家经济。进而由此认为黄仁宇这老头没提出什么好办法,他的思想实在不怎么样!如果是一般人这么说说也就算了,可问题是国内不少学人作家都是这样来理解“数目字管理”的。比如吴思在《潜规则》中与甘琦的对话说道:“我认为数目字管理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指的是与工商社会对应的那套技术,在明朝呼唤它或者指望用它来拯救明朝都是天方夜谭。”王小波也是,还有其他各个学科的爱看《万历十五年》的学者作家。
黄仁宇在他的著作很多地方提到过“数目字管理”这个词,但就象其他他所提出来的词语一样,黄仁宇并没有专门解释他自己所创造的概念。而这些受他影响的人真正将其著作全部看完的很少。这是大家误解其意的一个原因。普通人对他的概念不是很理解,这没什么,但这么多学者对他的概念不理解(尤其是影响如此之大的概念),在学术上难免造成不良的影响。
本人不才,将黄仁宇的著作差不多全看完了,所以比较了解他的思想,想在这里给这个概念解释清楚。
黄仁宇的整个思想在他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期间萌芽(见《费公诲我,我负费公》)。西方人在研究社会经济史时,喜欢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其实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在做研究时都有数字化的倾向,用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的福格尔研究美国铁路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时得出其贡献仅为3%,这个数据的得出需要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各种相关要素的统计资料。要做这样的研究,其前提是必须有某一时期相关因素的准确的统计资料。比如研究英国十七世纪的土地与商贸,那么得有那个时代关于关税、进出口额、土地面积等等方面的统计资料。黄仁宇在费正清研究室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时,费请了一位经济史的专家来帮助他。这位先生惯用以上所提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他要求黄仁宇也这样来写明代的财政问题!黄仁宇认为我们中国古代各种相关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就是严重失实,他的那套办法根本行不通。也就因为这个原因,黄仁宇与费正清的关系疏远了,他的这本著作也改由牛津大学出版。
黄仁宇在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后认识到中国官僚主义的特征(参看《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中国社会的特征。中国的官僚主义由统治者在中央先构造一个理想的国家管理模式,逐层由上级向下级施压来达到中央给地方的各种任务指标,由此来完成国家的统治任务。这种中央的设计不顾各地方的实际情形,纯靠政治压力来达成目标,时间愈久,其脱离实际、冠冕堂皇之处也就越多,以至于国家以仪式来代替行政。这样一种社会黄仁宇称之为金字塔倒砌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不能维持社会的内在公平,压制社会基层的活力。举个例子,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军队的供给靠自给,但这办法在明成主时就行不通了,但统计上显示军屯每年由籽粒四百万石。再举个现代的例子,大跃进时,由于上面给下面下达了各种指标,而这指标由严重脱离实际,结果全国各地大放卫星。数据的不真实还在于地方官僚在与中央进行利益博弈时隐瞒信息,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只有地方自治才能消除。
黄仁宇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它们在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后,社会基层能够做到各种要素自由而公平的交流,社会基层自治组成一个中层机构与高层联系。这种体制能够保证地方的真实情况能够汇集到中央,中央下达的政策能够符合地方实际,其各种统计数据也就不存在问题。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也就有切实可靠的数据为依托。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西方进入此境界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西方学者不自觉的用各种统计数据来研究问题已成惯例。黄仁宇由此认识到资本主义商业管制的特征是“数目字”,他于是就用“数目字管理”来代称一个国家进入到资本主义体制时的状态。
胡明亮 (http://huminlian.vip.bokee.com/)   发表于   2008-10-26 19:22:14

我觉得黄并不是“数字上不能管理“吧,他自己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能在数字上不能管理的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外部挑战,国家过于庞大,而不具备先进的交通和通讯。他自己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形成这么大国家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地形而导致的多灾,需全国之力来应对。从而由多个部落联合。
这样推倒出来,确实有宿命的感觉。
黄研究《明实录》十几年,可能从那时他觉得中国数字管理的缺乏。那也算得上第一手资料,如果这样的理论推倒难免有纸上谈兵之嫌疑,毕竟社会科学不象自然科学。
只是一家之言,有冒犯的地方多多包涵,敬请斧正。
 回复 upjzk 说:
谈不上冒犯:)这些问题总须讨论、驳难才能深入,并逐渐补上理论的漏洞。
黄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以西方的范式为尺子来衡量中国的。一如韦伯说的“中国无城市”、“中国无宗教”一样,都重在讨论为何中国没有出现西方文明中相对应的现象,因此这首先暗含着一个西方的界定范畴。打个比方,就好象说“蒙古无马术”——虽然蒙古人自古善骑射,但的确没发展出现代奥运项目中那种马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他的理论是一个伪命题。
(2008-08-14 20:21:04)
upjzk (http://upjzk.blogbus.com)   发表于   2008-08-14 10:40:59

黄仁宇的书里不厌其烦的提“数目字管理”。我觉得是他的最大败笔。典型的由果推因,当时一边看一边觉得莫明其妙。数字化管理这个概念我没考证过,估计应该是最近一百年内才有的。这就象以前历史教科书里讲的-陈胜、吴广起义不能胜利的原因是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一样可笑。

刚看完《枪炮、病菌与钢铁》。里面提到哥伦布曾向欧洲五位君主游说他的想法,最终得到西班牙的风险投资。其情形颇有些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客卿说服诸侯王类似。而十五世纪的中国在郑和舰队七下西洋后皇帝一声令下便开始封疆锁国。两种不同的做法导致后世五百年各自的命运。

这两种做法的背景是长期分裂且相互竞争的欧洲和长期一统的中国。分裂使欧洲人思想活跃但长期战乱不断。统一使中国人安享长期繁荣但思想禁锢。统一和分裂是社会的不同形态,各有千秋,原本分不出绝对的优劣。但新大陆的发现让欧洲人突然享有了巨大的自然资源也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欧洲人在科技、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进步几乎都是在1492年以后开始加速的。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在思想领域除了有人说要“知行合一”外什么新东西都没有。我觉得如果不能说是根本原因,那么地理大发现也应该是欧洲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而不是什么“数目字管理”这样可笑的命题。

当然黄氏的书不失为好书,好在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可惜的是这个视角即不是望远镜又不是放大镜,而是偏光镜。
 回复 Morris 说:
这就像毛泽东一样,你说文革是他一生的败笔,他本人可始终觉得是自己最主要的成就呢。黄仁宇“数目字管理”的确是典型的由果推因,他只是提供了一个解释历史的简单框架,很好地满足了不少人的需要——即期望有一个基本的线索,可以用来把握和解释复杂多线的全部历史。
(2008-08-11 21:27:36)
Morris ()   发表于   2008-08-11 14:55:47

维舟 回复 huangrenyufan 说:
和你一样,我也曾是黄仁宇的fans(假设你的ID是这个意思);不过时间越长,我对他的理论架构的疑问就越大,本文算是一次爆发。这些问题只怕永远都会有争论,兹论数点,以博通人一笑。
你看来是赞成黄仁宇的观点的,即数目字管理与资本主义、民主互为因果。这是我不能赞同的,


黄仁宇的历史观,大概和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一样,只是给出了一个大概,一种总结,当然有许多不足可以被补充修正,而且随着世界和历史的发展,很多地方就会不那么正确,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对中国历史的总结上,我觉得他是比较客观和前瞻的,因为他不单站在中国的角度,也站在世界的角度审视了我们的历史。数字化和民主资本,是看待近代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总结出来的现实,到底对不对,其实可以用人类的语言和教育来对比,没有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没有教育的出现和推动,人类从蛮荒到古代到近代到现代是无法想象的,民主思维资本体系和数字化,应该有这个地位和作用。

其实人类不同文明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论,一定时期,世界文明处在一个相对高的同一高度,结合各自的历史现状,伊斯兰,古印度,古蒙古,中国和希腊,甚至分支的日本等等,都必然的进入自己的下个阶段,然后很多文明就遇到了瓶颈,只有西方欧美文明文化,在探索中产生并发扬了数字化,这个文明发展的瓶颈才得到突破,当然会不会存在第2条道路,可能,也许,或者,但是,起码数字化和资本体系,是被证实适合发展的,这点可以达成共识吧?或者说,没有教育体系,人类也能传承文化和知识,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和教育一样强大的工具和体系。

纳粹的产生,其实在人类历史里,不能说空前绝后,之后的世界,灾难性的事件里,苏联的大清洗(包括东欧诸国),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无论深度和灾难性都大过德国纳粹,而德国对欧洲的破坏,正是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才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造成成倍的灾难,否则纳粹几乎就只能局限在德奥。

黄仁宇所以提到,数字化要和资本民主结合,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接纳了数字化(具体是数字化国家体制的一些皮毛,比如教育,科技,军事管理),结合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日本的军国主义,这就是没有民主的保证,数字化可以是被利用的工具,而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处境,几乎是另一个翻版,不过这次受害的,仅限于中国民众,而不是更多的亚洲邻国;所以数字化和民主思维,是要密不可分,否则任何单一的一方,都不能完善一个正常的社会。

尤其中国的现状,数字化管理大概也只是皮毛,但是已经巨大的产生了过去从没出现的生产者和破坏力,对环境,社会人文的影响,是过去朝代都没有过的,哪怕是人定胜天的毛时代,对社会内外形的改变,对自然环境的改变都没有这么高效和触目惊心,一方面说明了数字化的威力,一方面说明了,单纯的数字化的极大负面影响,你可以说这是现代化的必然,可是在西方和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负面的事物得到了抑制而结出美丽的果实,中国却要不断吞下苦果;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剖析起来,可能又符合了黄仁宇的看法,中国无法自己走向数字化和民主,因为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数字化是有了皮毛,而社会架构却是没有被动摇的,这有点类似日本的明治维新到1,2次大战,最后社会的局部发展带来灾难;日本是在美国的逼迫下,总结历史的反思下,走向民主的。

很不幸,跑到了民主这个很陈腐很无聊的范畴去了,其实也没办法,就像语言无法逾越一样,民主和数字化,也是无法逾越的,哪怕你用肉身绑上炸药包,历史还是那样铁面无私无动于衷。
 回复 huangrenyufan 说:
谢谢你这么认真写一大篇来和我讨论。有两点我赞成你的:1)有待完善的理论未必就是必须推翻的理论(黄仁宇的理论自有其价值,只是我个人觉得其漏洞比较大);2)工具理性(或“数目字管理”)那种令人恐惧的中立性,要与民主结合才能避免结出苦果。
我不否定民主的终极价值,但在我看来,它与工具理性乃是两回事,并不必然结合,更不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成熟民主体制下也未必就能避免你说的“单纯的数字化的极大负面影响”,现代人不断幻想的机器人/超级电脑统治的灰暗未来就是很明显的隐喻(《黑客帝国》和Asimov的《I, Robot》都是例子),只是民主社会最有能力自我批判和反思,也是现有的唯一体制,能使人不至于沉入这样一个反面乌托邦。
(2008-07-12 13:10:10)
huangrenyufan ()   发表于   2008-07-11 23:10:22

维舟是77年的,写的文章旁征博引,可谓后生可畏啊。

就黄仁宇的数字管理,说点自己的看法。
我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启蒙里,数字管理是因也是果,中国没能走向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架构是因也是果,数字管理,关乎资本的存亡,没有数字管理,如今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是空中楼阁,而没有资本启蒙民主教化,数字管理是纸上谈兵,所以你说他是个鸡蛋问题,仔细推究,数字管理和资本主义,都会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其他现象里,所以大历史观也没错。

我想中国的历史,有以前的历史决定,几个世纪,都没有产生数字管理思维,也没有民主启蒙,在万历15年里,你看不到当时掌握了社会资源的那些人和帝王任何的关于人性和人自身的思考,那种间架构式禁固了这些可能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的思维,他们的生命力,没有强大到挣脱或者质疑他所面对的社会和人群架构,或者说,已有的事物和逻辑,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才智和精力,这在万历身上表现更为突出,没有生命力,哪里去谈其他创造力。
正如其他网友说到的,数目字是科学的本质,而科学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归根结底,就是个实事求是,这点最原始最基础的思维习惯,一定要在每个人心里确立起来,其他民主的,科学的,数字的和创造性的思维才有出发点,而中国社会的烂熟,那些过多的枝节,和其他老大的文明一样,耗尽了一个新生命的所有智慧和生命力,让他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无法作最根本的思考,最实事求是的思考和观察,最后成为这个架构里微不足道的一个沙粒,当然就丧失了所有挣脱和重建的可能。
其实在文艺复兴前,或许更早,西方的文明的成熟也是和中国一样,宗教思维架构在人群,只有最叛逆和最无畏的人,才能挣脱世俗的思维,用智慧和牺牲的勇气,挑战最基本的思维和概念,回到最根本的实事求是上,推动整个社会思维的改变,把社会从歧途拉到另一个相对合理的轨迹上,而其他老大的文明,中国,伊斯兰,印度等等,没有幸运的被这些有智慧和生命力的人群去审视和挑战,直到现在,还沉浸在故国故园的故思维里苦苦辗转。
德国的悲剧不应该是数字化的苦果,而数字化不过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析问题的手段,使得社会思维中盲从和刻板的负面影响得到放大而建立了一个畸形思维的帝国,这在以往也是存在的,只是科学把他们放大了,而不是数字化本身的罪过,数字化是必须的一个手段,甚至于这些负面邪恶的事物,也必须一来的手段。
那么数字化和资本或者民主思维,是反自然和人性的么?呵呵,想想眼睛的地位就知道了,要真的认识这个自然和世界,眼睛不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么,所以数字化和其他思维,是个必经的途径,正如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才能找到财宝。无法睁开眼睛,是社会架构蒙蔽了人群,失去真正认识事物的手段,于是长久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抬头开眼看世界。
 回复 huangrenyufan 说:
和你一样,我也曾是黄仁宇的fans(假设你的ID是这个意思);不过时间越长,我对他的理论架构的疑问就越大,本文算是一次爆发。这些问题只怕永远都会有争论,兹论数点,以博通人一笑。
你看来是赞成黄仁宇的观点的,即数目字管理与资本主义、民主互为因果。这是我不能赞同的,如我文中已谈到的,威尼斯、荷兰、英国的现代化路径只是特例。法德俄日遵循的都不是这个,而是绝对主义国家的路径,它们实现数目字管理时何尝有民主可言。你强调数目字管理只是工具,德国的悲剧不是其引发的苦果,这我也不敢苟同——现代社会的苦果之一,正是工具成了目的,就此,我更赞成鲍曼的观点:纳粹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或例外,而是它的产物。
(2008-07-11 09:22:34)
huangrenyufan ()   发表于   2008-07-11 02:41:52

维舟兄,不幸丢失了你的邮件,我想写信给你,却找不到邮址。希望再次邮件联系,我连读你的几篇牛文,佩服至死。
 回复 李开周 说:
开周兄谬赞,我读书全凭兴致,不像你这么有系统,疏漏处请不吝指正。
邮件已回你了。
(2008-07-09 16:35:06)
李开周 ()   发表于   2008-07-09 14:48:19

具体操作数目字的在哪国地位都不高,中国并不是特例。

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能够在短期内翻身,正是因为有一个成熟的文官制度。
mas ()   发表于   2008-06-26 04:49:20

也许从科技史的角度看,“数目字”的问题更加突出。“数目字”在我看来不是单单是指数学上的数字,还包括逻辑思维、实践操作等,总之就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这个“器”。所以古代知识分子求“致知”,却不知“格物”,终成缘木求鱼。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宁可去挤科举的独木桥也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点实际的工作,因为他们根本就瞧不起这种工作。“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这句话虽然把医生这个技术工种放在第二位,似乎已经给足了面子,但毕竟是第二位,也就是说假如某位才子生在科举时代,他的第一志愿一定是考政治系,直到实在分数不够时,他才只能接受调剂到医学系。事实上医生在古代的地位也确实不高。

由于政府官员主要通过考试产生,而考试又只限于文科中的少数科目,自然造成了政府管理人员知识结构的缺陷和管理能力的不足,这就是“高考指挥棒”的威力。我读黄仁宇大历史,觉得黄仁宇至少把“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的很大一部分责任放在文官制度上的,而不是维舟所说的“之所以不能做到数目字管理,乃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回复 崔略商 说:
你的观点更接近于列文森。黄仁宇的确也谈到了文官制度,不过他主要还是从国家、社会的宏观角度说“数目字管理”的,像他反复谈到周公的规划是“间架性的设计”,试问西周时中国何尝有你说的“高考指挥棒”问题?科举制成型还是中唐之后、尤其两宋的事情。
(2008-06-25 09:21:30)
崔略商 (http://cuilueshang.blogbus.com)   发表于   2008-06-24 21:53:29

对哪个西方社会的考察,让你有下面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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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统治地位、时间的暴政、绝对化的国家权力,三者都倾向于将社会同质化和整齐划一,从而消灭多样性。按韦伯的观点,所谓合理化社会制度其实是不合人性和非人化的,因为“合理的系统可以用来否定人的理性;合理的系统常常是不讲道理的”[70]。商业资本并不仅仅像黄仁宇说的那样是“自由公平的交换”,它也是一种权力,并构成了对文化多样性的极大威胁和对人性的压制。其极致就是所谓“社会的麦当劳化”,即通过提供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获取商业上的成功;


这一进程的推进也激发了反抗。这在时尚工业中有矛盾的体现:一方面,它必须使时装要素标准化,另一方面却“最忌讳那些固定不变的东西,
 回复 好奇 说:
这不是我本人对具体某个西方社会的观察,而是一些概括性的描述,是我读《社会的麦当劳化》、《性别和服装》等书后的感想。请不吝指正。
(2008-06-19 09:09:23)
好奇 ()   发表于   2008-06-19 04:01:30

没有系统深入地思考过万历十五年,只是模糊地感觉不能把历史的歧异归因到思维方式上,那中间的推理过程太长,变量太多,以致于左说有理,右说可能也有理,到头来等于啥都没说
地狱巡视人 (http://www.touchsnow.cn)   发表于   2008-06-18 16:10:54

If so, may I suggest to state as follows: 他的任何著作都围绕着自己年轻时作为国民党低级军官而亲身经历的灾难..., because this way you state a key fact and experience (rather than one of author's opinions) contrubuting to his limitation.
 回复 hometown 说:
谢谢,第三段已就此作了一些阐述。
(2008-06-12 14:53:16)
hometown ()   发表于   2008-06-11 22:24:54

黄仁宇假设可以跳出中国社会的局限,以便可以根据某种超越它的东西来考察它。他认为“数目字式管理”是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正是它使得不同的社会展现出不受地域限制的共同性,以此为前提,去理解文化的不变因素。

这个问题上确实得采用罗蒂的相对主义观点,即离开了对某一社会在某一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特定的证明方法,就不可能讨论真理或合理性。
iommi ()   发表于   2008-06-11 22:20:35

Excellent, a theme deserves further research. But statements such as "前国民党低级军官" and "黄仁宇在美国史学界的不得志" seems not to be relevant as these contribute nothing but hurt the neutrality of your excellence.
 回复 hometown 说:
指教的是,已改了。我这两句本来意欲呼应第三段,表明黄在抗战时的军旅生涯是其决定性精神体验,既构成他史著的强大驱动力,也限制了他,其不获主流汉学界承认,此也系远因。不过这两句措辞的确很容易被认为是对黄的贬低和人身攻击,还是改了的好。
(2008-06-11 19:29:34)
hometown ()   发表于   2008-06-11 17:32:01

很有意思,朱元璋按照黄仁宇的理论,正是开朝数字化管理做的最好的的第一代,然后朱元璋杀起官来就跟大清洗如出一辙。
不过我觉得标准化和量化只要不侵入到不适合的领域里去,其绝对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说白了就是“实事求是”四字,你用这种东西去评价“幸福”“正义”这种玩意自然是大错特错,但是用来搞经济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精神领域的幸福是私人的,是无法统一评鉴和工业化制造的,去评价这种体制更能制造精神满足还是那种体制更能制造精神满足,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标准和量化自然无法让没一个人幸福,但其他任何东西也同样都不能,精神领域的东西还是在精神领域去解决,现实世界的法则别乱侵入指手画脚,但精神领域的东西也少些跑出外头去丢丑现脸的为好。“被量化的苦闷”和“大屠杀的恐怖”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天人合一的古中国哲学绝对解救不了,只是你被困在此岸的时候会觉得彼岸会很美好而已,只要信息化技术发达到今天这种程度,每个人都命中注定会觉得被物化觉得自己渺小,这绝对不是什么思想观的原罪,就是一个技术改变生活感触的例子。而大屠杀的根源还是意识形态狂热而绝对不是效率太高的执行机器,后者只是提供了便利而已。二战中的美国也有高效率的国家机器,也对留美日本人产生了种族仇恨,但是为什么屠杀没有发生?为什么战后作为战胜国还能向他们缴还罚没财产?
这篇博,开头看来还是很惊喜的,但是到了结尾,用个不太客气的词说,变神棍了,总而言之支持“在黄仁宇的层面否定黄仁宇”的手法,不要跳去别的话题吧。
 回复 Julien 说:
要建构一个体系,必定会有漏洞,只能通过对这个体系不断的追加限定才能维持体系的严谨性。这句话对黄仁宇和我都适用,所以多谢你的指教。
不过你认为工具理性不会入侵到思想领域,则不敢受教,至少“时间的暴政”已经改变了现代人感受幸福和领会永恒的方式。人的异化也与这一进程紧密关联。
至于大屠杀,你曲解了我的意思:我只说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并未说现代性一定导致大屠杀,它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我的,而是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阐述的。
(2008-06-11 19:41:24)
Julien ()   发表于   2008-06-11 13:59:56

就对西方的影响来说,文官制度影响也很大。而对中华文明来说,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也有相当关键的影响,火药和指南针是不能比的。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在应对现代化挑战时所作出的反应是一流的,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用了不到150年的时间完成社会动员,巩固了满洲新疆,保住了西藏,并开始参与国际大博弈。在非原发现代化的社会中排名绝对是数一数二。

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中华就有精细和成熟的官僚制度,我以为这点是至关重要的。
 回复 mas 说:
的确,19世纪的大帝国如英法德俄土奥日等,基本在下个世纪都已崩解,只保留本土;而中国的损失最小,是将政治凝聚性从传统农耕帝国延续保存至今的唯一的、“最后一个帝国”。从这一点上说,近代的政治家也没那么糟糕,当然这也与中国文明本身的超强凝聚力以及外部的运气(国际政治中列强的动态平衡)有很大关联。
中国的科举制和文官系统,在前现代国家中也是极罕见的。不过英国是1855年才开始考虑采纳的,但因为这项制度来自当时被视为衰微的中国,英国贵族及官员抵制它15年后才得施行。制度传播毕竟比物质发明传播要难得多了。
(2008-06-10 09:21:51)
mas ()   发表于   2008-06-10 03:07:13

其实中国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创造力远远高于在技术方面的创造力,要我排四大发明肯定用科举和郡县换掉火药指南针的。

对比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中国的政治结构改进相当有效。南北朝/唐/五代时期政权崩溃-重建几乎几十年就发生一次,而公元1000年以后这个频率则大幅度降低。
 回复 mas 说:
四大发明本来就是西方人选评的,根据的是它们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并未产生类似效果。中国第二个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的确大有进展,不过这同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008-06-09 22:21:42)
mas ()   发表于   2008-06-09 14:59:35

嗬嗬,宏文阿。貌似批黄不需要费如此力气,杀鸡用牛刀了。我看后半段主要还是想讲民族建构的宏大主题,探讨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中国人吧?

国家对社会的精细控制在没有现代财政支持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历史上朝廷发薪水的官员(有编制的国家公务员)常常不到10000,当然只能依靠社会的自组织。

其实西方的所谓现代化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组合,黑死病,地理大发现,牛顿三大定律,缺了哪样都可能不成功。所以批评中国为啥没有现代化完全是不着编辑,我还认为中国没有现代化是花在仰望星空上的时间不够呢。
mas ()   发表于   2008-06-09 14:54:38

维舟啊,不过中国现在是环境开发型大行其道,宇宙调和论(天人合一)极弱势。现在城市生活流程是按环境开发型设置的,譬如流行城市病,都要在这个环境中才会诞生,而流水线生活使得我们必须要用机械的速效法来解决,根本等不得肌体自调。中国儒道互为表里的心理平衡模式一旦打破,就有被基督教哲学全面扫荡的可能。
 回复 只走寻常路 说:
被全面扫荡也不至于,只不过由主导变成地方性反抗罢了。这两种模式还是需要平衡的,否则都会受损于自身原则的极端化。
(2008-06-09 12:38:46)
只走寻常路 ()   发表于   2008-06-09 11:47:10

是这样的。我觉得黄仁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形而上学训练,对史观问题极少触及,对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没有做更深入的思考。他的史观根本上来说是相当决定论的,但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slight (http://wangjing.ixiezi.com)   发表于   2008-06-08 23:16:51

维舟先生这篇写得太好了。黄仁宇经常犯循环论证的错误,他的大历史观本身亦是如此。他用的方法其实是retrospective的:先从历史论据中搜集、假设,然后再把假设套回历史论据,这样一来当然假设是成立的,但也是没有逻辑意义的。我读黄仁宇的时候就感觉他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大问题,但缺乏史学训练,无法综述出来。这篇写到我心里了。
 回复 slight 说:
说的是,黄仁宇急于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因此无论细节还是大的架构,都有很多漏洞。最终他证明的其实只是“凡是存在总是合理的”。我对他论述的质疑最早是从他一直含糊其辞的“数目字管理”开始的,因此本篇集矢于此。
(2008-06-08 21:59:30)
slight (http://wangjing.ixiezi.com)   发表于   2008-06-08 20:51:26

维舟,此篇可以转么?
 回复 只走寻常路 说:
当然,请自便。
(2008-06-08 21:54:31)
只走寻常路 ()   发表于   2008-06-08 20:42:52

在经历转型巨痛的今天,需要维舟式的明晰和冷静。如果对此文化完全无感情,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投身流水线生活,倒也少了许多烦恼。
只走寻常路 ()   发表于   2008-06-08 20:42:09

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个是非欧洲国家,中国不是例外

有精细数字管理,有大量信奉基督教人口的奥斯曼帝国也没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现代转型的曲折惨痛比之满清帝国尤甚。

从前的知识分子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初步成功,他们或没有香港,台湾的经验可供总结,或感到香港,台湾的现代转型只是特例。今天的我们如果再总结不出中国近代转型失败的原因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
 回复 bandw 说:
窃以为总结这一问题最必要的比较现代化研究,以及社会变迁理论等——主要是社会学的方法,单靠历史学解决不了。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貌似有点比较现代化研究的味道,但骨子里却是以论带史,全以“数目字管理”论硬套。
(2008-06-08 12:19:41)
bandw (http://bandw.blogbus.com)   发表于   2008-06-08 10:26:55

支配柏拉图哲学的就是一种集合或数学模式,认为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获得某种绝对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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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数学客观实在的应该是柏拉图主义,似为翻译之误,存疑
iommi ()   发表于   2008-06-07 22:57:52

小瑕疵,奥卡姆的威廉不好直接简称奥卡姆吧,毕竟奥卡姆是地名
从混沌和自组合来看社会,这是社会学的方法吗?人类学和社会学应当如何入门呢?
 回复 iason 说:
谢谢指正,已改了。
对这篇启发我最大的的确主要是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著作,尤其是《驯服偶然》、《国家的视角》、《社会的麦当劳化》、《征服丰富性》、《时间的观念》这五本。我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系自学,实在从未考虑过如何入门的问题,不过是随自己的兴致乱读罢了。
(2008-06-08 12:15:27)
iason ()   发表于   2008-06-07 20:49:47

太长了,维舟。。还只是上呢。。维舟也是长久积言,一吐一快?
iason ()   发表于   2008-06-07 20: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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