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罗生门
时间:200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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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著,江苏人民2006年11月版

西安事变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历史事件:由于它的意外爆发,影响和推动了一个多方利益交错局面的历史进程。也正因为这一点,对于它的看法,向来每一方都有自己一套标准的说法。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此,使人困扰的地方也在此,因为凡是这类事件,其真相都不易为人所知。

然而史学的根本立足点就是就是事实真相。杨奎松的这本《西安事变新探》看来正是力图复原这一历史图景,因此大量采用电文等第一手的资料,仿佛一个破案老手,竭力采用最原始材料,来探寻70年前的旧案底。作者的努力就在于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张学良与中共结盟的目的何在?西安事变因何爆发?

西安事变之前的西北局势极为复杂。1935年10月,红军和东北军几乎同时进入陕西,使地方实力派的杨虎城地位一落千丈。当时虽然陕北一带属防卫空虚的三不管地带,但当地极为贫瘠,红军生存尚且艰难;因此中/共内部的基本共识是:留在陕北无异于坐以待毙,必须行动以解决生存问题。此时,蒋介石则期望东北军能完成对红军的包围,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夙愿,同时又削夺杨虎城兵权。在这个大棋局,还有两个幕后角色参与:中/共背后的苏联及积极图谋称霸东亚的日本,而这两者又是不共戴天的宿敌。在这六方博弈中,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打算,并与另外五方存在着矛盾——即使是中/共与苏联之间也是如此,苏联当时认为中/共在军事上卷土重来已无可能,应动员国内力量拖住日本,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不过斯大林却又极不信任中国的军阀。

这本书看来并不准备回答以上所有问题,这个罗生门一般错综复杂的事件也的确是难究真相的。因此作者从西安事变中最关键的两方:张学良的东北军与中共关系入手,以寻求事变背后各方的动机。他也明白指出:西安事变的直接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但这种胜利,实际上是因为中/共最清楚地利用了事变中另外数方的矛盾冲突。

中/共革命史对人的一个巨大吸引力,正在于:它奇迹般的胜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长征抵达陕北时,虽然无疑是一个胜利,但陕甘宁边区全部控制人口仅40万,红军只有3万人,当时恐怕无人能料想到,这样一个处于绝对劣势、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的政党,在其之前的14年历史中又一直是个边缘化的社会异己力量,却能在之后的14年内,越来越强大,最后竟统一了分裂数十年的全中国。在这一点上,官方强调的一直是内部因素,而这本书却突出强调了其外部因素:西安事变和日本侵华,正是中/共壮大的历史契机。

 当时东亚战云密布,人人以为战争难以避免(连战出生于1936年8月,其名即因祖父连横认为中日必有一战),中/共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心理。在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后,即将史诗般的逃亡行动长征一变而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在后来的对日战争中,毛泽东一向以保存实力为先,但“抗日”却是一个极有力的政治武器,概言之,即立场激进的小党以意识形态来挟持大党,使之陷于被动——就像近年来民进党喊出“爱台湾”,也使国民党不得不跟进一样。

从当时的形势来说,中/共意在尽快促成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1935.12.9,中共华北局策划发动一二·九学生运动目的之一也在此),而蒋介石却力图延缓,以争取更多时间来作战备,并竭力利用国际矛盾,他早已看出,东北问题非等待东亚问题完全解决之后才能解决。法国学者Jean Escarra有一句精辟的断言:“[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日本来说,已经晚了两年,对中国而言,却早了两年,故此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然而蒋的这一立场,在国人看来无异于软弱卖国,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尤其不满(少帅张学良当时也仅36岁)。这种矛盾的全面激化,则使原本绝不可能联合的西北三方(最初在中/共看来,张学良属对日不抵抗、卖国、反/共),竟消弭敌我,联合了起来,不但消解了中/共的生存危机,还一跃进入全国的政治舞台中心。

西安事变从爆发到谈判结束,仅有短短的13天(再拖下去也会引发中央军的全面进攻),但达成的政治协定却有着极深远的影响。1937年元旦,张学良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称“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他说对了,但这也是他个人悲剧的起点。张杨二人的命运结局都十分凄惨,但从另一面说,蒋介石至少也信守住了政治承诺,并未一回南京就马上宣布兴兵讨伐半独立的西北三方(毛泽东曾极担心蒋食言)。对当时的全国局势来说,事变的结局已经是最好的了,蒋介石被释放后,全国上下都极兴高采烈。如毛泽东总结的,事变的处理最后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在政府问题上也是“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以保全各方利益的同时,调整方向,一致对外。

对于此事的是非争论是永远不会平息的。日前的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国内并没有大动作纪念,但对此事的官方鉴定并无任何变动;而台湾方面虽然终于承认杨虎城遇害是错杀,但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仍认为西安事变不能平反。当时苏联官方的立场倒是更接近于国民党,它认为事变不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统一抗日战线,并将西安事变看成是日本指使的阴谋——这与中/共的立场恰好相反。

史学家马克·费罗曾分析俄国二月革命后数周内工人、农民、士兵各界发往首都的电报来分析研究不同群体对战争和革命的态度,结果发现他们的诉求重点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确,史学的基础是证据至上,但过分信赖“第一手资料”有时也会适得其反。本书中运用了大量的电文,但长征后期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几乎每天都有电文,由于时局极端紧张,电文之间相互矛盾、茫无头绪者所在不少。而且有些虽是密电,但真正的政治决策往往也并不出现在电报上。举个极端的例子:无人怀疑希特勒曾想对犹太人“最后解决”,但谁也无法证实他发过这样一条命令,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现这样的原始书面材料。

这本书运用的基本都是中文资料,也基本没有谈到日本——日本在这一事件中实为最大输家。在事变发生后,中国对日态度明显强硬,国内抗日情绪也开始高涨。虽然就本书的题目来说,不谈日本也算切题——只探究张学良和中共的关系为主,不过总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西安事变这个历史事件,或许本来也不是一本书所能容纳的。


  发表于  2007-01-15 22:34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无意中进来,看了这篇,又翻看你的旧文,写得真不错:见解独到,读书不少,文字也好!
乔乔 (http://blog.sina.com.cn/u/1041564654)   发表于   2007-06-12 00:32:51

这么优质的书评,阿北没有请你上豆瓣网(douban.com),真是一大损失啊。不知是否有空在那里汇集一下书评,以便读者查找?
 回复 花桥荣记 说:
谢谢,豆瓣的大名当然我早听说了,不过我业余时间不多,读书写博已自顾不暇,还是不要好为人师了吧。
(2007-03-02 12:57:53)
花桥荣记 ()   发表于   2007-03-02 01:22:26

西安事变无疑极其复杂。张学良最后定居纽约,吕正操再三请他回东北看看而不肯。如果他回来,按照民族英雄对待是一定的,然而他并不愿意。可见他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并不一定完全正面。当时他36岁,应该说还是公子哥儿,一时激动就改变了历史,经过多年禁闭而信仰了上帝,从个人而言确实造化弄人。从历史看,党确实最大的赢家,虽然这也不是党的最初目的。日本好像在此事件中参与不够,日本舆论一阵鼓噪,日本政府主战派利用舆论而为战争寻找原因,具体参与好像反而不够,可能当时对时局判断有误,毕竟当时情况太复杂,日本也在抓紧备战,大家同时角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回复 世界尽头 说:
此事的内情也许是永远也弄不清楚了。不过当时形势的高度复杂,对中/共是有利的,因为混水才可摸鱼,如果不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六方角力,而是与蒋氏中央军对决,无疑一败涂地,毕竟兵力是一比十,又经历长征后十分疲惫,立足不稳。
张学良个人的命运是很悲剧的,国共都完全改变了对他的评价,一方是将他从尊贵可比副元首拉到阶下囚,另一方是从唾骂他为卖国、反/共的军阀抬升到民族英雄。这种剧变对他的宗教情绪可想影响极大。
(2007-01-21 10:48:15)
世界尽头 ()   发表于   2007-01-19 09:08:30

西安事变属于为数不多的那种历史事件:由于它的意外爆发,影响和推动了...
匿名 ()   发表于   2007-01-18 13:32:33

主人是做广告的,文末出现广告也算切题。
 回复 mediatech 说:
halida说的是结尾blogbus插的周杰伦广告吧?我文中可没为此书做广告,与作者非亲非故,末尾两段倒都是表示遗憾的。
(2007-01-17 09:35:54)
mediatech ()   发表于   2007-01-16 23:06:10

结尾为什么有广告了?
halida ()   发表于   2007-01-16 12: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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