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目字管理:黄仁宇的伪命题
时间:2008-06-07

近代中国遭际惨烈,使数代知识分子都无从回避对背后历史原因的追究。民族主义者归咎于外敌的掠夺和入侵粗暴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因此有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启蒙主义者则认为内因才是根本:需要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是国人的愚昧,这一论调发展的极端则是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和“河殇”,像是真有这么一个原罪。1979年黄仁宇出版《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中国失败的原因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对中国的病理学诊断一直是中国人一个极热衷的话题,因此黄氏在国内受到极大欢迎,很快被奉为大师[1]。

此后黄氏不断在其他著作中重申“数目字管理”论,几乎到了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程度[2],它是黄氏大历史观唯一的真正核心。然而这却是一个有缺陷的命题,黄仁宇本人也经常堕入一种循环论证:中国未能自发转进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传统社会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而之所以不能做到数目字管理,乃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具有一种自动证实自身正确的效果。在他笔下,“数目字管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基本是同义词,他实际上用一个新名词讨论了一个老问题:即中国传统社会为何不能自发实现现代化?他的病理学探究就是对这一伪问题的解答。

黄仁宇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间架式设计”(即以一种抽象概念来掌握多样化的现实)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障碍,须为中国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负责。但这一标准化的努力其实正是数目字管理的雏形,因此这一判断显露出他本人事实上并不真正了解何谓“数目字管理”;他对布罗代尔的批评,其实反倒是他自身的写照:“布氏提倡‘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的观念,即先将材料无限制的收入,以缺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仍是值得批判的。”[3]

一、何谓“数目字管理”?

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寂静的春天》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云,它自己的天气,以及它自己的太阳。——《征服丰富性》
资本有其自身的秩序,村庄有自己的习惯。——爪哇谚语
只要事情井井有条,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平静。——弗·柯罗连科
测量一切可以测量的东西,要把一切还不能测量的东西变成可以测量的东西。——伽利略
数学思考只有在可用数字表示的和可精确计量的方面才能把握真实。——《技术帝国》
统计生活是一支抽象的警察部队,在人的内心规范着人的行为。——《从黎明到衰落》

“数目字管理”在黄仁宇笔下已成为一个含混的空洞能指,借以以统合多元纷杂的历史特殊事件。因此要检讨这一观点,必须先从澄清这一概念开始。它指的是一种对含混、不规则、特殊性、意外状态加以简化、控制、条理化、整齐化、组织、测量、统计的努力,一句话,驯服偶然及征服丰富性。这种努力当然并不始于资本主义时代,但黄仁宇仅用于指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时代那种高度组织方式,加上他从未澄清这一概念,导致了一些人的误解[4]。黄仁宇的观点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社会在被量化之前一定要被重构。人类和各种事物一定要被重新分类定义,度量的标准一定要可以互相换算;土地和商品一定要能用等值的金钱重新表示;这里很多都是韦伯所称的理性化,还有大量的集权化。”[5]只是黄氏的观点更单薄和片面:他只强调社会重组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通过资本主义体系来实现这一标准化,却相对忽视这一进程中附带的集权化和社会控制的强化。

原始人无力对多样性进行标准化,原始思维倾向具体、特殊性,而现代思维则抽象概括。如澳大利亚土著语言普遍缺乏任何数字系统(《数字人类学》),它们有极大量的词汇专用于各种树、鸟、鱼,但却没有树、鸟、鱼的统称和属名[6]。这就像Antisthenes说的,“我能够看到一些具体的马,亲爱的柏拉图,而不是马本身。”[7]用B.罗素的话说:“应该需要很长时间来发现一对野鸭和两天都是2这个数字的实例:抽象程度远非容易。”通过概念的抽象和分类,这一知识体系服务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没有一个清晰的、架构式的标准概念体系,人就只能是自然混沌秩序的一部分,而不能掌控自然。按孟德斯鸠的观点,人类发明婚姻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消灭非法结合那种变化无常的状态”[8]。

歌德曾说:“个体是不可言传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因此需要逐渐消灭客体的复杂性、多义性、变动性、随机性。自组织理论认为,天空特有的纯粹、简单和规则性,就出自大地的多样、复杂、随机,有序出自混沌。从农业文明诞生开始,这一进程就在加速,因为“农业就是将植物群加以彻底的再组织和简单化,从而使之服务于人的目标”[9],森林不再是栖息地,而被视为可以被有效管理的经济资源。农作物也具有规整排列、定期耕作的特点,但仍受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到了工业时代,生产的规律性和机械理性完全确立,才使得所谓“数目字管理”成为技术上的可能。

驱使一个组织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动力是对效率的追求。因为多样性对自然界而言固然丰富可喜,但却会带来效率的极大降低(如度量衡的混乱)。“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10]只有清晰有条理,才能更好地垂直控制;不精确的情报容易导致国家的政治危机。西欧中世纪频繁而不具摧毁性的战争迫使各国进行结构重组以提高全国动员的效率(其最终演变就是整体战),因为效率的高低成了国家存亡的关键。这导致了对抽象化和标准化的追求。现代国家的先决条件就是假设一个简单和一致的财产制度的存在,它们是清晰的,因而可以自上而下地加以操纵。

与中国式的“宇宙调和型”不同,西方是一种“环境开发型”文明,重视效率(减少时间)、方法论上重视分析、社会理想强调同质化第一[11]。希腊语中“分析”(analysis)本义是“拆散”,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想方法,它是标准化的、认定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是一种机制。支配柏拉图哲学的就是一种集合或数学模式,认为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获得某种绝对正确的结论[12],与中国哲学的有机论相比,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将世界视为一些科学模式的结果,各部分并不唇齿相依,而是一些可拆分的零件。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各零件被尽量简化,其发展的极致就是福特汽车装配线原理:工人们不采取任何不必要的步骤;与工作有关的动作被减少到绝对的最小值。分析是抽象的孪生姐妹,西欧发展出解析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