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欧洲》
[法]艾田蒲著， 许钧 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恐怕很少人知道：导致当下美国金融动荡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核心逻辑，追根溯源起来竟出自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两百多年前，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将“无为”这个道家哲学概念加以理论化，用以阐明他的经济学思想。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的魁奈，一生都身体力行地狂热推崇中国文化。他这么做当然并非偶然，在他所处的时代，不用说整个巴黎、整个法国，甚至整个西欧，都曾长期陷入对中国文化的迷恋之中，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超过现在《功夫熊猫》上映引发的热潮。

所谓“中国之欧洲”，就是指下迄18世纪末的两千年间，西欧对中国文化的追寻、输入和消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热潮和争论。当然这种文化交流本身取决于一系列政治因素和技术条件，因此直到蒙古人几乎征服整个内陆亚洲之后，西欧人才得以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在此之前，西欧和中国分处于亚欧大陆的两端，遥遥相对，彼此只不过依靠一些传说和想象来间接地了解对方，即使偶尔有联系，也不过是时断时续、若有若无的。

就像中国古代经常将“西方”设想为一个极乐世界一样，欧洲也长期把远东的中国想象成一个富裕、和平的黄金国，但它依然是遥远如另一个星球的。因此1301年《马可波罗游记》写成后才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响的狂热：竟然有一个欧洲人真的去了传说中的中国，而且，它竟然比传说中的还要完美！自此在几百年内，这本不无夸大的游记就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往往也是唯一的史料来源，也为无数人提供了前往中国找寻黄金的动力——其中包括哥伦布，他坚信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中国，结果发现了新大陆，不过他至死仍坚持自己发现的其实是中国。

“中国”一词上所笼罩的传说色彩，直到明末西方传教士逐渐深入中国后才逐渐得以改变。虽然他们的目击报告在今天看来仍包含不少误解和偏见，但它已足以引发轰动和震动。当时连教皇都承认，当世人谈起中国时，“吾人辄信此为寓言”，谁能想到大海、高山、荒漠、险道阻隔的另一端，竟有一个迥异于欧洲，而发达程度却不下于欧洲的文明，“是为别一世界”。

的确，中国是另一个世界。传教士进入中国，原本当然肩负着宗教使命，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发回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在新兴的印刷技术下得到广泛传播，反过来动摇了基督教在西欧社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西欧倡导理性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一发现如获至宝，因为中国独特的文明模式，为他们提供了整整一个向教会发动猛攻的武器库。如本书中指出的，不论佛陀还是孔子，都向基督教欧洲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难道在不了解罗马教廷的情况下也能非常神圣地生活吗？当时的传教士白晋也已清楚地看出：把中国称为“无神论”社会又无法否定其强盛，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当时反对教会的无神论知识分子的理论。因为一个无神论社会不但有可能，而且已存在，运作得还相当不错——那就是中国。中国另一个一贯的传统：允许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救赎的宗教宽容主义，同样与一神教的欧洲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在中国发现的一系列例证都猛烈动摇了教会的普遍主义统治基础。例如中国的历史记载之翔实可信世无其匹，但其中却并非《圣经》说的上帝创造世界，甚至看起来上帝尚未创造世界，中国人就已经存在了。因此1740年时，关于“中国纪年”的发现再次给了教会致命一击，使它很难自圆其说地宣称：整个世界都不过是距今几千年前上帝亲手创造的了，其整个理论体系就出现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缺口，因而开始崩塌。也正因此，教廷和正统派是当时欧洲最不希望出现一个“中国化的欧洲”的人士。

在这个过程中，控辩双方实际上都在建构自己的“中国”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因此那个中国无关真实。以伏尔泰为例，他一生都推崇中国以反对教会、质疑《圣经》，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和孔夫子的理性主义，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和平富裕到简直完美的国度，但他本人对儒家思想的了解很不透彻，对宋明理学更是一无所知，也不认识一个汉字。一定程度上受法国“中国热”的影响，当时英国学者亚当•弗格森（他被认为是英美社会学的鼻祖）竟也在他1767年出版的《文明社会史论》中感叹“中国的政策是普通政府改良所希望达到的部署的最完美榜样。”那时距离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国只有70年。

我们现在可以很轻易地指责双方都对中国存在大量夸大不实的误解和偏见，但除了要考虑当时的交流条件（想想即使全球化的今天，了解异文化也照样存在偏见），也要看到：他们无非是将中国作为加强自己说服力的一个例证。伏尔泰并不是真的喜欢中国，他其实只是反对教会。

因此，关键在于：中国为当时的欧洲人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当时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学者如莱布尼茨等已经意识到：在发现中国之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思考问题和治国了。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原来不按照教会和国王说的那一套，也能过得很好，甚至更好。冷战结束后弗朗西斯•福山曾像先知一样宣布“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制度模式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近年来却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因为中国遵循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模式（所谓“北京共识”），居然也大获成功，这就大大降低了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我们也不能忘记：两百多年前当欧洲援引中国思想加以自我革新时，中国社会却对此一无所知，对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明，如果说不是无动于衷的话，至少也没能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和波澜。说到底，一种文化的输入的发明，只有当那个社会已经准备好支持它的社会推动力时才有价值。因此中国人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虽然早于德国人谷腾堡400年，可这项发明只有在欧洲才引发了一场迅猛的变革，而中国在七八百年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雕版印刷。因此谈论一项革新、发明、或新思想的引进，决定它命运以及最令我们时刻深思的是：这个社会已准备好了吗？

载2008-11-15《新京报》，题目改为《中世纪中国：别样真实，别样世界》，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