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重返中亚
时间:2009-09-02


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
[哈]克拉拉·哈菲佐娃·沙伊苏尔坦诺夫娜 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传统上中国有两个对外出口:西域和南海;而前者尤其重要,在欧风东渐之前,中国所接受的主要外来文明影响来自印度和波斯,它们大抵都是通过穿越中亚沙漠的丝绸之路而来。中国汉唐各朝对中亚均采取积极干预的姿态,使得在讨论中亚古代史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中国因素——正如谈论战后的东亚局势,也必须将美国计算在内一样。

自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西域驻军内撤勤王后,历代中原王朝的防御重心逐渐转向东北,河西通道闭塞,除了若有若无的对外交通之外,中原王朝的力量几乎绝足中亚一千年之久。而正是在这一段关键时期,发生了两件奠定此后中亚历史走向的大事:即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当明清时中国人再次进入这片离海洋最远的腹地时,他们所看到的已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迥异于汉唐两代时的中亚。

虽然本书将14-19世纪(也即明清两代)中国在中亚的外交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单元,注重其连贯性和共性,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明清两代对中亚的认识、干预有着极大的差别,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则是另一个外部因素,即对蒙古游牧军事力量的掌控与否。历来要成功进占西域,就必须击败蒙古高原的游牧势力,反过来,征服这一游牧势力之后,也常常导致中原王朝的势力向西域延伸。清朝重视西域、积极干预其局势,其根本考虑并不在于西域本身,而是一个链条上的一环——即满蒙联合是国策,而欲使蒙古稳定必须平准噶尔汗国;欲平准噶尔则必须进军西域。因此在对中亚的外交上,清朝也体现出远比明朝积极和重视的态度。

明时对西域的消极态度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看出:即当时中国国境的西界实际上是嘉峪关。嘉峪关以西唯一与明王朝保持密切接触的只有哈密地方政权。明人对西域的了解至为浅薄,以至于号称良史的《明史》,在其西域传中竟将Qamil的不同汉译“哈梅里”和“哈密”视为不同两地,分别立传;中亚名城赫拉特,明时异译为哈烈、黑娄,《明史》修撰者不明其由,也为两者分别立传,更误把哈烈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又别立一传;又把张雨《边政考》中的阿速城(阿克苏)移至天方附近。帖木儿帝国当时横跨整个中亚,在明初时甚至一度试图进军中国,只是因为跛子帖木儿病死才作罢;对此明人看来一无所知,《明史》中甚至根本没有记叙这一帝国,而将其境内主城分别立传,当然这也因该帝国在后期地方割据严重所致(参见L. Bouvat《帖木儿帝国》,冯承钧译序)。

因此,明朝对中亚的外交基本上只求“羁縻勿绝”,而一旦有外交纠纷,朝廷的唯一反应通常也就只是拒绝其贡品(如哈密1469-1470年支持瓦剌反明时),或威胁“永不许贡”(如对吐鲁番入侵哈密的反应),关闭上嘉峪关。与这种消极闭关的姿态恰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采取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开拓性姿态,软硬兼施,最终使得中国在一千年后再次以强国姿态重返亚洲腹地。

和明朝不同,清朝从一开始就牢牢地将蒙古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一直贯彻到王朝覆灭。在这方面清朝诸帝均有清醒的认识和极端重视的决心。与明时出河西走廊接触中亚不同,清朝因为已征服蒙古高原,所以接触的通道变成了东西蒙古的游牧地(本书中将这种单线式的沟通称之为“独木舟式的外交联系”)。因此当准噶尔骑兵威胁蒙古高原时,清廷采取了坚定而迅速的反应,经过康熙、乾隆两朝的反复斗争,最终平定西域。而这一军事行动也极大地刺激了清代中叶以后的西北史地之学,使清代学者对西域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明人。

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可能已经预先期望读者会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因此她的研究实际上并不讨论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在于这五百多年的时间中一些中国对中亚外交的总体性的特点,例如中国的西部政策、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外交(使团供给、礼仪问题等)、外交制度(朝贡、封爵、人质、藩属)、精神文化与外交(如儒家思想对外交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既宏大又别开生面的议题,且作者很好地利用了中亚及俄国的史料,提到了许多鲜为人知而耐人寻味的史实,如康熙接见中亚来使时,以准噶尔使者位最尊,俄国代表位居其下(页91),证明当时在清廷眼里,俄国的重要性还不如准噶尔。她非常努力运用中文史料,并追溯汉唐在中亚外交对明清时期的影响,以试图勾勒一个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全景式的画面。

但作者过于强调这种整体性和延续性,而欠缺对期间变化和断裂的讨论;如前所述,明清两代的中亚外交是有着相当大区别的,虽然这种延续性也许更为根本。显然,在某些方面,清朝对中亚政策与明朝是不会有二致的,例如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正如书中所说,清朝试图将“藩属”地位强加给俄国,“中国皇帝写给俄国的信札,其形式和口气,就像是对待中央亚细亚一些小国君主一样。”反过来俄国政府也是将中国“看作是西伯利亚那边的一个小领地”。因为过度强调这种延续性,所以她得出结论说,明朝时制定了中国对中亚的基本战略方针,其实质“可归结为:以定居农耕文化对抗游牧文化,以穆斯林世界对付蒙古人”(页244),这个结论至少在清朝时是很难成立的,她没有注意到明清两代对蒙古和中亚的具体政策是有着鲜明反差的。

此外必须看到的是:本书中讨论的一些外交政策(如朝贡、藩属、人质制度等),是古代中国对外政策整体的一部分——不仅对中亚如此,对东南亚、朝鲜等地也是如此。因此要确切地理解明清对中亚外交的特点,还必须了解与历朝(时间上)和对中国其它邻国(空间上)相比,对中亚外交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放置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中,才能看出更多有意思的问题来,正如研究一朵花本身固然是一种聚焦,但如果把它放在花丛中,更能看出它自身的特点来。当然对于一个专职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来说,这样涉及的面也许是太广了。

作为一个哈萨克斯坦学者,作者对中国在中亚外交中体现的大国中心主义十分敏感。例如她意识到:自汉代起,中国人记载的西域资料就都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强调该地区与中国的关系从古代开始,不提该地区的国家地位”(页39),包括对帖木儿帝国的记载也只提其治下各城。但这更可能是一种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理解,而未必是一种帝国主义情绪。她又乐于相信中国重返中亚是因为地狭人稠(页51-52),但这其实是对魏源论述的一种曲解:魏源本意只是说平定西域有好处,而没有说这就是出兵的根本目的。此外她误以为两汉时出使西域者多下级官员,是因为“当他们在异国宫庭中接受那些从中国礼节看来带有屈辱性的礼仪时,不致使国家的威望受到损害”(页59),实际上只是因为出身卑微者更容易将这种冒险当作一次机会(见《史记·大宛列传》),并非国家政策如此。在她看来,“中国纪年法”在清代的广泛推行是为了“使广大帝国境内的纪年法统一”(页168),这表明她未能了解:“颁正朔”乃是中国文明中极为重要而含义微妙的一个政治行为。

在当今的世界局势中,中亚已被边缘化,这种状态实际上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以至于要更好地理解当今的中亚,回顾历史也许是一种必要。《剑桥伊斯兰史》曾说“中亚从16世纪初就被分离出去……从此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由于发现了通往东亚的海上路线,丝绸之路渐渐变得多余了……自从迈进现代的门槛,中亚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外省历史。”但对中国来说,中亚始终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今天中国逐渐复兴时,中国对外投放力量的两个方向仍是传统的中亚(西域)、东南亚(南海)。正如清代中期中国重返中亚激起西北史地之学一样,我深信中国的中亚、东南亚研究的深化也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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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p.24:匈奴、古萨基、粟特等古代民族的语言:按萨基当即塞种(Saka)
p.43:[北方的“草原人”和“森林人”]他们被称为“时来时往的人”。“草原人”为了寻找水和草:按“时来时往的人”当即古人所称“雁臣”,“为了寻找水和草”当译为“逐水草而居”
p.58:[张骞、班超]一直保存着节杖(也就是国书):按《辞源》谓“节”是“古代使臣执以示信之物”,节杖不可能作为国书
p.59:[郑和]生于新疆(应为云南——译者);p.219:谓崇祯帝在满洲人(当为李自成军)包围下自杀。这两处译者已更正
p.86:在金銮殿上,中国皇帝的宝座位于南面,“仆从”觐见,皆面朝南,否则是不可能的……蒙古人的门传统上朝东开。下译者注:此段中作者对左右、南北的描述似有误。按:古代皇帝是“面南背北”,所谓“南面为君”,君主朝南,而臣子面朝北;蒙古人的帐门一般也朝南开。
p.88:中国自古以来以左首为尊,表示居长:按两汉以来尚左,上古是尚右的,故“左迁”指贬官
p.87:米西尔(埃及):按埃及(Misr)元明时通译“密昔儿”
p.120:蒙古法律《伊赫·札撒》(即“大律令”之意):按通译“也客札撒”
p.144:游牧的乌卢斯:按蒙语Ulus有部落、国家、人民的意思,通译兀鲁思
p.181: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对中国康熙皇帝以兄弟相待:英王爱德华四世(1442-1483)与康熙前后相距200年,此处必有误
p.181:谓宋辽兄弟之国,宋、西夏(唐古特)亦兄弟之国:按澶渊之盟规定宋帝年较长而为兄,此后仍以年齿论,因此宋帝并非必然为兄,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西夏元昊时对宋称臣,非兄弟之国
p.198:萨满教(为清朝满洲人所创立):按萨满教其来有自,非创自满洲人


  发表于  2009-09-02 22:57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评论

在当今的世界局势中,中亚已被边缘化,这种状态实际上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对于中亚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地位的认识是错误的。中亚非但不是边缘,反而是中心。
JJJ (http://www.douban.com/group/CentralAsia/)   发表于   2009-09-16 13:57:55

一切将被改变

回头再仔细读的。我喜欢看你写关于外族的东西。虽然看起来仿佛约莫好像是个书评活计~。哈哈哈

“这表明她未能了解:“颁正朔”乃是中国文明中极为重要而含义微妙的一个政治行为”
——那么,写一篇关于“礼”的损益和政治活动的东西吧。如果有闲或者正好的话。切盼。
 回复 看完这篇真的就要闪了 说:
“礼”的话题太大了,我说不好,《怀柔远人》这样的著作都遭到那么大的争议,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好。即使“颁正朔”也是个要很费力才能说好的话题,我还没那么举重若轻啊。
这本书是朋友借我看的,他期盼我写一篇书评,在内部电子读物发表(一般的报刊也不会要这样既艰涩又较早出版的专著),当然也无稿费的。这反倒也自由,就像上次写《松漠之间》那篇,一开始就知道无处发表,倒也无所顾虑了。
(2009-09-04 08:18:53)
看完这篇真的就要闪了 ()   发表于   2009-09-03 22:24:43

嗯,谢谢维舟兄,你推荐的这些书我只读过姚大力先生的《北方民族史十论》,这本书我十分的喜欢,不知维舟兄对此书如何看?小弟是一名历史系的学生,以后有问题还要多向维舟兄赐教…
 回复 残笛 说:
不敢,知无不言。姚大力先生这本书颇为严谨,只是内亚史水很深,多多参见各家著作为善。
(2009-09-04 08:05:41)
残笛 ()   发表于   2009-09-03 19:35:39

“即使在今天中国逐渐复兴时,中国对外投放力量的两个方向仍是传统的中亚(西域)、东南亚(南海)。正如清代中期中国重返中亚激起西北史地之学一样,我深信中国的中亚、东南亚研究的深化也正当其时”

严重赞同!
zippo2000 ()   发表于   2009-09-03 15:23:47

素闻维舟兄对北方民族史颇有研究,不知道可否推荐几部关于室韦的一些书或是论文,小弟在此谢过。
 回复 残笛 说:
室韦是个很冷门的话题,我所看过论述这一问题的专著只有张久和所著《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一书。这本书也不够好,但对室韦史料搜罗甚勤,可以参见。论文就很散了,非常零碎,一时不及详查,粗略记忆所及有:
1)伯希和论“鲜卑”与“室韦”两名应出同源,这一点大致已被各家接受,如徐文堪《吐火罗语考》和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均引用
2)刘迎胜《西城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研究》谓已汉化的拓跋鲜卑贵族不愿与自己有近亲关系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族名,故名之“室韦”
3)亦邻真《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有论述室韦问题,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
4)王颋《圣王肇业》谈到辽代室韦形成新的部落联盟,萌古不再与室韦连称,黄头室韦改称黄头女真;室韦也改称水鞑靼,故室韦之名到金末、元初,就完全消失了
(2009-09-03 13:54:01)
残笛 ()   发表于   2009-09-03 13:15:34

博主之校对十分精彩
yy ()   发表于   2009-09-03 10:26:45

维舟兄,小弟十分佩服兄长的学识,不知维舟兄是否精通蒙古语?
 回复 残笛 说:
不敢,我对蒙古语哪里可能精通呢,只不过通过自学粗通一点(主要是词汇),也没有余力深入。
(2009-09-03 10:25:46)
残笛 ()   发表于   2009-09-03 09:08:23

看这个题目。。。我还以为维舟要激情一回。。。原来是n年前的重返啊
 回复 gone329 说:
没有N年前的这次重返,现在就很难重返了。
(2009-09-03 10:19:39)
gone329 ()   发表于   2009-09-03 01: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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