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母亲照例问起Suda近况如何，得知一切安好，腹中胎儿反应也不大，她大为宽慰，又叮嘱了一些。我耐心听完后笑问：“你儿媳妇怀孕的事，现在大概全村都知道了吧？”她说：“那当然，早就知道了。”

自从年初Suda确认怀孕以来，双方父母的焦虑感都大为缓解。五年前我们刚结婚时，我妈还曾摆出一副相当开明的姿态说：“你们将来要不要孩子？如果要就别太晚，过了三十对女人身体不好。”俨然我们如果下决心不要她也可以接受似的。随后他们的催促就越来越不含蓄，开始追问我们“为什么还不要”、“到底想等到什么时候”、“都三十出头，玩得也差不多了，可以要了”，“孩子生了你们不用担心的呀，我们会带”。岳母说她每天去股市人家笑问“什么时候抱外孙”她就觉得压力很大，而我妈也同样面临着村里的舆论压力，每次被人问到就影响一整天的心情。有次回岛，她甚至说村里有人建议她“为什么不带小夫妻去医院看看，当初我儿子不知看了多少医生呢”，我一怔之下明白她所指，登时满脸通红：“你胡说什么？我们都很正常！”

我们是否“正常”，大概她那时是将信将疑的，虽然我当时作出恼羞成怒的强烈反应，却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我岳母也私下向她女儿提出类似的忠告，弄得我俩在无奈之余都颇感啼笑皆非。许多朋友的父母也是如此：大学时叮嘱你不要谈恋爱，毕业后就开始急着要你找对象，找到了催你结婚，结婚了催你生孩子……始终在一环扣一环的焦虑之中，如果这些事不幸未能按部就班地及时发生，他们的焦虑感就在家庭空间中四处弥漫。如果从体察父母的角度出发，我们谈恋爱五六年才结婚，结婚后又是五六年才生孩子，似乎每次都是被催到不耐烦了才勉强给他们一个期待已久的结果，说起来也有些“不孝”——我妈就说过，“明明孩子是你们自己的事，弄得现在像是我们在求你似的”。这个漫长的拉锯过程几乎可以算是意志的对抗和较量了。

同龄的朋友一般而言都不大会这样催促，不止因为毕竟关系不像家人那么亲，也因为我们这一代大多将这些问题视为个人隐私和自由——他是不是要孩子，什么时候要，别人无权干涉，最好问都不要问，免得不必要的尴尬。许多人觉得：当我们这一代为人父母时，就不再会出现类似的代际干涉压力——然而这不是问题的解决，只不过是新问题将取代旧问题。看看日本就知道了：加藤紘一在三年前说过，日本社会成员普遍有漂浮感和无根感，彼此尊重隐私、个人空间和自由的结果之一是家庭成员的联系普遍遭到削弱。“当父亲的不再厉声训教他们的儿子，做女儿的不再关心她们的爸爸。他们以为那就是自由，于是缩到自己的房间里，躲到那个属于电视机和电脑的世界中。”也许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关心”，而以后的问题是“太少的关心”——只不过它被伪装成“自由”和个人空间的必要性，家庭成员成了孤立的个体。

中国在很多社会心理上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我周围的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由于受不了父母让他们找对象、结婚、生孩子的连番催促，他们变得很怕接家里电话，有的人甚至干脆从家里搬出来到外面租房子。而父母的这种焦虑又是受他们自己社会网络的压力所致——像我妈一旦确认儿子并非像某些村民私下议论的“怎么四五年了还不生，不会是生不出来吧”，她就不再感到走路时矮了一截。不仅农村如此，在城市里（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也是熟人网络，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不合社会期望和规范的个人，会连累到他的家人承受巨大精神压力。

我们村前些年有个男孩子在上海学美术，谈了个上海女孩子，经过旷日持久的恋爱波折后终于要结婚了。他妈提前一个多月便开始准备他的新房、发喜帖遍告亲友、采购各式婚庆菜肴……结果，就在婚期的前几天，这个女孩子逃婚了。在年轻人看来，逃婚虽然是感情上的一次打击，但也仅此而已，日剧《悠长假期》一开头不就是一次逃婚么。但在我们这个道德观保守的小村子里，此事却引起强烈的反应，人们时不时就此议论纷纷，对于这种大家关注度高而事实极不明了的事件，总是很容易引发谣言。人们有种种猜测，不一而足。男生本人在上海倒也无所谓，而他母亲几乎有两三年时间都极度郁郁寡欢，难得露面一次也气色晦暗，犹如大病一场。

因此，在一个开放的陌生人空间中被视为隐私和自由的事，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很可能只是一件丑闻。“为什么不结婚”和“为什么不生孩子”同样也是丑闻，就算别人在嘴上说“晚婚晚育也蛮好”，对话双方却都明了人们其实是将它理解为一个能力上的问题的。仅此就已足够给人施加精神压力。史禄国在《满族的社会组织》中指出，“满族人认为，当儿子年满21岁的时候，家里必须（几乎是绝对必须）为他们完婚……如果到了这个年龄还未结婚，大家都会加以嘲笑。”否则就会被认为无能、无用或穷困——理由很简单，如果你能干、聪明又不穷，为什么娶不到老婆？

对于这种社会舆论，一种常见的反应是道德主义式的——斥之为“价值观守旧落伍”、“传统封建思想”或“愚昧”。这种谴责并不能解决问题。按社会学观点，“过分清晰化”（over-visibility）是每个小城镇必然面临的问题，就像一个数十人的村庄，差不多每个人都对各自的底细一清二楚，保留隐私和个人空间不过是一种自我孤立的做法。流言蜚语也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制裁手段，几乎比法律制裁还要有效，它对敢于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施以嘲讽、议论、诋毁、谩骂、指责、孤立，使之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回归到稳定的规范模式上来。社会控制的过程深深嵌入在社会生活中，非正式的途径能极其有效地让大多数人安分守己，伦理习惯约束能对逃脱规范的行为进行“全村制裁”。

这种手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越是熟人社会，人们越是不能或不敢无视他人的评价。对偏离社会公认规范行为的议论、嘲讽通常能激起行为人极大的羞愧，这种力量之大是大都市这样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难以想象的。有一个著名的阿拉伯故事，说在某个庄重的场合，哈桑放了一个既响又臭的屁，虽然人群在稍稍一怔之后旋即恢复平静，人们都装得若无其事，谁也不去提它，但哈桑本人极度羞愧而难以原谅自己，为此他悄悄远离故乡，二十年后他猜想人们可能已经遗忘了此事，于是半夜潜行回乡，结果在帐篷外听到一对母女的对话：当女儿问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时候，其母答：“就是那个哈桑放屁的那一年。”他听后羞愧难当，从此再也没回故乡。

在这个故事中，社区虽然没有直接惩罚当事人（其实我说的那个逃婚故事，也无人当面指责那个伤心的母亲），但由于这一规范早就内化到每个人心里，足以使当事人因羞愧而实行严厉的自我惩罚——哈桑的自我流放实际上无异于一种酷刑。在彼此直接相处，不能掩盖行径又不能逃脱惩罚的社区，羞愧的作用最大。旁观者以言辞或表情公开表露不满或嘲讽，能通过唤起羞愧来制止越轨行为，因为它能最尖锐地刺伤自尊心——羞愧的人被抹掉了他呈现于世界的精心培育成的自我形象，损害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早有人类学家指出：“在小城镇与初民社会中，羞愧是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一个无人认识自己的大都市街头，哈桑就算放了一个屁，他也不必太过难为情，羞愧的念头最多一闪而过，无人认识他也就无人能制裁他。流言飞语、道听途说将某人过失传遍整个社区，“因为流言只及于认识受害者的那些人们，因而也就勾画出一个社区的界限。”

晚婚婚育当然不是某种“过失”，但它同样偏离了社会期望：如果社会共同心理认为某人某事“应当这样”，那么没能与之保持一致就会受到流言飞语的制裁。这当然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流言飞语有助于维系群体的统一、道德和历史。“流言飞语的本质是借助公共传统的预期不断的（非正式或间接的）从负面对行为进行评价和判断”（《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流言飞语”条）。反过来说，流言也最能体现和折射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规则和习俗。阮玲玉临死留下“人言可畏”一语，曾激起时人对社会规范的极大义愤，反对某种旧观念确有必要，但太强的道德谴责有时反而会妨碍我们去认识和了解它。当然汉语中“人言可畏”一词首先就体现了这种流言飞语的对维持社会规范的巨大威力，以至于人们很难去无视或忽视它——虽然我们现在常将之流言和“人言可畏”视为贬义词，即保守愚昧的舆论对新思想的压制和打击，但事实上它也同样压制和打击其它“坏”的行为，不论是偷窃、通奸还是为富不仁。

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俗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各种民间故事经常是社会规范和道德观进行教育的载体，警告人们好吃懒做会受惩罚，逆来顺受才能得好报……诸如此类。这敦促人们保持与公认的行为模式的一致性，吓阻偏离和越轨行为，通过赞美符合这一习惯和道德标准的做法、嘲笑或批评背离这一标准的行为来确保文化和社会道德观稳定性。孔子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控制功能，正是看到了它在此能起到比法律、政治更强大有效却又更柔软隐性的作用。当然这也不独中国为然，所有前现代的民间故事集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惩恶扬善的社会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