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拘役
时间:2006-05-09

阿拉伯故事里曾说到一枚魔戒:它可以提供人们所希望的任何东西,但总要附带一个“但是”——比如,你如愿以偿获得了安全,却发现自己呆在监狱里。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现代社会人群的精神疾病,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可怕的。

前一阵,有朋友感叹自己是“死限组成的人生”——工作中无数的Deadline,不分昼夜地赶、催、逼,这些在旁观时或许是悲喜剧,对身处其中的人,精神是很难不感到焦虑和郁闷的。现代人的时间是最工业化、最机械化的。

时间的可测量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之一。在口语中,我们或许还保留着古代描述时间的方式:“一盏茶的工夫”、“我会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你那儿”,但在现代化工作中,时间都是精确计算的。在一个时间无法量化的社会里,是决不会出现“材料必须在17:25前送达”这种话的。这种“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最重要来源。

为抓紧时间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中,是一种现代现象,因而也是前现代社会的人所无法理解的。《非洲人》一书中曾谈到一个典型的故事:一名白人差几分钟没赶上去航班,暴怒不已,使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职员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烦恼:三天后不是还有一班吗?”

金钱和时间,是拘役现代人的两大因素。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钱奴役的拜金者,但却很少意识到一个量化的时间也会使人丧失自由。印第安人曾困惑于白人那种对黄金的狂热:“他们老是渴望东西……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种东西……他们简直像疯子……”这种“疯子阶段”,大概是资本积累时期所难免的。欧洲文明辉煌的19世纪,成年人的工作其实极为繁重。1800年前后,英国工人往往从6岁工作到60岁,每天工作12-14小时(每年近4500小时),到1870年人均年工作时数下降为2984小时——而1990年为1490小时。这两百年里,年工作小时数年均递减0.6%。

相比起来,现在全球排第一的台湾人年均工作时数是2282小时(根据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国现在每年大致是250个工作日,除了少数人工作繁忙到每天工作12小时,年工作时数不到3000小时。

在这种情形下,经济通常呈现快速的繁荣发展,但单调的生活却抵消了物质上的富裕所带来的幸福感。日本就普遍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一周下来,没有一次全家共进的晚餐。所有的东西都被机械化和量化了,感情和伦理都成为可有可无、无暇顾及的奢侈品,物质的富裕,伴随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芜。这就出现了那个魔咒: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外加一个附带的“但是”。

如加缪所说,机械的人生,只有在其被意识到哪一刻,才成其为悲剧——但人们或早或迟总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反省的最终指向是精神领域,但人们更普遍的常见手段,则是以休假来自我调整。假期是对日常生活的决裂,不论其节奏还是价值观——但最根本的是希望打破时间的拘役。休假中的人,通常是不愿意精确计算时间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觉睡到自然醒”才成为一种幸福。所谓“工作在纽约、生活在巴黎”则是新近的一个庸俗的调和论调。

休假中两个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完全对立的:即非时间化和回退到原始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力越大的人,在休假中表现出这两种倾向越强烈。一个工作狂的前同事告诉我,他在一家公司离职前,连续加班了三周,离职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几个小时,不辨晨昏,根本不愿动脑,17天后再上班时,感觉自己像个植物人,对工作的事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们在假期里所做的: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游人,往往处于植物性麻木状态,被动地接受甜美的感觉,希望退化,模仿儿童举动。至于时间,则完全根据自然现象来调节。略感可悲但并不可笑的是:往往这种时候,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太阳升起和落下、月亮和星空之美——摆脱时间的拘役正是领会永恒的前提。


  发表于  2006-05-09 21:5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摆脱时间的约束是领会永恒的前提”,现代人对时间的体验是线性式的,而前现代的人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线性的感觉也是我们焦虑的原因之一,一直笼罩在一种失去的感觉之中,失去青春,但是前面如何是未知的。如果时间中的生命是永恒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是我现在无法想象永恒。
 回复 yajing 说:
一些媒介生态学家认为这种线性的体验方式是得自于印刷技术的,当然任何事都有好坏。线性促进一种对历史渐进、积累的感觉及高度的时间观念,而体验“时间中的生命是永恒”的如中世纪欧洲人和古代印度人,他们的历史感是极为模糊的,时间观念也截然不同。
(2006-06-29 09:48:36)
yajing ()   发表于   2006-06-28 22:44:31

在一个山间的普米族村子里,只有2只表,几乎所有的人都通过看太阳的位置来估计时间,如果你问他们今天几号.多半答不上来.开始不习惯,现在我也学会了抬头望天空知道时间,通过庄稼和植物的变化感受时光季节变化,和小伙子约好每天在太阳到达什么位置的时候一起去出门放羊,有点奇妙:)
 回复 大鸟 说:
在一个没有时间的环境里,人对日月星辰和物候变化才会变得敏感起来。大鸟若是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更能体会到,精确计算的、机械化的时间,固然是培养人准时、遵守纪律等特性的基础,但也是很大的束缚。
(2006-05-20 21:23:04)
大鸟 (http://birdroo.onlybeloved.com/user1/315/)   发表于   2006-05-20 21:02:25

维舟利用你的才情,评论一下被骂臭了的康生的历史功过-------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

  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

  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

  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

  ,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

  ,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

  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

  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

  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

  ,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 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

  。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

  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

  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

  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

  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

  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

  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

  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

  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

  以赚大钱。

  

  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

  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

  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

  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

  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

  ,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

  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

  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

  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

  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

  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

  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

  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

  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

  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

  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

  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

  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

  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

  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

  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

  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

  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

  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

  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

  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


 回复 lyer 说:
这篇王力的文章我也看过,康生可比蔡京、秦桧,虽为人奸恶,但书法和文物鉴赏力,也不容因人而废。至于文中说康生不会写字,那倒让我想起《笑傲江湖》里东方不败倒台后有人痛斥他荒淫好色,生下无数私生子。
我对党史不熟,对康生功过是非无可置评。如有兴趣,请君参看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今后与主贴无关的问题,也请不必提出,我将一律不作答。
(2006-05-12 21:37:59)
lyer ()   发表于   2006-05-12 20:34:20

对抗异化有两种办法,要么自杀,要么自大,hehe
mas_chicago (http://spaces.msn.com/zhihui1975)   发表于   2006-05-11 06:40:54

死线并不死,连Vista都一而再再而三的delay,有什么大不了的。



走自己的pace,让死线哭去吧
 回复 mas_chicago 说:
话是这么说,可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像贵司的Vista这样一拖就是一年的呀
(2006-05-11 07:50:36)
mas_chicago (http://spaces.msn.com/zhihui1975)   发表于   2006-05-11 06:37:34

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热门题目-异化。

不懂哲学,自己对异化的一点肤浅认识就是-人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有时自我的改变并非朝好的方向发展。

看到过两个极端的例子:

其一 某前领导因贪污被判死刑,临刑前电视记者采访他。他说:“我的问题嘛,主要就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语气就像在做报告,内容象是说别人。

其二 网上流传过一篇某前安达信员工在公司倒闭后写的文章。她大肆宣扬AA的员工如何敬业,为赶死线加班无数,工作能力如何超群等等。以致到了其他四大后反不适应,因为一个人就能干一个团队的活儿。看完后当时喷饭,让我想起《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情节:汤姆的姨妈罚他刷墙。于是汤姆对小朋友们说刷墙是艺术,谁象刷还要给他进贡。一天下来,汤姆什么也没干,墙刷好了还得了不少贿赂。而小朋友们也都对自己的艺术作品沾沾自喜。



我觉得自我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有度。过度以后会忘了做事的初衷,甚至忘了自己是谁。
 回复 Morris 说:
我所在的行业也是“加班无数”的,由此而来的成就感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安慰和一种精神支撑,不过以此为傲实在大可不必了,甚至有点可悲。英国经济学家梅休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揭示一个冷酷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过度劳动导致低工资,低工资又导致过度劳动”。
(2006-05-10 17:29:54)
Morris ()   发表于   2006-05-10 11:33:12

大学时通往一教的小路上有一棵朴树,春天树冠斜斜地覆盖在我们的头顶,一抬头便是满眼透明的绿色, 总能让我的心情立刻舒展

(其实那会儿心情也很难不好).

现在工作的地方有棵绿枫, 上班停自行车时总会看见它, 透过它翠绿的叶子看到的一切都无比美好, 但只要一扭头走进楼里, 那种反差......让人撞墙的心都有了.
misha ()   发表于   2006-05-10 00: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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