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变
时间:2006-09-10

村庄

第一次使用Google Earth找到我曾生活了18年的小村庄时,我恍惚感到这是自己从外太空俯瞰这片土地。我从未尝试用这个角度观察它,因此觉得熟悉又无限陌生。

它坐落在岛屿的偏西部,村庄的四条边界都由运河构成。在这个泥沙冲积的平原岛屿上,地势地平,每一条河流都是人工开挖的运河,每一寸土地事实上都可成为良田。也正因此,除了运河和道路两侧(传统上还有墓地周围),村子周围通常只有零星的树木。

我所说的“村”是自然村,实际上按照行政区划仅是一个“小队”(村民小组)——它所在的行政村下一共有15个小队,而我自小所熟悉的无非只有这一个小队所在的土地。这块运河边的土地还不到150亩,包含五姓36户(长三角平原自然村规模大率如此,不像华北平原二三百户极常见),按照常住人口推算,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0人——这个数字是全岛平均的一倍。

从卫星图上看,密集的房屋沿着交通干道分布,犹如根须上大大小小的马铃薯。在江南一带,居民住宅通常沿水系分布,岛上却更偏重陆路交通,原因是运河河道容易淤塞,向来未能承担交通干线的任务,而在近20年的公路修建及房屋建造浪潮中,各村的房屋也自然而然地向道路两侧集结。

村西的运河一直被人叫作“西大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仿佛它已存在了数百年,且是我已知世界中真正的“大河”,但它实际上却只是一条1958年才开挖的、不到50米宽的运河。河中央水深约有2米,不算深,但淹死人已足够,因此我从小听了不少水鬼传说;浅水区往往不到1米,我小时可以一整个黄昏站在河里捞黄蚬,回家炒韭菜吃。

隔河是岛上一个大市镇,非农业人口也就一万左右,在我小时侯其规模当然更小,不过除此之外,别的城镇,包括16公里外的县城,以往在村民的印象中都是颇为遥远的。

村落共同体

在读历史时很容易有一种错觉,仿佛在某个“转折点”年代或事件之后,世界一下子就改变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改变通常更类似于一个孩子的发育,是缓慢和递进的,有时甚至是短时间内难以觉察的,只是当多年后回头,才发现起了多么明显的变化。

1978年后承包到户的改革起初也悄无声息,至少在我四五岁时,母亲仍每天按集体劳动的纪律“出工”算工分,分田是更后面的事;我幼年的记忆之一是分田时母亲常让我去抓阄,她相信孩子的手气也许不错,能分到一个较好的地块。村里土地很少,父亲又因在兰州工作,已是非农业户口,所以我家的土地一直只有一亩两分——算下来只有800平米。多年来只承担消费和生育职能的家庭,重又恢复了它的生产职能。

地虽然分了,但以往集体公社时代公用的“社场”还在,少量的农业机械仍堆在那几间公用的平房里,人们共同支配。当年正是凭借集体劳动,才使得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为可能——直到1980年代中,我还记得有组织大批人力的开挖运河工程。现在不少人也仍习惯将乡称为“公社”。村里少量的树木,都分给了个人,一度砍了不少树。而一大片竹园仍归集体所有。我小时侯有乡谣:“宅沟里鱼跳,竹园里鬼叫。”那片竹院也不过数亩地,不过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一直是遮天蔽日、阴森可怕。

村里长期以来只有一户人家养牛,他的脾气也像牛一样倔强,大家都戏称他“牛料”。他有两头水牛,而营生的方式之一就是把自己的耕牛租借给人(通常是外村)使用,有时收取费用。张思对华北平原“村落共同体”的考察认为“一个村落役畜借用习惯相对发达说明该村落社会尚未剧烈分化,村民间的结合亦相对紧密”。大牲畜的使用有季节性,所以不会每家都饲养,但本村的牛倌其实已经将替人耕地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但本人也没脱离农业生产,处在分工的初级阶段。十多年后,他儿子去做了泥水匠,之后拖拉机取代了牛耕。不过大工具少有借用,小的农具如农药喷雾器等,还是经常无偿借用的。

这个村子主要有沈、倪两个大姓,另有黄、龚、张三姓,既如此分散,宗族势力也就极衰微,没有祠堂和祠田的问题;宗谱大抵散失,同族的共同祭典活动我从未听说。有形的宗族组织瓦解了,各家各自祭奠祖先,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宗族组织。通常意义上江南宗族组织举办公共事业、调节纠纷、救贫济弱等社会职能,如果曾经存在过,也早就移入到乡村正式组织了。

不过总有一些东西不是乡村单个家庭可以满足的,例如信贷或面临疾病时,通常这总会求助于最近支的亲戚——银行和医院等公共机构在1980年代还是离村民有点遥远的。我还记得小学时同村一个本家来家里借钱,我在门后(这样的事父母一般不让孩子参与)屏息听他委婉地解释了很久,并以自己的信誉担保——不过他的信誉一向不大可靠,因为他之前已经在赌博上花掉了很多钱,以至妻儿都要与他断绝来往。到我家之前他也已经向村里很多人开口过了,但都被婉拒了,最终在我家也一样:父亲的办法是说明我们家的财政困难。信用等级在这种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坏账”都是大家承受不起的。

除了钱这样敏感的问题,村中人力、物力的借用则是非常普遍的情形。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婚丧事期间。直到今天,这类红白喜事一般都在家里操办,20多年来排场层层加码,现在已经俨然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型工程。即使在1980年代初,由于农村对亲戚关系的重视,往往会请上至少十数桌人(很多远房亲戚常常在此刻才有机会见面)。每家都只有两三张桌子和有限的碗筷,因此大操大办时往往会“征调”全村的桌椅、碗筷、人力等,连吃三日,其中最后一日“谢相帮”,要宴请帮忙的村里人。有几次放学回家,一看家徒四壁,桌椅等全不见了,就直往全村锣鼓声最响的一家走去。

Clifford Geertz曾说到,“在爪哇所有的仪式中,葬礼可能是最有义务参加的。生活在丧家周围某一约略半径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被认为应该去参加仪式。”这一条在本村也一样,丧礼往往卷入全村人,因此当我1987在上海外婆的葬礼上发现这仅是一件与丧家有关、规模控制在两桌人的小范围事件时,受到很大的冲击。乡下的葬礼还会引来大量围观的人——尤其是妇女,她们一边泪眼汪汪地听着死者的媳妇女儿哭唱死者的生平,一边私下里还会评点其哭唱的水平。这种哭唱一般不会中断,而没有享受到这一待遇的死者被认为是不幸的,不会哭唱的女性家属也会觉得难堪。

在乡村的这个网络结构中,收礼即负债。因此婚丧事必备礼簿,如数登记,所谓礼尚往来,在我妈看来,“收来收去都是自己的钱”。1991年爷爷去世,礼簿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数字,包括几元钱的。丧家忙完,深夜先翻阅品评一番;每次遇到红白事,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帐本翻开,以便计算如何还礼,是否要加息。

如一些外国学者研究印度农村已经注意到的,“村民之间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大多数合作是出于必需。”有时也有无偿劳动援助的“帮工”,这不需要对方立刻的等量劳动援助回报,但他们可以期待着将来某个时刻凭借此次善意之举所获得的“资格”从对方或其他村民那里得到它——电影《教父》中老柯里昂也是如此,或许他这一点也是从西西里岛的农村带到美国去的。

我幼年时母亲独自在乡下带我。她是个好强的女人,但毕竟体力有限,农忙时需要姑丈帮忙的,多半会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予以回报。这不仅是“拎得清”,而且她也不喜欢欠着别人的恩情;只是个体小农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使人无法彻底独立于其他村民。农村社会很难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大概也是因为这种互相依赖关系的制约吧?在乡下,一个能干爱出风头的人通常是被嘲笑的,即使这种嘲笑有时并不公开。

村里人也惯爱互相戏谑地开玩笑,正如Clifford Geertz说的,“被取笑就意味着被接受”——他在巴厘岛作田野工作时,一度无法深入当地居民之中;有一次他随众狼狈逃避警察,当地人哈哈大笑,一天内他被人就此询问了50次,并成为与该社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他不但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了”(in),而且整个村子向他“开放得如此之快”。这种取笑和戏谑有时带一些粗鲁和性暗示的味道,不过通常来说是友好的,而且被取笑者不得生气,否则后果通常是被人避而远之。我童年被人取笑时遇到最频繁的一个问题是:“你喜欢那个女孩子?她要是对你妈不好怎么办?”

在1990年之前,村里多数人的谋生办法仍是种地,少数做木匠、泥水匠、赤脚医生的,也都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农民经常受人冷眼,但正如Adam Smith说的,“除了所谓美术及自由职业,恐怕没有一种职业像农业那样需要种种复杂的知识和经验的。”种地艰辛而收益微薄,使我母亲很早就发誓要我脱离这块土地。今年的流行词“最低奋斗目标:农妇、山泉、有点田”只是一种田园幻想的戏仿,不幸真正的农村通常并不是田园诗,而且,即使有过这种“和谐自足”的神话,那么它很快也崩溃了。

解体

冲击并不是一瞬间密集发生的。尽管陆续有一些变化,但也并非要求人们短期内立刻作出断然的改变。1980年代初,村口开了一个弹簧厂,不过始终不大景气,在这个乡镇企业里上班的人也没有充分与农业分离。1990年前后,汽水和酱瓜畅销,于是又有大批人去邻近的酿造厂去应聘临时工,最火暴时竟达到一天24小时三班倒。汽水生产与农业生产一样具有极强的季节性,因此一拍即合,如曹锦清所说,“农业生产在不同季节对劳力的不同需求,也正是乡镇企业建立在村落附近的一个主要原因”。

渐进的变化在1990年后加速:乡村路网化的建设、盖楼房、电器的普及(其中无疑最重要的是电视)……都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那时泥水匠的生意非常旺,到1995年左右,全村几乎每户都盖好了楼房(第一家是在1983年),没盖好楼房会使年轻人娶媳妇也变得困难。到达这个顶点后迅速饱和下滑,十年后的今天,大量当年的泥水匠、木匠在上海开出租车,由于人数减少,人工费近年来又开始上涨,这也是市场机制的一斑。

1990年前,在镇上坐车去16公里外的县城是0.25元;1992年春变为0.6元,不久调整为0.9元,没过一两年,又变成1.5元。那时正是我高中住读在县城,每周坐车回家,对车价的飞速变化十分敏感。到1995年高中毕业时,已变为2元——如今则是3元。从这个经历来说,可能转型时期的交通费上涨是特别迅猛的,一旦达到市场发育成熟,便会稳定下来。

道路的便捷化与县城的码头建设,使村里去上海打工的人也逐渐增多。以往即使有少量在上海的,通常也只是小手艺人,且经常会回家。慢慢地,年轻人外流的越来越多,其中最普通的是去开出租车,高峰时全村100多人,至少1/10在上海开车。

年轻人越发不喜欢种地,2000年前这种情况就已明了: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即使在村里也不想下地,主要原因倒不是懒惰,而是人们普遍觉得,种地根本种不出几个钱来。而地狭人稠的状况又促使人外出,根据普遍的经济规律,土地资源的匮乏程度是与劳力向外流动的冲力和数量成正比的。

人口的流动近几年来更有加大的趋势,上海对村庄的支配性影响从未如此显著,年轻人凡有能力在上海找到工作的,基本上都去了。而在1980年代中,上海对村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是相当遥远的,也许很多年都不会去一次。

这种影响力的另一个表现是婚礼物品的置办,最早不过在镇上采办,渐渐地开始在县城,如今年轻人则必至上海。而且越来越多的姑娘在婚嫁上提出新条件:婚后立即分家。现在,除了一些想在父母家蹭饭吃的,基本上老少两代都是分家的。居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大家庭”,也完全不同与过去意义上的“大家庭”,核心家庭的倾向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父母长辈的威信也被极大地削弱了,1976年我父母结婚时,还有一点包办婚姻的痕迹,如今没有哪个做父母的能迫使自己子女选择他们指定的结婚对象。

曹锦清等对浙北平原的考察结论是:“一般婚嫁距离在5公里左右”,因为最理想的是不远不近,这在1980年代以前仍是村子的潜规则之一。全村30年来只有一对夫妻是同村婚配,我父母的婚姻也符合以上的“5公里半径法则”。不过近些年来婚配距离越来越远,至少已有7对跨省婚姻,婚配对象有福建、广东、黑龙江、陕西等地的,还有三峡移民,而以往连与上海市区、甚至本岛稍远一些地方的婚姻也是比较少的。为了适应新的“外省人”,不少父母也只好人到中年,卷起舌头来学讲普通话——幸好还没有外国人。

1990年代中起,村里的外来打工者也开始增多,一般是在乡下打零工的安徽人及收废品的江西人,他们租住在村民的房子里,其人数现在也超过了10人。有一段时间,安徽人还帮一些村民种地,事先谈好价格。不过1997年后联合收割机的日渐推广(当时每亩收费110元),他们无力与机器竞争。不出几年,上海又规划出台了“生态岛”建设,于是土地逐渐被征用为苗圃,到2005年全村所有人都失去了土地。对于这一点,除了少数中老年人略感不安外,没有任何波澜,年轻人尤其欢迎——不必种地,每年还有每亩500多元的补贴,何乐而不为?毕竟原来种地一年也只能种出多少钱来?

虽然没有宗族组织,但早年村里还是讲辈分的,我们家辈分很高,现今仍有一些80多岁的老太太,在路边遇到了会叫我“兄弟”。但多数人已经根本搞不清楚辈分,有次到邻居家小坐,他家的媳妇让6岁的儿子叫我“叔叔”,她婆婆喝止她说:“你也昏了头,乱了辈分,那该叫‘叔祖父’。”不过如今已没人在意这一点,都只是按年龄来“乱叫一气”,年轻人即使知道辈分也断不愿叫一个只比他大没几年的人为“叔祖父”,宁可直呼其名。

从这个细节来看,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约束力,宗族组织彻底解体,如今是一个所谓“家庭组合式”的乡村,基本都是单家独户的经济。曹锦清在浙北早发现同样的情况,他正确地辩识出,这并非自治状态,而是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或无“公共事务”状态。的确,如今全村人唯一的公共事务就是打麻将。

在这个共同体网络分解的过程中,楼房和电视都起到巨大的作用。我童年时还经常端着饭碗去邻居家串门,自家家有了楼房后,尤其是年轻一代,大多躲在楼上卧室里看电视,邻里之间的来往大为减少。人群之间的陌生化过程开始,生活形态和邻里关系日益变得和城市类似。2000年,集体公社时代的“社场”倒塌,平为土地,象征着唯一的公共用地结束使命。

电视

电视作为一种威力巨大的媒体,有必要单列出来考虑。毫无疑问,它对农村的影响力是极为深远的,而且由于其媒介特性(非排他、不需要发展任何观看的技能),又吸引了大量的人群。之前人们接触得唯一普遍一点的只有广播,报纸是极少的,而广播显然无法与电视的视觉冲击和刺激相比。

电视最早在村里出现大概是1983年,那时全村只有那么一两台黑白电视,每到晚上放《霍元甲》、《好逑传》时,不少人都端着饭碗到那几家人的院子里去看,场面如同露天电影。1996年在大学里,我听同学说,他老家广西崇左乡下也有这样的事,不同的是,他那个广东打工发财回来的邻居,还向每个来看电视的人收取每次5毛的门票。

那时彩电还很稀少,记得1988年左右在爸爸单位里第一次看到一台14英寸的日立电视,深为之着迷。那时我最爱看《变形金刚》等动画片,不过每次大人一来就粗暴地换频道。当时有一户嫁女儿,嫁妆之一是29英寸彩电,轰动一时。冰箱、洗衣机等电器一般在村里不大容易被接受,即使购买,通常是作为嫁妆,仅是一种显富的象征性摆设;但电视则不同,其普及速度也最快。

1975年后村里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核心家庭的趋势日益明显。等这些孩子长大时,正赶上电视普及和盖楼房的浪潮,不少孩子遂不大见外人,闭门在楼上看电视。传播学者对巴西的研究已经发现,电视似乎“正在加强核心家庭和家族,其代价是减少了一般的社区生活”。电视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使人孤立的技术。近十年电子游戏和网吧的兴起,又吸引了不少孩子整日泡在镇上,这两类更容易上瘾,孤立感也更强,不必说社区活动,连和父母的沟通上都出现了问题。

电视和网络都制造出一种对媒介的依赖状态,而其最热烈的响应者从来都是儿童。此外,传统上村庄领袖或长辈可以垄断信息来源,而在电视和网络面前,成人们反而发现自己不如年轻人甚至儿童懂得多。这些孩子也追随了电视里的消费主义,他们对电视/网络中描述的世界的向往远远超过了本村的这一小块土地。

研究比较现代化的学者都承认,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村社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我们这个村庄不可能例外,它的衰变将继续,这一进程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现代化一旦启动,就是不可逆的。教育、媒介和道路系统的发展,将更有力地冲击和摧毁传统的秩序,人们对上海的依赖感还将加深,尤其是在思想和发展方向上。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运河环绕的小村庄,将和大多数中国乡村一样,逐渐由“相互依赖”转向美国式的“自我依赖”。按照党的承诺,这种转变将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美好(通常意味着日益城市化),然而代价是个人的绝望无力与孤独感也将加深。由于人们乐于独自享受快乐,痛苦也将无人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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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06-09-10 22:00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原先的村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重新划分的原因,被划归到了城桥镇,所以经常和高中同学戏谑说我终于也是城里人了.

村里的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有过7家小厂,我爸曾经也是村里负责这几家小厂的干部,如今在上海卖茅台.

也记得小队里的红白喜事,那是要全小队人帮忙的,洗碗,买菜,搬运,记忆最深的是家家提供八仙桌.

不过如今水泥路已经通到了家门口,也算是农村发展的见证吧.

只是也不知道大桥什么时候能够造好,不过对于维舟和我来说,或许选择坐船

还是比较近的吧.
 回复 mandarin 说:
早先的红白喜事的确是农村里为数不多的集体性活动,任何一个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都会记得的。那时八仙桌还是不大使用的家具,这种隆重场合才偶尔一用。
崇明桥隧远在岛屿最东部,对我的确不算便利,只是以后可以不管风浪雨雾等极端天候了。按规划,西线也会有一座大桥,通崇明侯家镇附近,那对我们比较便利,不过变成现实只怕又要很多年了。
(2006-10-18 18:59:04)
mandarin ()   发表于   2006-10-18 10:52:52

维舟是住在绿华的么?我在那长到了14岁。后来住到县城去了。
 回复 ylai 说:
不是,我家在庙镇河东,属于江口地界。
(2006-09-22 23:18:09)
ylai ()   发表于   2006-09-22 22:53:15

呵呵,正像维舟兄所说,我从小就在城市,家里的近亲中竟没有一个住在乡村的。可能是因为我个性慵懒与大城市的节奏极不



合拍吧,所以我从小就对传说中闲适宁静的乡村的生活心想往之。不过我知道这个只是我脑袋里所构造的一个虚幻的乡村。实际的



乡村生活也许有这一面,但一定还有更多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每次遇上这种情况,我总是要问问。毕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很多地方



。对于我这么个人来说,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普通居民的生活状态是间乐事。



这篇文章是说现代化给乡村生活所带来的变化。不过说起来,城市的生活也有类似的一个变化过程。

在我还很小住在胡同里的时候,也会很随意的就到邻居家或者是邻院儿转悠。哪家买了电视,便会自然而然的让那个院儿变成露天的电影院。或者哪家有个婚丧嫁娶也都会成为大家的事儿,前些时候看过个话剧《一棵枣树》,里面的邻里关系,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后来,在我七岁上小学前搬了大概四回家,而这种与邻里的关系仍然保留着(指的是新的邻居),即使后来已经住进了楼房。而这种与邻居的“亲密关系”似乎是通过我们的祖辈保持着的。我奶奶仍然与其同楼层的对门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在二十多年前刚搬去时并不认识。我的大伯也与他们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而到了我这一辈的堂哥堂姐与他家同辈的关系就很一般了。

但是我的师兄买的经济适用房所在的小区内,大多是同龄的人。家里的结构都较简单(多是两口、有些是三口),大家就通过小区的网站经常有活动(娱乐、互助等)。这个算是在进一步“现代化”了以后,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了吧。
 回复 molar 说:
molar说的是,我也曾听市区长大的朋友说起童年的里弄关系,而现在多数年轻人对本社区的参与度都很低,邻里之间互不认识乃是常事——我本人也是如此,现在住了四年,对门的邻居一句话也没讲过;以前租房在一个老新村里,倒还曾和邻居比较熟悉。
(2006-09-16 20:46:50)
molar ()   发表于   2006-09-16 17:00:32

嗯,的确是手洗比较干净。不过现在还是这种习惯吗?

用电的话,现在农村地区的电费还是很高吗?肉类产品也是在集市上买的新鲜的吗?呵呵,那一直到现在这种都是这种情况吗?到了现在,上海乡村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城市人差不太多了吧?
 回复 molar 说:
电费我听说在广东农村比城市高,但上海向来是统一价格,问题倒不在此。
要论菜的新鲜程度,农村当然显著好于城市,无论杀猪还是卖菜,一般在乡下都是一早准备好,五六点天刚亮就在集市上卖了,不大会在冰柜冷藏那么久。我舅舅卖西瓜,通常是3点就出门去采摘的。
上海的郊区,相比起来没有内陆省份那样与城市特别巨大的反差,不过乡下的生活毕竟还是不同的,节奏要慢得多。你很好奇,想来也从没在农村生活过。
(2006-09-13 15:33:16)
molar ()   发表于   2006-09-13 14:22:42

你文中的提到的电视剧不是《好球传》,我记得是叫《虾球传》。
 回复 夜雪连城 说:
谢谢,你说得对:),我家很晚才买电视,1980年代只看过一些片段,记忆也模糊了。
(2006-09-12 11:43:27)
夜雪连城 ()   发表于   2006-09-11 23:17:09

冰箱和洗衣机为什么会成为摆设了啊?

如果洗衣机是因为尚比较缺自来水;那么冰箱呢?是什么生活习惯造成的呢?一般不剩饭呢?
 回复 molar 说:
其实自来水是不缺的,早就全通了,但农村还是习惯手洗。
冰箱则是因为比较耗电,乡下有时还偶尔停电,而菜就在地里,每天都可以吃新鲜的,何必吃冰冻的?
(2006-09-12 12:15:36)
molar ()   发表于   2006-09-11 15: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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