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准
时间:2006-06-02

顾准的名字,在十年前我还刚上大学时一度十分响亮。不过当时我对他论述的问题没有兴趣,近日才在朋友推荐下通读了《顾准文集》和《顾准全传》。坦率地说,我非常失望。

从其生平来看,顾准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妻离子散的最苦闷时期才开始读史,当时已51岁,而之前他的专业方向一直在财政方面。文集里的存稿,绝大部分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1972-1974)里写下来的,在这么短时间内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见解,已算不易,要把他抬高到“民族思想家”的高度,那是不恰当的。苛刻一点说,他的一些稿件仅是博士论文的水平,细节处可看出他读书时对各种材料的囫囵吞枣[1]。仲维光评价他的论文“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虽然冷酷了一点,但倒比吹捧他的文字更接近于事实。

《顾准全传》更是一本失败的传记。此书750页,51万多字,但实际上我认为1/3的篇幅就已足够了;写这么多字本身就表露出作者“宏大叙事”的野心,而这一野心不幸和他的才能不相称。作者高建国是记者出身,文风深受毛泽东新闻学的影响,以至于此书读来类似于中央台新闻联播里对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报道。他夹杂了过多的文学色彩和主观感情,常常毫无必要地炫耀一些典故词句,顾准在他笔下是一个十足的完人——这不是在写传记,而是毛氏新闻学中最常见的塑造典型的方式,是在塑造神话。这种缺乏自制力的笔法极大地削弱了顾准生平的悲剧性质。

一个优秀的传记作者,其身份应当是与传主平等地对话——包括必要的批评,但高先生却经常情不自禁地过分抬高顾准。潘序伦出于爱才,对顾准的容忍可谓至矣尽矣,但作者似乎认为潘是一个顾准不值得对之报恩的阶级敌人。至于顾准在出任上海财税局长后严厉斥责帮他热饭的下属(P294),更是莫名其妙,这居然也被当作美德。文中也时常有一些极老套的插曲,例如抗拒腐蚀和美女诱惑、以及和苏联专家的对抗——当然,正确的是在中国人顾准一边[2]。

最不能使人的满意的,是作者对顾准一生最大悲剧的肤浅记叙。他把顾准文革中的妻离子散都归结于“那个残酷的年代”,顾准之妻汪璧在后期明显地背弃了他,并要为五个子女公开与父亲断绝关系负主要责任,作者也轻轻地为她开脱,认为这是“冷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容不得他们啊!”(P583)这种话语是毫无价值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有句台词:“我必须埋葬我的兄弟,即使他是国家的叛徒。”相比起来,中国人向来是一个鼓励大义灭亲的民族,却缺乏原罪意识。汪璧和五个孩子固然受累于那个时代,但不可以将自己的罪责都推卸给那个时代——否则,就出现像大多数日本人那样,觉得二战自己也是被逼的,是时代之错、战争之错,就此回避了自己良心的罪责。

顾准曾自称完全可以得三个博士:经济学、历史学、数学(P654),他的传记作者更慷慨,似乎认为他再得六个博士也绰绰有余,称顾准是“多学科的博大精深”,“罕见的天才”。在他笔下,任何逆境也不可能对他笔下的英雄造成实质性的阻碍,“正是重叠的苦难和深远的忧患意识,造就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家顾准!”(P448)顾准的著作是“惊世骇俗的”(P573),后来国外很多学者的论点和他“居然完全一致”或“都和顾准十分相似”。褒扬达到这种程度,已经过犹不及,不过作者显然不具备公正地评价顾准价值的能力——看得出来,他并不真正理解顾准的作品,只是想尽可能地证明顾准是正确、伟大的。

前代名作并非不可批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中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作《怎么办?》“在艺术上没有成就,作者在写作上没有才华……所阐述的社会乌托邦也完全是肤浅的。”小说的巨大意义“主要是道德上的”。这一点用来引论顾准,也差几近之,如果排除他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他的著作就并不显得那么“惊世骇俗”了。他是最早觉醒的人,这是他的价值,也是他的局限。正如我们回顾唐诗史时,承认初唐四杰开创性的功绩,但不必因此而将他们的作品抬高到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平齐甚至更高的程度。胡适《尝试集》开白话诗歌之先河,有其历史地位,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诗”简直不忍卒读,毫无文学价值,难怪饱受时人讥评。

仲维光曾评价顾准著作“只有社会政治价值,却无学术思想价值”。顾准之所以在1994年后突然成为万口传诵的名字,其原因还是在于他是那个时代的良心,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象征——这样一个人,不可避免是极为痛苦的(“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中国向来缺少这样殉难者的形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谈到萧军等人时说:“现在看来,这些作家的一生似乎比他们的作品更有历史意义。”顾准的一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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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4.9版)中可以看出,顾准引用的一些西方专名前后不一,这很可能是他读书时随手翻译或不加批评地摘引各种史料,以至造成不统一,如:
P131:Etruria作“伊达拉里亚”;而P283作“埃特鲁利亚”;同一地名,一作“库迈”,一作“库梅”
P159:Scythians翻译作“斯切仃斯”(这一译法想系他自创),下几行又把同一民族作“斯基泰人”
又中东著名古城Sidon及Tyre,P157作西顿、推罗;P163作息敦、泰尔;P164:泰尔、西顿;P193:推罗、西顿;P200:息敦、泰尔,前后极不统一
P256:柏拉图名著Republic翻译为《共和国》,通常译为《理想国》

[2]《顾准传》(上海文艺2000.1版)P406提到苏联院士涅姆钦诺夫“大概可以称为这中间最傲慢的一个人”,指责他对竺可桢蛮横无礼。但同一章P396却又说到涅姆钦诺夫为治疗彭加木的癌症,极乐相助,亲自出面帮忙寻到了稀有药物,快速发到顾准手里。而顾准据以为竺可桢“捍卫尊严”的,也是颇可笑的:即强调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官位比涅姆钦诺夫高;如果这是事实,那涅姆钦诺夫“大为恼火”,倒也并不奇怪。
此书还喜欢不必要地引用一些典故,不幸有些也引错了,略举如下:
P400:提到北庭古称“八失别里”:按应是“别失八里”。
P404:提到1900年海兰泡惨案中国人死难20万,按当时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最高估计也只有3.8万人,一般认为这一惨案中死难者为5,000人
P554/585:谈到印度贱民“阿丘特”。按印度的贱民阶层现在正式名称是“表列种姓”,其他种姓称之为“达利特”(Dalit),甘地为之改称“哈里真”(神之子),却没有“阿丘特”一说,揣其音,大概是英语Untouched,贱民有时是被称Untouchable,不过汉语还很少以音译来这么翻译的。


  发表于  2006-06-02 22:3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一个优秀的传记作者,其身份应当是与传主平等地对话——包括必要的批评,但高先生却经常情不自禁地过分抬高顾准。
tuwala (http://tuwala.blogbus.com)   发表于   2012-06-26 14:28:50

呵呵,200个字确实有点少。你有没有其他常用的博客地址。例如新浪?

我的事http://blog.sina.com.cn/u/1721380712
 回复 Calvin 说:
谢谢,收藏了。我只有这一个博客地址,现在偶尔利用豆瓣作备份(也考虑过新浪,但我实在不喜欢新浪博客的页面风格,特别杂七杂八的链接)。
(2010-11-21 22:22:43)
Calvin ()   发表于   2010-11-21 16:30:44

 
  个人的看法顾准是中国在1949年到目前为止后唯一的世界级经济学家,他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和论述可能现在去评价为时过早,但相信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最终会被明确地认知。
 回复 Calvin 说:
“顾准是一个体制的建立者,又是一个体制内的反抗者”,此言说得很是。至于他理论的价值,我不否认在那个年代已属难能可贵,但说实话也不觉得无可企及,不过这一点且留待后人评述。
附带说一句:blogbus现在只准留言200字的规定实在太无聊了!
(2010-11-20 22:57:38)
Calvin ()   发表于   2010-11-20 20:58:08

顾准实际上是在解放后建立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主要的政策制定参与者和早期最主要的执行人。他主导了1949年后对中国境内国外投资最大规模和最彻底的驱逐和资产剥离行动,也实际上为对国内民营资本全面赎买和收归国有建立了政策、税务和法律的基础。因此他是对这个体制的反思最早和最深刻的人。
  
Calvin ()   发表于   2010-11-20 20:57:14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务。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后在困顿中撰写了大量著作,1974年病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他的著作和思想才被广泛地传颂。
 
Calvin ()   发表于   2010-11-20 20:56:38


  
  1930年,十五岁的顾准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工商界崭露头角。20世纪30年代,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成为中国知名的会计学家。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Calvin ()   发表于   2010-11-20 20:55:01

博主的考据令人印象深刻,不过顾准的才能和人身意义可能比他所写的内容表现的更为曲折。实际上,从历史而言,顾准是一个体制的建立者,又是一个体制内的反抗者,所以才会得到超乎寻常的推崇。
  
  可以看看他的经历:
  
  
Calvin ()   发表于   2010-11-20 20:53:00

维舟君,

写这段的原因之一,也是反感于一些国人勇于批评日本反省二战不力,但对文革却保持几乎全民沉默。很少人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加害行为,却乐于强调自己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是受害者,即使是做了红卫兵参与打砸抢,那也是时代之错,自己“那时不懂事”。
----听到文革的故事是我们的幸运,无论人们以什么观点开解自己,至少被提到这段事情。
请不要强求这个人忏悔。如果你我做了那样的事情:迫害老师、迫害父母、迫害朋友,其实出自自己内心的恐惧,以迫害一切人之堕落来求得一分安全。我们也会不堪回首,恨不得人生中镂去那段岁月。
我们只要听,就好了,就算内心已经被愤怒和悲伤和恐惧占满,也倾听就好了。给那个时代的人一个空间一个安全的空间去提起往事。

文革对我们的伤害其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什么父母不能互相信任?为什么儿女自幼被父母伤害?为什么职场很少有Good will?
为什么人们假装自己永远没有错?为什么人们无法原谅别人的撒谎,愤世嫉俗而其实伤害的是自己?

我们得如实地知道文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性的边缘在哪里?爱在哪里被遗忘了?
 回复 竹林 说:
你很慈悲。我没有强求谁忏悔(这恐怕也强求不来),也理解那种心理否认机制(某件事要是让自己深感痛苦,就会在潜意识里去压制或否认它),确实如果换作我自己,也会“恨不得人生中镂去那段岁月”,但我并不能因此原谅自己。我同意你说的,文革的伤口仍未抚平,虽然我不能确定你最后说的这些是否全都是文革的遗毒所致。
(2010-03-24 13:36:42)
竹林 ()   发表于   2010-03-24 11:27:53

“细节处可看出他读书时对各种材料的囫囵吞枣”

我是对这句断言不能苟同。因为我觉得单从你在注释中举的例子,不能直接就推断出顾准读书不够细致、深入。

地名人名译法不统一的原因不说了,就柏拉图《理想国》这本书的书名而言,《理想国》是比较通行,但不能说《共和国》就是错误的译法,这书英文译名就是《The Republic》,从英文直译就是“共和国”,现在也有的地方译作《国家篇》,所以不是那么“统一”,某些学者当然可以主张某个译法比较符合原意、比较合理,但其他译法也还在被人使用。

顾准其他正式出版的著作是有的,大多是会计学方面的专著,就不谈了。会计之外,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比对西洋史、政治制度的研究要早很多,成果也正式发表过,所以经济学界有些老人,如吴敬琏,对他还是比较佩服的。史政方面的研究确实开始得很晚了,虽然也曾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惜天不假年,仅有的几年时间也是条件恶劣且复身体状况不佳,所以就只有这些笔记和信件,经过亲友整理才得以出版。

当然了,至于顾准这些书稿表达的观点有无深度、有无价值,每个人评价不同,有的人捧上天,也有的人说基本没什么价值,所谓见仁见智,没有必要也无法强求“统一”。
 回复 fuguxo 说:
谢谢指正,我这句断言看来是苛厉了一些。我不懂经济学,单就史政方面的文章而言,个人觉得顾准的观点深度只算平平,对他评价高的大抵是因为他的观点出自那个特定的年代。就像黑夜中一盏油灯虽然微弱,却给人感觉很亮,但同一盏油灯如果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给人的印象就截然不同了。
(2009-04-12 07:55:02)
fuguxo ()   发表于   2009-04-12 00:05:38

我想博主对《顾准文集》的性质认识不够全面,文集所收文章,大多数不是私人信件就是读书笔记,不能算是正式的出版物(相反,有些文字恐怕想藏起来还来不及,遑论出版面世),甚至不能算是正式的论文,如果这样的文字能有博士论文的水平——在细节的准确度上——倒是怪事了。

就博主注释所提细节问题,从顾准做笔记或写信时的读书作文条件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外文译名本来就不是特别一致,这是一;第二,顾准某些引文是从外文自译而来,不免和通行译法有出入;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顾准手稿出版时经过校对的,例如《希腊城邦制度》是经吴敬琏校对的,而吴毕竟是不史学方面的专家。——当然,统统这些都是从谅解顾准的失误(真正的细节方面的失误也是有的)方面去辩解,不过我觉得考虑到顾准的读书环境和此书出版的过程,这些辩解还不算为辩而辩吧。
 回复 fuguxo 说:
那么顾准还有其他“正式出版物”或论文吗?我的意思是:不少人推崇顾准不就是根据这些非正式论文吗?我的评论应该不是抽样问题吧——我没有专挑顾准写的差的东西来作偏颇的判定。
至于注释细节,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也没试图以这些小节就否认顾准文章的价值,一个人文章好不好,关键是其观点的深度。
(2009-04-11 19:03:32)
fuguxo ()   发表于   2009-04-11 18:32:44

我以为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然而过若干年再看当时的行为确实愚蠢可笑。所为先知先觉者必竟是少之又少。遥想当年参加红卫兵是受伟人的指引,怀抱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而投身其中的,是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一场运动。决不参杂半点个人私心杂念,不像现在时时处处都是为个人打算,赚钱第一。
 回复 无我 说:
所谓“决不掺杂半点个人私心杂念”的时代,我觉得大抵都是思想专制的恐怖时代。私心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要用宗教或政治来强行压制,出现文革那样的结果也不意外;而且我也根本就怀疑有哪个时代能完全消灭所谓私心杂念。
(2007-11-22 15:51:04)
无我 ()   发表于   2007-11-22 10:36:16

充满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一眼就点破了时代的局限性。如果在10年前就能看出这些问题,那就真的更了得了。
yajing ()   发表于   2006-06-28 18:41:34

后半部分写的很精彩,闪耀着独立思考的火花~~

特别是提到中国人缺乏最基本的原罪意识和“汪璧和五个孩子固然受累于那个时代,但不可以将自己的罪责都推卸给那个时代”,很有道理,中国缺乏西方传统的信仰,文革又讲封建社会培养出的仁义道德不问好坏一律破坏,只以一种论凋来教育群众~~~



支持~~~
 回复 xun 说:
写这段的原因之一,也是反感于一些国人勇于批评日本反省二战不力,但对文革却保持几乎全民沉默。很少人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加害行为,却乐于强调自己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是受害者,即使是做了红卫兵参与打砸抢,那也是时代之错,自己“那时不懂事”。
(2006-06-04 21:55:10)
xun (http://azzurris.yculblog.com)   发表于   2006-06-03 15: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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