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 著，苗延威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在所有中国传统习俗中，缠足也许是最难以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的：它被普遍视为一项令国人难以启齿的尴尬遗产，即使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也不会为之辩护，更不用说倡导延续这一旧俗了。人们对缠足有着鲜明的道德判断——它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项“好”的传统，最好不要去提它（偶尔不得不提起也总是以厌恶的口气），以至于很多国人看到本书时第一反应恐怕是：“怎么还会有人研究这个？”

高彦颐研究缠足并不是出于某种病态的好奇心，而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她深知缠足是中国妇女史上一个必须正视、但却一直受到有意扭曲和忽视的关键性社会现象；用费正清的话说，缠足“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研究涉及的一个”。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缠足是中国妇女形象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女性形象、地位的重要符号象征。确切地说，它是解读女性历史的一把钥匙。

一个空白的领域固然令人兴奋，但也意味着那里将布满沼泽和荆棘。由于对缠足的讨论总是充满着“要么赞成，要么强烈反对”的争吵，作者注意到以往的缠足史常常只是“反缠足的史论”——总是把叙述重点放在这一习俗的可耻可鄙，描绘传统妇女遭受的折磨和可怜处境。在她看来，这样的论述恰恰妨碍了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社会现象，因为书写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作者的立场，去谴责缠足——当然也不是要赞成。在她看来，研究者不应选择站在其中一边，而应当在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之外或之上；就像赞成或反对都不是研究、理解巫术的可取途径，如果一味将巫术看成是“封建、落后、迷信”的东西，那就很难客观地分析它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了。

缠足这一现象可靠的记载约始于宋朝，而反对缠足的呼声也起于同一时期，所谓“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但直到清代中叶，也并非所有中国女性都缠足，相反，只有城市居民或有资产的人家才让女儿缠足，乡村农妇、少数民族妇女都是一双大脚的。如作者所大胆直言的，“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它其实倒是一种身份地位和自尊的表现。

现代人很难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心理上已预先将缠足视为一种痛苦、变态、甚至非人性的习俗，难以想象女性从中除了遭受折磨之外还获得了什么。但客观地说，缠足和其他许多习俗一样，都只不过是对身体的管理，而且这类社会行为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往往都是很痛苦的——缠足固然使人身躯颤栗乃至足部红肿化脓，但现代女性为了戴耳环而打耳洞不也一样会痛吗？从一些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的整容、隆胸、减肥等手术给妇女的造成的压迫并不亚于缠足，而我们现在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些也是难以启齿的恶习。

这并不是想为缠足辩护，而只是试图说明：如果我们将女性打耳洞视为一项野蛮的压迫和陋习的话，那么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实际上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现象，因为它遮蔽了更为丰富的多线历史。而且，虽然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是在为女性发出声音，但实际上却遗漏了一些关键的细节：例如一个戴耳坠的女性所表现的优雅也会增加她的魅力、地位和自尊，使得这一项看起来对女性“压迫”的制度也可能被女性用来表达自我。

这也正是作者在缠足史中看到的现象，所不同的是，她甚至将那些强烈反对缠足的声音也纳入到了研究对象之中。晚清传教士反对缠足最烈，在与其他文明社会的对比中，女人的小脚“凝结了传统中国的种种偏差和不足：压迫妇女、固步自封、蛮横专制、漠视人权等等”，成为国人最为痛恨的一项国粹。在寻求自强的年代里，它成为中国民族自决最为心酸沉痛的符号象征。然而这种反缠足的倡议却未能意识到：对缠足的老年妇女来说，“缠足”才是一种“天然”的状态，她们的脚即使放开也不可能恢复原形了，就像对已经打了耳洞的人来说，非要把耳洞重新填平反倒是不自然的。更有甚至，反对缠足的运动虽然是为了解放女性，但却表现出一种敌视女性的态度，尤其常常羞辱当事人，将缠足女子视为妨碍民族发展的废物和祸水。

这正是最吊诡的所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的欲望造就了缠足，而当缠足成为女性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后，又是男性思想家认为缠足是国耻，缠足的“小脚老太婆”成了嘲笑的对象。在这前后两阶段，女性的声音犹如她们的身体，都被遮蔽了。女性身体的遮蔽和妆扮，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肌肤”，使女性美、社会地位、高雅仪表等正面价值与之相连，这是一个复杂双向的过程，而不仅仅只有一种声音。

不论怎样，在现代解放主义观点（“缠足令人憎恶”）的推进下，缠足现象已从中国大地上消失。具有讽刺意味但并不意外的是，只有到它进入终结阶段时，它才第一次被详细地加以研究，因为当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习俗时，人们事实上是很难将它作为一个客体来予以审视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对缠足的看法发生了一种“典范转移”的过程——随着对某一现象的整套观念的改变，我们对它的评判也变得截然不同。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日本的黑齿习俗：日本自古贵族都惯于将牙齿染黑，在那一观念下的人们甚至以为牙齿雪白是很难看的；但明治维新后这一观念被完全颠覆，东山魁夷在回忆到童年时说：“除了母亲我谁也不亲近，从没有跟祖母撒过一次娇。……我觉得祖母染成黑色的牙齿很不洁净，因而厌恶祖母。”在现代卫生观念和牙膏广告的轰炸下，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特意将牙齿染黑，更难以接受这是一种美。这一变迁与缠足受中国人评判的起落，岂不是很相似吗？

载2009-5-31《南方都市报》，题目改为“被扭曲的身体，被遮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