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美德
时间:2006-08-23

黄昏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家里一切都安好,不过他略微抱怨了一下母亲过分的节俭,“你妈简直把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酷暑季节难得开空调,老怕用多了电费。他这么嘲讽了几句,然后又照例抱怨母亲把他管得“一点自由也没有了”——他的意思是母亲不让他打麻将。

我很清楚父亲在试探我的口风,并希望我去说服母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下的赌博,的确如他所说,是“小来来”,打上四五个小时,个人的输赢通常也不超过100元——事实上,如果一次输了这么多,他也会心疼得好久不玩。我也和母亲谈过几次,乡下没什么娱乐活动,算是小赌可怡情吧。

这些话她当时是听进去了,但却从来做不到,好几次为了这样的事而吵架,甚至竟然要闹离婚,两个人像孩子一样怒气冲冲地打我手机,要我裁决。在母亲看来,父亲是个不识相的人,“你儿子这么体谅老子啊,他可就还把这当成是你支持他赌钱了。”她说,父亲觉得如今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以后每月1200元退休金,都不知道怎么花。

我们这个家庭,最艰苦的时候已经永远地过去了。从心底里说,我希望父母安享晚年,不要再仅仅想着对下一代好,以后也要懂得对自己好;不赞成像母亲那样仍那么艰苦朴素。母亲也常说,年纪大了要懂得自己找乐子,但怎样才是乐子,每个人的想法截然不同。人人都说父亲是很温和善良、又廉洁的“毛|泽|东时代干部”,也没什么不良嗜好。不过我知道,父亲极为固执和大男子主义,而且内心深处是非常喜欢赌博的。尤其现在一切顺遂,他的心里无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老子辛苦了半辈子,如今总算可以享福了!”这正是当年刘青山、张子善等人一样的小农思想。对于妨碍他这么做的人,他格外地不舒服。

母亲说,你爸爸这人本来很能吃苦,对赌博也颇有自制力,如今不知怎么的“人慢慢开始变了”。这一点倒并不使我意外。如今赌博几乎是我们乡下唯一的娱乐项目和集体活动,村子里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生活的贫乏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父亲以前的确很刻苦耐劳,但这却未必是他的自觉行为,而只是物质条件不允许他这么做。

如今的社会,经过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增长后,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虽然官方宣传资料毫不客气地自封为“盛世”,但民间的不少声音却无疑将之视为一个世风日下、怪象纷呈的乱世,简单地说,这个世界让他们“看不懂”。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很多人,常常怀念毛|泽|东时代,把当时平等地受政治压迫理解为平等,那时没有赌博,很少犯罪,至于毒品和卖淫,更是闻所未闻。不仅如此,那时人际关系美好得多,也没有工业污染,空气都像另一个星球那么干净。

这些常见的论调,有些是经过美化的事实,而有些的确是事实——通常人们还津津乐道地指出,毛|泽|东时代很少有经济犯罪,大家受革命教育,脑子里就没想过挪用公款。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并非在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中,而是已经建成过了!以往人们都把乌托邦设想在遥远的未来,现在的人们则把它放回到过去了,而且仅仅是30年前。

在我看来,这些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美德都是可疑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最大的缺陷就是任何社会、经济问题最终都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这就要求高度的政治集权倾向,这并不是社会的自律行为,而是通过政治力量强加的一种他律,一旦政治控制减弱或多中心化,就会转变成可怕的内乱。这种政治设计仍寄希望于人性的完善(“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任何人为的设计都有缺陷,相比起来,认为“总统是不可靠的”这种幽暗意识反能出现最完善的政治制度。

至于那个年代经济犯罪的稀少,是更为靠不住的推论。这种稀少并不是、或至少并不仅仅是由于“政治觉悟高”,而是因为那是个非货币化的时代。所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当时光有钱是根本没用的,甚至想多买一尺布都未必买得到。其关键不是钱,而是权。因此,并非没有令人恶心的疯狂争夺,但那不是在金钱方面,而是各种权力斗争。时代性决定了关键的领域有所不同——当年是“争权”,如今是“夺利”。的确那时贫富差距不大,但一如《1984年》中所说的,“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一个围城的气氛,谁有一块马肉就显出了贫富的差异”。那个时代的人不大赌博,但原因之一是手里没什么余钱。

美国记者David Lamb在1970年代曾驻扎非洲多年,他谈到当时“几内亚确确实实是一个没有犯罪、没有贪污、没有娼妓和没有乞丐的国家。没有一个外国人身居政府要职。在几内亚,没有大批人口离开农村,造成农村荒芜的情况,因为城市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人。在几内亚,不存在填不满的欲壑,因为人们对其它东西一无所知,也就不知道需要什么了。……他们只知道杜尔为他们创造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贫富差距,因为人人都很穷。”(《非洲人》)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新面貌和低犯罪率也给当时的西方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Simon Leys在其《中国阴影》中对这种热情讥讽有加:“他们急不可耐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那儿没有污染,没有犯罪,交通畅行。这样做还不如称颂一位截肢者,说他的脚永远不脏。”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能以政治控制和军事化的手段实现组织的简单化,历史上组织简单的游牧民族也曾多次战胜高度复杂的中原王朝,因为组织简单也能明显提高指挥效率。但当社会逐渐高度复杂化时,这种办法就不再奏效了。Daniel Bell早就预言,“且看苏联建成消费社会后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他当时认为中国人将从苏联人那里得到前车之鉴,结果却是相反。

父亲也是他所处时代的缩影。我不像母亲那样认为他“渐渐地变了”,在我看来,他本来就是如此,只是这一面长久以来没有机会表露出来而已。同样,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无论是谁领导,只要它过渡到消费社会(而这在达到那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理论天堂前,是必然经过的一站),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也不会与现在相差过远,那只是程度的差异,不是本质。


  发表于  2006-08-23 22:5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维舟兄,我很赞同你说的现在农村物质虽丰富了不少,但人的精神生活却惊人的贫乏,每次春节回家我看到在大街上无聊站着的人困惑,我曾经分析是否有什么好办法把人从漫长的无聊中解脱出来,读书可能他们不识字,看电视的后果是更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球类运动更是天方夜谭.

维舟兄你觉得有什么好办法改善这种状况吗?
 回复 dollarboy 说:
我没什么好办法。最近这20几年,是一个因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秩序崩解过程,原有的文化秩序已死,新的未生。很多后发国家都是如此,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大规模的价值混乱。这当然要靠有人不断地反思、呼吁,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时间。
(2006-10-23 22:20:43)
dollarboy ()   发表于   2006-10-23 21:59:44

好!你写的文章好!
archer ()   发表于   2006-08-26 22:30:12

老爷子无事可干,责任完全在主席。弄个小主席烦烦他,哪里还有心思打麻将!

怀念去年的米酒!
 回复 立秋 说:
替我老爷子谢谢你,因为你不但替他打抱不平,还表扬了他酿的米酒——他一向颇为自豪。你的建议很好啊(而且是过来人),造人么当然也是迟早的事,只不过暂时没计划,让我老爷子再安心打两年麻将也好的。
(2006-08-25 19:15:01)
立秋 ()   发表于   2006-08-25 18:27:16

这篇文章我读到的不是社会,而是人性.

你的文章处处映射出"真"和"善",以及最淳朴的"美".

















无痕 ()   发表于   2006-08-25 06:17:37

农村的娱乐的确太少了, 城市的娱乐也太单一了, 现在城市里有点钱的都赌球, 农村里没有钱的都赌博.
风依 (http://iris_feng.blogcn.com)   发表于   2006-08-24 11:45:53

破坏平衡容易,搞坏一个支点就可以了.建设就难多了,各个环节都得上去. 美德存在于绝少数人,能够自省自我调整. 绝大都数人都是非常容易被影响的,外界一变化,就变了.
无法 ()   发表于   2006-08-24 11:38:40

中国的“美德”依靠的是外部的约束,“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因为没有信仰的关系吧,没有信仰导致没有反省的内在驱动力。在以前的日子里,不说共产主义,普通人也有“建造一个新社会”作为信仰,在这种信仰下,他就会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新社会”的标准。现在连荣辱都不知了,哪里还有反省的说
 回复 mor 说:
老实说,我不觉得毛时代的群众特别有信仰。对老百姓来说,生活就是过日子,至于信仰,跟鬼神一样,“未知生,焉知死?”当时要说反省自己的作为是否符合新社会,那也是因为迫于政治动员的压力。和现在不同,当时“政治孤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对多数人来说,那不是一种自觉自发的信仰。
(2006-08-25 08:34:36)
mor ()   发表于   2006-08-24 10: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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