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了一个故事：20年前，邻村某人因为在外骗财骗色，最后债主逼门，走投无路之下上吊自杀。寡妻无以谋生，带着9岁的女儿和4岁的儿子改嫁了一个北沙人。他们没有再要孩子。五六年前，为了供养儿子读同济大学，他在白天打零工之外，每天三更起身杀猪、卖猪肉。孩子们时常被母亲叮嘱：“将来如果我早走一步，你们千万不可亏待了爸爸！”

在崇明，“北沙人”指的是长江北岸沙洲海门、启东一带的人。他们方言与崇明人几乎一致，只有口音上极细微的差异。按县志的一些记载，不少这一带的人是当年崇明的贫民前往开垦留下的，这些沙洲以往受海潮浸渍，很晚才与大陆相连，因此直到我幼年的记忆里，“北沙”一直是比崇明更贫穷的一片地方。20多年前的乡下，通常是娶不到老婆的穷汉才讨“北沙娘子”，而女子嫁北沙人的就更稀少了。

有时他们也被称为“江北人”或“沙上人”——其实如果按上海的观点，崇明本身也属于江北，同样是沙洲。1958年划归上海之前，在上海人的概念里，崇明长期是被划属江北、甚至苏北的。民国时在上海的流民中，苏北人最为贫苦，“江北人”也因此成为上海方言里的骂人话之一。

不过历史往往如此：被一个强势群体统视为二等公民的群体内部，常常还分各种等级，一级级拥有对更弱一级的优越感。虽然在上海人看来，长江以北的全是苏北人，但在其内部，南通/扬州的觉得自己比盐城等地的优越得多。正如有些学者注意到的，“苏北南部地区的人蔑视往北地区的人”，1940年代，“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为苏北最南部的移民服务”，这一带讲吴语的人群自认优越于苏北人邻居（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而即使在崇明、海门、启东这些操同一方言的人群内部，崇明人对所谓“北沙人”即使没有歧视，至少也没有尊重。

这种情况所在皆是，如前一阵夺得大奖的电影《撞车》里，洛杉矶的黑人把朝鲜人、柬埔寨人等一律称为“中国佬”——其实他遇到的这些黄种人没一个是中国人。处于强者地位的外人通常是不能也无需了解这种内部区分的，虽然这些对弱势的群体来说事关重大，就像当年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抗议自己被与犹太人相提并论。

与周围地方比，崇明向来不算是如何富裕的地方，因此优越感也一直无从提起。幼年时听人谈起北沙，语气中多少有点“可怜那里比我们更穷”的味道，以至于他们的年轻人要背井离乡来崇明找机会打打工，而姑娘们想着嫁崇明人，也仅此而已。不过这种现象很快也就结束了。1990年代北沙海门、启东的发展远快于崇明，如今按人均GDP计算，都已领先崇明20%以上。十年前有次还听人说了句新的顺口溜：“桥庙堡浜（崇明四大镇），不及汇龙镇（启东市区）坑棚（方言意为厕所）”。当然这些年也极少再有北沙人来崇明打工了，如今是更偏远的安徽、江西等地来的民工。

大概是受母亲影响，我对这些离家打拼的人一直心怀同情和敬意——当然从某个角度看，同情心或许也是优越感的表现之一。他们要获得当地人的认可，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像开头故事里的那个后父，当初也只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但他后来的作为却比孩子们的生父更有资格被称为“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