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数年前，西方还习惯将台湾的国民党人称之为“民族主义者”，而国民党人本身反而对自己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者”而吞吞吐吐；与此同时，对岸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却越来越依赖于民族主义，俨然以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和保护者自命，这无疑是颇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革命国家虽然强调民族解放，并常常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是马克思所不曾料想或不愿意强调的），不过这与我们通常设想的“民族主义”却是有所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反民族的——革命要做的工作，常常是创建一个新的、包罗一切原有民族的民族。

一个新生国家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不管如何，继承前政权的领土。但这一领土范围内，却常常并不是单一民族的，而现代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传统却是与之矛盾的：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被要求朝一个民族国家的方向奋斗。因为在欧洲的血与火的战斗中，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被证明更能适应“人民的战争”的全面竞争需要。

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反复阐述的一个重点就是：法兰西的多样性。在1789年之前，至少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和巴黎人是决不会互认为是属于同一民族的，前两者甚至不讲法语。但在革命中，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被其他最高原则所覆盖：“人民”、“爱国”、“平等”等等。“民族”一词的意思在这里被替换为“全体人民”，全国实施整齐划一的教育、不再按语言和风俗划分为不同集团……在这种狂热的举国团结一致的激情中，一个反复重申的神话“法兰西民族”无中生有地变成了事实。到今天，法国各地之间的差异已经消弭，以至于无须为科西嘉人建立民族自治区域了。

在这个模式中，革命激情之下是一个力图模仿单一民族来行动的集合体，它的口号深深地鼓舞人，因为“平等、自由”都是超民族的价值观——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要将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锻造成一个民族，就需要超民族的价值观。正如现在融合了各色人等的美国，也最有理由强调“自由、民主”，因为只有意识形态才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

列宁在1917年提出的口号中，有两个最为强有力：“面包、和平和土地”及“民族自决”。前者使俄国退出战争，后者搞垮了帝国。但红军随即又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列宁本人则自始至终地谴责大俄罗斯主义，此后“苏联各族人民”一词成为新的共同体名称，官方宣传更愿意强调这是一个整体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愿意将它拆解为俄罗斯人、鞑靼人、或哈萨克人。

尽管这未必是对法国革命有意识的模仿，不过却成为后来革命中反复出现的现象：革命家们更有兴趣创建一个新的民族。远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前，一个学者多威士·德克尔对苏加诺有重大影响，此人认为“创造一个民族，比确定其社会结构的各项具体问题更为重要”，这一点后来被苏加诺发挥为民族主义的“最完整的意义”：“不是爪哇民族主义，不是苏门答腊民族主义，也不是婆罗洲或西里伯斯，巴厘或任何其它的民族主义，而是共同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一基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总统先生强调印尼群岛是“真主安排组成的单一的实体”。

这样的话语，我们并不陌生。民国时代，中国人习惯谈的是“五族共和”、“中华国族”，到1949年后变成“中华民族”——世界上之前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民族。国民党时期并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将各少数民族称作汉族的大小宗支。1949年后在一切宣传话语中，谈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或满族民族主义，后者非但不合法，而且是邪恶的民族分裂主义。以至于岳飞和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也被下令禁止谈论——根据上述逻辑，这一争论将激化汉民族主义和满族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可以谈的，但只有一种可以谈，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微妙之处正在于此。这个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的革命话语，由于只承认一种被创造出来的共性，并且既然大家都是平等的、毫无差异“全体人民”的一员，那么也理应该受到平等的、毫无差异的管理或镇压。其隐含的逻辑否定了在“最高统一”之下的差异性和个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是反民族的。

土耳其革命胜利后，在民族复兴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强调全国是一个整体，并将这一逻辑发展到顶点：即否认库尔德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它仅仅是只是土耳其人中桀骜不逊的一支，库尔德语及风俗由此遭禁止。而换个角度看，这却是种族清洗、强制同化和武装镇压。同样，在南斯拉夫王国时期，马其顿人一度被禁止讲马其顿语，因为当时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是塞尔维亚人。

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民族”往往并非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识别特征，因此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在印度推行印地语的计划时，曾引起激烈争辩，支持者认为操该语言的人口超过全国的50%，而反对者则强行把这个数字压到30%。至于“人口普查再定义引起的种族灭绝”（如土耳其的例子，库尔德人就被认为不存在）也并不鲜见。

我们不难理解这一悖论的渐进模式：起初是为了反抗外敌而举国团结，进而是力图塑造一个新的共同体，并带上越来越多主体民族的色彩，然后少数民族的差异性遭到否定和强制同化，最后是这反过来激起少数民族的本族认同和激烈抗争。

苏联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苏联领导人都认为要“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消除民族差异”，“对此，列宁靠的是教育，斯大林靠暴力，赫鲁晓夫则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合理性，认为未来将是‘苏联人民’的时代”（《分崩离析的帝国》）。斯大林也强调“苏维埃爱国主义不是把我国的各民族分裂开，反而是把它们团结为统一的兄弟家庭”（《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这位暴君也许的确问心无愧，因为他是无差别地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民族的，虽然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他表现得比一个俄罗斯人更像俄罗斯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对共性的过分强调，使一些苏联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丧失警惕。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当局的人口普查中，民族属性一栏甚至有“苏联人”一类——不过认同这一点的人始终在2%上下。戈尔巴乔夫也天真地以为各民族不会脱离苏联，改革之初根本没怎么考虑民族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后，仍有人对此念念不忘：“不应根据民族属性对人作任何限制。伟大的俄语和俄国卢布必将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把他们融合成一个俄国民族。”（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

Clifford Geertz在其名著《文化的解释》中说，独立运动有时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反殖民主义与集体再定义民族特征是一回事；但“一个泰米尔人要理解自己不是英国人，要比认同自己是印度人要容易得多”。在收回香港、澳门后的这些年里，中国人想必已对此有所领悟，无论是塑造还是创造一个共同体，首要的条件是承认差异和耐心，硬是无视这些差异和急切行事，通常是激化矛盾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