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受害者:国际政治中的逆向投射
时间:2006-12-10

伊索寓言中有一篇《狼和小羊》:狼垂涎于小羊,但却反过来指责小羊弄脏了它的饮水、在背地里诽谤它,并不顾小羊的辩解,就扑上去吃了它。这个寓言之所以家喻户晓,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模式:即通过逆向投射转移自己的内疚感。

弗洛伊德在剖析一个精神病个案时曾总结:“‘我恨他’这个说法通过投射被转换为另外一个说法:‘他恨(迫害)我’,这将为我恨他开脱。”[1]这类心理在男权话语中极为常见,例如男性经常声称他之所以采取侵略性的行为,是因为女性在引诱他、或根本就是她们水性杨花;将女性描述为邪恶、欺诈、诱惑性尤物的指责,可谓史不绝书。这不仅被用来给他们自己的行为辩解,甚至也用于对女性的谄媚语,例如“你使我发狂”、“别这样看着我,我会爆炸的”,民俗学家Alan Dundes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谄媚语主要是排遣了男性的焦虑而不是反映了女性的真实”[2]。

在这种逆向投射的心理中,无论是严厉的怨恨,还是情人般甜蜜的抱怨,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被动地由对方引发的——其潜台词是:都是因为你(仇恨我,或太漂亮),才使我“被迫”做某事。作为群体集团冲突的产物,国际政治中也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这一心理。

谁是受害者?

现代国际政治中公认的最棘手问题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因为阿以双方都自认为是对方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在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指责中,仇恨越积越深,以至于彼此都难以接受妥协有效的国际仲裁。在这场争吵中,其他国家的立场往往是一个“你更愿意相信谁”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一个群体冲突中相互恐惧心理的极端个案。双方使用的其实是同一种语言: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为自己这种行为辩解的,则是对方的同类行为;以牙还牙的循环于是成为双方行为合理化的逻辑强化和合理化依据。通过这一逆向投射,也将己方转变为受害者:因为你先恨我,所以我有理由恨你,并完全有必要采取适当行为来对付你。这不仅可以避免对自己的极端手段内疚,甚至无需自我反省,“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几乎从不会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何必呢?他是受害者。”[3]

逆向投射心理本身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基本的出发点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假设:我是完全无辜和清白的,不但如此,我还是被动的受害者。阿马利里克曾在1965年入狱,在那里遇到一个小偷,“他认为自己是不公平法制的受害者。后来我才明白,一般来说盗窃犯都有这样的特点。”(《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通常人都和此人一样,会将自身行为的原因归罪于外部,就像现在仍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认为,自己的落后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造成的,或是“不公平的国家贸易体制”——这的确是部分原因,但却远非全部。

这种意识有时在外人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但本人/本团体往往却坚信不疑,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凝结因素。例如德国在两次大战中都是利用诽谤外国来煽起国民的战争心理,希特勒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在攻击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使全体德国人受到屈辱。甚至在中国人看来确凿无疑的日军侵华行为,当初也是以“惩膺暴支”(惩罚横暴反日的支那人)的名义展开的,其逻辑前提是:“我在自卫”。

不少日本人中这一思维是根深蒂固的,按照靖国神社游就馆里的陈列,日本发动二战也是被迫的,因而是无辜的。对于一个采取强硬逆向投射心理的人来说,自省是极为痛苦的(这等于颠倒原有立场,承认自己有罪而对方清白),也是他们所坚决抵触的,因此不少日本学者大骂反省二战罪行为“自虐史观”。从心理学和归因理论来说,将责任归于外界对心理健康更有利——事实上,归咎于自身是悲观态度的要素和本质。

现代的民族主义可说是古代部族对立的延续,“部落先是仇恨那些使他们感到威胁的邻族,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把邻族设想成邪恶、低下、荒谬或卑劣的,从而将他们的恐惧合理化”[4]。在国际政治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将对方设想成无法自治的危险儿童,从而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类政治语言充斥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时代[5],二战后,英国工党副领袖Herbert Morrison说,给非洲殖民地独立就像“给一个10岁孩子一把门钥匙、一个银行帐号和一支猎枪一样”;内阁大臣克里奇·琼斯则现实得多,他认为,不给这些特定的孩子一把门钥匙,将会使他们成为街头成群的歹徒(《帝国斜阳》)。将被统治者设想为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未成年人,事实上是家长制政府的合法基础和共同逻辑。

投射的心理本身是一种强烈的男权话语,尤其多发生在具有强烈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群体之中。因为没有安全感的群体容易指责他人,并反应过度,更倾向于先发制人。乔治·凯南曾说,俄国的强烈侵略性格,原因之一是俄国大地缺乏天然边界,历史上容易遭受四面八方的攻击,因此它长期抱有受害意识,不断向前挺进以求获得安全感。这种过度反应以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我们低了头,他们就会立即往我们背上扔一副马鞍,骑在我们身上作威作福。”——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长期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怀有恐惧,因为一个抱有受害者意识的大国,常常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将自己的侵略性视为对敌人的适当反应。

自卫:可疑的权利

两年前,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书《突袭、安全和美国的经验》,其中把美国历史上的对外扩张政策都解释为对外部威胁的反应。然而,美国每一次自卫,最后都造成实质上的扩张。例如1898年在“缅因号事件”中声称受到西班牙袭击而发动美西战争、珍珠港事变后势力进入亚洲、以及911袭击后推翻阿富汗、伊拉克政权。美国正式卷入越南战争,当时也是以自卫的名义——1964年7年31日,美国军舰在越南海岸遭到不明攻击,五天后,美国未经宣布就直接卷入越战。

自卫一向被认为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而且在多数人的意识中,“自卫”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但国际政治中的“自卫”,或有意或无意,往往都是一种逆向投射心理的体现。一般来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人们都经常拒绝承认自己对他人造成威胁,但却对来自对方的“威胁”极为敏感。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等,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动的,尽管这所谓自卫的“法律论据是谬误的”[6],但却被当时不少日本国民所信奉。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的宣战诏书上,日本的措辞也是“帝国至今为自存自卫决然而起,于破除一切障碍外别无他法”——如果一个政治家说服国民相信,如今“被迫只能采取这一政策”,那么他所要面对的阻力将会小得多。

主动发动战争是一种恶名,希特勒也经常借“自卫”来粉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执行了代号为“鹅肉罐头”的秘密计划,伪装是波兰军人袭击德国边境哨所,并发表反德宣告,于是德军名正言顺地“反击”了。而在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等中立国前,德国大使奉命通告四国:德国“坚决尊重”这些国家的中立,但为了保卫它们免遭英法的入侵,德国必须帮助其自卫,所以请“不要抵抗”——这一逻辑以逆向投射心理来解释,即假设四国是无力自卫的未成年人,因此需要德国的“帮助”。同样,德国进攻苏联时,举出的三个理由也都是因为苏联的威胁,所以它“别无选择”地“自卫”了。1935年底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声称是为了“击退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据苏联政治家阿尔巴托夫的观点,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是出于自卫:一是帮助阿富汗政府抵御外部入侵,二是防止阿富汗成为反苏基地。

正因此,后来大家都羞羞答答地不肯承认是自己放了第一枪。朝鲜战争中谁先动手的问题已争论了50年,到现在仍是各执一词。因为先动手就是侵略,后动手则是正义的反击了。这一点,我们新中国也干过,麦克斯韦在其名著《印度对华战争》中写到1962年那场边境冲突时说,中国人坚持声称是印度人先动手,但实际上,在现代战争中,抢先发动攻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是军事角度,政治角度就不同了)。而1979年和越南的那一仗,我们索性就叫做“对越自卫反击战”。

争辩谁先动手,如今成了历史学家的繁琐考证式。不过不少真相也许是永远也不会见天日了。美国式的自卫更为高明:他们在“自卫”前,经常总是通过经济封锁等手段,迫使对方先动手。日本袭击珍珠港如今被渲染为一次惨败,但实际上此次袭击损失的飞机美国只要两天就可以造出来,但却使美国占有极大的道德优势,而日本则成了卑劣猥琐的偷袭者,无怪有些历史学家怀疑罗斯福当年明知日本袭击而故意不阻止。

心理学家Ted Nickel发现,“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并非故意伤害他们,那么,他们的愤怒程度就会减轻(即使报复,也不会严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反之,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是故意伤害自己,那他们就会极端愤怒(并进行强烈的报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轻。”这一点很多政治家也是无师自通的,如果要发动一次军事行动,鼓舞士气并减少阻力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宣称敌人伤害了我们,并且他们是满怀仇恨,故意伤害我们,“仇视我们的生活方式”。

的确,“纵观历史,侵略与挑衅行为总是会以自卫为借口,被说成是抵御残暴敌人的正当行为”[7]。要使公众团结,凝聚为一个群体,常见的政治手段就是无休止地以外界的怪物形象来恐吓他们,使他们长期处于警惕状态,并不得不寻求本团体的支持。内部团结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外部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永远是无辜的、清白的,一切都是“他们”不好——这种手段在台湾省籍对立的煽动宣传中也极常见:本省人“悲情”,一直受外省人打压,最后,我们“都要爱台湾”。

此种“自卫”手段,到911之后,算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颠峰:即为了自卫,可以采取“预防性外科手术”,“先发制人”地把敌人扼杀在摇篮里。至此,逻辑就成为:只要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对我的威胁。因此,为了自卫和世界和平,我只能被迫解除你的武装。这一逻辑,实际上也可以上溯到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在两次战胜迦太基,但迦太基这个天才的商业民族却迅速复苏,结果只能招致罗马的恐惧,使它无情地发起第三次布匿战争,将迦太基城彻底夷为平地,居民全部贩卖为奴隶。只是罗马的这种“预防性手术”尚未如今天这样上升到理论高度,罗马人也最多只说这是为了“罗马和平”,还不至于声称毁灭对手的报复力量是为了什么“世界和平”或“全人类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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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eud《关于一个偏执狂病例的自传性陈述的精神分析学解释》(1911年)
[2]Alan Dundes《谄媚语及女性在西班牙语世界中的二元形象》,见氏著《民俗解析》
[3]Thomas Friedman《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4]王明珂《华夏边缘》
[5]Edward Said《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剖析已很详细,另参见《人类的主人》
[6]Joseph Grew《使日十年》1932年9月3日日记
[7]Noam Chomsky《霸权还是生存》


  发表于  2006-12-10 17:14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天才的想法。支持!
aodongblg ()   发表于   2007-05-11 12:10:39

厦门大学才子就是有学问.学习之中.
龙飘影 ()   发表于   2006-12-24 20:04:20

附註的書目從哪裏找來的?

恩,仔細看看,大多數都聽説過。。
halida ()   发表于   2006-12-11 19:13:21

人類產生出了道德以維護社會結構的穩固和合理,不過道德必然是有限的(考慮到能夠讓每個人都能理解和奉行),在很多情況下,需要修正,文章中“自衛”是其中情況的一種,作學問就不要拘泥于道德觀限制為好。
 回复 halida 说:
我倒也不认为自己在做学问,也不是在谈道德,只不过觉得很多冠冕堂皇的政治背后,难免都有很多主观成分,而现在还很少用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来探察国际政治。去年读《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于此大有感触。
(2006-12-12 09:20:30)
halida ()   发表于   2006-12-11 19:10:20

维舟,您的该篇日志被我们推荐至人文频道,您可点击pindao.blogbus.com查看,感谢您的关注!
BlogBus (http://pindao.blogbus.com)   发表于   2006-12-11 15:27:49

昨天原来在加“这个班”呀!表扬!



越南自卫反击战如果不索性叫做这个名字,那应该叫什么啦?
小D ()   发表于   2006-12-11 12: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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