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不仅仅是电影
时间:2009-06-05

陆川执导的电影《南京!南京!》在上映之后,立刻引发了一种“榴莲效应”:赞赏者很赞赏,厌恶者也极厌恶,豆瓣上关于该片的2942条评论,也大抵分为两个阵营。此情此景,不免令人感慨果然文艺无定见。一如冯象曾说的,“越是专家,往往意见越是偏颇,标新立异,脱离大众趣味(否则他的专业知识就有与人雷同而平庸之嫌);同一部作品,专家之间的分歧要比常人大得多。”当然,这片之所以引发如此剧烈的争议,并不仅仅在于文艺问题。

1、南京不可言说

在看《南京!南京!》及《拉贝日记》这两部电影之前,我也看过四五本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著作,但从来没有就此写过什么——并非我不关注,而是我知道南京大屠杀是“不可言说之物”。它密集了如此重大的符号意义和情感因素,以至于它不可能像其他普通历史事件一样被理性地加以讨论。任何一个导演敢于踏入这片雷区,榴莲效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且通常来说认为其臭不可闻的人要多过喜欢的人。他首先就要面对一个永恒的问题:即用电影来再现一次大屠杀是可能的吗?

对一些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非但不可能再现这一历史,而且试图再现这一历史本身就是一种邪恶的亵渎。1995年,纽约影评人协会授予Jean Luc Godard终身成就奖,这位激进的新浪潮导演不但拒绝这一荣誉,还抨击美国电影界“无法阻止斯皮尔伯格先生重新构造奥斯维辛集中营”。他认为历史无法复制、只能表现,因此在他看来《辛特勒名单》纯粹是对历史的亵渎,“现在拍摄集中营根本不可能,因为无法把演员饿到垂死的边缘。无法拍摄集中营是因为用我们强加于它的叙述来‘解释’它,一定会误导观众,最后导致人们无法理解真相。”同样,也曾有人批评电影《桂河大桥》可能反而让人无法了解当时的真相。

按照这一原教旨主义的观点,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拍摄这一类题材的电影,因为事实上没有一部电影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这是永远不可能办到的事。历史在它成为历史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它是不可能重演了。这样讨论下去就接近于一种神学观点,即:真相到底能不能被再现?犹太教神学理论禁止人们画出上帝的形象,原因即在此:任何绘画都是对上帝形象的亵渎,因为“绝对”是不能呈现的,人们最多只能抽象地追求并感受它;上帝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来接触和认知:上帝不是人、不是空气、不是……以此类推。其结果则是如《犹太百科全书》所说的,绘画成了“希伯来人中发展得最不充分的一种艺术”。如果将大屠杀视为一个只能抽象感知的绝对存在,任何对它的具象再现都是亵渎,那么可预见的结果同样也会是:该题材的电影将无法充分发展。

也有朋友说,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要真实记录这一大屠杀,已有很多图像、图片、文本资料。但电影自有其无可取代的价值,在《辛德勒的名单》问世之前,他的身世和那段历史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部电影本身就会参与到整个社会对人们记忆不断构造的运动中来,集体记忆和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存在。《拉贝日记》电影情节也与事实有出入(如拉贝夫人其实当时不在南京),但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历史真实。Godard对斯皮尔伯格、以及现在一些人对陆川的批评,实际上都是说他们“误现”(mispresent)了历史真实,但我要说,这一批评本身就是瞄准错了地方,因为电影从来不是为了复制历史——你不能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赋予电影,然后又指责电影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2、看电影,不是看导演

在《南京!南京!》引发的对立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差别:赞赏者大多是赞赏电影本身,而批评者中则颇有一部分是厌恶陆川本人,由于讨厌这只母鸡的言论和表现,进而连他生的鸡蛋也不想吃。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情绪,虽然很少因为梵高是疯子、福柯是同性恋就拒绝看他们的作品,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人因为讨厌于丹而根本不想看她的东西。但我要说的是:在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极端敏感的问题上,要想让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政治正确且不引起任何人的反感,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此人并非政治家而是导演。

陆川的言行(包括他的落泪)如何,我不拟作评,不过显见他失分甚多;正如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的最好办法是根本不去拍一样,原本他言行的最好办法也应是什么都不说,任何一个人的话都很容易被断章取义加以攻击,何况他说的是那么敏感的话题,但他却说了很多。结果有目共睹,雷颐说他“丧失底线”、其言论“不顾基本史实”,而崔卫平更屡次说他的发言“荒腔走板”,连他将《南京!南京!》的营销隐喻为另一场战争,也是对历史的亵渎——将娱乐营销战争与侵华战争相提并论本身,在崔看来就是不可容忍的政治无知。还有人则觉得他的落泪“很艺术人生”,凡此等等。对陆川拍摄此片的动机和人格的追问(包括“想打入日本市场”和“为侵略者脱罪”)大抵是诛心之论,说实话,拍这样一个题材就事先决定了不可能既打动中国观众,又想在日本市场获得成功,除非陆川是无可救药的白痴和天真汉,而那是极小概率事件。

不管他的表现是否真的如何不堪(我颇怀疑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的道德追查),我们且假设自己根本不知道《南京!南京!》是谁导演的,就像蒙上眼睛来品尝大米一样,而不要因为看了商标上“泰国大米”、“日本大米”而使自己的判断受到先入为主的左右。文艺作品是非常容易受到标签左右的,举例来说,给你看首诗,你会有一个评价;但当你被告知它是杜甫或清朝某位不知名的小诗人所作,你的评价就会产生很大波动,甚至怀疑自己原先的判断。

3、作品好,是好在哪里?

对《南京!南京!》最感愤怒的可能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她就此写了一个系列的文章来系统抨击该片。然而和沙门一样,我看完后对其思辨水平是深刻质疑的。在其《电影是危险的》中,她实际上谈的是“陆川是危险的”,也就是其“一个人的思想混乱”导致其作品也很可能会教坏人,为此她呼吁政府的仲裁介入——这事实上是直接召唤审查制度;虽然一如沙门所讥讽的,我们有理由怀疑,假如这是一部崔老师喜欢的电影,她是不是会要求政府仲裁。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她一方面担心该片会教坏人,另一方面却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受他人引导”的,既然如此,你又何必为群众操心他们会被教坏呢?

崔对该片的批评,集矢于陆川和电影本身表现的思想性,也就是说,它之所以不是一部好电影,是因为陆川“思想混乱”及政治不正确(甚至“反动”),而非其它。这实在是一种令人诧异的言论。因为它事实上是一种反文艺的文艺批评。按照这种文以载道的观点,如果早生若干年,我想崔卫平大概也同样不会认为《水浒传》、《红楼梦》(更不必说《金瓶梅》了)是伟大作品了——它们不过是诲淫诲盗的低俗文学。梁启超当年便说,中国人的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巫狐鬼思想皆自小说来,“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他看来,旧小说尽皆渲染此类思想糟粕,可谓毫无可取。及至1940年代,毛|泽|东遂因此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政治正确才是好文艺。这一政策之后效如何,人所共知。

有些人可能还知道电影《武训传》引发的政治批判浪潮,1951年起,毛发起对该片旷日持久的批判(他对该片的指责也是说它反映了文艺界“思想混乱”),给新中国的电影事业造成沉重打击,开启了以政治视角粗暴干涉电影艺术的先河,直到1986年对该片才被平反。其主演赵丹在临终遗言:“管得太死,文艺没出路。”这些崔卫平应该是知道的,她本就是这个年代过来的人,然而如今她却以同样的理由寻求对文艺的制裁,强调内容/思想高于形式,以电影之外的标准去评判电影的好坏。如果在30年前,陆川大概要去坐牢了。这是在看电影还是讲政治?要《南京!南京!》这样一部片子完全政治正确,那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那也会意味着它根本没法看——那不是电影,而是政治说教。

如果实在要从政治的角度讲,那么崔卫平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持有这一立场也是令人遗憾的。美国在197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即《好色客》老板Larry Flynt诽谤案。该案之所以有名乃是因为它触及和体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键: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也体现了它的基石原则:政府不可以仅仅因为社会觉得某种观点令人讨厌或者令人不快就把它禁止。更何况,我觉得《南京!南京!》仅仅是大家的解读不同,并没有“思想反动”,否则何以解释崔卫平呼吁仲裁的政府却普遍对之持赞赏态度?

在公共领域的讨论,缺乏自省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当事人抱有强烈道义自信的时候。在我看来,崔卫平实在不应该对自己的正确性如此自信,尤其在文艺中,正确的对立面也并不总是错误。而且,就算是正确,那么一个好战的正确信条常常也未必得到美好的结果。她的态度不是文艺批评,而是政治性论战。一个人应当冷静地意识到:任何言论都是双刃剑,可能会被人用来揭露自己的逻辑漏洞和弱点,他应当像对待他人的言论一样事先对待自己的言论。如果一个人不能尊重对手的话,那么他也不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4、把电影当电影来看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极端事件,很久以来就不是人们可以任意评说的了。以前它就像慰安妇问题一样,被视为全民族不愿提及的耻辱,渐渐地,它开始被普遍视为一个民族性悲剧——对于“耻辱”和“悲剧”,人们的心理反应是颇有不同的。而在陆川这片中,我们看到了他更大的野心:即将之表现为人类的悲剧和困境,而不仅仅专属于中国人。

《南京!南京!》电影本身所引发的争议也已经够剧烈的了。我的朋友中,既有十分赞赏该片的散点透视手法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人觉得它相当糟糕,人物面目模糊,节奏不好,视点混乱……(这显然是用情节剧结构来衡量和要求该片,就像按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一首现代诗一样)。对甲来说胜过《拉贝日记》这样情节剧结构的散点透视,对乙来说只是“视点混乱”。这就产生了一个接受美学的问题:文本和观众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所谓“见仁见智”。文本实际上是一面镜子,映衬出我们每个人的美学观点,而这是对一部好作品的基本要求,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人的《红楼梦》。

由于这是一次如此极端的事件,因此很容易触发我们对同一叙述截然不同的反应。例如片中对日本兵的日常生活的表现,被一些人认为是“为侵略者脱罪”,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为了表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平庸的罪恶”——正如阿伦特指出的,纳粹集中营的德国军官根本不觉得自己是犯罪,他只是在处理公务而已。他以一种完全中性的态度、像对待需要处理的次品一样井井有条地处理犹太人,毫无罪恶感地干一些极其罪恶的事。如本片中一名日本兵看到角川坐在百合子旁边,惊喜地询问:“角川君,你完事了吗?那轮到我了。”仿佛那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次上厕所的机会。一个人作恶并非因为他本性多么喜欢作恶,而是他完全丧失了对罪恶的感受。

《南京!南京!》很像一个寓言,有很强的舞台剧风格,在镜头的质感和对人性的表现上,我觉得都不失为同题材的好电影之一。与在德国得了七项大奖的电影《拉贝日记》相比,后者虽然镜头上处理得颇为精致,但我却无法感动,它似乎总是少了某种力量,并且,在《拉贝日记》中也是“看不到中国人的主体性:中国人是受难的、被拯救的、无用的”。虽然好多人觉得《南京!南京!》太过压抑,但它恐怕还压抑得不够,事实上它留了一个相当光明但却堪称败笔的尾巴。

看这片也像“小马过河”的故事一样,一个观众在看之前就很可能听到两种相反的意见,水很深或水很浅,结果自己一试,也许不深也不浅。批评一部作品,并不是为了要批臭它,看到它具有建设性的地方也许更可取。当年熊十力推荐看徐复观看某书,徐看完后将之贬得一文不值,熊说:“你没看懂。再看一遍。”徐看后仍持论如故。熊乃怒道:“像你这样读书怎能有长进?读书要看的是它可取的地方,而不是看它什么地方不好。”如果能由此努力,未来我想还能看到超越《南京!南京!》的同题材电影。


  发表于  2009-06-05 22:51  引用Trackback(1) | 编辑 

评论

希伯来人中发展得最不充分的一种艺术
rainday615 (http://space.scol.com.cn/yepp)   发表于   2009-10-11 00:08:41

godard的话“历史无法复制、只能表现”,理解起来有些困难。什么叫做复制,什么叫做表现?具体到拍一部历史题材电影,拍电影行为本身是复制还是表现呢?电影内容如何定义为复制而非表现,或者定义为表现而非复制呢?
 回复 joe 说:
确实很费劲,他的原意大概是:历史不可能复制(这是废话,时光岂能倒流),而又只有复制的才最接近本真,那么电影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就预先决定了它不可能复现历史。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
(2009-06-18 16:48:45)
joe ()   发表于   2009-06-18 14:34:56

至少是第二次看见你引用熊十力关于读书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应该是针对某一个本 特定的书,熊本人也既然推荐,想来这本书应该有可取之处。但要将这个道理推而广之,说所有的书都要看可取之处,再推而广之,所有的电影都要看可取之处,私下里觉得有问题。我的意思是,有些故事中的道理,并非可以推而广之。熊推荐某书,显然是经过他自己的比较选择之后,认为此书有可取之处。在他的选择比较过程中一定淘汰了一些书,那些被淘汰的书,即使有可取之处,那些可取之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可取,取与不取关系都不大。一个读书人时间精力关注的重点有限,断然不会为了所有书均可能有可取之处就去读所有的书。而他推荐的那本书,也许可取之处有重要意义,非取不可。这个可取之处,徐经过十年没看出来,熊生气是可以理解的。熊的话固然有理。不过,熊的话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在我看来,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当然这些话都是题外话。想到了就说说。很有可能我是大错特错的。
 回复 joe 说:
这个故事中熊十力推荐的书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但熊的评论并非专就此书而发,恰恰是把这个道理推广了,详见此: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682156/
(2009-06-18 16:37:40)
joe ()   发表于   2009-06-18 14:28:22

对一部电影来说最重要的应是其自身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其题材如何的重大。反过来说,难道一部伟大的电影,会去探讨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吗?

南京大屠杀是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无疑,但放眼环球电影史,探寻、重构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数不胜数!说难听点,《南京》在里面实是泯然众“片”矣。

因此,一部电影最终得到什么评价,终究是由其艺术价值,而非所选题材决定的。

而在我来看来,《南京》实在算不上值得流芳后世的佳作,与《鬼子来了》相比,只怕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了。
 回复 Veniversum 说:
一部作品是否流芳后世,且让后世评判吧。想想《金瓶梅》诞生之后几百年里,敢称赞它是伟大作品的人一直远远少于痛斥它的人,最近这些年它才稍稍时来运转。
(2009-06-13 09:13:34)
Veniversum ()   发表于   2009-06-12 23:23:32

想起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再说中国脏啊,呵呵。其实如果是现在的我们看到当时描述的情景,难道不会那么觉得么——如果不考虑所在地与自己的关系的话?
一一 ()   发表于   2009-06-10 21:05:04

关于松井,博主引经据典;小弟不才,从前也看到过这个说法。我也认同博主引用的落泪一事有很大的可能性存在,当然像您说的那样是因为军纪败坏。
再看《东史郎日记》的时候,包括之前曾根俊虎著的《北中国行纪》等,总能发现对中国“脏”的一度厌恶,东史郎不厌其烦地描写天津和周边村镇的肮脏,曾根俊虎也对肮脏的村落和油腻的食物念念不忘。不知道是不是有洁癖的日本人对当时中国的普遍看法。
宋朝灭亡以后,日本便不再尊重中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国看世界的日本对当时没落的中国十分失望,失望之余便是蔑视。
若是对手蔑视我们,那么一旦战败,羞辱就会随之而来,何况大屠杀又是出于日本“立威”的需要——因为日本当时没能兑现三个月慑服中国的狂言,日本人已经心虚了,以其国力是不愿承担也承担不起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的。
 回复 言永 说:
前现代城市的确常常是非常脏的,不仅中国城市如此,也不仅仅日本人对中国城市有此感受。例如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中国纪行》写到1935年初次到北京:“啊,北京!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但是,太脏了!”西原大辅也曾说,民国初年“当时访问中国的旅行家,不论是日本人还是西方人,很多人都对其肮脏的环境大为头疼。”其实现在国人去印度不也经常喜欢说这个文明古国如何肮脏吗?可历史上印度人却是经常嫌弃异族不如自己干净的呢。
有兴趣另可参考我之前的一篇:http://www.blogbus.com/weizhoushiwang-logs/6836725.html
(2009-06-10 09:26:21)
言永 ()   发表于   2009-06-10 08:54:43

维舟 回复 如此而已 说:
对于日本人为何犯下如此罪恶,国人其实思考得不深,通常只是从一种本质论的角度去说日本人是一个邪恶的民族,我还没看过有国人讨论这个问题:即日军从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极好的军纪,是怎么堕落到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的表现的?这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心理变迁非常关键。当时大将松井石根看到军纪如此败坏,据说曾当场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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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道在列强前装文明人罢了 1905年日露战争时对毛子俘虏也不错
scdw_521 ()   发表于   2009-06-09 20:38:23

博主有些太中立了,松井石根落泪?即使有的话也是演戏吧。

日军的军纪?东史郎所在部队在刚来中国时,在北方还知道买东西要付钱呢,付少了还会挨上司的责骂。后来发现上司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也便逐渐开始掠夺。尤其是到了中国南部,他们的上司默许或鼓励他们烧杀抢掠。东说,中国南部反日情绪很浓,日本军队要报复南中国……

一两个月的时间,从天津登陆到南京,为什么东史郎的部队发生了这么大的心理变迁?

所以恳请博主再仔细研究一下松井和东史郎日记。
 回复 言永 说:
兼答一一和言永两位:松井石根落泪一事见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1987.8版):
页227-228:[松井战后在巢鸭回忆]“在日俄战争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很好……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南京大屠杀慰灵祭后发火]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大家却都笑了起来。”
页229-230:[记者松本重治叙述1937.12.18松井石根演说]“……听到的却是一番申斥:‘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将军的申斥是严肃的,他流着泪,十分痛心。”
言永不满我“太中立”,可能是误以为我说松井是为被杀的国人落泪——但我说的明白,他落泪是因为痛心于军纪败坏、“皇威”失去光彩、武士道精神失落。这两者是有着相当大区别的。
(2009-06-09 21:00:37)
言永 ()   发表于   2009-06-09 18:36:24

想请教下松井石根那件事出自何处?:)
一一 ()   发表于   2009-06-09 18:21:11

相比之下我比较喜欢这个样子的中日对决:

http://wenwenyin-nannan.blog.sohu.com/117692366.html?act=1244255353395#comment
dabenxiong ()   发表于   2009-06-09 05:54:06

维舟此篇大得我心,我觉得至少这片子能触动人,使人去反思为何普通人会犯下如此的罪恶,从而看到当军事化国家机器开动后会有多可怕,而这种机器通常会从树立对立面-激发愤怒和憎恶-灌输除恶即扬善的理念开始,我们对此一点也不陌生,这种梦魇随时会再现。
 回复 如此而已 说:
对于日本人为何犯下如此罪恶,国人其实思考得不深,通常只是从一种本质论的角度去说日本人是一个邪恶的民族,我还没看过有国人讨论这个问题:即日军从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极好的军纪,是怎么堕落到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的表现的?这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心理变迁非常关键。当时大将松井石根看到军纪如此败坏,据说曾当场落泪。
(2009-06-09 09:23:57)
如此而已 ()   发表于   2009-06-09 00:35:34

维舟 回复 言永 说:
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或争论的学术问题,至少当下在这个问题上,言论的自由是以正确的言论为前提的:一个中国人哪怕想以中立、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分析这段历史,也会遭到责骂,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这种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冷漠和背叛。所以我虽然关注,但一直觉得“南京不可言说”,写或拍摄南京大屠杀都会引起榴莲效应。例如张纯如轰动一时的著作其实学术价值甚低,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人更关注的是立场而非思考。
(2009-06-08 1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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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觉得,发生过的历史都能给我们一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仅仅有了立场不一定能获得这种经验和教训。思考,才是最重要的——中日两个民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如果没能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南京的悲剧,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哀。一个掌握了充分的知识和思辨能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站在反思的高度来面对历史,而不是仅仅囿于立场。
言永 ()   发表于   2009-06-08 16:06:16

“你知道一个人所能作的对艺术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销毁所有的传记。只有艺术才能解释他的人生——而不是反过来。”
——导演Orson Welles,1962年
有此一说 ()   发表于   2009-06-08 13:15:20

崔是江苏人,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这样在南京上学的人来说可能意味与别的人不同,在这件事情上,我支持崔的意见。
崔首先是一个人,之后才是一个理论专家。
退一步来说,凡事能够从全人类的人性来思考问题,并不是每个人的义务,甚至不能说能从全人类人性的角度出发,宽容施恶施暴于你或你的亲人、同胞之上的人就是高尚的人。
前次看到新闻,北京国安对阵日本一球队,国安球迷打出“南京大屠杀,血债血偿”的横幅,并在横幅下谈笑,日本球迷对着国安球迷做出砍头的事宜动作,对这个新闻,我的感受也很复杂。
民族的劣根性中,无所谓的遗忘,多于牢记历史为国效忠。
文艺不仅属于精英,同时也属于大众,以文艺之名来站在大众之上,你选别的题材可以,选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被人批判或者诛心并不完全无辜。
其实,说崔召唤电影审查制度,在过去可能让陆川吃官司之类,也可算是一种诛心之论。
 回复 菜根 说:
如果说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就活该被人诛心(因为以文艺之名表现它就已“并不完全无辜”),那么最终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碰这一题材。到头来这样是否更有利于我们记住南京大屠杀呢?
至于说我对崔卫平的说法也是诛心之论,容我略作澄清:崔原话是“作为政府,应该多多听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并且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充当一个仲裁者”,她这里无非暗示:政府不能忽视像她这样民间声音对该片的强烈反感,有必要对这类电影做点什么,不该任由它教坏人。而这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基石原则:政府不可以仅仅因为社会觉得某种观点令人讨厌或者令人不快就把它禁止。
(2009-06-08 11:35:52)
菜根 ()   发表于   2009-06-08 10:23:11

就魏博遗民转载的评论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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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点说,主题就这么几条:
一、狠狠扇国民党的脸,深刻揭示在南京惨案这个问题上,他们无法推托的历史责任,要把当时国民党高层的群像刻画出来;
二、深刻地分析日军暴行在文化上、组织架构上的根源,把朝香宫这个漏网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拉出来,鞭尸、示众;
三、深刻地揭示当时南京军民的麻木、涣散和顺从,深入批判民族性里面懦弱、自私、从众、自我麻醉的缺点,警醒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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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的悲剧不仅仅属于KMT,不仅仅是KMT或者蒋、唐等人的责任,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2在文化和组织架构上分析——一部电影很难做到深刻分析日本文化中的阴暗面;大屠杀也不仅仅是朝XX鸠彦一个人的犯罪,而是日本民族的集体犯罪,包括在日本本土为侵略军壮行的平民。

3民族的弱点不应回避,但是对于受难者,悲悯总好过批判
言永 ()   发表于   2009-06-08 10:12:56

终于等到了维舟评论此片,但看完以后发现原来是更多的是电影背后的东西。希望维舟就大屠杀本身写一篇文章。

就电影本身来讲,《南京!南京!》既然能成为引发全社会(几乎是)评论或是思考的一部作品,就说明它是成功之作。比什么《英雄》、《无极》有意义的多;而各种评论——无论是来自崔卫平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网上愤青——的存在都是有着它自己的社会土壤和历史背景的的,它反映出了中国的社会思想的多元化和相当程度上的非理性——凭着个人的好恶甚至是利益,就能对电影甚至是导演本人下一个简单的,一元性的结论,而像维舟这样理性的声音反倒是少之又少……
 回复 言永 说:
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或争论的学术问题,至少当下在这个问题上,言论的自由是以正确的言论为前提的:一个中国人哪怕想以中立、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分析这段历史,也会遭到责骂,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这种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冷漠和背叛。所以我虽然关注,但一直觉得“南京不可言说”,写或拍摄南京大屠杀都会引起榴莲效应。例如张纯如轰动一时的著作其实学术价值甚低,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人更关注的是立场而非思考。
(2009-06-08 11:26:30)
言永 ()   发表于   2009-06-08 09:55:44

影片只是影片,有太多造作的成分,不过还是感触颇深,或许对历史敏感题材的影视资料涉猎不多之故吧,记忆中看过与南京相关的影片就是南京大屠杀了,脑海中的残留也就只剩下不堪的血腥场面。南京南京,说实话我对陆川想表现的主旨很混沌,影片的结尾,小豆子的表情着实令人匪夷,我怎么竟在欢笑中看到了辛酸的苦味呢~~
禾禾露水 (http://m-f-t.blogbus.com)   发表于   2009-06-07 16:19:15

转一个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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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应该换个角度拍
不要再炒“日军暴行”这碗冷饭——世人皆知的事情、用各种体裁拍了N多部电影、写了N本书,受众都有审美疲劳了。
要我说,可以从南京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的层次上作一番梳理。

从国军这个视角,着重讲讲淞沪会战末期是怎么演化为一场大溃退的,预先构筑的两道国防工事是怎么形同虚设、让南京迅速陷入绝地的,国民党高层是怎么在是否守备南京的问题上犹豫反复、始终拿不定主意,南京守备作战是如何组织和指挥的,又是如何陷入了混乱、让十几万部队丧失指挥、没头苍蝇一般、成为待宰的羔羊。
从日军这个视角,着重讲讲攻占南京的决策如何作出,松井石根和朝香宫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日军攻入南京前从高层到基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日军攻入南京后、在军纪问题上,从中国派遣军高层到南京前线指挥部、再到各部队长官、相关的宪兵部门,各自的态度和作为。

具体的大屠杀暴行,可以用艺术化、抽象化、精炼化的手法予以表现,表现要深刻、有力,但是不占主要篇幅。要着重刻画屠杀者和被屠杀者不同的心理状态,日军是如何张狂、视中国人为草芥,被屠杀的中国平民和战俘、又是怎样一个麻木等死的状态。
这么拍,还能有点新意、引发中国人在新层次上对这一惨剧的反思……继续以大屠杀暴行为着眼点下大力气,很难超过《屠城血证》的水平,没有必要做低水平的重复。

简单点说,主题就这么几条:
一、狠狠扇国民党的脸,深刻揭示在南京惨案这个问题上,他们无法推托的历史责任,要把当时国民党高层的群像刻画出来;
二、深刻地分析日军暴行在文化上、组织架构上的根源,把朝香宫这个漏网的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拉出来,鞭尸、示众;
三、深刻地揭示当时南京军民的麻木、涣散和顺从,深入批判民族性里面懦弱、自私、从众、自我麻醉的缺点,警醒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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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拍的话就有点苏联二战片的味道了。不过我觉得这样拍的时机远不成熟啊。
 回复 魏博遗民 说:
这样一份空洞的超高要求清单只会让电影人对该题材退避三舍。即使能拍这样一片,有两点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
1、对它所表现的真实性必将有争议。
2、怎样平衡艺术和真实。如果要“艺术化、抽象化、精炼化的手法予以表现”,就会不够纪实;但如果纪实表现所有这些(其实也不可能),那么作为一部电影,观众很可能看不下去。
(2009-06-07 20:14:07)
魏博遗民 ()   发表于   2009-06-07 14:58:00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南京和奥斯维辛一样,都是无法用“诗化"或"文艺"的创作名义来进行随意诠释的。

强调政治性的内涵在于,尊重死去的亡魂,以它们的名义创作,给它们代言。

这么沉重痛苦的题材,要求完全文艺上的批评本身就不可能。欧洲的犹太人被屠杀的题材上,同样是这么要求的。要么陆川别碰这个题材,要么就得有相应的思想觉悟。这和审查制度无关,和创作态度有关。
 回复 rolandxjx 说:
大屠杀题材自然要严肃对待,但像《辛德勒的名单》我觉得也自有其作为电影的价值。陆川的创作态度似乎也没有不认真啊,当然对一个人创作态度的认定也是各有不同的,任何思想和事件都有多重涵义,不同的人常不免各执一端。所以我文中要说,文本是一面映射出每个人美学观点的镜子。
(2009-06-07 20:07:21)
rolandxjx ()   发表于   2009-06-07 14:37:03

实际上美国大多数老百姓也不习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这种思维方式,对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表现出本能厌恶也是很自然的,大众媒体也不会上升到如此高度去思考问题。美国是靠一群政治法律精英来对抗民众对善恶的本能思考,最高法院真是居功至伟。所以我们对某些学者的言论也不必看得过重,更不必对中国的文艺前途悲观,因为我认为大众的思维方式其实中西之间差别不是很明显,也很容易操纵,最上层的制度怎么样才更加重要。
CINOS ()   发表于   2009-06-07 14:18:07

维舟相当赞赏熊十力那番话呀,见不止一次被引用。:)
一一 ()   发表于   2009-06-07 09:39:57

“现代性体验”,不是很懂,呵呵。
我觉得中国人在思想上有一种“洁癖”,好人就是完人,必定善良,坏人必定邪恶。至少我以前受的教育就是如此。犯了“平庸的罪恶”的人必定不平庸,一定本身就是罪恶的。我们自觉地将自己归入“善良”一类,将所有与罪恶有染的人踢开。一旦发现罪恶之中也藏着我们的善良,就不知所措了。
我不知道西方人是如何认识的,但至少他们在人性认识上的传统和我们很不同。我一直不喜欢希腊神话,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本应泽福世人的神灵,却都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无法理解希腊人是怎么想的。但显然这使他们在面对人性的善与恶时能够有比我们更为成熟的想法。基督教则更为直白,人生来都是罪恶的。或许正是这些“人性皆恶”的思想吧,西方文化才能诞生出宽容这种东西。
gone ()   发表于   2009-06-07 01:07:36

难道电影之外的历史资料就能自动呈现作为绝对存在的真相吗?如果是这样,对于南京大屠杀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历史学家严重分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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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假设陆川是一名艺术家,那么揭示艺术,隐去真相就是他的工作。因为人的道德生活(真相)只是艺术家的题材,而艺术的道德在于完美的运用不完美的手段。艺术家没有道德取向,如有,那是一种并无可爱之处的矫饰。

从来艺术反映的都是旁观者,而非生活(真相)。

历史学家追求真相,但不满足于真相,我时常怀疑“事实真相”对历史学家的吸引力不像他们宣称的那么高。因为正如克罗奇被人引用到泛滥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理解历史,总要以现实生活和当下的精神活动为参照,当我们这么做之后,历史才成其为历史,而免于作为一个单纯的“事件”。如果说资料所能反映的是一个作为单纯事件的历史,那么分歧则显然来自于我们当下的精神活动。对于一个课题的分歧体现了这个课题的生命力,复杂性和新意。历史学家常常争吵,但他们的意见其实又是统一的,这是因为争吵等于思考,历史学就是不停的思考。

或许只有警察和侦探才真正关注真相。
 回复 子宇 说:
其实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本身也是在不停地运动和重构中的,每一代人对它的叙述和记忆都不同(这是必然的),而任何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也都激活、重塑、丰富了这一记忆。从history of memory的角度看,这才是历史本身,因此《南京!南京!》以及引发的相关争论,都是同一个运动的构成部分。
(2009-06-06 22:29:11)
子宇 ()   发表于   2009-06-06 20:50:38

这电影看了有一段时间了,和几个同学一起看的。看完之后大家都很沉默。我也感觉很郁闷。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同胞们的不幸。这片子还是很压抑的。不能说太血腥,就是让人难受。另一方面,像沙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说的,这电影表现的是“人对人的暴行”,我无法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这些侵略者,因为“我们”同样会犯这些罪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宁愿相信那些士兵是纯粹的恶的,他们都不是人。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吧。所以对于陆川表现了侵略者的人性大感愤怒。
 回复 gone 说:
对加害者人性的认识,与现代性体验有关。阿伦特和鲍曼都已指出许多纳粹集中营军官,在日常生活中与常人毫无两样,以至于其家人在多年后得知他们竟干下如此罪恶勾当深感震惊。国人常常不能或拒绝对这一“平庸的罪恶”的认识,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缺乏(或不同)所致。
(2009-06-06 22:24:37)
gone ()   发表于   2009-06-06 20:01:21

陆川年轻气盛、雄心勃勃、口不择言、埋头苦干,有时狂妄有时naive,但绝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卑鄙。
我觉得他是个有热血的人。
沙门 ()   发表于   2009-06-06 17:32:51

如果将电影视为一种叙事语言加以讨论,那么他一定是具有多重意义的。而一旦把电影还原为其本源形态,那么电影的本质是赝造(对现实/事实的模仿)。赝品的存在价值,在于他是对真品(唯一的存在)的分享——分享永远具有不容争辩的价值——而不是通过赝品来定义真品。这也是我承认辛特勒名单的存在价值而厌烦高达的做作的原因。

而对于南京南京,我同样抱持这样的观点。那么,一种分享是否好的分享决定于他是否诚恳,而在南京南京中我看到了导演严肃的思考和精心拍摄的画面,而这一切已经被众所周知的证明是无法加以忽视和值得进行讨论的,那么这部电影就无疑是诚恳的。张艺谋在奥运的开幕仪式上编造了一种中国并不真实存在的乐器“缶”,引发了人们对先秦礼乐的兴趣和讨论,这种有意的误读被证明仍旧是有其价值的。所以电影南京南京虽然无法避免的(最初已经确定的必然)只能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误读,但却不会减损其价值,因为历史并非封存在阁楼里的旧相册,即使最古老的历史,至今也仍旧在演化、发展,影响我们的生活。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式,事实上他只有现在式。

另外对于导演陆川,我很认同维舟的看法,他最大的不幸也是最大的愚蠢就是说话太多。对文本的解读在二十世纪经过了多个阶段的演化,从最初的作者本位,到文本本位,以致于现在流行的读者本位。作为一个文本的作者,陆川天真的想要对自己的作品加以定义,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不仅是白费,而且只能引发读者的恶感而已。
 回复 子宇 说:
将电影视为模仿和赝造,无疑也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产物。我很赞成你说的,即使是误读或mispresentation也自有其价值,实际上,难道电影之外的历史资料就能自动呈现作为绝对存在的真相吗?如果是这样,对于南京大屠杀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历史学家严重分歧呢?
(2009-06-06 18:43:23)
子宇 ()   发表于   2009-06-06 16:44:11

看过崔的那几篇文章,越看越觉得像维舟所说的“维权性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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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陆川这片中,我们看到了他更大的野心:即将之表现为人类的悲剧和困境,而不仅仅专属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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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也觉得这是本片最出彩的地方之一,但觉得表现得不是十分到位,有点欠火力。

不知维舟有没有看过萧瀚先生对本片的评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dqcf.html ,推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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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所传达的意蕴,是反对战争、热愛和平乃全人类之事,而不仅仅是战败者、受虐者反对战争。战争所伤害的不仅仅是被蹂躏者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存在,也伤害了施虐者的灵魂与良知,最终,它所伤害的是人类本身的生命尊严和存在尊严。当暴行凌辱人的肉体、自由、人格尊严和生命之际,它也就凌辱了人类自身的尊严,辱人者自辱,杀人者自杀,虐人者自虐。



电影想说的是,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日本人屠杀中国人,而是人性中魔性对人性的悖逆,是同属于人性的魔性对神性的反动,而电影更要表达的是我们应当相信人性中神性的光辉——无论多么微弱之光,它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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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lsmyer 说:
谢谢,我此前没看过萧瀚的评论。不过他也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啊,也隐含着他对神学的一贯偏好;他的话当然很正确,以至于感觉似乎早就听过似的。
(2009-06-06 18:39:06)
lsmyer ()   发表于   2009-06-06 14:20:26

总算看到一篇基本上客观的来评价《南京》的评论了。最开始看到崔卫平的评论很奇怪,她怎么会有如此极端上纲上线的评价呢?这让她在我的心目中失分不少!
狂人 ()   发表于   2009-06-06 03:20:12

如本片中一名日本兵看到角川坐在百合子旁边,惊喜地询问:“角川君,你完事了吗?那轮到我了。”那个不是百合子吧。

算不上压抑这电影。
odu ()   发表于   2009-06-06 0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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