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
[哈]克拉拉·哈菲佐娃·沙伊苏尔坦诺夫娜 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传统上中国有两个对外出口：西域和南海；而前者尤其重要，在欧风东渐之前，中国所接受的主要外来文明影响来自印度和波斯，它们大抵都是通过穿越中亚沙漠的丝绸之路而来。中国汉唐各朝对中亚均采取积极干预的姿态，使得在讨论中亚古代史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中国因素——正如谈论战后的东亚局势，也必须将美国计算在内一样。

自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西域驻军内撤勤王后，历代中原王朝的防御重心逐渐转向东北，河西通道闭塞，除了若有若无的对外交通之外，中原王朝的力量几乎绝足中亚一千年之久。而正是在这一段关键时期，发生了两件奠定此后中亚历史走向的大事：即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当明清时中国人再次进入这片离海洋最远的腹地时，他们所看到的已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迥异于汉唐两代时的中亚。

虽然本书将14-19世纪（也即明清两代）中国在中亚的外交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单元，注重其连贯性和共性，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明清两代对中亚的认识、干预有着极大的差别，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则是另一个外部因素，即对蒙古游牧军事力量的掌控与否。历来要成功进占西域，就必须击败蒙古高原的游牧势力，反过来，征服这一游牧势力之后，也常常导致中原王朝的势力向西域延伸。清朝重视西域、积极干预其局势，其根本考虑并不在于西域本身，而是一个链条上的一环——即满蒙联合是国策，而欲使蒙古稳定必须平准噶尔汗国；欲平准噶尔则必须进军西域。因此在对中亚的外交上，清朝也体现出远比明朝积极和重视的态度。

明时对西域的消极态度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看出：即当时中国国境的西界实际上是嘉峪关。嘉峪关以西唯一与明王朝保持密切接触的只有哈密地方政权。明人对西域的了解至为浅薄，以至于号称良史的《明史》，在其西域传中竟将Qamil的不同汉译“哈梅里”和“哈密”视为不同两地，分别立传；中亚名城赫拉特，明时异译为哈烈、黑娄，《明史》修撰者不明其由，也为两者分别立传，更误把哈烈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又别立一传；又把张雨《边政考》中的阿速城（阿克苏）移至天方附近。帖木儿帝国当时横跨整个中亚，在明初时甚至一度试图进军中国，只是因为跛子帖木儿病死才作罢；对此明人看来一无所知，《明史》中甚至根本没有记叙这一帝国，而将其境内主城分别立传，当然这也因该帝国在后期地方割据严重所致（参见L. Bouvat《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序）。

因此，明朝对中亚的外交基本上只求“羁縻勿绝”，而一旦有外交纠纷，朝廷的唯一反应通常也就只是拒绝其贡品（如哈密1469-1470年支持瓦剌反明时），或威胁“永不许贡”（如对吐鲁番入侵哈密的反应），关闭上嘉峪关。与这种消极闭关的姿态恰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采取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开拓性姿态，软硬兼施，最终使得中国在一千年后再次以强国姿态重返亚洲腹地。

和明朝不同，清朝从一开始就牢牢地将蒙古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一直贯彻到王朝覆灭。在这方面清朝诸帝均有清醒的认识和极端重视的决心。与明时出河西走廊接触中亚不同，清朝因为已征服蒙古高原，所以接触的通道变成了东西蒙古的游牧地（本书中将这种单线式的沟通称之为“独木舟式的外交联系”）。因此当准噶尔骑兵威胁蒙古高原时，清廷采取了坚定而迅速的反应，经过康熙、乾隆两朝的反复斗争，最终平定西域。而这一军事行动也极大地刺激了清代中叶以后的西北史地之学，使清代学者对西域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明人。

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可能已经预先期望读者会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因此她的研究实际上并不讨论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在于这五百多年的时间中一些中国对中亚外交的总体性的特点，例如中国的西部政策、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外交（使团供给、礼仪问题等）、外交制度（朝贡、封爵、人质、藩属）、精神文化与外交（如儒家思想对外交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既宏大又别开生面的议题，且作者很好地利用了中亚及俄国的史料，提到了许多鲜为人知而耐人寻味的史实，如康熙接见中亚来使时，以准噶尔使者位最尊，俄国代表位居其下（页91），证明当时在清廷眼里，俄国的重要性还不如准噶尔。她非常努力运用中文史料，并追溯汉唐在中亚外交对明清时期的影响，以试图勾勒一个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全景式的画面。

但作者过于强调这种整体性和延续性，而欠缺对期间变化和断裂的讨论；如前所述，明清两代的中亚外交是有着相当大区别的，虽然这种延续性也许更为根本。显然，在某些方面，清朝对中亚政策与明朝是不会有二致的，例如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正如书中所说，清朝试图将“藩属”地位强加给俄国，“中国皇帝写给俄国的信札，其形式和口气，就像是对待中央亚细亚一些小国君主一样。”反过来俄国政府也是将中国“看作是西伯利亚那边的一个小领地”。因为过度强调这种延续性，所以她得出结论说，明朝时制定了中国对中亚的基本战略方针，其实质“可归结为：以定居农耕文化对抗游牧文化，以穆斯林世界对付蒙古人”（页244），这个结论至少在清朝时是很难成立的，她没有注意到明清两代对蒙古和中亚的具体政策是有着鲜明反差的。

此外必须看到的是：本书中讨论的一些外交政策（如朝贡、藩属、人质制度等），是古代中国对外政策整体的一部分——不仅对中亚如此，对东南亚、朝鲜等地也是如此。因此要确切地理解明清对中亚外交的特点，还必须了解与历朝（时间上）和对中国其它邻国（空间上）相比，对中亚外交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放置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中，才能看出更多有意思的问题来，正如研究一朵花本身固然是一种聚焦，但如果把它放在花丛中，更能看出它自身的特点来。当然对于一个专职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来说，这样涉及的面也许是太广了。

作为一个哈萨克斯坦学者，作者对中国在中亚外交中体现的大国中心主义十分敏感。例如她意识到：自汉代起，中国人记载的西域资料就都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强调该地区与中国的关系从古代开始，不提该地区的国家地位”（页39），包括对帖木儿帝国的记载也只提其治下各城。但这更可能是一种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理解，而未必是一种帝国主义情绪。她又乐于相信中国重返中亚是因为地狭人稠（页51-52），但这其实是对魏源论述的一种曲解：魏源本意只是说平定西域有好处，而没有说这就是出兵的根本目的。此外她误以为两汉时出使西域者多下级官员，是因为“当他们在异国宫庭中接受那些从中国礼节看来带有屈辱性的礼仪时，不致使国家的威望受到损害”（页59），实际上只是因为出身卑微者更容易将这种冒险当作一次机会（见《史记·大宛列传》），并非国家政策如此。在她看来，“中国纪年法”在清代的广泛推行是为了“使广大帝国境内的纪年法统一”（页168），这表明她未能了解：“颁正朔”乃是中国文明中极为重要而含义微妙的一个政治行为。

在当今的世界局势中，中亚已被边缘化，这种状态实际上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以至于要更好地理解当今的中亚，回顾历史也许是一种必要。《剑桥伊斯兰史》曾说“中亚从16世纪初就被分离出去……从此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由于发现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路线，丝绸之路渐渐变得多余了……自从迈进现代的门槛，中亚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外省历史。”但对中国来说，中亚始终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今天中国逐渐复兴时，中国对外投放力量的两个方向仍是传统的中亚（西域）、东南亚（南海）。正如清代中期中国重返中亚激起西北史地之学一样，我深信中国的中亚、东南亚研究的深化也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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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p.24：匈奴、古萨基、粟特等古代民族的语言：按萨基当即塞种（Saka）
p.43：[北方的“草原人”和“森林人”]他们被称为“时来时往的人”。“草原人”为了寻找水和草：按“时来时往的人”当即古人所称“雁臣”，“为了寻找水和草”当译为“逐水草而居”
p.58：[张骞、班超]一直保存着节杖（也就是国书）：按《辞源》谓“节”是“古代使臣执以示信之物”，节杖不可能作为国书
p.59：[郑和]生于新疆（应为云南——译者）；p.219：谓崇祯帝在满洲人（当为李自成军）包围下自杀。这两处译者已更正
p.86：在金銮殿上，中国皇帝的宝座位于南面，“仆从”觐见，皆面朝南，否则是不可能的……蒙古人的门传统上朝东开。下译者注：此段中作者对左右、南北的描述似有误。按：古代皇帝是“面南背北”，所谓“南面为君”，君主朝南，而臣子面朝北；蒙古人的帐门一般也朝南开。
p.88：中国自古以来以左首为尊，表示居长：按两汉以来尚左，上古是尚右的，故“左迁”指贬官
p.87：米西尔（埃及）：按埃及（Misr）元明时通译“密昔儿”
p.120：蒙古法律《伊赫·札撒》（即“大律令”之意）：按通译“也客札撒”
p.144：游牧的乌卢斯：按蒙语Ulus有部落、国家、人民的意思，通译兀鲁思
p.181：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对中国康熙皇帝以兄弟相待：英王爱德华四世（1442-1483）与康熙前后相距200年，此处必有误
p.181：谓宋辽兄弟之国，宋、西夏（唐古特）亦兄弟之国：按澶渊之盟规定宋帝年较长而为兄，此后仍以年齿论，因此宋帝并非必然为兄，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西夏元昊时对宋称臣，非兄弟之国
p.198：萨满教（为清朝满洲人所创立）：按萨满教其来有自，非创自满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