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 等译，1999年5月第1版

现代人整体说来是缺乏历史感的。在这样的时代里，厚达近千页、110几万字的历史著作竟能畅销二十年之久，多少是有点令人意外的。无疑，《全球通史》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在一个日渐全球化的时代满足了人们对俯瞰世界历史的需求：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向。

在地球没有变小之前，实际上是不可能有所谓全球通史的——不但是其撰写不可能，甚至推动这一撰写的需求也是不可能产生的。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之前，地球表面各地的诸多文明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孤岛状态。在那种时代，对每一个个人而言，“世界”的意思就是他本人所处的那个文明的范围，而不是整个地球。因此，在一个未实现全球化的时代，地球上是存在多个世界的，尽管诸文明之间也多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彼此影响。这就像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虽未完全封闭，但它当时并非世界的一部分——它自己就是一个世界。

梁启超曾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一宏大论断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一个文明观察视野的扩大，以及不论它自身喜欢与否，卷入到一个越来越广阔世界的事实。古代地球表面的诸文明的确是可以切割的、各不相同的部分，但在1500年以后，随着交通、通讯联系的发展，以及战争、贸易作为交流手段的频繁化，人类各部分相互影响逐渐加深，我们这个星球也就“以加速度日益缩小”，也只有到这种时刻，人们才会意识到，有必要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单位来回顾历史，因为个别地区人群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难以和人类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了。

因此，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如何成为现代人的历史，正如中国历史也是中国人如何成为中国人的历史。作者开篇就首先提出了世界史性质的问题——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史并不等于其各部分的总和。撰写和阅读这一整体历史的人，都必须将人类所有的历史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单元，就像一个动物，其价值是通过一个整体单位的行动实现的，而非来自于各器官的数量总和。同样，中国史也不是各省历史的拼加，而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通史是唯一的真正历史。但它既然涵盖了人类所有的过往活动，那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怎样将上下五千年浓缩成不满千页的书呢？五千年的人类历史留下了数不尽的史料和著作，普通人即使穷尽一生也是不可能读完的，因此全球史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筛选和组织这些材料；它们本身不过是一群争吵着的见证人、一堆支离破碎的混乱叙述而已。用柯林武德的话说，历史学家“从这种杂乱无章的材料中的出来什么，要取决于他本人是什么：也就是说，取决于他所带给这项工作的那种经验整体。”

作者的这种组织、驾驭整个历史的思路，在全书的架构上最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它首先意味着一种宽阔视野，一种置身其外的冷静观察。布罗代尔曾说：“我竭力要像介绍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那样来介绍法国，就当它不是我的祖国。”如今，我们在《全球通史》中看到的也是如此：作者几乎像在介绍另一个星球。如果身在此山中，是不可能清晰地认识到庐山真面目的，正如任何一个现代组织的低级成员，只是属于和在于其中，那是不可能了解和描述整个组织的运行机制的。

从这一角度来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趋势，人们不难得出一个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即人类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联系日益紧密，而文明程度也越来越高的。但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未必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在全书的最后一小节，作者用一个疑问句“我们的黄金时代吗？”作为标题，以表现他本人对我们现在这一时代的看法，即这是一个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并存的时代。

令人略感奇怪的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反倒使人类在早期工业化时的那种高度自信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荡然无存。处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多半不去设想未来的乌托邦，而偶尔设想出来的未来，常常却带着阴郁的特征，不少科幻片甚至乐于想像人类全部灭绝了。如今我们不再需要像冷战时期那样，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了，但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

一个新的说法是：我们将有一个越来越平坦的世界，所有人将获得平等的机遇，同台竞争。但这也意味着一个麦当劳化、均质化、标准化的世界，将对文化多样性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这种缩小差异的倾向也愈加需要人们起来捍卫各自文化的特殊性。用那句已被用滥的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历史，正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书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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