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大概是1983年，我们这个小村子有史以来第一户人家盖起了楼房。它所激起的示范效应令许多人坐立不安。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家家户户都卷入到竭力赚钱攒钱盖楼的浪潮中去，以至于1990年代初的高潮期泥水匠和建筑材料的价钱猛涨。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这个村子的空间布局和居住模式都已经起了一定的变化：原本居住离公路较远的村民在盖楼选址时大多尽量向公路两侧靠拢，在36户居民中有10户都作了类似的空间位移，以至于村南原先倪姓的一个小型聚居区陆陆续续搬迁到只剩孤零零的一户人家。

如今从google earth的卫星图上俯视崇明岛，给人很鲜明的一个印象是：这个岛上的房屋常常沿笔直的公路干线两侧密集分布，犹如根须上的一串马铃薯。这种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近二十年房屋翻建的浪潮中向公路两侧集结的结果，因为靠近公路的好处如此一目了然：出行方便，雨天也不会弄得一脚泥。近些年原有的砂石路也翻建成了水泥路，愈加补充细化了作为大动脉的干线公路的“毛细血管”，使几乎每一户都能就近连接到这个巨大的网络中去。

崇明西北部新村乡公路-乡村房屋空间布局

和一些朋友交谈下来发现，这种房屋逐渐向公路两侧集结的乡村居住布局变迁，在不同省份也存在。在浙江磐安乡下，有公路通过的地方，人们大抵也是废弃了老宅，尽量搬到离公路较近的地方去，或者索性去镇上或县城买房子（但同时中年一辈仍有一种“在老家留根”的意识，外迁后又想回老家盖房子）。在河南邓州，大部分人在富裕起来后都没有另迁他乡（年轻一代会选择在城里落脚），而是沿着交通更便捷的大路边盖房。在辽宁东港则情况稍有不同：人们一般盖新房的不多，有能力盖新房的一般都搬到城镇里去了，较少有人废弃老宅异地新建房屋。

向公路两侧集结首先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空间上渐渐呈现线性分布，而他们之所以向道路两边聚拢，乃是因为道路通向其他地方，提供了开放性和流动性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交通便利本身为许多机会的出现提供了良好条件（如果还不算必要条件的话），在我们乡下，公路边“市口”较好的地方这些年已陆续出现了许多杂货店。因此这一变迁所产生的效应并不仅仅是交通便利而已，它事实上使得人们在空间上日益被组织起来，加速“血液流通”的结果是整个乡村社会加大和增强了与外界的联系，至少他们去镇上和县城变得比原先方便多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村社的解体和个人流动性的增强。如我母亲所说的，“乡下的往镇上跑，镇上的往城里跑，城里的往上海跑，上海的往国外跑，国外的还有往地球外跑的！”

在乡村社会中，老宅的逐渐被废弃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传统上中国农民都被认为是安土重迁的，老宅往往是祖先所选定的基址。像我们村里倪姓的聚居处原先是个“凹”字形的院落，一共五户人家，四周环绕以河流，只有前端有一个地峡式的窄部与外连接。这种格局可能是明清时倭寇及海盗入侵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因此将居所设计成护城河围绕的城堡一样，以至于岛上近入海口的一个大镇即名为“堡镇”。这种对外界防范和警惕的设计，已被开放式的道路格局取代。

由于这处老宅已被废弃十余年，前些年在农田平整时终于被整体推平，连“护城河”边的一片竹林也未能幸免；如今已没有老宅的一点痕迹，令人感慨这个平原岛屿上沧海桑田变迁之快。由于没什么人种地，这些年乡下的生态环境倒是日渐恢复，植被茂密不说，昆虫、两栖类、蛇、鸟类的数量感觉上也在增长。听说河南邓州乡下亦复如此，虽然庄稼还在种，但劳力缺乏且务农不划算，都是种的懒庄稼，不再精耕细作，大牲畜少了很多又导致没人再去割草，以致野草甚密，许多老宅四周也是草木萋萋。

南方的村庄规模较小，且传统上就较为分散。王笛研究晚清民国时的成都指出，“成都平原农户的居住模式是分散型的，每个家庭都住在他们的耕地附近，基本上不存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这导致缺少紧密的邻里关系，人们频繁地赶场和进城——这实际上也是现在人们沿公路居住后将导致的一个结果。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历史上一般是沿着密布而不规则的运河网络分布的，这使得人们可以便利地利用水路，交通上的便捷和低成本也是长三角能在明清两代发展起全国最发达的商品经济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经济史学家经常指出的，商业化的关键在于获得低廉有效的运输，但运河网络在长江三角洲历史中的影响力目前仍是未被充分认识的。

与一些南方地带分散、开放的居住布局适成对比的是：今日河北平原上的村庄看上去像一个个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的蜂巢。这种紧凑的布局与这一地区的历史无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河北位居北族南侵孔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在乱世中欲求自保而地势无险可守，则唯一的办法就是聚族自卫，因此河北民间的军事化也是出了名的，明清时燕赵一带民间武术流派之盛几为全国之最。黄淮海平原上村庄也颇相似，它们就像一个个田地间的孤岛。孙仲旭兄说，他在河南邓州的老家还有个名字大寨、小寨，他曾在那里一块石碑上看到本村曾被“捻匪”攻打，村子周围还有寨墙、壕沟的遗存，现在还有“寨里”、“寨外”的口头词（有些村子也以“寨”为名），以前想来就是一座乱世中的堡垒。据裴宜理的研究，晚清民国时淮河平原上“正如缺乏政府保护使得抵御盗贼的自我防护手段成为必需一样，匪患蔓延是因为国家控制能力弱。”其结果是各地按社区（而非亲属关系）组织起防卫；圩寨成为社区防御土匪冲击的关键方法。

河北永年县东郊：这里村落大多团聚如蜂巢，彼此间以细线般的小路连接

这种自卫性质的堡垒式村庄当然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据凌纯声研究，东北平原上的赫哲族“屯之大者有人家三百余户，人口至二千余。大屯因人口众多，为防御邻族的侵入，常筑较坚固的土城”。赣南也因动乱时期聚族而居而使宗族成为防御性的军事化组织，其典型表现即赣南“围屋”的居住形式（《贼民之间》），它与广东围屋、开平碉楼、闽西土楼一样，都是集家、堡、祠于一体，具严密防御体系的建筑形式。广东的客家本居住结茅之屋，后为避群盗流窜为害及当地土著居民排挤，土客械斗争端后客家人一步步加强聚族而居，将较分散的小屋建成连居的大屋，又将一层大屋建成多层的高楼，最终形成一种堡垒体系（《被遗忘的战争》）。另有一种例外情形是西南云贵一带的屯堡，它是明初起移民沿着交通孔道建立的屯戍体系：虽然沿要道分布，但却不是因为受道路开放性的吸引，而是为了确保这一与中原的唯一连接不受四周异族的侵扰阻隔，在一定程度上它有一种武装殖民的性质。

从这一历史来看，聚族而居其实是人们心理上防御倾向和精神紧张的体现，是对冲突和危险的一种建筑学反应。这是在告诉后人：他们的居住者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外部世界是不够安全的”，安全的唯有社区共同体或家族这一最后堡垒。据Everett Rogers等所著《乡村社会变迁》分析，农村社区通常只有三种类型：散居型、集居型、条状型（多沿河或道路）；而美国以第一型最多。其之所以如此，因为美国历史上乡村没有像中国乡村这样为严重而长期的外部威胁所困扰，且美国初期地广人稀。随着国家对暴力垄断的加强和道路带来好处的日渐显现，现在中国乡村社会可想会渐渐由集居型向条状型演化。在同历史上一样，这种居住模式仍是人们心理的折射，因此它不但是空间组织上的变化，也伴随着社会心理的微妙变迁。

谨此致谢：
孙仲旭兄提供河南邓州乡村的状况
傅蔚刚兄提供浙江磐安乡村的状况
聂日明兄提供辽宁东港乡村的状况

江苏苏北涟水县北郊：这一代村庄不呈团块分布，但与路网贴得还不够紧密

辽宁铁岭市附近：蜂窝状分布

浙江嘉兴市北郊：村庄许多仍沿运河（水路）两岸分布这一传统格局

云南建水县北部：村落团块分布

宁夏固原市郊区：村落依山麓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