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隐喻的两种读法
时间:200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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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玛赞•莎塔碧(Marjane Satrapi) 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

当我慕名去书店找这套书的时候,颇费了一些周折:本以为它会被列在中东文化/伊朗政治、或者是自传性文学的书架上——结果在店里电脑检索系统的帮忙下,才在漫画类的书籍中找到它。但漫画仅仅是这本书的形式和体裁,实际上它的内容,未必是一个爱看漫画的孩子所喜欢和理解的。这的确是一本不容易被归类的书。

对伊朗有兴趣而又不够了解的人,当然适合读一下此书;但它并不仅仅如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提供了一个在极端时刻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困境——一个处在深刻危机中的、前途未定的国家,所有人都同时受到绝望和希望的双重折磨,而政治冲突的结果,却是严厉的警察国家和持久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中作者自身从痛苦到自觉的选择,也是她的国家、以及其他同类国家命运的缩影和隐喻。

作为自传

读这本书时,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都很难无动于衷:书中的主角无时无刻地处于两场战争之下:一是现实战争中的国家和个人,其次是朝向内部的、她自己“一个人的战争”——在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的痛苦摇摆。

作者出生于1969年,此时距离伊朗伊斯兰教革命爆发还有十年。她懂事的时候,这个国家恰好进入了一个动荡、危险的时刻:国王的暴政和社会的激烈反抗、随后又是1979年的革命,王朝被推翻,全国急速向后转,还没喘口气,1980年两伊战争又爆发,并持续了八年之久——她的不少亲友、同学都死于这次漫长的战争。

如果我们信任作者的自述,那么她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对社会事物的惊人早熟的看法。但对一个孩子来说,早熟往往未必是一件幸运的事。她童年时国内政局危难,她甚至也曾上街游行反对国王——然而那在一个孩子的意识中,不过相当于花车巡游。对她来说,真正艰难的时刻,恰恰是她父母为了她的前途,希望躲避这种混乱政局而将她送到国外。这被证实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尽管她在伊朗深受西方生活的影响(她很喜欢欧美流行文化,尤其是迈克•杰克逊,还在家自唱“我们是美国少年”),但这个14岁的孩子在奥地利立刻像叶公看到真龙时一样震惊。她毕竟来自一个“当众接吻都被当作性行为”的东方国家,当深入到一些西方同龄人的生活时,经历了一阵难以排遣的苦闷——而她的解决方式首先是否定自己,加入他们。为此她也开始谈恋爱(尽管那时她还只有15岁)、希望有性生活、吸烟,甚至抽大麻,最后为了爱情甚至一度成了毒品贩子。然而自我否定无法带来愉悦(因为“我什么也不是”了),最终她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幻灭,精神崩溃,以至于寒冬的三个月里流落街头,几乎病死异国——她18岁的生日,就在街头的长椅上度过了。

她于是回国。不幸,这又使她意识到,自己在西方是伊朗人,而在伊朗是西方人——正如相似处境的萨义德的自传书名那样,她在两边都是“格格不入”。“文明冲突”至少在她身上是正确的。直到她终于有了自己自觉的选择。

这一自传中不乏对自己无情的剖析——无情到使人感到作者是那种过早看到生活残忍一面的人,以至于一个年轻女子竟说出许多与她年龄不相符的饱经沧桑的词句。例如“那天,我懂得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只有当灾难还能承受时我们才会自怨自艾。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一笑置之。”——就像尼采说的,人类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被迫发明了笑。

尽管青春期都是残忍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这样,要为自己的叛逆付出这样精神上的动荡,以至于演变成一场对自己的战争。这个故事对中国父母来说,最现成的教训之一是不要送自己的孩子过早出国独立生活,否则可以预想他也会遭受到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而且将有两次。

书中多处流露出她的优越家庭背景:外公是前代王朝的末代王子,不少亲戚去了荷兰、美国、德国,家住在德黑兰北部的高档住宅区,有女仆。自幼在法语双语学校读书,15岁在奥地利,虽然已经三年没练习法语,她仍能和人用法语“无所不谈”。1982年,她还和父母一起去意大利、西班牙旅行三个月。后来父母要去土耳其,她反问:那是菜鸟地方,要旅游干吗不去欧洲或美国?以上这些也足以映衬她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处于一个中产阶层甚至上流社会的家庭背景中。通常也正是这样的孩子,才会有机会面对这类文化冲突的痛苦。

对她来说,在精神危机的时刻,成为她支柱力量的永远来自家庭:父母和外婆,书中反复提到这三个家庭人物对她精神和人格塑造的影响。在这个贵族家庭中,家教严厉又不失开明,作为一个独生女儿,她随时可以无条件享受到父母的亲情,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坚持,又有超越于这个国家的开明价值观(例如其父坚持她应有离婚的权利),其他的东西证明都远不如此可靠。就此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东方”的自传。

作为政治读本

在中东地区一场新的“比大胆”游戏——伊朗核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刻,读一读这本书,也会有一些令人感慨的发现。这个国家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前本来曾是中东除了以色列之外最亲美的国家,现在则一跃成为最反美的急先锋。在西风东渐前,伊朗在给中国文化输入外来因子仅次于印度,而现在国人对它的印象,往往也仅限于妇女的黑色面纱、清真寺、甚至恐怖分子。

书中常常流露,作者童年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西化的——她对西方价值观的第一次怀疑,是在奥地利遭受严重挫折时才幻灭的。的确,1953年英国势力退出后,美国成为它的主要保护人,因而也成为该国一部分人憧憬的对象,以及更多下层百姓仇恨的对象。当时伊朗依靠着巨额的石油收入,一度雄心勃勃想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不幸实现的方式却得罪了多数人民:中产阶级不满于对生活水平的企求无法满足,而对宗教虔诚者则以畏惧的目光看到西化的入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国王的以粗暴的手段对付所有这几类反对他的人,结果竟使这些本来决不可能联合的政治力量一起反对他了。

当时伊朗国王决心效仿的对象是土耳其的凯末尔:他以几乎是专断的手段把土耳其与过去一刀两断,削弱宗教权威,采取亲西方的姿态,来实现他认为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这种方式,用英国对非洲殖民地的说法就是“我们掐着他们的脖子说:跟我们一块儿到20世纪去!他们走过来了,就会高兴的”。

这一理念的前提是无论多大的苦难,转变都是有道理的、必不可免的,但这却是以未来的合理性来忽略现在一代人所经受的痛苦,尤其对于伊朗这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甚至有过长达一千多年冲突的国家来说,领导人越期望这种转变尽快完成,则这种转变就越是令人民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而近代伊朗王权和教权的冲突已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她的一个根本性矛盾在于: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