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四札:聊斋是小说集吗?
时间:2007-01-01

长期以来围绕着《聊斋志异》的种种争论,至少都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即聊斋是一部小说集。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蒲松龄是在写小说吗?或者,他意识到自己写的是小说吗?

聊斋编纂学

现代人将《聊斋志异》视为一部小说集,乃是出于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书中的数百个神仙鬼怪故事,只能被视为虚构的小说。但这却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现时观念所引起的误解。如果以小说集的标准来衡量聊斋,就会发现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聊斋431篇故事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各种狐、鬼、仙故事,但此外却还有大量各类其他篇什[1],无法纳入以上的一般归类。这些篇章中,有的在今天看来接近于一些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个狂放的书生,或一个依靠机智摆脱悍兵保持贞洁的妇女;另一篇则讲述阴森山洞里的奇观,类似现在的户外探险;还有几个短到仅有两三句话的小品,提到某些奇特的动物,他们罕见的特征或狡诈;作者有时还会经常谈论一些对世态的看法,例如赌博、饮酒、家庭暴力乃至同性恋;此外还有一些司法案件和异域故事,不时地,他还会谈到一些自然灾害。以上篇章往往与鬼神毫无关系。

聊斋共分十二卷,但其排列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简直毫无规律可循,而呈现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杂乱无章:例如十来篇断案故事,散见于不同卷内;很可能在读完一篇狐狸精或花仙的故事后,下一篇讲的却是社会新闻或自然灾害。这种交错的编排法看起来违背我们通常对小说集的基本观念,不免使人好奇:作者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将这些似乎毫无关联的文章归到一起的呢?

的确,以现代眼光来看,这些故事时而写实,时而虚构,有的接近小说,有的接近神话,有的则接近历险记或散文,还有的接近历史记载。但所有这些,在作者看来,必定都包含有同一主题,即书名中所称的“异”。他所谓的“异”,可能是灾异、异域、异常、异兆中的任何一种,“志异”一如“志怪”,都指记录异常的事物,因此,一个司法案件和自然灾害、荷兰(红毛国)来华、及狐鬼之间也许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但至少在作者看来都是异常现象。只有回到这个原点,我们才能理解作者写下这本集子最初的用意,以及他在其中所意欲表达的观念。

分类学“也是一门艺术”。聊斋式的分类只能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来理解。我们现在看来聊斋内包含的极不和谐的几部分,在当时看来可想是完全自然的,原因是作者当时所处环境对这些事件的分类方式与我们现代完全不同——我们现代可能将奇特生物归为自然科技,荷兰人殖民活动归为近代历史,并难以想象这两者会出现在同一本被称为“小说集”的书里,但蒲松龄的思维则并非如此。

中国的文言小说(如果存在这一文体的话)和白话小说,完全走的是两条道路,在很多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别。白话小说后起但却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并在明朝获得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则是文言小说的极度衰落。

白话小说以历史演义和平民故事为主,而文言小说从其源头起,一向就以记录各类离奇怪异的事件为主。六朝志怪小说的兴起,不但与当时的宗教气氛有关,无疑也和当时对异域兴趣的高涨存在一定联系。张华《博物志》就体现这种驳杂的分类方式,其中对异域事物的描写在现代时常被作为史料处理,但书中却同时又有各种琐闻和神仙方技故事。唐传奇既号为“传奇”,可见时人都以其事可惊奇才记录下来,既如此,凡可惊叹之事无不可载。洪迈《夷坚志》涉及三教九流,既有鬼神,也有人文掌故和逸闻趣事,甚至关于中医药文化的也可以找出很多。

因此,对我们来说难以理解的聊斋式编纂,在作者蒲松龄看来则必为寻常之极。他不但可以将一些似乎毫无关联的文章归于一本集子而不觉得矛盾混杂,而且还觉得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传统做法。

蒲松龄意识到自己在写小说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六朝志怪小说“非有意为小说”,而到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但这并不能说,唐朝以后所有的小说就都具备这种作者的自觉性了,和任何一种边缘性的文体一样,长期以来它实际上并没有独立的资格。可以说,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也不免这样一个过程:即回溯历史,以找家谱的方式将某一类文章搜寻、归类为“小说”,在此之前,也许并不存在这样一条清晰可见的可称为“小说史”的线性发展痕迹。

文学史书写的这种回溯搜寻,必然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即将哪些作品视为小说?这就像要写中国化学史,就要从现代的“化学”定义和观念出发,将古代的某些发明、活动视为化学史的一部分,而抛弃其余,这是一个分拣、筛选,并重新阐释史料的过程。我们可以将道士炼丹看作是化学史的一部分,而当年的道士,其活动的目的则完全不是为了化学,他也不会意识到这是化学科技的一部分。

以“小说史”来说,《聊斋志异》被认定是小说集,而《博物志》现在常作为中西交通史史料的一部分,《夷坚志》则被视为一部包罗万象的笔记,后两者通常很少被严肃地看作是小说。但在思想源流上,聊斋实与《博物志》、《夷坚志》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现在被严格界定为中外交通史著作的《诸番志》中,也不无一些怪诞记载,被视为科技史的笔记《梦溪笔谈》中,同样存在天人感应等几近小说的情节。

被现代重新界定、阐释的这些著作,其边界在古代人眼里,远非像现在这样判然有别。非但如此,文史之间的边界也同样是模糊的,《史记》、《汉书》在很长时间里同样是文学范本。这也有助于我们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在一本被认定为“文学”著作的“小说集”里,作者蒲松龄却时常以“异史氏”自称,模仿太史公的口吻对自己所记述的事件发表评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蒲松龄并没有“小说创作”的自我意识和使命感,他甚至并没有花力气去分辨自己的作品应属于文学还是历史、纪实还是虚构的范畴,如果以上这些分类范畴存在,对他来说也是模糊的。如果实在要说,那么在他的抱负中,历史笔记(而非小说)的想法还更多一些:不仅因为《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根本与鬼神无关,作者又处处以“异史氏”自命,还因为他在文中流露出来的意识,严格说来纪实多于虚构。

为什么这么说呢?聊斋中的篇章,很多读来都荒诞不经,因此我们的意识中第一反应就认定这些情节为虚构,这正是一种现时意识的本能推断。但细读全书,可以说,蒲松龄的态度认真,并非一种“创作态度”,相反倒时常是一种纪实的态度。《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山东,或主角为山东人,这并非作者想虚构一个“约克纳帕塌法世系”,而是因为他对这些经常有机会听到的故事信以为真。

在聊斋中,蒲松龄经常在文末引亲朋为目击证人来证实故事的真实性,有时甚至是与他极亲近的人,这类篇章很多[2],尽管很多看来极不可信。例如有人复活,但据说其至亲知悉很清楚;又有某人妻子化身为猪,作者的朋友“谭薇臣曾亲见之”;甚至有人吃过龙肉,蒲松龄发誓“实不谬也”。现代文学中,也有类似的《变形记》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但不同的是,现代文学中的这些情节是一种自觉的虚构创造[3],但在古代,作者在意识中是相信这些超自然现象存在的。蒲松龄的这些记载,有如1590年高地德国的“狼人”传说,当时伦敦的资料也强调其是真的,并有许多证人,其中一个德裔移民,“拥有良好的名声,他的见证值得信任”[4]。

在聊斋中的不少篇什中,作者的确铺叙渲染,也没有目击证词,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作者自命的身份,他实际上仍然没有将此纯粹作为小说来写。蒲松龄“其实刻画了一个‘异史’的谱系学。这一异史谱系与正史相互对应”[5],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将《搜神记》、《幽冥录》视为小说或怪诞传奇,而视为有别于正史的一类异史记载。

不但如此,《聊斋志异》中的很多篇章实际上与方志乃至正史中的某些记载极为相似。例如明清各种地方志中关于古迹由来的传说,或各类“灾异志”、“杂事志”,读来常感觉一如聊斋故事[6]。班固《汉书·五行志》中就曾记载变异的自然现象,并附会其与人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观点来说,即为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混而不分的结果,而这一情形无论欧洲中世纪还是中国古代,都有极为悠久的历史。

聊斋中常流露出对外地或异域风俗的猎奇/恐惧心理[7]。例如某地居民会化为老鼠出外觅食、广东江边岩石上能自动生出元宝、湖南某地的百姓会变成猫犬,还会让手脱离身体飞出去取人财物……凡此等等,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想象力奇特”的问题,在蒲松龄看来却是一个忠实记录的问题。他甚至惊讶于黑人也能生孩子、而兰州的兔子两腿化为土质,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这些条目看来与历史无关,但却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古代史料中。如《诸蕃志》“中理国”条:“人多妖术,能变身作禽兽或水族形,惊眩愚俗,番舶转贩,或有怨隙,作法诅之,其船进退不可知。”至于灾异五行,自《汉书》以降,所在皆是,一些历史记载中甚至混杂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也不足怪,如元人胡琦《关帝事迹》载山西解州灾异,宰相吕夷简得蚩尤托梦,召张天师议欲皇帝前。张天师云:“自古忠烈之士,殁而为神,蜀将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蚩尤,必有阴助。”这是请关公战蚩尤!这一说流传甚广,聊斋里也接受,如卷五《西湖主》:“从关圣征蚩尤未归。”

美国学者蒲安迪在《明代四大奇书》中谈到明末小品文“对古怪题材的特殊兴趣”,《聊斋志异》写成于清初,与这一社会风气也不无关系,但至少在他看来,这些古怪题材未必就不是历史的一部分。高辛勇研究六朝故事,认为西方文学中的超自然和幻想事物,主要是从创造的角度加以想象的,而中国语境中的假定却恰恰相反;有关超自然与怪异的故事总已被纳入史传描述中[8]。Judith Zeitlin研究聊斋志异,则认为作者跨越了事实与幻想、历史与玄奥的疆界,将本来对立的范畴包容在人间体验之下——但在我看来,蒲松龄或许并不将以上这些概念视为清晰的对立范畴。

最后,自元明至晚清,小说作为一种边缘文体,作者往往社会地位低微,因此小说作者多不肯以真名署名,亦不以创作小说自我标榜,引以为荣。因此各小说的真实作者,往往极难考索,至今争论不休。而《聊斋志异》的作者问题却不像《西游记》、《金瓶梅》等,从来没有疑问,因为蒲松龄是少有的以真名自署的作者。从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他并不自认为是在创作小说,倒是在作记录世态的笔记——但他自认的纪实则被今人认为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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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聊斋志异》中不少篇章均不涉及鬼神,如:
卷六《冷生》:记冷生大笑成文,而获罪于上司;卷八《三朝元老》、卷九《狂生》、《单父宰》、《农妇》一类均只是社会新闻;《富翁》仅是善察人;《王司马》一篇则谈用兵使诈计,以上均不关鬼神;
卷九《红毛毡》记红毛国骗取土地事,以今日眼光来看,是殖民者初期的历史事件;卷十二《外国人》记吕宋漂流来人,也无涉鬼神怪异;
卷九《查牙山洞》记述自然景观及古洞穴里的尸身,但非鬼神,类似现在的户外探险经历;
卷九《蛤》则记一种类似寄居蟹的动物,此类篇什书中还有,如卷十一《蚰蜒》;
卷十一《张氏妇》讲的是妇女巧计避不失身于悍兵;《陈云栖》则同样是此类人世乱离故事;
卷十一《男妾》是一篇讲同性恋的短文
卷十二《车夫》,文中车夫在上坡时被狼咬去腿肉
卷十二《秦桧》则记风俗流变讹传
另有一类是作者对世态的看法:如卷三《赌符》[长段议论赌博]、卷四《辛十四娘》、《郭生》、卷六《戏缢》;蒲松龄时常在文中痛斥赌博、轻佻等恶习,但却似乎很喜欢饮酒,在卷五《酒虫》[刘生饮酒不败家,不饮后反贫]、《秦生》,卷六《八大王》篇末长篇《酒人赋》中均可见一斑
另有一大类是断案故事:卷三《庚娘》、卷八《盗户》[法律故事,而亦论之以世风道德]、《诗谳》[“三年冤狱,一朝而雪,无不诵神明者”,断案成预言之证说]、卷九《于中丞》、《郭安》[荒唐折狱]、《折狱》[本篇尽是事实,犹以费氏曾器重而自己未中功名为悲哀]、卷十《胭脂》[杀人者恐神来书,而在心理测试中未过关;此案借神明之名,非神显灵,断案施愚山为蒲松龄师]、卷十二《老龙船户》[朱徽荫得城隍神指点断案,而蒲松龄以为神助乃由朱为君子]、《太原狱》[无鬼神,仅是断案]、《新郑讼》[“志之以风有位者”]

[2]如卷一《考城隍》、卷二《祝翁》[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使之家,言之甚悉]、卷三《番僧》、卷四《捉鬼射狐》、卷五《狐梦》、《上仙》、《龙肉》[太史曾食其肉,实不谬也],徐鸿儒之乱书中多达十多条;卷七《罗祖》;卷八《小棺》、《李生》、《邵士梅》、卷十《布商》、《彭二挣》、卷十二《杜小雷》[某妻化为猪,“谭薇臣曾亲见之”]、《李八缸》、卷十二《鸟使》

[3]尽管某些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如《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坚持认为他小说的多数情节是真实的现实

[4]转引自《百变小红帽》

[5]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论黄锦树一章

[6]如[康熙]《嘉定县志》记述江湾东岳庙由来

[7]殊方异俗:卷九《澄俗》[当地人多化物类,出院求食]、《元宝》[广东临江岩石生元宝,如命应得之,一摘即落,回头已复生]、《红毛毡》、《安期岛》[朝鲜海外岛屿,亦涉奇谈]、《沅俗》:初到任,见猫犬盈堂,讶之,僚属:“此乡中百姓瞻仰风采也。”少间人畜已半;移时都复为人;还有人能飞出手取人财物。卷十一《黑鬼》[似是黑人,能生子,但却脚底皮硬可立刀刃上]、《外国人》[吕宋漂流来人,无涉鬼神怪异]、卷十二《土化兔》[张勇镇兰州时,有兔子两腿为土质“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8]转引自《被压抑的现代性》


  发表于  2007-01-01 22:11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看维舟先生的博客很久了,收益非浅啊。第一次回复。

其实我建议要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来看待事物,而且胡测作者的企图和帮别人套主义称号是解放后的习惯,这个不必深究
 回复 skyking 说:
套主义并非解放后才有,如有兴趣请参看我四篇札记中最后一篇。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也一度很着迷,不过越读越觉得漏洞很多,何况那也不能包治百病,不知你为何在这篇谈文学史批评问题的札记下提到大历史观?
(2007-01-06 22:25:14)
skyking ()   发表于   2007-01-06 21:12:50

太佩服了
a ()   发表于   2007-01-02 10: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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