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转型：对话思想者》
徐瑾 等著，格致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仅仅一年前，全球的经济学家中又有几个能预料到这一次金融危机竟会波及全世界？去年秋天，北京奥运会的热情还未消散，经济危机这一盆冷水已经兜头浇下。所幸一切都是公平的：人人感受到危机就意味着解决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因为解决危机首先就是要公开承认危机的存在。

实际上或许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变革、转型都是被危机逼出来的。用这本《危机与转型》中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话说，“没有多少人在生活没有危机之下愿意接受改革的”。因此危机本身就是通向其解决之道的一步，它至少使全社会都达成了一项共识：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改变原有的模式。用那个已被用滥的格言说，中文里“危机”一词包含了“危险”和“机遇”两层意思。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每一次严重的危机都迫使全社会在短时间内作出积极反应，为变革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危机/变革的过渡时刻往往虽然短促但极为关键，常常也是各种思想交锋最激烈的时代。这本《危机与转型》的集子便聚焦于这一阶段，包含了一年半多以来各领域的思想者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分析判断，主要聚焦于三个部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转型、城市化与现代化，后两部分实际上都关乎中国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

转型时代都是痛苦的，因为人们处于两种稳定模式的中间阶段，旧秩序已遭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在这漩涡中不免让人产生混乱和迷茫之感。尤其对这次遭受重创的一些欧美经济体来说，甚至已到了国家破产的境地，像冰岛可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犹如从瀑布顶上一跃而下，却不知下面的潭水有多深。奥巴马的竞选口号竭力强调“希望”、“是的我们能行”正是对这一心理的补偿——当人们缺乏自信和绝望的时候，才格外想听到这样鼓舞人心的话。

中国当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因为“世界是平的”必然意味着经济危机也会全球化，作为这些年来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不可能只得好处却不受欧美萧条的波及。然而当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大部分严肃的观察家仍相信这将只是一次局部性事件。本书第一篇采访诺贝特·沃尔特的对话就显示了这一点：当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在2007年9月被问到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时他的答复是“我认为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影响比较轻微”。这句话在当时来看并没有错，但现在回头看却耐人寻味：这么早意识到危机对中国的可能影响固然体现了记者的敏锐，同时也再次提醒了人们在一个存在诸多矛盾趋势的世界里要做出预测是多么有风险的事。

作为这次金融危机最引人注目的后果之一，马克思、凯恩斯等人的著作再次受到世人关注，而有关经济体制中“市场”与“政府”哪个更重要的争端再次浮现。愤怒的人们严厉指责银行家的贪婪和相关机构对市场监管不力，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好战的信条现已声誉扫地，人们不禁想起卡尔·波兰尼早就说过：真正自由、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理念，是一种神话和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它不但从来没在历史上存在过，而且将来如果出现，也会“摧毁人类并将环境变成一片荒野”。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过分绝对化都是不可取的，如陈志武在本书中强调的，“这次危机之后的制度争论，不是围绕市场经济是否要被管制经济取代，而是围绕监管的边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问题”。

仅仅在一年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银行坏账，还常常遭到西方经济学家嘲讽指责，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俨然成了世界经济这一破船在汪洋中最坚定的锚。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首先走出危机的，并指望中国能运用它手中的2万亿美元储备来当一回救世主，虽然中国人显然对这一角色还没有做好准备。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的运气好。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以极端的务实态度为指导，不尚理论空谈，而讲究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因为邓小平以来的历届领导人都意识到中国经不起折腾。反观俄罗斯，叶利钦出于对市场万能的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信心，推行导致俄罗斯经济倒退十数年的“休克疗法”，在这过程中极大地忽略了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为有效的市场建立制度框架的作用。中国的经济体制乍看起来是混合型的，甚至不大符合某些经济学理论模型，但它却运转得不坏，用邓小平的话说，它是一只能抓老鼠的好猫，至于是黑猫还是白猫，那不是关键。

中国很可能将比世界其他国家更能适应这次危机，并更好地利用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不仅因为它的规模的庞大外汇储备，更因为中国原本就处在不断调整经济体制和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中，而欧美日调整起来将痛苦得多。危机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通改革、拉动内需等一系列改革都提供了强大动力，而在出台这些变革措施时，中国政府可说是全世界行动最果断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后，曾有不少学者批评是儒家思想催生了“裙带资本主义”，须为此负责，但这一次也许中国文化将有机会扮演不那么负面的角色。

海德格尔曾说，思想不像科学那样带来知识，思想不产生有用的实践智慧，思想不解决宇宙之谜，思想不直接给我们行动的力量——言下之意，思想没什么用。但正因为没有功用，思想才能指导一切功用，它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至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行动框架和大致方向。记者“对话思想者”的意义也在此，而要深入挖掘被访者的思想，记者的提问是一大关键，因为答案往往会被问题所限定——“你爱吃什么水果？”“你爱吃苹果还是梨？”这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将会有很大差异，因此这本书值得看的地方不仅在于“思想者”本人，也在于“对话思想者”这些人。

未来几年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能够一起见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金融危机的结束，对每个国人来说都是幸事。里根在离任演讲时曾说：“我们想要改变一个国家，但结果我们却改变了一个世界。”也许多年后重读这本危机与转型时刻的书，我们也会产生类似的感慨吧——当我们改变中国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改变世界。

载2009-5-31《广州日报》，题目改为《中国比其他国家更能适应金融危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