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韩国国土地理情报院宣布将把绘制了标记争议地名“东海”和“独岛”的世界地图，向全世界散发。尽管这一国际争端再度升级，对大多数局外的中国人来说，却多少有点莫名其妙：一个海洋到底叫“东海”还是“日本海”，真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吗？

韩国自1980年代以来，对“日本海”的命名提出强烈质疑。并提出证据认为在16-19世纪的朝鲜及欧洲地图中这片海域通常被称为“朝鲜海”或“东洋海”，而朝鲜人则一向称之为“东海”；“日本海”的说法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才大力推动起来的。1990年代起，韩国为此展开外交活动，并提高到国家主权的高度，积极推动国际地名标准化会议修改这一地名。至于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则更是寸步不让：日本称为竹岛的，韩国名称为独岛；2005年起，韩国又提议将日本海海域的“对马海盆”改名为“郁陵海盆”。

可以预见，这一争端短期内是难以平息的。地理名称仅是皮相，问题的症结在于争论双方都将之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象征、而非地理学的问题来处理——当事关国家/民族独立和荣誉象征的时候，通常是最难妥协的。

日韩的争端已历时至少20年，不过这样的事也并不新鲜。1960年代，苏加诺决定把印度洋更名为“印度尼西亚洋”，“这一名称在本国用了好几年，但在国外成为笑柄”[1]，人们将这视为这个独裁者的又一异想天开而已。十多年后，伊朗和伊拉克的对立日渐严重，双方在爆发战争之前的长时间冷战的内容之一就是围绕着海湾的名称而发生的。伊拉克坚持应将“波斯湾”重新命名为“阿拉伯湾”——不久他们发现，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在这场争端中对伊拉克唯一的象征性支持[2]，这甚至是分歧严重的阿拉伯各派——卡扎菲、科威特人、沙特人及海湾地区其他阿拉伯人——在很久后仍然有统一看法的少数议题之一，“为了对已故伊朗国王表示蔑视，他们喜欢这样称呼”[3]。

自然地理的命名，是完全受文化制约的。其原因是很好理解的，每个地名，通常都可追溯到最早在此定居的、或文化上占有优势的族群。像《百年孤独》里马孔多那样新开辟的天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但一旦命名，必然是西班牙语，而不可能出自中国文化。地名语源学甚至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尤其在欧洲那样族群历史纷繁的地方，从地名上可以还原出一些已灭绝的族群/文化的分布范围。

地名受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例如西藏及藏族自治州的地名，除了青藏公路沿线1950年代后命名的少数汉语地名（“雁石坪”等）外，几乎没有一个汉语地名，而有少量蒙古语地名和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地名。同样，欧洲在普遍接受了基督教后，法国在八九世纪后出现了以圣徒命名的村庄，“在公元1000年后，随着近代欧洲的诞生，逐渐变得多了起来”[4]。

如果在一种文化的包围中，孤立地出现以另文化和语言命名的地名，那么这背后通常意味着文化上的飞地。新疆的情形正是如此：除了一些蒙古语、哈萨克语或古代印欧语的地名外，大部分是维吾尔语地名，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汉语地名，例如石河子、五家渠、沙湾、北屯等。新疆还存在一些维汉双重地名，例如于田县，维语名为Keriya；甚至“新疆”一词本身，也是清乾隆时才出现的汉语地名，与之相对应是“东突厥斯坦”。这种对同一地点的分别命名，也就意味着对控制权的争夺。

汉语文化的强势也体现在地名上。例如云南路南石林中的景点被命名为“骆驼骑大象”和“唐僧石”，这都是1950年后用现代汉语赋予的它们寓意的，显然和土著的撒尼文化毫不相干，景区里也看不到任何撒尼人的文字[5]。而汉语最厉害的是很多非汉语的地名在汉化后，已经变得使常人根本看不出来其本源，而将之当作纯汉语地名。这一地名汉化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现在文化上汉化最彻底的地区，例如东北（知道吉林、大连、松花江、牡丹江、铁力、绥芬河……这些地名本非汉语的，大概不多吧）和西南地区。湘西一带的许多地名，普通人已根本辩识不出来它并非汉语，需要专家来考证还原[6]。云南的不少地名，如“迪庆”是藏语、“元谋”出自傣语，恐怕也常会被认为汉语。

因此，地名或其他事物的正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和政治态度。提到这一点，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就是台湾的“正名运动”。这一运动主张将“中国”二字逐步去除，例如2005年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把中国鹅（Chinese Goose）正名为华鹅；现在又规划最迟明年初改为“台湾华鹅”。对欧美人来说，“中国人”与“华人”都是Chinese，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说，却有着极为不同的内涵。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南海争端，也首先体现在地名上。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越南语称为黄沙、长沙，而英语为Paracel Islands和Spratly Islands，几乎每一个有争议的岛屿，双方都有不同的命名；同样，我们称钓鱼岛的，日本称尖阁列岛（Senkaku Islands）；当年中苏冲突的珍宝岛，俄国人称为达曼斯基岛（Damanski Island）。以什么名称来称呼这些争议岛屿，就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体现。东南亚国家所以一度抱怨“南中国海”的名称，因为这个说法对中国十分有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地图上反倒习惯将South China Sea/ East China Sea分别仅仅标示为“南海”、“东海”，而去掉“中国”二字。

近代以来，西方大肆扩张，而他们的势力前进到哪里，通常就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为当地命名——尤其是无人地区，不论是南极还是月球。俄国人在占领日本海沿岸的海参崴一带后，发现一个天然良港，命名为“波谢特湾”；几年后，英法远东舰队因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向俄远东舰队发起进攻，航行到此地，即以分别以本国语言取名为维多利亚湾和拿破仑湾。此即最明显的例证之一。

二十多年前，Thomas Friedman在以色列采访工党领导人佩雷斯，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对方用《圣经》中的地名“犹太-撒玛利亚”来称呼约旦河西岸地区，他正确地评论道：“为一种东西命名就意味着要占有它，在我看来，使用以色列宗教民族主义右翼称呼西岸的名字绝不是使大多数以色列人相信要放弃它。”[7]他是正确的，至少在政治上，这是一种必要的姿态。正如中国的教科书上，为了使人民相信它没有忘却丧失在俄国人手里的领土，仍坚持在括弧里标出海兰泡、海参崴、库页岛、伯力、和双城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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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
[2]《印度洋的政治》
[3]《利比亚沙暴》
[4]《法兰西的特性》第一册
[5][美]司佩姬《舞台化的场景：中国云南石林风景后现代的真实性何在》，载《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
[6]参见叶德书、向熙勤《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
[7]Thomas Friedman《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