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丝绸之路
时间:2009-07-15


《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
[澳大利亚]莫理循 著,窦坤  海伦 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人们对许多历史情境的了解,通常不得不借助于口头转述、文字记叙、绘画,以及大量的主观想象;而照片则能极直观、精确且以庞大的数量真实地反映某些历史场景,给人的视觉和心理以极大冲击,“老照片”的历史价值正在于此。由于材料的昂贵和时局的动荡,现存的晚清民国时期老照片数量很少,且通常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因此一百年前莫理循沿丝绸之路所拍摄的照片更可谓弥足珍贵了。

1910年,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决心深入亚洲腹地,更进一步增强自己对中国局势的了解。他乘火车抵达洛阳后,一路骑马,带着仆人和两辆骡车,行程超过一万两千里,总计174天,此举使他成为横穿中国抵达喀什的第一名外国记者。这一艰苦的亚洲内陆旅程此前并非没有欧洲人的足迹,但他们一般是传教士、间谍、考古学家,或者商人,其观察社会生活的视角与一个记者是完全不同的。

在拍摄照片时,一个人内心的视界,决定了他想要观察到什么样的世界。在本书遴选的658帧照片中,不难看出莫理循时常把镜头对准西北的普通中国人(而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拍照片):村民、差人、仆役、邮差、小贩、商人……,与之相比,官员和传教士出现的频率要低得多。一路上他关注西北各省革新的活力,而这种力量最终仍要依靠所有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一如当年报道他这次西北之行的《泰晤士报》社论所指出的,“中国从未被真正削弱的有力证据不在紫禁城内,而在幅员辽阔却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正是这种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同情心,致使他后来与自己供职的《泰晤士报》领导层之间产生不睦。

尽管他不吝称赞一路景色,但时隔百年,国人在回顾这些当年的真实记录时,内心更多的只怕是感到一种凄凉。照片上的大部分中国人都衣衫褴褛,即使在中心城市,房屋也大多都是蔽破的土坯房。在1870年代的战乱中,甘肃省人口剧减到仅有此前的五分之一,以至于莫理循一路所见仍看到大量废墟和空无一人的烽燧,以至于他说“村庄毁坏是这个省大部分地区的特征”。当时西北没有一寸铁路,也没有汽车,可通行马车就已是最佳路况了,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他走了整整70天。

出于他的职业敏感,他在新疆意识到“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在减弱”,不仅因为中国革新力量的兴起,也因为俄国势力的排挤。在他照片中不时出现俄国侨民和华俄道胜银行,在他此行结束不过三年后,这一俄国控股的银行就完全操纵了新疆的金融市场。颇让人感兴趣的另一幕是:兰州、凉州、乌鲁木齐等地的西方人,不论是俄国商人还是比利时传教士,大多穿着中国式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甘州天主教堂除了屋顶的十字架外,外观上与一般中国房屋并无多大区别,这种中西合璧的妥协无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象征之一。

在多数时候莫理循对中国还是保持了积极的评价——除了对清军边防部队的士气和装备。在今乌恰县境内的两处堡垒中,他发现加起来仅有5名衣衫褴褛的守卫士兵,没有一个穿军装,其中一人甚至因吸食鸦片而终日昏睡,甚至让他觉得“我敢肯定这个边疆要塞会在三个拿着扫帚的老妇人勇敢的打击下陷落”。他因此致信中国的外交官员反映此事,希望引起他们重视,建议派驻军纪严明的边防部队来显示中国的尊严,因为每一个外来者将在这里获得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他的这些观察与1916年谢彬《新疆游记》中所记相符,谢彬也注意到新疆兵力单薄,“军容更异常腐败”。但直到1949年后,他所设想的情景才成为现实。现在,当年的这两处堡垒以西不远的伊尔克什坦口岸已是中国对中亚贸易的重要窗口,几年前日本摄制组在这里所观察的边境线两侧的力量对比,与一百年前相比已出现了根本逆转。

的确,今天如果沿莫理循的足迹重走丝绸之路,与他的记录两相对比,是无法不让人深深感慨的。他照片中的西安清真寺省心楼、兰州黄河水车、乌鲁木齐红山嘴、喀什香妃墓……等等,前些年我也曾去过,只是有些场景早已沧海桑田。最明显的是红山嘴,1910年照片上十分荒凉,甚至还有牛马及卵石河滩;而现在则是红山公园,位于乌鲁木齐繁华的闹市中心,周围车水马龙,被车辆和广告牌所包围。

在整个民国期间,甘肃、新疆的社会及经济状况与莫理循当年所见并无本质的变化。他照片中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大街也只是两排简陋的泥坯房子,1927年徐旭生访问新疆时,在乌鲁木齐遇大雨,“终日因街上泥大,不能出”,其街道之泥泞肮脏可见一斑。直到1948年,美国学者鲍大可所看到的乌鲁木齐仍只是一个“由许多小商铺和居民房屋构成的一个大而肮脏的城镇”,人口仅约8万,“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在他看来当时兰州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难怪他1988年重访时看到它变成一个人口超过150万的大城市时深感震惊。

如果莫理循能活着看到这一幕,他必定也会在震惊之余为之高兴的,因为如他本人在此行的备忘录中所写的,他一直“对中华帝国壮大与繁荣的各项事业均表关注”。也许他未曾料想到的是:一百年后他的故乡澳大利亚正与中国的繁荣休戚与共,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澳大利亚的繁荣。2008年4月9日,有史以来第一位能讲流利汉语的西方领导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盛赞“莫理循是中澳文化交流的先驱”,这一称号是他当之无愧的,虽然中国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都早已超出了他当年哪怕是最大胆的预期。

载2009-7-11《广州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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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本书绝大多数篇幅均为历史照片,文字基本上是图片的注解,除了一些专名外翻译难度不大。编译者窦坤(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在编译后记中已谈到,书中一些人名地名“有待进一步考证”或存疑,兹列数条如下以备商榷:
上册
P15:店张驿(今陕西平县店张镇):按“平县”(原文误作Ping county)当为“兴平市”之误,店张现为该市店张街办。
P18:彬州:按1910年时当作邠州,民国裁州设县,1964年才改邠县为彬县
P40:岔口驿(今祝县):按当作“天祝县”(原文误作 Zhu county)
P41:龙沟堡:Lungkow Pu似是“隆贵铺”,参《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甘肃分图
P81:甘州山西票号的刘老板:原文说刘是Shenxi Banker,按当系陕西票号商人。虽然山西票号更著名,但西北及青藏一带仍以陕西票商为多,而且莫理循的拼法,Shenxi系指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