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四札:过度阐释和文学史书写
时间:2007-01-04

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
——Susan Sontag《反对阐释》

1949年后,随着文化政治的转移,开始出现一波对中国文学史的价值重估,由此形成一种至今仍占有话语霸权的官方文学史书写。这一体系的核心是: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文学自身,而在于其思想性,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出于这一基本假定,无论是宋词的婉约派,还是近代的颓废派、新月派现代文学,或张爱玲、沈从文,乃至《围城》之类不具备社会现实意义的文学,都遭到了贬抑。这一无所不在的意识也渗透进了几乎所有对聊斋的研究,导致对它的全新评判。

1924年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其中论及《聊斋志异》,评价颇为简略,集中于其文学手法,“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1]。对其思想性,不着一词,引文仅及聊斋中三篇:《狐谐》、《黄英》和《马介甫》。这三篇现在很难被列为聊斋的重要篇章,尤其《马介甫》一篇论述悍妇问题,充满蒲松龄的男权思想。取而代之的则是《席方平》、《促织》、《司文郎》等被认为抨击封建社会黑暗面的篇章。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对篇章的遴选、取舍往往是评论者自身文学观念的鲜明指针。因此,现代对聊斋的评价中,对一些篇章的特别强调、推举也反映了评论者的价值取向:有“封建思想糟粕”的篇什,如悍妇故事,通常无一入选。与此同,则大力强调聊斋“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之广阔,提出社会问题之重要”[2],强调蒲松龄是在通过鬼神故事的创造性书写,达到讽刺、鞭挞现实黑暗的目的。这一观点的代表之一就是郭沫若给蒲松龄故居的题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我之前的三篇札记,其目的就在于反对并摧破这一对文学史的阐释。作为一个对现行制度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的三家村书生,我们不可能想象他具备上述强加给他的“革命思想萌芽”,无数迹象表明:他是一个沉浸在传统思想中、具有强烈果报意识和儒家道德观的文人,笃信鬼神的存在,也支持科举/封建制度。他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个革命早期先行者,不如说倒更接近于义和团时期那些顽固守旧的士大夫。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曾谈到时人对洪秀全拜上帝教的态度:传统士大夫以为荒谬绝伦,现代派革命史家则以为洪仅是假托迷信以争取群众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对聊斋借鬼神而行“现实批判”的看法,也正是出于同一个陷阱。

一个文本形成之后,往往会衍生出远远超过其本身数量的评论文本。例如对卡夫卡及其小说的研究,据说已经至少有15,000种文献,单单对《变形记》的阐释,就有很多种甚至针锋相对的看法[3]。并且,“对那些将被阐释的作品而言,艺术家本人的意图无关紧要”[4],在很多情况下,起到巨大影响的反而倒是误读,原因之一是愿意读原著的人并不多。

这一情况中外皆然,本不奇怪,以思想性作为作品价值高下的判断标准,也并非新中国后衮衮诸公的创举,其思想根源还是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悠久传统有关。这种思维长期笼罩文学史的书写,使以下警告实际上很难实现:“我们必须避开那种常见的错误,就是把这类文学虚构牵强附会地看作真的是对‘现实生活’的鞭挞。不幸,这种读法几世纪来一直影响着《水浒传》的评论。”[5]

晚清时小说更被认为具有启迪民智、移风易俗的使命和效果,思想意识的正确性决定一切,按照这一标准,当时的弹词小说被认为是“社会的病态、不进步的象征”[6]。鸳鸯蝴蝶派及晚清的消闲小说也被打入冷宫,在这些追寻政治(及文学)正确的年代里,各类小说“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7]。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晚清小说的评价一直顽强地遵守这一模式,除了批判社会现实的所谓谴责小说外,大多被视为糟粕,“对保守的批评家来说,晚清小说惟一的佳处就是反映现实”[8]。

新文化运动虽然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号,以所谓活泼有生机的白话来取代僵化的文言文,但对文学价值评判的标准,却原封不动地沿用下来。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对文学的理解就具有强烈的文以载道取向,1915年夏,他耐心读完《安娜·卡列尼娜》,从书中所见却是“贵族社会之淫奢无耻”,一个月后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就是典型的文以载道,“正是因为从文以载道的视角出发,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总喜欢以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9]。在文学批评中,这一基本预设常为各方所普遍接受,而无论其政治立场左右——当然,左派更为激烈,如梁实秋1940年代在重庆写散文《雅室小品》,就遭到猛烈抨击,以为国难当头,此类无关世事的消闲文章毫无价值。

夏志清曾尖刻地指出胡适文学观之狭隘:“他不过是把文学看做批评社会的工具而已”[10]。当然,“无论有无文人参与,通俗作品的消闲目的与胡适等知识分子唤醒国民、启导民智的理想始终有距离”[11]。然而这种将文学工具化的意识的确十分危险:尤其在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之后的中/共文学,有一种将文学和宣传等同的倾向。也正因为文学现在成了重塑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和宣传形式,所以对文学本身政治思想的正确就必须进一步强调,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批评问题,而成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1949年后,这就成为文学批评中唯一正确的主导话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在此背景下,古典四大名著的思想性都先后卷入政治斗争问题,成为衡量政治正确性的试金石。《红楼梦》的反封建问题、《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无不被视为严肃的涉及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时还有毛主席亲自发表看法。

在这一大环境下,《聊斋志异》也必须得到价值重估。如果说即使《金瓶梅》也具有暴露旧社会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生活的积极意义,那么聊斋也得按新的价值评估体系,找出其积极意义的方面。这实际上成了一个反向过程:正是由于《聊斋志异》是文学遗产,所以它得具备现实意义。尽管事实上真要按这些标准的话,《聊斋志异》不但思想性落后,充满封建迷信,而且体例上还是文言文,属于被打倒的对象。

这一再造/重估的过程,不仅采取了预设立场,而且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如同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军事专家张召中预测将发生“人民战争”,结果却是美军势如破竹——因为张本人就是在“人民战争”的思维模式下训练出来的,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彼时彼地的具体性对他已经完全不起作用。对聊斋的评价也同样,各家的思维习惯只是寻求作品的现实讽刺意义,这是他们意图证明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基准。

余英时曾批评近代红学史中注重阶级斗争论者是“借题发挥”,“因为他们对于《红楼梦》的兴趣并不在于了解曹雪芹在作品中企求些什么?又创造了些什么?……所以斗争论者对曹雪芹最苦心建构出来的‘太虚幻境’也就最缺乏同情的了解”[12]。虽然《红楼梦》众所周知是一部小说,但却长期被红学研究者当作一个历史文件来处理,也根本不理会作者的理想世界,兴趣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上。聊斋的情形也同样如此,研究者对蒲松龄的世界同样缺乏同情之了解,这些无神论者所想做的,仅是将这些使他们困惑的狐鬼视为“虚构”和别有所指。

最终,对《聊斋志异》的一个新神话诞生:作者应试失败造成内心极大压抑,并促使他反对和抨击社会黑暗及科举制度,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他以虚构的文学创作寄托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冲破现实观念,为现实中受礼教束缚的妇女提供自由的愿景;不过由于其理想人物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其艺术价值就比现实生活反封建人物形象的《红楼梦》等要逊色。但至少由于以上思想价值,聊斋和其他志怪奇谈大为不同,甚至精神上是背离和对立的了[13]。

这个神话是不能成立的,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摧破这个文学史阐释的体系,是我新年中第一件最感愉快的事。期望以下的预言能有一日成为现实:“好象神话世界被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再被拆毁,以便从碎片中建立起新世界来。”[14]

--------------------------------------------------------------------------------------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2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2]蓝翎《略论〈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3]《阅读史》第六章《遗漏的首页》
[4]Susan Sontag《反对阐释》
[5]蒲安迪《明代四大奇书》
[6]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弹词创作初探》,载李孝悌 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
[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
[8]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
[9]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
[1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11]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12]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载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13]此类论调很常见,如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又参蓝翎《略论〈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我们不可忘记蓝翎在《红楼梦》批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持立场
[14]F. Boas: 《James Teit〈英属哥伦比亚汤普森河印第安人的传统〉导论》,转引自《野性的思维》


  发表于  2007-01-04 23:19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文学作品是作为娱乐媒介存在的,还是必须有社会现实意义才有存在价值?文本解读究竟应该如何着手探讨作品的意义,又或者,文本解读是不是可能的?难道果如陶渊明言“好读书,不求甚解”?
 回复 Mr.sinsad 说:
文学自有其本身的价值,关于这一点,你有兴趣不妨去读读龚鹏程著《文学散步》,此书廓清了很多附加在文学上的不少外物。当然,这也见仁见智,如英国的文学批评大家Leavis就不相信文学的独立性,认为它始终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
(2007-06-04 09:21:57)
Mr.sinsad (http://sinsadmirage.blogbus.com)   发表于   2007-06-03 10:37:17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同理,任何文学史都是政治史。

但是话又说回来,好像也不尽然。我印象中《文心雕龙》里似乎就没有多少当时政治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近代的文学评论大多数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别有用心的股评。还不如篮球解说员宣读的球员技术数据听来有益。

你写过的书评不在此列。
 回复 Morris 说:
“任何文学史都是政治史”,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大致还是可以成立的,“文学史”本身也是西风东渐后的舶来品。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虽夜重文以载道,但大致还是以文学本身的价值为批判依据的,如你说的《文心雕龙》。
(2007-01-11 09:31:30)
Morris ()   发表于   2007-01-10 19:25:59

维舟兄新年伊始就有此宏文出世,佩服。

这种现象的确是根深蒂固,也确是中国自古积习,记得当初学《兰亭集序》时,语文老师引用对兰亭诗的评价说:“艺术价值不高,但是文学独立出来的标志。”当时便觉不解,后来才明白是指从政论中独立。

一直认为高考作文只是对文学水平的考察,固然有产生套路写作的弊病,但是考察动机是正确的。但后来发现评分第一条就是思想积极向上,也亲眼看见同学的随笔作文中,有:“该停手了,你的诗太颓废”这样的评语。应试作文从来都说文体不限,但每个老师都会叮嘱不宜写完全想象出的内容--事实也是这样,有试图写短篇武侠的,都挂得很惨。。。。
 回复 凉风 说:
“文以载道”为历代所重,的确已根深蒂固,不过未免将文学工具化了。如果以思想性作为衡量标准,说起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很多作品都没什么价值,《百年孤独》之类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就只剩下批判拉美现实,更不必提意识流、唯美主义等现代派文学了。纯粹从文学角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有兴趣不妨一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2007-01-07 22:33:18)
凉风 ()   发表于   2007-01-07 16:40:46
最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