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知识分子?
时间:2006-08-27

去年曾与老灰深夜长谈,他感慨如今人文教育的缺失。在香港的大陆学生往往志满意得,“最可怕的是工科生”,往往以一种机械实用的线性思维对人文学科不屑一顾。他认识的一个工科博士,喜自命为“知识分子”,使命感颇强——但在他看来,不但这种自命无以成立(因为这不是一个学历问题),而且没有人文基础的这种使命感本身也是破坏性的。

不过我们将“知识分子”严格界定为持有批判性思考模式的人文主义者形象,无疑也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传统上中国向来是“学而优则仕”,如邹谠所言,“至少在明清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是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官僚阶级三部分组成的,科举考试是联合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纽带”。三者分别居于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一个人可以在这三种身份中实现流动和转变。

中国人向来也没有强烈的宗教意识,自古以来知识阶层都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兴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可说本就属于一个集团,从日本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事政治活动被看作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业,统治民众被看作是社会最重要的课题”(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这样一个阶层通常是政治秩序的获益者,而不是改革者,更难得是批判者。

传统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当然西方也是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工业化进程才逐步产生的,之前他们通常无从独立于教会或庇护人。印刷工业和市场保证了他们独立的经济来源,而这是他们作为一个阶层能得以独立的重要原因,因此George Stigler才有这么一句俏皮话:“在现代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养得起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实在并不便宜。”

勒高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得出结论: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这一论断就西欧而言是完全正确的。以儒家观念来判断,早期欧洲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种游民阶层,缺乏自己的独立性;直到1949年后,中国的官方哲学中也不承认知识分子是独立于工农之外的另一阶层。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现实压力下有三种主要趋向:政治化、军事化、农村化;而中*共将三者合而为一。它对知识分子的心态常常是矛盾的,但基本态度是工具性的——这一点与苏联十分类似:在苏联,知识分子被当作高级专家,对其活动加以严密控制,“社会批评功能得不到官方公开的鼓励”,而“批评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社会功能”(《苏联的知识分子》)。陈寅恪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这一社会中是难以存在的,因为党已经取消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独立性,党也不需要这种独立自由的人文批评,它只需要服从于建设“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对共/产/主/义的定义)的工匠。

这当然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欧洲中世纪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阶层,不受任何国王和皇帝的法律制裁,因此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不必担忧遭到大规模政治报复。而俄国和中国的知识人若非遭到毁灭性打击,通常都是坚定依附于现行政治体制的。

中国在体制上,仍遗留了很多传统和苏联的痕迹。西方的观察家早已注意到,受教育和入党是苏联社会中向上爬的两条主要途径,而知识分子常将两者合而为一:因为“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之间无法划一条明确的界线,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是党员就是党的亲密支持者。……许多知识分子担任的职务是由党任命的职务,也就是受党控制的职务。”(《苏联的知识分子》)国家一面以优厚待遇使知识分子忠诚和顺从,一面强力贯彻党的领导——虽然苏联科学院直到1927年还没有一名共/产/党/员,但经过清洗后,情况就彻底改变了。党也鼓励知识分子中的消费主义倾向,以抵消其谋求改革的精力,因为“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以上种种,无疑也是中国的现实景象。

Edward Said在遗著《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提出,知识分子应当“既不为官职的激情所驱使,也没有野心让当权者侧耳倾听”。其中的前一点中国传统儒生做得到的还不乏其人,但后一点却难了。自古政治人物对读书人最野蛮和最谦卑者常常都出现在乱世,因为乱世英雄多依赖军事力量,读书人徒然聒噪,但必定也有人意识到读书人作为谋士很有用,不惜礼贤下士以争取其支持。试想三顾茅庐这样的事,会出现在一个盛世皇帝身上吗?而乱世读书人地位既卑下,遇有“知遇之恩”,常感激涕零。这种故事模式还常出现在当代,例如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中,陈毅夜访性情古怪的化学家,这一政治姿态即刻博取到了后者的好感。

在我看来,巴金去世前20年得到历任上海市长每年探望,对于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来说,并非荣耀,而是耻辱。这已经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和宣传意义上的姿态,含蓄地提醒任何想与现行政治体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批判的知识分子:党就在你身边,不愿意也不允许你保持足够的距离。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上,无论古今,独立自由的个人,通常也就意味着失控;而失控的游民,则历来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中国政治思想过于强调稳定和秩序,因此常常出现虐待狂的政治官员。

政治控制之外,1978年来的经济改革浪潮,又使中国知识分子迅速地被边缘化,在这个市场化体制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渐成了可悲的笑话,如今中国是工科生当道,C.P.Snow在1950年曾指出的那种两类知识分子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隔膜与对立在加深,有时甚至达到互相歪曲和厌恶的地步;而官僚商贾“只是利用、雇佣知识分子”(龚鹏程语)。正如以往法国人曾批评美国文明时说的,那只是一种“技术员文明,在这个文明里,知识分子只是众多工具之一而已,最多是一台机床”。而另一面,却如李欧梵讥讽的,“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更强,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反而不能自安于社会边缘”(《现代性的追求》)。

于是知识分子进退失据,作为一个团结的社会批判力量,实际上是不存在了。于是出现了别尔嘉耶夫说的“俄罗斯现象”:“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生活在现在,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Edward Said以一种欧美自由主义传统的标准,断定“宣称只是为了他或她自己、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知识分子论》)。的确,那看起来很自私,有违于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公共性,但在有的国家,却至少是安全的。

当然,也总有一群人,还会坐在咖啡馆里,“想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办法来改造宇宙”。谈论公共性和宪政也还是能震慑一下读书人的,不过老实说,我有时也忍不住有一种反智的冲动,厌恶这些人流露出来的自命不凡和故作姿态。就像当年的圣西门主义者,“他们愿意为人民做出许多贡献,但他们确信这些进步人民自己一项也做不来”(《理念人》)。鲁迅当年也曾出语嘲笑自身过着资产阶级式生活的都市知识分子,却“试图去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那就不免显得可笑”(《现代性的追求》)。

有社会责任感是好的,但这种责任感最好也不要发展为狂热的使命感,以为自己有义务以人民的名义大幅度改革社会——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过分的理想主义的自信在历史上多次建立暴政。如赫尔岑讥讽的那样“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在这个时代中,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或许不是拯救和解放,而是坚守,不至于让消费资本主义取得全面的胜利。坚守是孤独的,但不应是隔绝的,固然如Susan Sontag说的,“在这个疯狂购买的年代里,要想让只不过是边缘的、穷困的知识分子把自己和比他们更不走运的人视为一体,确实要比过去困难得多”。

许多年前,曾有一个瑞典作家对几位非洲作家说:“你们这些人是非常幸运的——你们的政府把你们关在监狱里。然而在瑞典,不管你写什么,都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有些时代,你会同时遇到以上两种麻烦:写点东西既要受审查,也没能引起任何人注意。或许略可庆幸的是,“正是同审查者的冲突,使知识分子有了一项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事业”(《理念人》)。不过这一点同时也是可悲的,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有团体,也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


  发表于  2006-08-27 21:03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先谢维先生去我那里小坐:)我(灵魂的庙宇)应该没走错地方吧,呵呵。

您这里丰厚得很,以后会常来学习的。



一个封建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即是忽视人文,其塑造出的知识分子大多也只是工具、奴隶。没有人文素养没有灵魂的的知识分子确实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

您所说的“在这个时代中,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或许不是拯救和解放,而是坚守,不至于让消费资本主义取得全面的胜利。”对极了。


 回复 容止 说:
不记得之前去过你那里,刚才google了一下,发现承你在自己blog上转引了一篇我之前写的书评,那篇有字数限制,草成也不甚自珍,蒙你青眼,请指正。
(2006-11-13 19:58:26)
容止 ()   发表于   2006-11-13 16:30:49

同是讨论危险,恐怕维舟于undesound的理解恐怕是南辕北辙了。undesound说的是批判角色对于知识分子本身产生的危险,而维舟却理解成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运动”的狂热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险。

关于知识分子,我想不应简单以人文或理工划界。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可能并非天生,但不因所受教育体系不同而有异,只要有心,都可以得到。我出身理工,但自信有知识分子的秉性;而那些被抱养的文人,出身人文的要多少。

我一向很喜欢一种观点:知识分子向牛虻,而社会这头牛因为前者不停的叮咬而有所驱前。在此叮咬就是批判精神,知识分子不会以牛童自居,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改造工程”的所有幻想在上个世纪中开始的那次社会改造后早已幻灭净尽了。狂热不是知识分子的本性,狂热是迷信所致,似乎和知识分子的本性相悖。总之狂热不是批判精神造成的。所谓狂热分子似乎还有一个更恰当的称呼,就是愤青。

相对于狂热可能产生的危险,批判角色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危险似乎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吧。

我想维舟不必刻意为了分析的辨证、中肯,而使议论有所分散吧。很多地方都觉得您有这种情况。
 回复 任平生 说:
谢谢批评指正,我倒也不是刻意为了分析中肯,blog于我通常只是笔记,也不谋求发表。议论的分散大概还是与我个性有关,我个人兴趣驳杂,有时想得太散漫,不知不觉过长了又急求收尾。
我同意你的看法,知识分子不应以文理划界,现在过于狭窄的专业化,也与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的“无公共事务”状态有关。
(2006-11-10 20:43:51)
任平生 ()   发表于   2006-11-10 19:01:27

古代中国真的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

可是历代都有风议之士存在啊。比如东汉党人、明代东林
火柴骑射手 ()   发表于   2006-09-16 17:07:48

Dawkings说的太对了。“人文知识分子”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先把科学技术人员装扮成“唯科学主义狂人”,然后以立于不败之地的英姿,对世间一切问题发表高屋建瓴的意见...

比如新进用三生万物搞定四色定理的那位


 回复 匿名用户 说:
谢谢教正。你说的是Richard Dawkings《自私的基因》吗?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兴趣找来一读。不过套用句俗话,中国一千年前也有类似的概括了,所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附带说一下,不必匿名,blogbus不是blogcn
(2006-08-30 13:37:03)
匿名用户 ()   发表于   2006-08-30 12:11:03

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员”们互相都有点瞧不起对方,前者认为后者思维中充斥着工具理性,机械思维,缺乏人文素养,后者则认为前者夸夸其谈,满口空话胡话假话,脱离实际。根本上是在于双方对于知识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这种对于“知识”理解的冲突在Alan Sokal和Richard Dawkings的那里直接变为上个世纪末最出名的一场笔战

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

www.ideobook.net/175

有意思的是,前者的历史角色似乎比后者危险的多,大概恰恰是因为前者扮演的是一个批判的角色罢
 回复 undesound 说:
确切地说,危险的是以进步和科学的名义狂热推动变革的人,这类人中有科技人员,但也有很多人文知识分子推崇这种唯科学主义。屠格涅夫《父与子》里的巴札洛夫就是典型,他那种“新兴、顽强、不知羞耻的唯物主义的自我精神”的确让人畏惧,他的名言“一个正常的化学家,比任何诗人有用20倍”无疑也刺激了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
(2006-08-29 09:50:21)
undesound (http://my.donews.com/undersound/)   发表于   2006-08-28 22:55:53

“在这个时代中,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或许不是拯救和解放,而只坚守,不至于让消费资本主义取得全面的胜利。坚守是孤独的,但不应是隔绝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句。
misha ()   发表于   2006-08-28 04:41:30
最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