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情的负担
时间:2008-07-27

1959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握着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表示:他们两人虽然职业不同,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个故事至少感动了两代中国人,当时几乎家喻户晓,它以一个极端的案例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党和国家尊重劳动者,强调新社会人人平等。

然而,“平等”之所以震撼人心,恰恰奠基于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和语境——即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假如刘少奇也是个掏粪工人,那么他向时传祥公开表态“我们都是平等的”就丧失了意义,变得可笑和令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当然是平等的,你这不是废话吗?!”正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一个被视为贱民的底层人物之间的巨大落差,才产生了撞击人心的势能。如果两人之间的“平等”是一个事实,那么理论上时传祥倒过来向刘少奇表态“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也应成立——但人人都知道,这样的置换是不现实的,直到现在,平民说“在家里亲切接见了来访的总理”也会让人很不习惯。1956年Erving Goffman在《遵从和行为的本质》中指出:支配者和依附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说,支配者有权与依附者亲昵,而依附者则不允许获得互换。

刘少奇的低姿态,不但不会使两人真正趋向平等,相反愈加巩固了他对被支配者的优势:因为他的“平等”表态从此让后者背上了一个感恩的重负,使他今生今世无法偿还。所谓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其所指的都是同一类社会性贸易——荣誉作为支配者谦卑地给予的报酬,被支配者就要相应付出自己才能得到赏识的代价:士为知己者死。宇文所安剖析了春秋战国时几个案例后指出:“一旦一位贵族辩识出一个布衣之士的价值,他就使得这位布衣之士背负起了一份债务。”因为这种知遇之恩是永远报答不完的,最终常常迫使平民为其效死。《韩非子·外储说左》记载一个故事:大将吴起体恤士卒,亲自跪地为伤兵吮吸伤口脓血,伤者之母哭泣不已,有人问:将军这么爱惜士卒,你为什么还哭呢?老妇答:此前他父亲在吴起手下,伤后也受将军照顾,不久即战死,现在只怕我儿也将死了。

这就是知人过程黑暗的一面:用荣誉和声名来购买他人的服务(宇文所安语)。按孙隆基的分析,在中国文化中,个人经常是由一种负欠感推动着去作出牺牲的:一个人出世就已欠下父母养育之恩,此后每受人一点恩情,都需要作出加倍的报答,所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报恩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向义务,且是努力回报也回报不完的无限义务,忠孝就是这种典型的义务。

西方文明通常是take and give,而在东方的儒家文明中,则侧重give and take,老子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贵族越是给予平民精神和物质的酬劳,就越是能激发相应的回报,这也就是战国时豫让的著名答复:“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因此这构成了一种相对应的契约关系,即被支配者的报恩的义务取决于这一恩情债务的大小。战国时魏之侯嬴、朱亥都操持贱役,而魏公子无忌一直对他们极谦恭,为了了解这个贵族的诚意,侯赢故意设置了一系列考验(与后世三顾茅庐如出一辙),如他坦白指出的,这实际上是为了成就魏公子的名声。

在日本,这一原则同样渗透到整个社会网络。春实部夫指出,日本人际关系方面三个基本价值观即:恩、义理和人情,“人要感恩于那些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幸福负有责任的人,通常是自己的父母。……偿债(尤其是称为恩的那些更为沉重的债),是最为严肃的社会义务之一”(转引自《日本文明》)。《菊与刀》中也谈到,对日本人而言“恩是债务,必须偿还……‘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张如弦,刻不容缓的偿还”。

从个人自由独立的角度而言,恩情是一种最可怕的负担,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独立于施恩于你的支配者,永远都欠他的。在电影《教父》的片头,瓦隆赛拉来找教父,希望借助他的力量为女儿报仇,为此他愿意付任何代价。但教父却什么都不要,反而说:“我要怎么说你才明白?如果你以朋友的身份来找我,我立刻就去摆平欺负你女儿的人。”对教父而言,任何物质的回报都是不值一提的,他需要的是对方欠下自己一份情——这样,下次教父有难时,瓦隆赛拉也就再也不能置身事外。

这种对私人(恩公、恩人、父母、主上)的感恩激发的义务和忠诚,到近代国家化的时期,被转移到国家层面,成为一种向国家效忠的有力手段。在二战战败前,日本就将报恩的观念向上延伸到天皇,“所有的日本臣民都欠恩于天皇”,因此他们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万一。所有极权国家的宣传机器,都强调领袖拯救了国家,所有国民都要世世代代牢记在心,“恩情”于是演变成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这一点在北朝鲜最为显著。在新中国的革命语言中,则表现为将祖国和党拟人化的倾向(祖国母亲、党啊妈妈),需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所有国民都欠这两位母亲的债务,而回报的唯一方式就是内化为一种无止境的义务来作出牺牲。在“万恶的旧社会”,时传祥对国家并不怀有特殊的义务,即使他消极怠工也没有什么可歉疚的,但在新社会他就不可能这么做了。

毫无疑问,我上述的观点都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的,在一个讲究人情的网络状社会中,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独立、自由,恰恰是令人厌恶的(“两不相欠”在中国常是一种断绝情义的表示),个人想要摆脱这些恩情的债务,也将面临艰难的处境。如哪吒剔骨还肉给父母的故事暗示的:这种决裂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身体发肤都受之于父母。也因此,个人是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的:社会不承认个体的独立存在,而认为每个个体都受惠于另外一些人或抽象共同体。

杨东平《城市季风》曾谈到一个故事:一个上海女孩子在北京暂住,她的邻居老太太看到女孩子孤身在外不容易,经常给她一些帮助,事后这个女孩子也总会还礼。时间长了老太太十分不快,觉得我是可怜你,你反倒和我算得很清。在上海文化中较为强调人际间“互不亏欠”,大家要“拎得清”,同时也避免自己承担无法偿还的债务;这种异于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的特性,可能也是上海西化的一个方面。固然不欠人恩情按中国文化的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在个人意识中淡化这种取向,乃是个体实现独立和尊严的必要先决条件。


  发表于  2008-07-27 17:28  引用Trackback(1) | 编辑 

评论

写的不错啊,多多交流
sell wow gold (http://www.inwowgold.com/sell-wow-gold)   发表于   2008-11-11 09:13:13

关于恩情很多人的感受不一样,不一样的人体会亦是不同。有些人把受恩当成一种负担;有些人就理所应当受了下来,反之对方需要帮助时全然没有反应。二者当然都是过了,如果让我一定在二者中选,我还是会帮助一个懂得这份情的人。
知恩图报是好事,把恩情一直放在心里当成一个债务去偿还则是累人累己。道理很简单,说则容易,岂不知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放不开的人。
遥远的梦 ()   发表于   2008-08-10 18:14:12

博主写得不错啊~多多交流
伯通 (http://botong.blogbus.com)   发表于   2008-08-08 07:09:24

mas同学的建议太经典了,国务院应该马上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实施中国人民的卵生计划
地狱巡视人 (http://www.davidtouch.net)   发表于   2008-08-07 21:22:45

所以有人这么说:曾给予你最大恩惠的人,或许正是你最想拜托的精神枷锁
jayang (http://www.douban.com/people/1368091/)   发表于   2008-08-05 14:39:59

权利义务的不对等,给弱势一方带来被动的感恩心态。而且,是必须。


“在一个讲究人情的网络状社会中,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独立、自由,恰恰是令人厌恶的(“两不相欠”在中国常是一种断绝情义的表示),个人想要摆脱这些恩情的债务,也将面临艰难的处境。”----是,几人能做到决绝?
尔悦 (http://zgey01.blogbus.com/)   发表于   2008-07-31 15:05:55

这篇写得很好呀。。。由浅至深,由深及浅。。。
enemywind ()   发表于   2008-07-30 10:39:47

以后家庭会崩溃,人类进化到卵生。妈妈生个蛋不需要十月怀胎,由人工孵化器孵化。小朋友在蛋壳里接受营养和知识,一旦破壳即可打工养活自己。
mas ()   发表于   2008-07-30 06:21:28

我转了这篇文章,如有不妥,请告知。
只走寻常路 ()   发表于   2008-07-29 22:23:44

是,在中国真正要在思想上独立是很难的,通常都要经历剔骨、割肉般的痛苦。因为抚养子女时国家、组织是缺席的,所以父母为子女牺牲了很多,当然,他们希望子女回报爱,而爱的方式就是孝顺,何为孝,“三年不改父之道”。在生存环境改变缓慢的社会中,这种孝道低成本实现了思想的复制传递,所谓于国于家有利。但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显得更为重要。其实对独立的个体与支撑又约束个体的家、族的矛盾的反思,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雅典娜自剖父而生,其实这种困惑古今中外都存在。有时感到,所谓自由成长就是把原来赖以生存的基点一一推翻,去找到完全属于个体的生存基点。一个强调传统的国家自然不太重视新鲜的个体体验,而一个高度现代化组织化的国家(如美国)是不是也会在强调自由的同时阉割自由?
 回复 只走寻常路 说:
所言甚是。传统社会既保护了人,也约束了人,现代社会强调个人自由,但摆脱约束的同时,往往也丧失了那种被呵护的温情。这也是现代人精神痛苦的一个很大原因。
(2008-07-29 18:44:03)
只走寻常路 ()   发表于   2008-07-29 12:03:54

>>如果这种平等比较多地出现(包括用舆论来强调),那是会形成正面效果的。社会观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改变的。

而且还有一点,当时掏粪工的社会地位不仅低于国家主席,也低于一般人,刘少奇那样说,就算不是想让掏粪工和自己平等,至少也是想让他提高到和一般人平等

而当这样的正面舆论出现之后,掏粪工确实和一般人平等了,就连此文自身也在潜意识里以掏粪工与一般人平等为前提条件,这难道不是进步吗
 回复 Kuhane 说:
国家领导人公开倡导平等,自然总比歧视平民要好——就像被三顾茅庐的诸葛亮,即使鞠躬尽瘁、为知己者死,也总比被埋没掉好。但我此文的本意是:1)人民对“平等”其实还没有在思想上做好准备;2)独立的个体需要对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感恩予以警惕。
(2008-07-28 22:15:17)
Kuhane ()   发表于   2008-07-28 13:51:56

然而,“平等”之所以震撼人心,恰恰奠基于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和语境——即国家主席和掏粪工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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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该强调的是这个分析吧,而不是去揣摩刘的本意,只是立足与当下去分析为什么大家会感动。
当下的确是不平等的,什么时候我们不把主席当领导而是当作公务员,我们就真的民主了;什么时候我们开头致辞不是从“各位领导好”开始,人民才真正的不奴化了。
我支持作者的
 回复 柳蝉月 说:
我所希望的是: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后,人们不再需要为政府替他们所做的一切感恩戴德。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不是人民对统治者感恩,而是统治着需要为人民对他们的支持而感恩。
(2008-07-28 22:05:30)
柳蝉月 (http://blog.sina.com.cn/liuchanyue)   发表于   2008-07-28 13:49:35

//刘少奇的低姿态,不但不会使两人真正趋向平等,相反愈加巩固了他对被支配者的优势:因为他的“平等”表态从此让后者背上了一个感恩的重负,使他今生今世无法偿还。

我不这样看。如果形成这样的事实的话,是因为多数人不能像刘少奇那样去做。而那显然不是刘的本意。

如果这种平等比较多地出现(包括用舆论来强调),那是会形成正面效果的。社会观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改变的。
organ ()   发表于   2008-07-28 12:16:19

好吧我简要解释一下。我认为把普通问题政治化,或者说把人性化的问题理性化,最终结果就是人格的异化,人越发展,反而越不像人了。最终变成高科技环境下的传统的野生动物(在做事方法方面),唯有嘴里的肉才是最真实的。
 回复 路人甲 说:
我表达的意思和你的并不矛盾。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父慈子孝,彼此都默契;如果父母经常念叨“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子女恐怕即使回报也心有不爽,反过来假如子女为了刻意表现独立,认为父母的恩情是一个可计算的量,自己还请了就不必再赡养父母,同样也是冷酷和异化的。
父慈子孝的原则执行得好,个人身在其中我想比个人化的社会更让人幸福温暖,只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不能过分清晰化(也就是“不能计较”、“相忍为家”)。这只有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才有可能,而在陌生人组成的现代世界是很难的,最典型的就是国际关系没有感恩一说(参见旧文:http://www.blogbus.com/weizhoushiwang-logs/1895976.html)。
(2008-07-28 12:02:34)
路人甲 ()   发表于   2008-07-28 11:13:53

我就是我。别人愿意帮我是他们愿意。我给钱就行。管那么多干嘛?
ABCD ()   发表于   2008-07-28 11:08:46

个人的独立和尊严,恰恰决定于一个人是否拥有自主的价值观人生观。至少要懂得谁好谁坏。虽然行善在这个年代已经不提倡了,大家都提倡照顾好自己,和别人要算清关系。只有相互算计,没有相互帮助。但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不会为了独立而去刻意的呤得清的。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不会受到了他人的赞扬或赠与而认为是互相交换理所当然的。

一份赠与一份收获,把这种本属相互往来的东西换了一种表达办法,就变成了一种虚伪。这种写作手法是不值得掌声的。
路人甲 ()   发表于   2008-07-28 11:08:06

感恩和感谢是不一样的。
也许现在都说不需要感恩。强调自己的权利。别人无权要求自己。

但是,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得到了帮助却连感谢之意都没有,那是人品问题。
路人甲 ()   发表于   2008-07-28 11:03:55

西方人是不觉得亏欠父母什么,他们觉得亏欠上帝什么,所谓原罪
相比之下,还是亏欠父母好一点
Kuhane ()   发表于   2008-07-28 03:01:45

我觉得平等是个很大的概念,要讨论,就要细分是哪方面平等。

平等的概念如果不分内涵来说,容易被误解成A和B平等即A = B,那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是虚妄的,因为没有两个个体是一样的。至于国家主席 = 淘粪工人,刘少奇也没这么说吧?

在所谓新中国的语境下,按大家当时所相信的来看,“旧社会”中人格不平等,“新社会”中大家在某些社会属性中平等(如刘少奇所强调),这一点被强调和指出,在我看来是正面意义多于负面。虽然理想情况是,大家平等得不需要强调了,但在达到理想之前,至少往好的方面努力和强调,胜过强调不平等。社会观念的变化总是渐进的,哪能瞬间就达到理想状态呢?

在刘少奇的语境下,能那样说是让人赞赏的,即使是今天看来。不过如果温家宝还那样说,还引起同样的感动,就很成问题了。
 回复 organ 说:
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从来不是生活中的现实,但如你所说的,公然“诚实地”强调不自由、不平等,后果更为恶劣(纳粹德国就一直宣称从不承认种族之间的平等)。我也认为刘少奇这么说,至少当时“正面意义多于负面意义”,但本文关注的是:是否以一种新的内化的奴役代替了旧的奴役,或像《动物农庄》中说的,“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
时代总还是在进步的,今年汶川地震虽然也有强调党、国家、人民子弟兵的作用,但却不像唐山时那样要所有灾民感恩戴德(当时所有孤儿都改姓“党”,以示不忘是党救了他们的命)。人民对服务型政府是没什么好感恩的。
(2008-07-28 07:09:25)
organ ()   发表于   2008-07-28 02:08:20

老太太自己出发点就有问题啊。为什么要可怜人家?

莫名其妙。
咕噜咕噜 ()   发表于   2008-07-27 22:07:31

如果是时传祥同志郑重其事地说:“主席啊,我们都是平等的,你当主席也是为了人民服务嘛!”这就是真正的进步了。
蓝色与黑色 (http://blog.sina.com.cn/remembrancemonday)   发表于   2008-07-27 20:44:59

这点上让梨的孔融同学倒是很前卫,不觉得自己亏欠父母什么。
mas ()   发表于   2008-07-27 18: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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