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推荐之下看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在豆瓣上看过的人很多，而且评分很高，但之所以如此并非人们赞赏它的观点，而是当作“史上最雷人/彪悍之书”或笑话集来看的。1982年此书出版时，正义凛然地撰写这些战斗檄文的音乐家们决不会想到，仅仅一代人之后，他们的著作会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经典，以至于他们的正义凛然也成了一种雷人之举。这种转化几乎是有哲学意义的：同样一件物品，当人们用新视点重新安排和观察它的时候，它原有的意义就消失了，正如杜尚拿着一个普通的陶瓷小便池并标上“泉”的题目拿去参加美术展时，它就代表了一个艺术哲学上的新思想。

想想也是挺悲哀的：一个人真诚而严肃地展现他的道德姿态，但这些在后人眼中全然是笑柄。话语是有自己的生命的：一段话语一旦脱离具体的语境，其意义就被完全消解了。一个人在炮火前慷慨宣誓“为革命不怕牺牲”，与在灯红酒绿中笑嘻嘻地说同样一句话，其含义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中撰文的大多是一时之选，他们以十分专业的语言来剖析“黄色歌曲”——然而在现在人的眼中，他们越是这样严肃认真地做，越是看起来像在戏仿（parody）和恶搞，连《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个题目本身也显得异常可笑。当我们读《韦小宝同志生平》这样的文章时，人人都知道作者是故意在戏仿，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作者却并非有意为之，也许正因此才格外让人觉得好笑。它无意中暗合了在无厘头和恶搞中产生的现代性体验，并由此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居然重新风行起来。

对这本书看法的变迁也暗示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以至于现在人们回顾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大概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陌生。1980年代初朱逢博因站在绿色灯泡围成的乐池里唱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酒吧作风”，另一首《妈妈教我这支歌》也曾遭一位资深音乐家的激烈反对：“能用这样软绵绵的情调歌唱我们的党吗？”梁晓声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提到文革时在北大荒，“我”偶尔听到河流上游有人在轻轻唱歌：“九九那个艳阳天那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小河边……”这首歌如今只能算是相当“淳朴”的民歌风格，但在当时“是列入‘黄色歌曲’一类，绝对禁止唱的。是哪一个姑娘在唱呢？她也太忘情太大意了！如果让我们的副指导员听到，少不了又要开展一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斗争’。”然而最终令“我”目瞪口呆的是：唱歌者竟然正是副指导员李晓燕。在面对面时，两人都僵立当场，尴尬无比，俨然在犯罪现场被抓个正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书中将一些轻音乐称为“黄色歌曲”，认定它不是追求真正的艺术价值，而是商品化的艺术，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虽然作者在认真地追问“绝大部分以男女两性之爱为主题”的黄色歌曲“问题不在于是否表现了爱情，而是在于如何表现爱情，它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这话听起来也没什么错，但现在人只会笑嘻嘻地看这段话，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本身就充斥着这类歌曲，大家早已对洪水猛兽见惯不惊。这本书之所以在1982年出版，大概也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还处在挣扎之中；其中一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1980年所写的就代表了这种且战且退的想法，在他看来，文革时“不仅群众喜爱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被打成毒草，连淳朴的民歌也被说成是黄色音乐。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似乎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黄色音乐’，主张不管什么音乐，色情的、颓废的都可以开放。这无疑也是错误的。”

只有在这种新旧交替的阶段才有激烈的争论，一旦过了这个时期，就没什么可争论了。邓小平说先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议，发展起来再说，是个高明的拖字诀。1980年代初还会说“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流行音乐’滋长繁殖的温床”（页30）、黄色歌曲“是音乐生活中的一种污染，是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化、商业化、庸俗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页31），如今充斥着流行乐的今天，还有谁会这么说？

这也是历史上固有的现象。很多总是喜欢关注一些还在争论的议题，却不易注意到一些已经不再成为议题的议题事实上已发生巨大变化。1925年，裙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露出膝盖，在西方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恰好当时发生了一场地震，那不勒斯主教竟声称这是短裙的出现触怒了神灵。美国犹他州甚至立法规定女人穿高于脚腕7.5厘米的裙子上街要坐一年监狱。然而等到比基尼出现的时候，短裙露出膝盖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相反它已经显得相当保守。

如果追溯更早的年代，这一点就更明显了。在加尔文神权统治的年代，日内瓦法律规定不准打扑克、唱歌；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被判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去，也被判刑；两名船员吵架，虽然无人受伤，但被宗教法庭处死。日内瓦号称共和国，但在现代人的眼里，这些法律骇人听闻的专制程度只怕还超过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和伊朗什叶派神权政治。中世纪基督教牧师认为公共浴室是道德败坏和异教礼仪，16世纪伦敦就没有一个浴室设施。美国殖民地时期清教徒社团颁布blue laws，严禁在周日从事某些非宗教性活动，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奥博瑟卢斯，在公共场所穿着低腰牛仔裤将被判处6个月监禁，露出内衣也是违法的。几乎直到20世纪之前，整个西方对“道德松弛”都是相当警惕的，不过用Elias的话说，在“文明的进程”本能被缓慢、逐步地压抑住了，比如，很多非常暴露的服装（和女式泳装）就预设了“一种非常高层次的本能控制”。

在中国史上的情况也不鲜见。上古时中国人登席脱履复脱袜，否则就被认为失礼；到唐代起了一个关键的转变：虽然在祭祀等至为庄严的场合里，脱除鞋袜仍属必要，但“寻常入朝”觐见皇帝的官员，已经开始穿鞋子了。到了清代则视古人的脱袜入朝“近于裸亵”。现代当然又变回来了：野餐时如果有人脱鞋除袜喜欢在草地上走走，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王笛研究1870-1930年间的成都市民文化时曾指出，当时“一些所谓的‘调戏妇女’的事件，实际上是由于保守的社会环境而被夸大的”，用今天的眼光看许多都是极为平常的人际交往而已。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活在当下算是捡了条命》，表明即使在二十年前，只是异性开玩笑搭讪、跳舞等都有可能被视为耍流氓或通奸而惹上杀身之祸，这一点上中国和伊朗、印度一样，都属于“连接吻都被视为性行为的东方国家”。

所以有时我常常想，回顾哪些问题渐渐不再被视为“问题”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当裙子露出膝盖后，虽然遭到猛烈抨击，但社会风潮却还是朝着更“解放”的方向一路前进（直到出现比基尼），然而这个时候却无人注意：“裙子露出膝盖”这一件事渐渐地已经没人争议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也往往如此：观察哪些事远离中心议题，可以更好地有助于说明中国所已经取得的进展。因为凡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都是无法引发争议和聚焦的。

就此而言，《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甚至是有历史意义的。它恰好在一个转折性的时刻记录了一种即将迅速消失的道德姿态——它随后就显得不合时宜、可笑、荒谬、乃至专制和泛政治化。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第一次大范围地体验着媚俗艺术带来的现代性，一切非媚俗的作品和情境也被当作媚俗艺术一样来体验，以及“不自觉地对审美反应作出戏拟”——这也就是我们随处可见的恶搞和无厘头文化，人们采取一种轻浮和不严肃的极端形式，游戏地对待早先的严肃观念。在这样的语境中，原有的意义已经被消解和去除，完全是一派喜气洋洋的严肃。这大概也是《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作者们完全无法料想的情形：他们并不是遭到了攻击或批判，只是他们的一切话语都被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他们说的一切看起来只剩下“雷人”和“彪悍”的效果。

说到底，谁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呢？没有一个人、一段话语、一个文本能幸免吧。也许不用等二十年，就会有人觉得我这样认真地讨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所暗示的社会及观念变迁，也是一件雷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