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女性如何进入公共空间
时间:2009-05-28

常常有一些重大的变革因为太为人熟知而遭到忽视:现在看到公共场所中的女性,大概没什么人会感到惊奇,然而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城市的大街上却是极少看到女性的——前现代的城市公共空间几乎都是单性别的。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反常而难以理解的空间隔离,在那时却是常态。现代社会当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隔离(如富人别墅区和贫民窟),这种空间政治反映着阶级关系或性别,因而被遮蔽、被遗弃、被隔离的一方也在同时揭露和定义着这一社会形态[1]。

女性从被隔绝于内闱到像男性一样自由出入外部空间,这是中国性别政治的一次剧烈革命,虽然它是以比较遭人忽视的方式发生的。女性的社会角色以及自我认同,都由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在出现于公共空间之前没有历史——她的身体和声音都是被遮蔽的、被转述的,因而常常是被建构的象征和第二手的声音[2]。妇女史以史料破碎而著称,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她们主体性的缺失。正因此,关于女性如何从内闱跨出家门到围墙外面去,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正是这一转折奠定了今天的女性形象。

一、被遮蔽的性别

小说《新宋》讲述现代人石越穿越时空回到一千年前的北宋,如果真有这么一件事,那么当石越站在北宋东京城的大街上,也许最让他感到惊奇和不解的就是:他看到的差不多全是男人。以其写实主义风格著称的宋人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上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影子[3],当时在街市露面的极少数女性,一般不是中老年妇女,就是为人所贱视的歌舞、卖技、杂役者,乃至妓女[4],换言之,要么是女性特征已经消退的中年人,要么是社会地位低贱的女性。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分离格局,虽然在两宋之前也存在[5],但宋代之后变得更为清晰严格。宋明理学以及宗族体制的发展,强化了这一性别分工[6],强调女性对家族内部的献身精神并以“女家长”的地位作为其回报(《红楼梦》中贾母的形象即是),从而赋予了这一稳定结构以合法性。而作为其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女性的生活空间就基本上被限制在家门以内,大街上看不到几个妇女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性别政治下的妇女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造成了一些深远的后果,不仅在女性的自我认知等方面(汉语中“内人”指妻子,“外子”指丈夫),也在于她们在男性眼中的形象被意象化。女性在公共视野中的消失很容易被现代人认为是一种野蛮的人身禁锢,但也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和神一样的特性——无法企及的、不可见者既激发人的信仰和神往,又激发他的恐惧[7]。在古典诗歌中,这个若隐若现的女性常被无限地象征化和美化,有时却又引发男性的焦虑,认为女性具有潜在颠覆秩序的力量。这么说也许不过分:“中国社会(尤其是男人)处在一种‘社会性的’性压抑状态下,有关性的东西完全被严格地排斥在公开场合之外。”[8]女性成为欲望的对象正反映了男性的焦虑,因此即使她稍稍露面也会引发不安[9],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水浒传》中为何潘金莲只是在窗口一露头就引发了之后与西门庆私通合谋——在古典小说中,窗口、阳台、秋千架、烧香过程中等妇女偶尔有机会露面的时刻,常常是危险变动的起点。那里也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暧昧空间——表面上看是“内”,潜在地,却是向外展现自己的一个舞台[10],因此露面无异于一次越轨。

直至晚清,妇女仍极少抛头露面。英国驻华译员Thomas T. Meadows在其1856年发表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中说:“中国人极少将极熟识的朋友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这并不是一种恭维的举动。”[11]日本学者津田真道曾回忆明治初(1870年代)访问北京的情形:“余往年奉使至清国京师始知夫妻有别之义……行上海、天津、北京等处,人口稠密之街衢肩摩毂击,伦敦巴黎亦不见如此之杂沓,然而街路不见一妇人行走,铺头并不见一妇人看管,盖妇人闭居室内,曾不接外人,此所以严男女之别也。”[12]这种状况在新疆维吾尔族社区直到1930年仍是如此:“有时候你能够偶尔见到用黑色盖头遮住面部的妇女,不披盖头,妇女是不允许走出家门的。那时候正统的伊斯兰教的教规极其严格。”(《重返喀什噶尔》)在地中海东岸(Levant)的一些城市里,男子多少会说四五种语言,在外面见机使用;妇女寸步不出闺门,就只能懂得一种(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这种状况并不只出现在儒家社会和伊斯兰社会,事实上古希腊虽然有恢弘的广场和公民大会,但妇女同样被隔离在这些公共场所之外。这一习俗维持数百年之久,“给希腊妇女的心理造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自卑感”,当时“希腊人认为妇女的唯一优点在于可以稍胜于一个忠实的奴仆”。更有甚者,在古希腊“年轻的妻子不通知丈夫就离开家是不合礼法的,事实上她们也很少离开家,因此她的社会范围限于她的女仆。只要她丈夫愿意,就有权把她幽禁起来。在排除男子,专为女子举行的节日宴会中,她们有机会相互见见面,由于平素被隔离,所以她们对于这些节日极感兴趣。”[13]——这与中国明清时一样,“如果丈夫允许,几乎所有阶层的女性都喜欢拜庙和上香朝圣”[14],因为这几乎是她们平日能走出家门的唯一合法理由和机会。

与其对外的边境控制(“锁国”)相一致,清朝对内的空间隔离之严也为历代之最:“在帝制中国晚期,所有社会阶层都认为,妇女的幽居以及在家内外使男女分隔不仅仅是‘敬’的标志,而且是维持社会公共道德的核心因素。”[15]这种现代人无法理解的公共道德观又引发了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冲突。1699年,华人王界与妻子渡海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在此广泛交际,甚至受总督约见;但他回国后被检举携带妇女出国,结果相关人员都受连累,一律处死[16]。由此可联想到1903年出版的《孽海花》中的情节:状元郎出国时其正妻反而推说自己无法适应欧洲的社交生活(而这是外交官的妻子难免的),女性出游变成妇德相关的事件,“一位当众露面的女性(a woman in public)也就随即被转译为一个公共女子(a public woman),因而也就是道德沦丧”[17],因此曾为妓女的小妾彩云反成合适人选,充任外交官夫人去了——历史上真实的赛金花陪丈夫出访欧洲时从未参加任何舞会。直至晚清,刘锡鸿《英轺私记》仍指控大使郭嵩焘犯下严重叛国罪,而十大罪状的第一条却是大使纵容小妾学英语并去欣赏歌剧。

由此我们才可理解中西早期交往时的另一冲突:那就是关于欧洲妇女是否能登岸入城的剧烈争执。清朝虽在广州准与西洋通商,但只准“夷商”在城外十三行做买卖,严禁他们携妻子入城,“随带番妇,向只准居住夷船”。欧洲人对这一禁令极为反感,夫妻同住或同时上街在他们看来十分自然,不能理解中国官员因何就是对此无法接受。1751年,一荷兰商人携妻女三人至广州瑞丰洋行居住,广东官员为表“圣朝柔远之意”,仅饬令该夷将番妇移到澳门去住,等开船后带回国。为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由广东布政使饬令洋行大班:嗣后夷船到澳,先行检查,如有妇女,即令就澳寓居,否则进口之后,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接待行商,亦予重处[18]。

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William Baynes)不顾这一禁令,与妻子一同到广州十三行街市。美貌的盼师夫人穿着正宗伦敦时装,并公然违反规定,坐轿进入商馆,一路引发无数好奇市民围观。当时是在晚间,各家店铺为看清其真容,纷纷打起灯笼,惊异的人们在窗畔门户中观看西洋景。此事在广州城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上奏,认为此事“有违天朝体制”。“番妇进省,夷商坐轿”这一重大违禁事让两广总督李鸿宾焦躁不安,一度派兵包围商馆意图强行驱逐番妇;英国商人也招来水手连夜带枪炮登岸,驻扎在商馆里对抗,差点引爆外交纠纷和小规模战争。后来英方以盼师夫人患痰疾需调理为由,请官府同意等她病愈后返回澳门,双方便以此托词各下台阶。

不许欧洲妇女出现在公共场所的禁令,十年后也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的口实之一。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第二条便是“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居住通商的五口城市,参与谈判的张喜在《抚夷日记》中除对战争赔款的杀价外,只记了一条清方的抗辩,即“不许夷人携带家眷”[19]。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李星沅看到条约时最看不惯的就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虽然他是主和官员。同样参与谈判的浙江宁绍台道咸龄,在五口通商后不久,因为其妻与英国妇女来往,以至于被江西学政张芾狠狠参了一本。然而国门已开,数十年后,中国妇女终于也将像“夷妇”一样出没于公共场所了。

二、围墙上的缝隙

传统上,“妇女在公共休闲场所出现尤其被视为有害风化,因为这种行为是整个社会秩序解体的前兆”[20]。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为在太平天国战后重建儒教伦理(在他看来“贞淫为风化之首”),曾颁布《严禁女入馆饮茶》(苏州女性上街露面较北方自由)的条令,任何茶馆敢让女性进入聚集饮茶,其法律担保人将被判两个月拘役[21]。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已经到来,随着城市新兴娱乐消费模式和性别政治的苏醒,公共性别角色也在转变,在这一进程中,“家”作为一个保护女性成员的城堡形象逐渐被牢笼/监狱的隐喻所取代,成为新女性急待打破的对象。

1896年春末,苏州建成第一条现代大马路,娱乐场所和露天市集随之勃兴,几个月后便成为苏州男女最主要的休闲活动区,从而“对于传统的男女性别的规范造成了剧烈的、有些甚至是大逆不道的挑战”[22]。当时某绅之女浓妆出游,与婢仆在茶园看歌舞,离场后受无赖尾随,幸有仆人解围[23],记载此事的《点石斋画报》总结道:“观此可见女子不宜轻出闺门,凡为家长者,可不随时约束哉?”但“妇女坐在马路旁的茶馆里或行走街上寻找娱乐场所,确实都预示了都市社会秩序的重大变迁”[24]。

此时国人受甲午战争的战败的刺激,在思想领域爆发了一次革命;从1895年到1919年,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共有的特点之一是极为强烈的救亡意识,在这一浪潮中,中国之所以危亡的原因之一被归咎于女性的屈从地位。恩格斯曾称赞傅立叶:“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在近代中国,女性(尤其是其缠足、文盲率等)也被视为中国人本身未能得到解放的根本原因,因此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充满政治意味的宣传中去,希望通过重塑女性形象来重塑现代中国的新公民。女性由一个被动的欲望对象,逐渐转化为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命运的积极主体,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也逐渐被视为不仅不是坏事,还是一件必须尽快完成的好事。

1902至1907年之间集中涌现出大量女权书报,倡导放足、女权、女学,而其目的则绝大部分都是政治性的,即救亡兴国[25]。这段时间里密集发生了许多中国史上对妇女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02年,上海首次出现革命党人主持的爱国女学,其校长蔡元培认为女子适合从事暗杀,因此课程有法国革命史和炸药制造技术。1903年金一《女界钟》在上海问世,提倡男女公开社交,男女是同等之人,自可交友,鼓励女子游学欧美(福泽谕吉1886年亦提出“男女交际论”)。同年,陈彦安在《劝留学》一文中将中国的衰弱与中国女学之不振联系起来[26],呼吁中国女性出国留学,而目的则是与男性共同承担救亡的政治使命。1904年陈撷芬在《中国日报》倡议:“吾中国之人数也,共四万万,男女各居其半,国为公共,地土为公共,财产为公共,患难为公共,权利为公共。我辈既有公共责任,宁能袖手旁观……”延至1905年,小说《黄绣球》中女主角说:“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毫不掩饰地鼓吹发动女性力量一起建设强健的新国家。

这是一个思想剧烈冲突的时期,一方面对传统思想的否决正迅速积聚起力量,另一方面却仍远不足以取代之。1903年旨在协助女同胞“脱男子之范围”的共爱会成立,希望女性能合群、求学,最终得以自立。但在《文明小史》(1903-05)中,几个外省青年在上海一处公共茶馆里见到一个20岁上下的女性,脚着绣花拖鞋,手拍桌子说话,便连说:“人家女眷,断无趿着鞋皮就走出来上茶馆的!”——由此可见当时风气仍多闭塞,“绝大多数的妇女还只晓得依赖男子,不知在闺阁之外,还有着民族、国家的苦难”[27]。当时已有少量女志士参加活动,大致参加九类活动:宣传、革命教育、捐募、勤务、联络、运输、起义、暗杀和侦探[28],这些大多都需要在外抛头露面;1908年常州女界保路会某次集会到者有200多女性。这些热衷于公共权利的女性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这一时期女志士的代表人物,毋庸置疑是鉴湖女侠秋瑾。她的女权思想与梁启超一样,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塑造新女性来挽救中国于危亡,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其最终目的并非是女性权利本身,而是国家的强大。在其所作《精卫石》中,秋瑾露骨地表现了这一思想:“强国强种全靠女,家庭由于尽娘传。”而她的心愿则是希望中国妇女模仿西方“有许多女子经商或教习,电车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药更多焉,银行及各样商家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理化师范等,普通教习尽婵娟。”[29]——但革命的问题永远发生在“革命的第二天”,现代中国女性实现了秋瑾的这一梦想后,却同样发现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秋瑾1904年留学日本,1907年殉难,可为1902-1907年间近代女权第一次浪潮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她当时羡慕日本妇女社会地位较中国女性为高,现在已讽刺性地倒了过来。她虽然叛逆,但当时女性行动仍不自由,因此在北京时一次出门看戏,她仍是换男装后与小厮一起出去的,回来遭到丈夫责打。然而这位激进的革命女性,平心而论以她为妻也并非幸事:其丈夫王廷钧现在常被描绘为一个小丑式的反面典型,其实基本上至少还是个合格的丈夫,却被她贬得一塌糊涂。当时女志士多反抗婚姻或离家,以为满清覆灭后中国会有男女平等的社会,民国后她们不能或不愿回家,但男女平等的理想却未实现。当时许多职业都未向女子开放,谋生艰难,能诗善文才气横溢者竟沦为女工,日与纺织机为伴,抑郁不得志,难免会有幻灭之感,甚至穷愁潦倒而自杀者亦不在少数[30],五四以后女性和女权才算进入了新阶段。

三、公共空间中的女性

1946年圣诞夜,一名北大女生在北平遭美军士兵强暴,此即著名的沈崇案。当时中央社称沈崇是晚间22:30单独外出(北大学生则坚持说她是20:30离开电影院),当时美国领事馆报告着重指出:独自去看“夜场电影”可不是“有教养的”中国姑娘的习惯[31]。不管她外出的时间是多晚(这已成为现代史上的悬案,而现在的女孩子看夜场电影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有一点至少是无可置疑的:即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已经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了。因为在此之前三四十年,“有教养的中国姑娘”不要说去深夜去看电影,按说是连家门都不大出的。

苏曼殊1916年发表的小说《碎簪记》中,莲珮穿着西式服装在南京路上逛百货公司、公园、歌剧院,这在今天再普通不过、谁也未必多看一眼的情景,在当时却是引得路人频频注目。迟至1924年,顾颉刚对男女公开社交仍心怀疑虑[32]。妇女进入公共空间的进程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持续了三四十年,由于是潜移默化逐渐发生的社会变迁且学界以往较少关注,直至今天,“我们并不清楚近代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是怎样地导致了男女隔绝习俗的崩溃。”[33]

如前所述,庙会及宗教节日是传统社会妇女难得的自由出入公共空间的时刻。尤其是满族妇女,“她们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场所,骑着马招摇过市”[34]。休闲、消费、娱乐等场所逐渐向妇女开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造成比革命女志士的呐喊更为革命性的后果,因为它使得每个在场的男性和女性都学会了在日常时间在公共领域共处。明清时剧场是男人的天下,极少对妇女开放,到20世纪初,北京等地的剧场随着社会风气开化,逐渐接纳妇女,妇女对商业娱乐场地的使用获得承认。这方面上海女性最开放,不但早早进入戏院看戏(四大名旦在1920年代的崛起,就与女性进戏院有关),还进了戏班——1920年代初,嵊县商人王金水受京剧“髦儿戏”(全由女孩演出)启发,培养越剧女班,在上海一举成名。

以成都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出现为例[35]:传统上成都下层妇女在公共场所“享受到了相当大的自由”,但精英家庭的女性一般较正统、保守和害羞,偶尔坐轿时,轿帘一定要拉下来以回避行人的注视。晚清时妇女都被排斥在大多数公共娱乐场所之外,妇女不被允许进入茶馆,冒险进入则会被驱逐。1906年,成都可园成为第一家允许女客进入的茶馆,但不久由于担心男子对妇女的骚扰会干扰社会秩序,警察又禁止了女宾。之后,作为改良新事物代表的悦来茶园开始接受妇女,但是她们必须从另一个门进入。“女人在茶馆里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一种新景观,成为男子们凝视的目标和无尽的谈资。”民国初年或分特定时段、日子接待女客,并将其座位区与男子分开。有女客的茶园利润倍增,“因为不仅妇女是一大客源,而且女客也吸引不少男客蜂拥而至”,这导致原先持保守态度的茶园也不得不逐步屈服。

王笛对妇女在成都公共空间的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复杂多线的历史:民国初年的改良派精英本应是社会上最开放的人群,理论上应对妇女的公共角色更宽容,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妇女的公开露面,特别是去戏园看戏持更为保守的态度”[36],原因是他们担心旧戏曲会给女性的思想行为带来负面影响。他们甚至对传统上妇女逛庙的行为也不赞成,称警察禁止妇女在庙里烧香是一个极好的措施,原因则是那是迷信活动。这些改良派精英的观点表达了一种庇护性关注,事实上仍视妇女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王笛正确地指出,“在中国,妇女在公共场所的被接受程度,实际上是衡量社会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现在回顾这一幕,可能会使有些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封闭程度感到愕然。但在西方,妇女也同样是经过长期斗争后才进入公共空间的,其转变过程甚至还比中国漫长得多。俄国是在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后,女性才得以进入原先只有男性能去的社会场所的,而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1870年代,俄国女性才算独立平等地参与到一切社会活动中去[37]。即使在比俄国开放的法国社会,情形也同样曲折: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盛行一种“怪物论”:“革命男人每思及女人进入公共领域,就越把她们视为不男不女的妖魔鬼怪”[38]。1793年秋Jean-Baptiste Amar在议会治安委员会反对妇女参政:“如果说,古时候的女人,即因天生的胆小怯懦,无法出门抛头露面;那么时至今日的法兰西共和政体,难道就愿意看见她们登堂上台,开会演讲,跟男人一样参与政治吗?”会议上最终代表们宣布所有妇女组织均为违法。两天后一群妇女出现在巴黎市政厅时,巴黎市府官员Pirre Claumette却对此大为不满:“什么时候开始,女人可以不管家务,不顾儿女,可以公然进出公共场所,登上讲坛高谈阔论?”虽然当时法国人将引领他们的自由之神绘画成一名女性,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自由以女性为象征,恰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女性与政治自由存在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在1793至1804年间,男性对女性参与政治的敌意开始具体化,成为某种刻意的意识形态,而科学的方法也证明女性仅适合家庭式的职业。”[39]大革命时期严厉管制娼妓,按女历史学家Lynn Hunt的解释,“娼妓问题之所以成为严格管制的对象,正因为她是女人进入公共空间的主要典型。”[40]这一点倒是中外皆然。

当然,不论如何,法国女性与同时代的中国女性相比,在公共空间中还是有更多的自由。大革命时期甚至有不少女性在国民议会一边旁听一边打毛线。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妇女是公共场所相当活跃的角色(其中尤以妓女为最),然而直至1904年,Maurice Descotes仍说:“在几乎20年里,人们还没有在法兰西戏剧院的正厅中看到过一位女士。”[41]而顾拜旦男爵一直到1937年去世,都坚持认为女性从事体育运动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的”,他建议“她们在奥运会上的主要角色应当是为胜利者戴上花冠”——现在的女性随时有自由做体育运动,她们只怕很难相信这竟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在仅仅数十年前所说的话。无怪Lynn Hunt感慨:“在西方史之中,对女性的仇视是其社会生活中持续出现的一个特色,自成一门历史。”[42]

如今虽然两性仍未完全平等(承认差异基础上的那种平等),然而基本上人们已完全不能想象全社会性的性别隔离,单是这一事实本身就已对我们的意识产生微妙深远的影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这一革命性变化如此普遍地为人们所承认,以至于现在大部分人都未意识到发生过这样一次革命。用黑格尔在《思想现象学》的那句拗口的名言来说,“通常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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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与政治》70页:“……特别是隔离,以及郊外的空间和贫困的空间的建立,允许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这种隔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都市形成了一种否定,然而,这样一来,它还是对都市进行了揭发。都市郊区的被遗弃、被忽略的特征,就是这样的揭发者;所有被它揭发的,为了揭发它和讨论它,都应该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
[2]E.P.Thompson《共有的习惯》493页:“把妇女史看成无变化的牺牲品身份的历史,好象1970年前的任何东西都是女性的史前史,可能导致许多争论。但这几乎不能讨妇女的喜欢。”又参见高彦颐《缠足》。
[3]Valerie Hansen《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序第8页:“《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个没有饥饿、痛苦、贫困,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没有妇女的城市。”又佐竹靖彦《<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载《佐竹靖彦史学论集》页270:“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最显著特色是,在喧闹拥挤的宋代都会街市的每一个场景里,都找不到女性的影子。”图上偶尔可见的几个女子一般作为照看孩子者或营业场所的女子。
[4]全汉升《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谓当时从事实业有商业、工业、农业三类,如开茶肆、食店、药铺、小贩的多为中老年妇女。载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
[5]按《颜氏家训》卷上的叙述,北朝妇女活跃于社交及政治场合;妇女可以为其子谋求公职,或抗议其夫所受不平等待遇。相反地,南朝妇女除家务外几乎没有任何活动。
[6]佐竹靖彦《<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载《佐竹靖彦史学论集》页299:“中国宋代后期的家族与宗族的体制是以性别分工为最基本的条件而产生的。”
[7]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无法企及者、不可见者就是至高无上者。”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107页:“任何信仰都是对不可见之物的信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页6:“人类信仰的本质和标记,就是对不可见物的恐惧。”
[8]安克强《上海妓女》页11。
[9]《我在伊朗长大》中,一些伊朗男性指责女性涂唇膏等举止有伤风化,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实际上只反映了这些男性的焦虑。
[10]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
[11]引自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女主》,载鲍家麟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页63。
[12]佐竹靖彦《<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载《佐竹靖彦史学论集》
[13]摩尔根《古代社会》
[14]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页112
[15]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页99
[16]《东亚海域一千年》页184引《开吧历代史记》

[17]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页46
[18]《洋妇逛大街——道光十年的广州盼师夫人事件》,载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拾叁集)
[19]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页484
[20]柯必德《“荒凉景象”——晚清苏州现代街道的出现与西式都市计划的挪用》,载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页4780。又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页63:“通常,女子进入到公共领域会被视为一种侵扰,有史为‘证’,这将会导致国家的衰败,以及帝国的覆灭。……赛金花的地位上升、获得权力被认为宣示着社会的彻底失序,而她滥交的女性身体则标志着国家的腐败。”
[21][22][24]柯必德《“荒凉景象”——晚清苏州现代街道的出现与西式都市计划的挪用》,载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
[23]这一故事与韩国电影《黄真伊》中的情节颇有类似,小姐出游而遭无赖讥评围困,也是旧小说常有的桥段
[25]鲍家麟《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思想》,载《中国妇女史论集》页287-288
[26]陈彦安《劝留学》,载《江苏》月刊1903年第3期:“我中国女子,日居深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故外国之如何强盛,中国之如何衰弱,女学之如何不振,皆毫不相关。”转引自《中国妇女史论集》页148
[27][28]林维红《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载《中国妇女史论集》。
[29]鲍家麟《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载《中国妇女史论集》。另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与现代中国》
[30]鲍家麟《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思想》,载《中国妇女史论集》
[31]转引自《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32]顾颉刚日记1924.4.13:“今日与女子同游,颇感乐趣,必像我辈无玩女子之心者,社交公开始可无弊。否则但以女子为牺牲耳。”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中也指出五四后妇女解放之一例:“清末妇人投身社会工作,不得不出己名,乃于名上冠夫父二姓,示其已婚……五四后风气转变,皆但出本身名姓,已嫁未嫁不可复别。”
[33][34]程为坤《户外寻乐:20世纪初年北京的休闲、社会空间及妇女监控》,载姜进、李德英主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又《鞑靼征服中国史》载清初的情景:“鞑靼女人也不像中国女人那样被囚禁起来,她们可以随意在城镇街道上漫步,在田间活动。她们骑马,敢于打仗拼命去战斗。”
[35]本段所引成都事例均出自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36]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37]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戈金:“正式由于彼得一世颁布的法令,她们才得以和男子一起外出并且进入原来只有男人才能去的社会场所。”(《俄罗斯史》页223)《翻译的传奇》页134引俄无政府主义者Vera Zasulich言:“1870年代的俄国女性革命取得了前所罕有的成就:可能不再作为男人的鼓舞者、妻子和母亲而行动,而是完全独立地、与男人们平等地参与他们的一切社会活动。”
[38][39][40][42]Lynn Hunt《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
[41]《现代信息交流史》


  发表于  2009-05-28 20:32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nice work!
mark!
时尚 (http://www.v1lady.com)   发表于   2013-02-15 23:57:41

女性将越来越缩小和男人的差距。
rainday615 (http://space.scol.com.cn/yppmm)   发表于   2009-10-11 00:12:23

呵呵,说起《新宋》,作者在其blog中更新的最近一个“外传”里有这么一段话:
“驿丞便叫那两个妇人张开嘴给我看,果然她们的牙齿都不太白。这时驿丞才向我们介绍,这两个妇人正是他的两个小妾。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在中州,除非是特别亲近的亲戚朋友,一般有地位的人家,是不肯叫妻妾出来侍客的。但他们告诉我,在邺国没有办法执行这样的礼法,因为当地妇人全部都抛头露面,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

于是我委婉的询问柔嘉公主的态度,陪同的官员表示,他们并不知道。而驿丞告诉我,就算在大宋,普通人家的妻女也是一样要抛头露面的,并举例说汴京的街市上,有一半是妇人,而如果全国的中下人家的妻儿都不出门劳动,不接触外人的话,很多人家的生活就要过不去了。这的确是不易辩驳的。那官员又举了《诗经》与《汉书》中的例子,和我讨论周朝与汉朝时妇人要守的礼节,为他们的风俗进行辩护。他并直言不讳的表示,邺国要在海外立足,只能向周朝与汉朝的先贤寻找合适的办法,他认为他们的人口太少,不能让占到一半的妇人按严格的礼法生活,并且说,立国之初的战争让他们明白,他们生存的环境,有时候连妇女和儿童,也不得不拿起武器战斗。”
http://blog.sina.com.cn/ayuesky
dede ()   发表于   2009-06-11 16:15:06

维舟 回复 如此而已 说:
你的历史观似乎始终被一种意识形态所笼罩着,因此中国史在你看来总是一部停滞的(“周期律”)、黑暗的、极权主义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吧。这对你而言不是历史事实的问题,而是怎样解释历史的问题,或说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不愿做关于信仰的无谓争辩,如康德所言,人类两个问题不能碰,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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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不懂什么是意识形态,另外,对我来说,语言和信仰是一回事。^_^
如此而已 ()   发表于   2009-06-09 00:23:50

《篡清》还不错,只不过更得太慢。其实只要直接穿成恭亲王然后干掉咸丰推倒慈禧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稳当做50年皇帝,穿光绪的都属多此一举。

还有这些穿越的毛病是:既然穿越技术突飞猛进,中国人可以穿,那么日本人英国人俄国人显然也可以穿。各穿一个回去才显得较为公平:)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6-03 01:38:28

嘿嘿,既然维舟你也看《新宋》,是不是可以对前几年的“回到过去救中国”式的的意淫小说风潮发表一点高见?
 回复 Veniversum 说:
其实我没看过《新宋》,只是知道这个故事梗概,这里是方便做个引子。“回到过去改变历史”不过反映了人们现实中未能满足和实现的愿望,如果满意还改变个头?只不过电影《蝴蝶效应》注意到改变一个变量常常引发难以预测的后果,而国内一些小说常常以为改变某个变量,历史就会按照他预期的轨迹发展。虽然你都用“意淫”来为它定调了,但小说也不过就是小说,娱乐一下罢了,何必上纲上线,《新宋》如何我不知,刘欣慈的《西洋》我觉得也不坏啊。
(2009-06-02 18:44:39)
Veniversum ()   发表于   2009-06-02 17:31:55

黑死病之类的因素最多促使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不是进入公共领域。一战二战妇女也只是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战后很快就退出了。即使现代社会也不意味着妇女就真全方位进入了公共领域。现代西方社会家庭主妇还是占主流,当职业妇女往往意味着放弃婚姻或生育。在我所知道的范围里,至少德国、日本、英国都把中产阶级的低生育率归结为职业妇女的原因。在美国,很多地方已婚男性的工资可以比未婚男性高一半,可能也是仍旧把男人养家糊口当成一个既定事实。妇女也就是在教育、娱乐方面与男子等量齐观,在生产制造、科研、农业、行政管理方面男性仍然占绝对主流。做得比较好的北欧国家也只是把比例拉近一些。
 回复 Leo 说:
我这篇主要谈的是两性在物理空间的隔绝及这一格局的崩溃,你谈的则接近于哈贝马斯说的public sphere,追求的是政治权利意义上的非差异化。这个问题复杂得多,这仍是女权主义者奋斗的目标,而不是生活中的现实。
(2009-06-02 09:42:32)
Leo ()   发表于   2009-06-02 03:16:16

说一下女性工作问题。恕我对历史了解不是很多,有错的地方请别笑话。若说黑死病并未带来大量女性劳工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中世纪的道德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19世纪,童工和女工已经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道德沦丧的重要证据了。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紧缺可能只是使得妇女劳动在道德上取得了更多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使得“白领”这种工作越来越多,女性工作收入得以与男性相抗,经济地位大幅提高。
至于为什么现在这么发达还要夫妻双份工作,只能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剥削了。现代生活的高成本也远远不是以前所能比的
 回复 gone 说:
资本主义也真是冤大头:解放妇女,让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了,现在不再被视为解放,而是对女性新的压迫——因为她不得不出来工作以养家。看来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万恶的,彼此彼此,哈哈。
不过“能否养家”是没有固定标尺的,比方说,我父亲在乡下月薪700元也够养家了,但在上海,丈夫月入7000而觉得不够养家的,比比皆是。并不存在全社会都接受的一个临界点,到达这点后夫妻双方就都欣慰地感到妻子可以不必去工作了。
(2009-06-02 09:32:54)
gone ()   发表于   2009-06-01 20:32:32

说一点和本文无关的事情。最近在看姜夔,维舟的名字是不是取自《惜红衣—簟枕邀凉》?不过我读的版本断句是“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
 回复 魏博遗民 说:
是,我在第一篇blog里解释过,少年时我很喜欢白石词。《惜红衣》是白石自度曲,断句无标准,这一句是有两种断法的。
(2009-06-01 16:39:13)
魏博遗民 ()   发表于   2009-06-01 15:27:11

如我文中已提到的,古希腊、法国大革命这样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倡导的社会,妇女的公共空间也极狭窄乃至根本没有,不知你对此如何解释?

这个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妇女根本不被包括在“人”里面的。其实人权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丁”权。
 回复 dabenxiong 说:
“丁”权的说法很有趣,哈哈,当然,公民权早先就是很狭窄的,妇女跟奴隶、外邦人一样被排斥在外。
(2009-06-01 14:32:33)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6-01 13:36:13

如此兄,西方知识分子完全游离在政权之外,所以不得不嚷嚷所谓独立知识分子。掌权的都是文盲丘八,不是贵族出身做不了官,所以只能“独立”。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官僚体系一部分,你有什么政治理想对现状不满可以大可以去做王阳明可以去做曾国藩,不比站在一边说风凉话强?那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中国没有这个中国没有那个,中国还不产番茄酱和炸薯条呢,是不是这些个也是落后的原因?

还有你举的这些例子几乎处处硬伤:秦始皇自己有什么意识形态要推广?话说中宣部要到汉武帝时代才有。始皇帝不过是对骗了很多 funding发了一堆垃圾paper的忍无可忍,拿这个比文字狱根本牛头不对马嘴。东林本身就是官僚集团,为什么道德上就一定比阉党高尚?史可法文天祥更是不用提了,他们国防部长的本职工作干得一塌糊涂,写两篇《正气歌》就能补偿无能所造成的损失了?
 回复 dabenxiong 说:
西方也是15世纪印刷术兴起后才渐渐有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用George Stigler的话说,“在现代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养得起大量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实在并不便宜。”
西方学者一贯认为非西方文化缺乏国家和社会的积极互动,以此来解释这些文明的“停滞”,而现在甚至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我觉得似仍未跳脱这一框架,并未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来理解中国,如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其他的我们也不必多争辩了,毕竟这篇原来是谈妇女史的……
(2009-06-01 14:30:17)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6-01 13:27:30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劳动力短缺是个重要因素,但这个条件既非必要也不充分——黑死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并未使大量妇女进入公共空间,但一战、二战的战时动员却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为何同一个因素前后效果差那么大?这背后必有复杂的社会条件。

这个貌似是跟现代金融服务同步崛起的。。。估计屎盆子又能扣到犹太人头上 lol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6-01 13:07:09

想不到维舟也看新宋
ogmw ()   发表于   2009-06-01 12:56:48

古希腊的自由民主和儒家的“等级之爱”都不可能跨越等级的藩篱,古今中外都有大同理念,但只在小范围里实施过,弱势群体皆被排斥在外,岂独妇女然?
大革命时很特殊,那是社会剧烈震荡金字塔重组期,但投身革命的妇女多少有幻灭感,她们要求平权的呼声被忽视了,参见《真假共和》。
其实理想主义者永远是革命祭坛上的牺牲,被出卖和被绞杀是其宿命,鲁迅说“人类的历史在血战中前行”,岂是我们要血战,不得不耳。
如此而已 ()   发表于   2009-06-01 11:19:36

如我文中已提到的,古希腊、法国大革命这样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倡导的社会,妇女的公共空间也极狭窄乃至根本没有,不知你对此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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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那时的希腊和法国比古时的中国要好些,中国的极权统治由秦汉始至清而完善,这个基本判断维舟兄应赞同吧,将清贵族妇女的公共空间与古希腊和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妇女的公共空间相比较,也许后者还稍稍宽敞些。(大革命时是社会的非常态,暂且不论)
如此而已 ()   发表于   2009-06-01 11:02:08

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劳动力必须被最大程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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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原因是如今妇女走向社会的推动力主因


楼下的,原来中国历史是如此的卡通啊?您眼中的东林党人是不是都生活在新龙门客栈里边啊?

汤武革命晓得么?天命是可以革的。还绝对权力?笑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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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笨熊兄,这是从傅国涌先生文章里摘出来的,我的话在最后一句。但我基本上是同意傅先生的判断的。天命可夺而不革,并且发生过多次,但那是社会急剧动荡或族群分裂时,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些英雄在治世就是能臣,知道什么是臣么,就是竖起的眼(代表人跪着)。所以中国始终走不出周期率,要么自己跪,要么让别人跪。绝对权力的思维方式从未改变过。
 回复 如此而已 说:
你的历史观似乎始终被一种意识形态所笼罩着,因此中国史在你看来总是一部停滞的(“周期律”)、黑暗的、极权主义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吧。这对你而言不是历史事实的问题,而是怎样解释历史的问题,或说是一个信仰问题。我不愿做关于信仰的无谓争辩,如康德所言,人类两个问题不能碰,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信仰。
(2009-06-01 14:20:46)
如此而已 ()   发表于   2009-06-01 10:55:16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女性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可能,或成为必需?即使在生产率远不如现代的古代,男性的劳动收入仍被认为可以支撑全家的经济需要,而现如今却反倒使得大部分女性需要出来工作呢?

可以想到的几个可能的理由:
黑死病导致劳动力供应严重不足。
工业革命使得劳动更倾向于信息处理。
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劳动力必须被最大程度利用,blablabla。

这个动力学过程应该是比较有趣的。
 回复 dabenxiong 说: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劳动力短缺是个重要因素,但这个条件既非必要也不充分——黑死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并未使大量妇女进入公共空间,但一战、二战的战时动员却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为何同一个因素前后效果差那么大?这背后必有复杂的社会条件。
从中国、俄国、日本、法国等例子来看,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娱乐消费场所吸引女宾)可能是这个空间隔绝崩溃更关键的因素,不过这个动力学过程的确非常复杂,所以我说这篇只是抛砖引玉,其实尚有许多问题没解决。
(2009-06-01 09:26:39)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6-01 09:06:02

这个,女性选择不生育基本上就接近男性了。反正现在蛮力已经不是太重要了。

男女性别差异主要就是生育和照顾小孩太花时间了。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6-01 04:10:15

硬件设备。。。这个都有缺少的吧。。。
所谓差异,我主要理解为生理上的差异,关于心理上的差异,不怎么清楚,不知道是不是来源于生理差异?人类一开始男女社会地位、角色应该是由生理因素引起的。随着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这种生理差别越来越小,男女会向着绝对平等方向发展吗?像生育,要是有一天,完全不再需要借助于母方的容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母爱、母亲的责任,都会是完全不同的了。
如果科技可以完全改变硬件。那么,差异可以被消灭。然后,男女绝对平等是可能的。这时候可以说已经男女不分了,有点可怕,哈哈
gone ()   发表于   2009-05-31 16:44:13

1 难怪现在逛街的都是女人——补偿行为

2 最后一句话可以不那么拗——熟知非真知

3 空间永远不是真问题,问题在于同时有男性和女性的场合,当他们是一对儿的时候,女人自己的话儿就突然失去存在感了——试想撒切尔如果总是带着老公做事儿和任何一个奥巴马带着第一夫人一样么~~
意思一下下 ()   发表于   2009-05-31 07:33:14

我正是因为怕有人将“男女平等”理解为“女人通过变得像男人一样来获得平等”,才特意加注表明我指的男女平等是“承认差异基础上的那种平等

这个在美国是属于政治不正确。现代社会女性有选择做男人的call option,而男人却不能选做女人(没那硬件设备),所以女性应该是更优越一些的:)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5-31 05:39:42

楼下的,原来中国历史是如此的卡通啊?您眼中的东林党人是不是都生活在新龙门客栈里边啊?

汤武革命晓得么?天命是可以革的。还绝对权力?笑死人了。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5-31 05:09:02

秦始皇在一统山河之后,钳制舆论,扼杀思想,毁灭文化,这是大一统的绝对权力的必然,任何高度集中、没有约束的权力几乎都会导向这一结果。焚书坑儒与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一脉相承,腹诽有罪,偶语弃市,严酷的制度环境注定了只能造就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尽管历史上也有过汉代、宋代太学生的群体壮举,明代出过方孝儒这样不怕灭十族的“士类”,有过“东林党人”这样敢与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集团抗争的书生群体,在捍卫汉民族王朝的宋末、明末也曾有过文天祥、史可法等弥漫着浩然之气的殉道者。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权力之外的独立思考,缺乏对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的质疑。有之,也只是黄宗羲等极个别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沉沉暗夜里,更不可能产生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四书五经、故纸堆和考据学,最多还可以加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独立批评,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站在权力集团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由此也决定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哀。——傅国涌《告别“屈原人格”》[可以为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曲折做一注脚,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公共空间本就狭窄,种种限制和约束又岂是仅对女性]
 回复 如此而已 说:
看到最后一句我才明白你要说什么,well,这种带着柏杨式愤怒看待历史的观点,也就难怪除了“漫长无边的沉沉暗夜”之外,看不到别的什么了。如我文中已提到的,古希腊、法国大革命这样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倡导的社会,妇女的公共空间也极狭窄乃至根本没有,不知你对此如何解释?
(2009-05-31 06:58:42)
如此而已 ()   发表于   2009-05-31 01:03:12

维舟 回复 gone 说:
“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弱势一定会影响到其在家中的地位”——这句话只有局部正确,中国传统社会中贾母式的女家长是握有极大权力的,且决非孤立现象。
至于你说的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其实那并不矛盾,只是那需要另写一篇来解释了。
(2009-05-28 23:15:04)

不过,贾母拥有的是依附在父权上面的母权,不是女权。你看她的称呼:“贾母”就知道了。她本身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呵呵,无聊乱插嘴。
 回复 claudia 说:
那就看“女权”的定义是什么了,如果说只是指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那贾母显然不是,因为她掌握的是家长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所以古代史上常有太后执掌大权,这在国外并不存在,故而杨联陞特地写过《中国历史上的女主》一文。
(2009-05-30 21:52:22)
claudia ()   发表于   2009-05-30 17:20:54

想问阿拉伯国家是否也能像我们一样逐渐实现女性的解放呢?毕竟我们没有宗教的束缚,而伊斯兰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此强大。最近日本一个纪录片描述最西化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法律规定妇女不能戴头巾,但是很多保守的伊斯兰妇女带头巾上街抗议,而且还都是年轻女性,造成亲欧派和保守派激烈对抗。妇女地位问题在中国的民族复兴议题里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好像不能相容,所以不知道伊斯兰是否能走上自己的女性解放之路。
 回复 sss 说: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要预测某种趋势是很不靠谱的,因为现实中常存在相互矛盾的倾向。所以这个我说不准。不过中东地区现在的一个强大思想潮流,正如亨廷顿指出的,是“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出现了伊斯兰复兴的势头。
此外中东是很复杂的(土耳其可不是“阿拉伯国家”),各不同国家、逊尼派和什叶派社会的女性状况都有所不同,土耳其在开倒车,但什叶派的巴林等国女性参政状况在好转。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看《我在伊朗长大》(有书和电影),对伊朗女性的生活及其寻求解放有很直观的描述。
(2009-05-30 07:44:46)
sss ()   发表于   2009-05-30 01:50:23

另外,这篇文章对公共空间的定义似乎有些模糊,我又看了一遍,感觉上作者其实是把公共空间当作公共场所来用的
子宇 ()   发表于   2009-05-29 12:18:04

女权的提升和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往往是一种历史机遇,以中国而言,革命派纷纷发现国民中存在着“沉默的半数”,试图发掘这些没有政见的一半国民为己方的同盟军,因此大力倡导女权。

以日本而言,在二战末期女性地位的提升最大,这是因为长年战争使男丁凋零,女性不得不越来越多的担负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因此也获得了权力。日本为了维持战争,不得不允许女性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抛头露面以维持经济运行。同时政府也推行讨好女性的政策,而这是以女性对侵略战争的支持作为交换的。有日本女性学者表示原本在战后被赦免的“妇女”应该为战争负上更多更大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是很好的。

我很疑心允许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往往是一种功力主义目的的政治交易和男性社会的暂时妥协,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的平等,那么或许“女性进入公共空间”还只是进行时
 回复 子宇 说:
当时不仅日本如此,英美也有大量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倒是德国在这一点上不甚积极。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常常是边缘群体(女性、黑人等少数民族、殖民地人)获得权利的契机。虽然这有其功利性,但一旦女性走出家门,再让她们回去就不可能了,所以这至少是好的出发点。
(2009-05-29 13:14:00)
子宇 ()   发表于   2009-05-29 12:14:12

看了标题还以为你要讨论Habermas Fraser。。。。。。你这里的公共空间主要还是从物理意义上来理解的。
 回复 mujun 说:
嗯,主要是指物理空间(在城市史讨论中,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不过晚清时革命女志士走出家门参政议政等,这其中也不纯粹只是物理空间隔绝的打破,也有性别政治和Habermas公共领域的意味。
(2009-05-29 13:09:04)
mujun ()   发表于   2009-05-29 11:55:59

现在沈崇案貌似又被热炒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090fd0100drn8.html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5-29 06:04:32

这篇论点很简单,但维舟搜集了这么磅礴的资料,实在佩服。补充几点:

茨威格、拉康们看来,语言(例如人们习惯的女语等)对身份意识的建构起重要作用,而不是相反,社会意识决定语言。

女性进入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例如在伊斯兰世界,五六十年代基本普及了超短裙,随着地缘政治的因素,基本自发地兴起“头巾运动”,相应的男性也回归了传统服饰。在符合自己文化的基础上释放女性权力可能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潜力。

所谓“承认差异基础上的平等”实际上是定义了一种规范性的、具体而言是制度性的平等。对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来说,需要的是实质性的平等。在女性问题上一种规范性的平等对实质生活作用不大,有时候甚至有负面影响。
 回复 鸵鸟 说:
其实这题目是够做博士论文题了,只是我并非专治妇女史,也没耐心搜寻第一手资料,现在这点实在还谈不上旁征博引。这个问题也想了一段时间了,还是写掉算了,权作抛砖引玉。
你说的很对,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过程是很曲折的,如果单就女性权利和社会地位而言,现在的中国女性也未必有毛时代高。这个话题铺陈开来很大,所以我只摘取20世纪初的一个侧面。至于如何平等,那是另一个话题。
(2009-05-29 09:36:07)
鸵鸟 ()   发表于   2009-05-29 02: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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